今年的四月间，终于听说了胡国强已经不在的消息。只是把胡国强的胡姓误成了吴，也许是记忆的模糊，更愿是上海人黄王胡吴不分之原因。他现在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长期的精神病折磨可以解脱了，虽死犹慰。在此，我禁不住为他一声叹息！本来人都会走的，无非早晚，叹息何由？只为他的生命浪费而感到悲痛，因为他的疾病年纪轻轻便丧失了生活能力，工作能力，也不知是否组合过家庭？！长期禁锢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
胡国强，在乡下和他相处的短短一年多时间，我比生产队的其他上海知青都要瞭解他。他是控江中学67届高中，他的语文很不错的，他说他当年还订过语文杂志，语文老师很喜欢他，要知道那年头订杂志的人可是凤毛麟角！他太想读书，觉得下乡太那个了。他是十分的念家，经常地写信去上海，初到乡下水土不服满身起泡擦遍紫药水，只得求助家里寄来一点泥土泡水喝竟然痊愈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他的性格较内向孤僻，也很清高。控江中学在上海也算是重点中学，这个中学来云南插队的独他一人。从侧面分析控江中学的学生子对云南不感冒，而胡国强偏偏选择了云南，我想多少和性情有关，不愿意有人认识他吧？他很留恋故乡的家庭生活琐事细节，怎么切肥皀片洗衣物，家里和睦相处吃饭情景说起来眉飞色舞的。他也很懂得爱惜身子，那时我们一般知青都很舍得出力的，他那不算小的个头却舍不得出大力，有一次挑秧因为挑得太少而晃悠得厉害引得农民大笑。
用当年时尚的话来说吧，他和我的世界观不同，说话渐渐说不到一起，话就少了，也就是没有思想交流了吧。但他和我还有另一68届高中知青是住在一起的。有一天他未出工，等我和另一位收工，发现他不在了，连同舖盖行李，我真的惊愕了，事先可无任何出走的迹象啊，厉害了！那天应该是我们下乡只有一年来晚的样子。生产队长和我们住在一个大天井里，以前地主的房产，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也未归还，顺便带一笔，有的也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历史不理旧账，活在当下最实在。我告之了生产队长，他来了看过现状之后也不解，还跟我开玩笑，问我是否欺负他了？我说怎么可能，他的个头比我大呢！因为那时我们生产队上海知青共有11人全是男性，已被评为云南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横出一杠有人出走岂不是被人笑话！这件事的发生完全是出乎众人之意料的，既然出了为顾全光荣集体颜面大家不得不对此事保持沉默为上。但大队公社这两级农村基层领导方面肯定瞒不住的。下级肯定要向上级反映的，具体的就不得而知了。过了半年吧，也无胡的任何消息，生产队除了和我原住一处的以外知青都陆续返沪探亲去了。
我是71年栽秧时回乡下的。胡国强也回来了，据说是被开远收容所遣返的。他是挑着扁担一路堵车走的。你想想，当时沒有公社证明外出是很难很难的。他回来一段日子，正好大家都不在，于是他尽情发挥他的才能，在生产队烤烟房墙上画画写写，也有一番新气象。他释放了他的能量便活跃起来，和农民及小娃有说有笑。听农民说，他刚从开远回乡下整天整天不搭理人，大家就喊他强巴，老电影农奴的主角之名，他的姓名中又有一强字，也算是巧合吧。等到他见我们知青回来了，面对我们又返回强巴的角色。他当时住在废弃的烤烟房里，那床怎么支的真是天晓得，光线也很差。他就觉得远离大家一人自在好吧，独门独户怎么样？！为维护团结互助，集体户还是把他请来一起吃饭。他就是不说话，你也拿他无法。我想其时那精神病的种子已经埋下了。一个好端端的上海知青被收容所收容遣返，多少会受点惊吓和刺激的，换着我亦如此吧。未几他家寄来一点吃的，他提出不跟大家开伙了，单独开小灶了。大家也就随他去了。
胡国强是71年9月招工走的，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只要拿他开远收容所一事说事，他也就泡汤了。在他走之前的几个月里，他是跟我是最接近的。一开始是无意中交流的，毕竟他和我住在一处过，再则我并无对不住他的地方。那一天好像是接近中午时分，我俩挑秧在一大树下歇息，记不得谁先开的口，照性情应该是我吧。怎么突然谈到了诗，这个高雅的题目。他说他喜欢诗也喜欢写写的。我就读了两句我在探亲从宝鸡到汉中途中的感受：蜿蜒褒河水，连绵秦岭山。他马上兴奋起来说是好句。胡国强，他在我们生产队上海知青中学历最高，加之不合群，能被他称赞实属不易，更何况我是普通中学初中生。再后来我去山上守生产队玉米，但午晚两顿集体饭菜还是要我来弄的。那时大家的饭量都可以的，而胡更胜一筹。他经常晚上来找我吹一会牛，只能一会，因我还要上山去的。有时有多余的剩饭等会留与他加餐，这在当时是保密的，现在当然可以解密了。所以他来找我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聊诗一层是蹭饭。我俩互动诗作，至今我尚保留着他的手稿。
胡国强是很担心他是否能上调工矿的，当他得知他能离开乡下进工厂时，心情表情是非常激动的。我未走成但我祝福他。
胡国强进厂后还跟我通过几次信的。我知道他当了锻工，他还为他当锻工写了一首较长的抒情白话诗，抄在一练习簿的封皮上，两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他的字还是熟透飘逸的。可惜我未保留他的这件作品，永远在记忆中了。再后来就失联了，一般来说我总是被动失联旳。再后来偶尔碰见熟人也会打探他的消息，但都不明确，可能对他的病况有所忌讳。有一年，具体记不清哪一年了，但肯定是夏季，我到他家去了。当时我住控江三村，他家是本地房子姚家宅，都在双阳路，他家更靠近控江路。我见到了他的弟弟，递了一支光荣牌香烟给他，他弟弟端出小板凳，我俩聊了一会儿。最后证实他确实得了精神病。他好像也不回家，病情时好时坏，好时写信字体为行书，自如；坏时写信字体则楷书，呆板。因他饭量大又有病，伙食团同情他有时打饭时会照顾点，他会说我这点饭票为何打这么多给我……更多的细节无从得知了。我告别了他的弟弟，也留了我的通讯地址。我从内心祝愿他早日康复！再后来，一直空档。再得消息，已不在了。
胡国强的去世本来也不是什么要事。但作为和他住在过一起又有共同爱好的同样上海知青有义务有责任为他留数行字作为回忆以为纪念。人上一百形形式式，有人坚强有人脆弱，有人达观有人伤感，等等不一。历史随便开个玩笑，那就要看你的忍受力了。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文革如果沒有下乡，胡国强会怎样呢？如果他一直和我在一起谈论诗很开心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可是沒有如果，应该说胡国强的一生对家对企业对社会都是损失，哪怕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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