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文帝周围多是以文义见长的士族之人，在江左政治社会氛围下，他们多不愿历武职。与此同时，刘裕所重振并以此为基础代晋建宋的北府集团，因缺少流民补充和互相残杀等内外部原因，势力渐衰，仅存的一位北府名将檀道济又因预少帝废立之事而不被宋文帝信任，此时雍州势力虽在崛起，但尚未占据主要地位。 因此，宋文帝急需提拔将领以充实刘宋王朝军事基础。长期辅佐宋文帝并得到他信任的武将屈指可数，到彦之则属其中的佼佼者，到彦之在护卫宋文帝赴建康即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时局微妙之际，他的建议得到宋文帝的采纳，可见宋文帝对他的信任。  宋文帝即位后，他与徐羡之等人，就在对到彦之的官职安排上发生冲突。余羡之等人正是想把宋文帝这一亲信将领调开，以便在朝廷中有更大的控制权力，而宋文帝以到彦之掌握禁卫军权，既能防备徐羨之等人另有企图，又能让到彦之主持“台坊访募”，为讨谢晦做准备。宋文帝为何急于北伐？ 此处有个前提，宋文帝在清除异己后不久，未经过充分的准备，便匆匆兴师北伐，其目的何在？  到彦之出自彭城武原到氏，王永平先生从到氏与刘裕先人同乡，推测到氏家族于永嘉乱后渡江，但门第更为卑微。 史称到彦之“初以担粪自给”，可以想见家境之贫寒。到彦之初以乡里身份随从刘裕征伐，后又任职于刘义隆府，是刘裕北府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宋文帝若想进一步任用到彦之，则需要给予机会让其积累声望和政治资本，这是关键所在。  与其父刘裕不同，宋文帝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在战略上轻视北魏，以为能如刘裕一样一举消灭敌人，此时的北魏，国力正处上升期，也异于南燕与后秦。在未做充足准备情况下，宋文帝希冀通过一次北伐，既能培育亲信将领，又能收复失地，这样的想法并不现实。 到彦之北伐及北魏的应对在到彦之北伐前，刘宋有过二次试探性的进攻。王仲德此时系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可能这二次行动宋军都没有成果，故《朱书》未载。  宋文帝之意，河南之地本为刘宋领土，为北魏侵占，理应收复，表明此次北伐的正当性，而“无关河北”似有承认北魏既有河北疆土的意味，而太武帝的答语显然是愤愤之辞，“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的说法并无依据。 尽管太武帝认为宋军不足具，但在北魏群臣固请下，仍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魏神麋三年三月“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  在列兵河南时，太武帝命河南兵北撤，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避开不利于魏军作战的时节，待“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 二，河南四镇兵少； 三，“诏河南诸军收众北渡以骄之”，在战略上迷惑敌方。 与此同时，赫连定势力也在侵扰北魏，太武帝欲先讨赫连定，北魏群臣以“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为由表示反对，崔浩从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而认定其无北渡意，故建议以伐赫连定为当务之急。  北魏镐礅、滑台、洛阳、虎牢诸戍相继弃兵而去，面对魏军以退为进的策略，到彦之等人非但没有察觉，反而沾沾自喜，惟王仲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 果不其然，自十月起，魏将安颜、叔孙建、长孙道生等便相继反攻，宋军大败。待虎牢、洛阳诸军相继溃败，到彦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又谏曰：“洛阳既陷，则虎牢不能独全，势使今贼去我千里”。  垣护之亦以为“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劝阻到彦之不要轻易撤退。 到彦之并未采纳这些意见，安排杜骥守洛阳，朱修之守滑台，散败而归。元嘉七年十一月，宋文帝复遣檀道济、王仲德北讨，因不敌魏军，次年二月回师。到彦之北伐缘何失败？ 到彦之北伐失败之原因及影响从战场形势来看，宋军失利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将领骄傲轻敌、考虑不周、临阵畏敌等。  到彦之本无突出的军事才能，他受命领兵北伐，不过是因为得到宋文帝信任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黄淮之间的平原利于北魏骑兵作战，以及在战斗力上，南方军队弱于习战的北方军队，都是此次北伐魏胜朱败的主要原因。  在战后将领处置上，宋文帝也表现出不公，因他发动北伐的意图就是为了进一步任用到彦之，故对到彦之虽作“下狱，免官”处理，但第二年又起为护军，但文帝却轻信杜骥之言，枉杀姚耸夫，兖州刺史竺灵秀亦因弃军伏诛，赏罚不明自会损害人心，不利于长远发展。北伐失败的影响 北伐失败对刘宋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刘宋立国仅十余年，远未达到元嘉后期“宋世之极盛”程度，国力无法支持北伐。  北伐失败造成刘宋国力削弱，其次，对宋文帝来说，北伐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促使他进行反思。宋文帝作诗曰：“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可以想见他当时悲痛的心情。 尽管宋文帝并未放弃经略北方的追求，但在谋划决策时，不得不小心谨慎，这也是下一次北伐远在二十年之后的原因之一。就北魏而言，魏军双线作战，既击退了到彦之、檀道济的军队，又彻底清除了赫连定残佘势力。 史载到彦之北伐后，司马楚之上疏称刘朱“民怨臣猜”，请求“扫清东南，齐一区宇，使济济之风，被于江汉”，“世祖以兵久劳，不从”此时北方尚存若千割据政权，加之柔然不时侵扰，北魏战略重心依然在北方。 此后，本着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策略，北魏加紧统一北方的进程，延和元年至太延二年，共发动五次战役灭北燕，太延五年又灭北凉，至此统一北方。 这里不谈北魏统一的详细过程，只想说明的是，在复杂的北方军事形势背景下，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并无大举南下的意愿，与刘宋间的作战，也是被动之举。 宋文帝即位后，刘宋所面对的是生机勃勃的北魏政权，其形势远非东晋末年可比。宋文帝虽于统治集团内乱时入奉大统，然其继位合法性不成问题，他亲政后翦除顾命大臣势力，所凭借的正是皇权。 元嘉七年宋文帝派遣心腹到彦之北伐，原因是他有收复河南之地以洗雪“国耻”的想法，以及希望提升到彦之的威望，为进一步任用他创造条件，并以此充实刘宋王朝军事基础。不过，到彦之的才能不堪为将，在战时表现出骄傲轻敌、考虑不周、临阵畏敌等缺点，这是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 与刘宋不同，北魏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军事形势。纵观北魏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泰常七年南伐、太武帝即位后伐柔然、神麋三年伐赫连定，制定决策时群臣内部均有争论，主要则在于对刘宋的顾虑，由此可见此时北魏群臣确有惮南之心。 这种担忧一是由北魏面临的军事压力所致，二是因为南北双方互不了解，军事交往不密切。在太武帝的坚持及崔浩的谋略下，北魏旣消除了北方存在的主要威胁，又击退了刘宋的进攻。 自宋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失败后，至北魏统一北方，刘宋再无经略北方之举，眼见北魏坐大而丧失有利时机。因此可以说，在宋魏军事进程中，一开始刘宋就处于不利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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