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独处，则心胸安然；
庄严恭敬，则身体强健；
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
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
原 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齐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仔细思考古人修身方面的要义，其成效特别显著的约有四项：慎重独处，则心胸安然；庄严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重独处，就是遏制贪欲，连其中最隐蔽微小之处也不忽略，遵循自然之理而行，一时也不间断，这样内心自省而无愧于心，所以心胸安泰。庄严恭敬，就是仪容整齐严肃，内心宁静专一，稳重矜持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追求仁义，本身须心存仁义滋养天性，作用于外则须，视百姓为同胞，视万物为朋友。如此大公无私，自然人民爱戴。正心实意，即内心忠贞不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之德感应天地万物，因此神灵钦敬。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者的修身功夫，那么效验自然来到。我年纪已老迈了，却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功夫，来求得万一的成效。
原 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译 文
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一个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原文：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译文：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实事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于是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去办时迟疑不决。改正一件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原 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眸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译 文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是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
“坚忍”者，君子所为，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于事业则会一步步接近成功，于生活才能真正体验到其甘味。
原 文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译 文
司马迁崇尚黄老，仰慕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也是符合事实。仰慕喜爱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例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此篇叙述的贯高都是这类人物。崇尚叹服黄老，所以多次赞扬视富贵如草芥、厌世弃俗的具备高尚品德的人，例如本纪中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中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中以伯夷为第一，都是有这种意图的，此篇末赞中讲张耳、陈馀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就是指他们不能抛弃权势重利，摆脱天下，自由遨游。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译 文
过去耿恭简公曾说过，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不拔，有耐性。其实带兵也是这样，和官场往来，我们兄弟们都忧虑的是略知世态需求却本身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想法，既不能硬做自我主张，又不能软去迎合世事，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安之妙就在于他全然不了解世态，他腹中虽然也有些不合时宜的念头，却能一味浑同包容，永不表现显露。我们兄弟却时刻显露出来，总不是拥有福气的法子。雪琴和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少有彼此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包容，决不显露表现。将来性情修养纯熟，身体也健壮旺盛，子孙也受用无穷。不要习惯于机变诡诈之方，恐怕在官场越久，德行就会越浅薄。
原 文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产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一个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导至萎靡不振，太刚则容易招至折断。刚并不是说要暴虐，只是矫正使弱变强。柔也并不是卑弱，而是在强的方面谦让而已。
原 文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译 文
自古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不是从自强自立做起，即便是圣贤之人，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独立不惧，坚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师的那些年中，好与诸位身居要职，名声高远的人闹意见，也是一开始就具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气概。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导至萎靡不振，太刚则容易招至折断。刚并不是说要暴虐，只是矫正使弱变强。柔也并不是卑弱，而是在强的方面谦让而已。办公办事，就应勉力争取，争名逐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当奋发进取，守成安乐，则应当谦逊平和。出外与人接触应答，应该努力表现；回家与妻儿享受，就要悠闲舒缓。如果一方而建功立业，外享有崇高声名威望。一方面求田问舍，内图谋奢侈的待遇享受，这两者都有盈满的征兆，全无一丝谦虚退让的表示，那么这一切必定不会久长。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译 文
肝火发作的时候，不只是不平和，更不恐惧，确实有这样境况。不仅年轻气盛如此，既使我渐渐衰老，也经常有勃然而起，怒不可遏的时候，但要强迫控制自己情绪，降服自己心境，佛教称之为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主要在于稍稍控制自己，不要让肝火过盛，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人所说阻塞欲望，就是降龙；所说警戒忿怒，就是伏虎。佛家，儒家说法不一样，但节制气血，没有不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必须要有这两个字的精神贯注其中，否则会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从倔强二字引出，咱兄弟们都继承母亲很多美德，它好处也正是在倔强上。如果能够去除愤懑的欲望而休养身体，多存倔强之气来激励志向，那么日日就可长进无限了。
原 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译 文
至于刚毅的气魄，决不能没有。然而刚毅和刚愎区别很大。古语云：能战胜自我就叫强，说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我的意思，如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不亮就起身；不习惯庄重恭敬，强制自己参加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能强制自己勤劳不倦，就是强，不习惯坚持，却能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就是毅。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就是刚愎，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慎。。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原 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 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产生；翠竹斑如滴泪，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 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 文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养德行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说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主张而使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的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则都全盘具备了，则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 文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价，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殓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 文
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有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是所说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的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做好一件事情，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只要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善于动脑，主观能力自然会是无穷无尽。
原 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 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成事立业，希望他发达兴旺。那么人们自然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彼此不能侮漫、安适平和而骄傲自大。衣冠端正，庄严肃穆，人们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别人自然尊重他的威严。遵守这两个方面，即使到国外出使也行得通，更何况带兵治军呢？
原 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前，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 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对失去亲人；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面临战场。如今杀锗狗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在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争战之事了。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幸运地获胜，看见战场上死伤的人彼此相望，遍地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形象，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有高兴欢喜的想法？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心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必败无疑。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啊！等到进攻狄戎时，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也是很明了的。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大家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
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开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在这关键时刻会暴露得纤屑不遗：英雄或者儒夫，卑鄙或者高尚，自私或者无私。曾国藩认为，他最紧要的品格与操守是：勇毅、团结、尚志、勤劳。
原 文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译 文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就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气概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在休养士气时，相机而动，不必过于追求速胜，而白白消耗精锐之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凯歌返回。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凡是和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散慢地打仗。士兵们会因散漫作战而不在意，不在意就会懈怠不认真。敌人因为散漫作战而更狡猾，狡猾就会变得机巧。用我军的懈怠去和敌军的诡诈机巧作战，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过去在军营中告戒诸将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或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进攻，士气最健旺，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减弱了，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玩味。大概用兵并无其它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可用尽就可以了罢。三国中，孙权攻打合肥，受挫于张辽；诸葛亮攻打陈仓，受挫于赫昭，两者失败都因起初气势太盛，过于锐不可挡，慢慢决战时就衰竭无力了呀。只有荀彧攻克逼阳，士气衰竭而又重新振作；陆抗攻克西陵，事先预料难以迅速取胜，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敌人力尽自毙。这也是善于利用士气作战的人了。。
古人云：惟忠疑之际，人臣最难处。猜疑毁谤，黑白相昧，乃人性蛇蝎处。然而，君子之心，廓然大火。忍侮于大者，浩然正气，坚而不移。
原 文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间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 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协。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老师孔子，东汉范滂没辱没母亲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纯朴诚实淳厚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发扬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虑，略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地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糟糕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独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作用它的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凭空论述本性、天命的学问，却不探求事物外在形状和内在神色，这种学问实际是模糊不清、说不通顺的。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阅览王夫之所注解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出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答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切不可毕露。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猜忌，避免功高盖主，才算是更大的才华，这种才华对国对家对人对己都有真正的用处。
原 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 文
《扬雄传》中讲：“君子遇到圣明的时候，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如龙蛇，可屈可伸。”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淡雅谦和无不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变化，是不是欲望没淡化？机心没有消弭？应该在心中猛省，表现在脸面上。
原 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有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适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 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想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趋向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当他们高据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地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熙熙攘攘的生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尽，而没有毫毛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 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责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捕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 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大，事业规模宏远，但是，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做人应该总是很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贵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人们的感情思想，人情不了解，又不如何知道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得很。。
俗话说：人生风波险，行船要小心。言多招祸，行多有辱。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至大。
原 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译 文
我曾思考《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事物。《周易》中的“剥”卦，是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困顿，可这正蕴育着相对应的“复”卦阳刚重返、生气蓬勃，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夬”卦，是讲君子强大小人逃窜，可这也暗藏着相对应的“娠”卦阴气侵入阳刚，小人卷土重来，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夬”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本来是吉祥的，由于吝啬可以走向不吉祥，本来是不吉祥的，由于改悔而又向吉祥发展。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吉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如果众人都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如果是因为老天爷的缘故，难道会如此不公平吗？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是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译 文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是勉强迁就。
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作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千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身处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前年刚进围金陵，我多次写信你并大多是恐惧儆戒之辞，也深深知道大名是不能勉强邀求。少荃(李鸿章)自同治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是家门的福分。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只应该敬畏上天，认识天命，可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我们用以保养身体、却除疾病的方法就是靠这个，我们用来维持我家盈满之象，保持通畅、安泰的也是靠这个。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让大家严格遵守的只有两句话，那就是“有福分不能尽情享受，有权势也不能用得精光。”有福而不过分享用，就是要以俭字为主，少用仆人奴婢，少花银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了；有势不多使，少管闲事，少评判是非，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怕你，就自然可以长久了。
我反复考虑，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平日里嫌这样做太急促，成就功业以后引退，则越快越好。。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原 文
君之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 文
君子立志，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民众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胸襟气度。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这样奋发有为，才无愧于父母生养恩情，不愧为人世间最崇高的人。所以，值得他忧虑的，是事业成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是为不修道德不精通学业而忧虑。因此，当社会腐败，坏人顽固不化就忧虑。外敌入侵，干扰人民就忧虑，小人当道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就忧虑，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惠帮助就忧虑。这就是常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优秀品质，是君子们担忧的大事呀。至于一人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具有壮志的君子是没闲工夫去忧虑伤神的。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庭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庭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若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可见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家范，即指一家之规法。曾国藩克勤于国，也克俭于家，思不辱先门，不辱己身；尊高年，慈孤弱，兄友弟恭，真真是立身百业，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 文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译 文
家中兄弟子侄，应当牢记祖父训戒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当谨记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日记中又讲到八本的说法，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侍奉长辈以让其欢心为本，修养身心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居家以早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都是我亲身经历、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弟应当教育众子侄谨记实行。无论治世还是乱世，家贫还是家富，只要能遵守祖父星冈公的八字与我的八本之说，总不失为让人尊重的上等人家。
原 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知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本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诸。
译 文
士大夫之家会倾刻衰败，往往比不上乡村耕读之家的家运耐久。所以认定造成衰败的缘由大约不出这几个方面。使家业凋蔽的途径有四条，是不讲求礼仪的人家必衰败；兄弟彼此欺诈不和的人家必衰败；妇女淫荡秽乱的人家必衰败；子弟们傲慢轻侮他人的人家必衰败。使自身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条，是骄傲自大、恃才凌物的人必衰败，糊涂懒惰、偏信下属的人必衰败，贪婪苛刻、求全责备的人必衰败，反复无常、不讲信誉的人必衰败。从来没见过以上弊病一丝不染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人事。子。
原 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不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界。
译 文
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数仅仅一代便享用殆尽，其子孙们开始骄横懒散，继而漂流浪荡，最终死于沟壑，能够有幸延续家声一二代的非常少见。至于商贾巨富之家，勤俭持家的能享用延续三四代。耕读为业之家，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托赖祖宗累积的德行，得以少年得志，家业发达，却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训各位弟弟及侄儿辈，希望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为善之家，而不愿成为仕宦之家。如果不能识透这番道理，那么虽然科举高中，官位显赫，终算不得祖父辈贤能孝义的子孙、振我家声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番道理，那么将使我钦佩之至。澄弟一直认为我升官得志，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不是贤德孝义啊。如果以此为贤孝之举，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他们也是贤孝之人吗？我自知学识浅薄，误登高位显爵，于是事事留心，时时在意。此时虽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如果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可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
原 文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最足养福。
译 文
“智、仁、勇”三项通透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之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所谓明有两个方面，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再如登上高山所见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天赋姿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熟透了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才可口中说出自己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再做决断，就叫英断。稀里糊涂就做决断，称之为武断。武断自身的一些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因此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
原 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译 文
至于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功夫呀。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凡是国家强盛的，必须得到众多贤臣的辅佐；家庭强盛的，必须多出贤良孝义的子弟。这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胜，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义，使自己慷慨自得，和曾子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是等同的，只有亲身实践由曾子、孟子的经验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保持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胜，则有因为强胜而迅速兴旺，也有因强胜而彻底惨败。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之流，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人如陆、何、肃、陈也都自知自家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势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
原 文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组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 文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弄糟。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红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的人才，不得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子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日益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上不知道自己吗？。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
原 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予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 文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看够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显要人物，特意显示出从容宽宠的气派来提高声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久已知道并熟悉。但自己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惩治迂腐恶象这一途径，心里本想改变一下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深重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罪。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还理当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没有不想着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躲避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变焦虑的愈多，公事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况且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真把它当作痛苦，懊恼的境况，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诸。
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原 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子。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竞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倒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界。
译 文
勤俭自立，习惯劳苦，可置身优裕的环境，也可置身节俭的环境，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我作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谨守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也可以，太丰厚就不敢领受。凡是仕宦人家，由俭朴到奢华容易，由奢华恢复俭朴可就难了。人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养成懒惰习气。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凡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凡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用，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因理财被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世的人就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财力有无多寡为高明。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时就艰难了。断断不是贫穷困苦能解决问题的，叶适曾说：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好的说法。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洋务本来很难处置，但根本问题，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浑厚；敬，就是慎重；信，是不说假话。然而，说起容易，真正做到极难。我们应当从此处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关系而改变。如果一定要推我主持洋务，也不敢推脱。将祸福置之度外，只以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为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请他到我这儿来一趟。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共事；从机谋私利来讲，我们可以采用勾践卑辱以使吴王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多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受辱的事。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谁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严，各种事宜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自然无后患。以柔和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的路也是这样。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陆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就各省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陆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行销中华大地。盐务是以海滨的各物产，行销于口岸各方。通商由广东开始，由闽、浙到江苏，到山东，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闽、到江苏，到山东，直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外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重重地收商人的资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的公使代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定要等到应允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子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外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实用的外洋器物，更属名正言顺。。
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义。
原 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译 文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起作恶为害，稍对待他们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将官长视同无物。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模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原 文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 文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也必定剜除他身上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身体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心恒，长久坚持下去。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可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上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文信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义。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诸。
外王气象要成为气候，便要实实在在地做实事。师夷之智，博采众长，才能自立自强。
原 文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子。
译 文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虑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而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界。
原 文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人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诸。
译 文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进行夸耀，是世之常情。忽视经常见到的，震惊极少见的东西，也是世之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在英、法两国是夸耀自己独特拥有，对于我们中国人却感到非常罕见而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中国就会对它习惯常见而不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所倚仗的优势。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士，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习，然后尝试制造。不过一二年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备物，同时还可剿除太平军，巩固国家长远战略设施。子。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界。
译 文
学习洋人的智能技术，目的在于明处是平定内乱，剿除奸徒。暗地里还可充分准备，抵御列强欺侮。列强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着重在陆续购买，为我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这样放肆实在有损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性，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许多机器，从外表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深处讲，也可以折损列强侵略我们的预谋。各地都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哈。
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
原 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可几及也。复。
译 文
写作文章这一道，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光大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睛，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之感。再如登危楼俯临大江，独自一人坐明窗下、净几旁悠然远眺，可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神志中丝毫没有卑下难堪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文章中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贾谊、唐代陆贽、宋代苏轼，他们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文辞意旨不很渊博雅洁，但他文章的形式内容浑然一气，通达明快。如同和知书识理的人谈论，表里都美，中心和铺映都相得益彰，确实不是可轻易达到的。制。
原 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代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自。
译 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认真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事业。诸葛亮以区区蜀汉的一块小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讨伐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所少见的。而《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说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恢宏、赏罚应公允，为君者应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怀远大，思虑专精造就的呀。诸。
原 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子。
译 文
夏、商、周三代盛时，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不待多说。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大经。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不断传授，演进孔子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况、扬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撰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