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塘-志余轶事

转自《支塘镇志》第二十一章

第一节  支塘地名众说汇集

支塘有诸多别名，如支川、支溪、芝塘、芝川、支里、集贤里等。始称什么，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历来有争议。有史料可查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因白茆、盐铁两塘交会于镇后分流，故名支塘。”（《常熟市志》）

二、宋淳祐三年（1243年），县令张从龙开支川，居民聚居成市。元末张士诚据平江（今苏州市）。堑白茆塘泄三吴之水，在此筑城名支川城。明洪武年间，此地发现灵芝，又称芝塘。明弘治年间，县令杨子器浚湖漕，南通盐铁塘，北连白茆塘，系白茆塘支河，遂称支塘。清初，一度又称支溪。”

“元末大乱。群雄割据。苏北人张士诚占江南为姑苏王。后朱元璋派常遇春挥戈南下，直逼支塘。当时叫支川。张士诚见支川无险可守，遂将支川城墙拆迁至太仓。”（《常熟历史知识小词典》）

三、“支塘镇在吾邑之东，北临白茆，中贯盐铁塘，距县治四十五里。顾祖禹方舆纪要云：其地即南沙废城。沈约日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晋平吴立暨阳县，司盐都尉属也。东晋时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将刘征率众数千掠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儒，即此。咸康七年，始罢盐署，立为南沙县，宋、齐因之。梁置信义郡于此，隋平陈，废郡，又徙常熟县治也，而南沙县废。唐移县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张士诚开竣白茆，因固址筑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为支塘市，城址犹存。按，顾氏之书，考据最精，其以支塘为南沙废城，必非臆说，不解从来修志者，何以第云张士诚尝筑城于此，而不云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县治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处？此考订之疏，关系非浅。”

“支塘本作芝塘，实以产芝得名。自程公许作开塘记，谓'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后遂沿其说，反以芝字为误。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尝作诗以辩公许之失云。”（《柳南随笔》）

四，“支塘一名支川，今之湖漕是也，以其为白茆（塘）之派别，故名。详见卢志程公许重开支川记云：支川发源昆承，横贯江浦，挟以东鹜，长四千寻，广一丈，与湖漕正合。而《柳南随笔》云：谓“支”本作“芝”，以产芝得名，引朱良吉、龚诩诗为证，此殊非确。双凤乡产玉芝事，在元至大庚戌（见《双凤乡志》），而程记在宋淳祐巳酉，是时已名支川，安得云产芝得名耶？且双凤之水，北注盐铁，未尝东鹜，亦无四千寻之长，当以旧志为是。集贤里坐落双凤乡四十一都，镇址即其地，旧辖坊前、贺舍、赤沙三村，未尽集贤之境。”“按，集贤里为东乡诸里之最大者。”（顾镇编《支溪小志》卷一）

五、支塘一名南沙，汉志以地取名，位置在大江之南，沙涨在地。在大江之北日“北沙”，在大江之南曰“南沙”。宋淳祐三年（1243年）县令张从龙开支川（即湖漕）故得“支川”之称。元末张士诚为防方国珍袭侵，在南沙城废址上筑城，正式定名“支川城”。

明建文年间（1399—1402年）又更名为“宝芝镇”，有龚诩诗“'北望宝芝三十里’……为证。”明宏治年间（1488—1505年）邑令杨子器开竣湖漕，南通盐铁塘，北支白茆塘，故名“支塘”（宋淳祐三年后至元末亦有“支塘”之称，不过，未正式定名）。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市民在市中修治屋基，发现小河故道……由于此河狭小，故只作溪，支塘因此得名“支溪”。辛未年（1871年）于芦泽塘之农家得一红芝，清光绪已卯、庚辰年（1879、1880年）许尧家园圃内发现玉芝、紫芝各一，故又名“芝塘”。人们因“芝”“支”同音，故遂称“支塘”。

至于“芝溪”、“芝川”之说。皆出于产灵芝取意。（《支塘小志》）

六、“支塘去县城东五十里。而元季张士诚尝筑城于此，至今遗迹尚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其地即南沙废城，则误矣。”（《琴川志》补记卷二、城池。详见附录一：读史方舆纪要南沙废城辩）

七、按井里聚落，有盈耗，无沿革。吾里本属废县，与他镇不同。顾设县所由府县志，俱以为张士诚所筑，非南沙旧址。府志出王御峻，县志出陈司业祖范，两公皆邑人，考据宜核实，而虞东（顾镇）据本力辨为晋代之南沙遗迹。

支塘以支川得名，或云系白茆支河即湖漕。或云支溪另是一河。又名芝塘者云，以产芝得名，据朱良吉、龚诩诗为证，而不知何时产芝。若双凤乡产玉芝事，在元至大庚戌（见《双凤志》）。而程公许在宋淳祐乙酉作记。惟言支川不及产芝事，则支塘之以支川得名，仍其旧可也。

顾氏景范云：支塘距县四十五里，其地即南沙废城。元末张士诚开浚白茆塘，因故址筑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为支塘墅，城址犹存。

苏州府志云：支塘城在支塘镇，遗址约五里，张士诚开白茆塘时所筑，明宏治中取其砖筑太仓城，遂废。

支塘向无里门，乾隆十一年，里人始建砖门一座于旧南城之内，颜日集贤里。

湖漕起支塘镇东四十一都，逶迤三十里，迳自入海，长四千寻，广一丈。邓志：支塘南通盐铁，北通白茆，盖即以湖漕为支塘也。（《支溪小志》清顾镇纂，周昂增订。）

八、“支塘，位于常熟东境，紧邻太仓，向为邑中重镇。《常昭合志》载：支塘镇跨白茆盐铁两塘交会之上，以白茆港支流得名，宋为市，旧属双凤乡。”

“诸志均推支塘之名源于南宋程公许撰记，此说尚可商榷。按北宋元丰四年前常熟县尉陈于《新改禅寺记》：常熟县东七十里，有双凤乡，有村支塘，而寺于其间曰明因。及熙宁三年昆山人郏嬗上《治田利害书》：”太仓岗身以东双凤塘、斗门、直塘、支塘、李墓塘。查元丰熙宁早于淳祐百年，其时即称支塘，则显见支塘并非出于支川，相反支川应系支塘之别名无疑。又据元秦约《城南佳趣堂记》：虞山之东有地曰芝溪；明邓韨《重修尚书行府记》：县之镇曰芝塘；李杰《建始令章先生墓志铭》：世居海虞支川；清唐孙华《重修芝川法城庵记》：有地芝川；顾镇《周翁传》：周翁，字伯甫，支里人。可知支塘于宋时已名，南宋起别称支川，元大德改谓芝塘、芝溪、明清则以支塘、支川、芝塘、芝川、支溪、支里通称之。”

“支塘之历代建置，按近年长桥村出土唐贞元十一年（795年）《唐故制授温州乐城县令龚府君墓志铭》及唐大中元年（847年）《唐故龚府君墓志铭》所载，唐中晚期时隶属于常熟县南徐乡之大舍村途田里，迄北宋元丰县尉陈于撰《开塘记》则改建置为双凤乡支塘村。南宋宝佑《重修琴川志》更详具为双凤乡四十一都集贤里支塘村。然至元至正《重修琴川志》云：'详符图经所载常熟县旧有七市，今存四耳’，其以支塘市属之。故似支塘在北宋初大中详符时已升为市，或支塘市外仍有支塘村的建置。明邓韨《重修尚书行府记》：县之镇日支塘，嘉靖张京安《重修盐铁塘石桥记》：面支塘镇。可知支塘于唐代尚为村落，宋元时升为市，明代起遂成镇。”

（周公太《常熟历代古地考略》（一）支塘小考，摘自《常熟市报》）

编者认为：

一、支塘之名、始于北宋。据陈于《明因寺设禅院记》云：“常熟县东七十里，有双凤乡，有村支塘，而寺于其间，曰“明因”。昔尝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国朝祥符元年改元，始易今额，至熙宁六年，遂为禅寺。”明因寺始建于齐梁年间（约公元505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赐名“明因”；陈于所作《明因寺改设禅院记》一文写于北宋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由此可见，北宋时已称支塘无疑。

二、至于支塘这个地名的由来，就是因开凿湖漕塘而得名。湖漕系白茆塘支河，取名支塘，是合乎情理的。支，一源而分流之意；塘，河道也（这里指的湖漕塘），别名支川、支溪、或芝塘、芝川，也都与河道相关。至于“支”字换个“芝”字，很可能与当地产芝有关。但不管是在元代或明代发现灵芝，支塘这个地名在北宋时就有了。

问题在于湖漕塘（支塘）开凿的时间，是不是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不是的。据《重修常昭合志》记载：“淳祐三年知县张从龙开支塘”文中有个说明：“钱志：程公许重开支川记略曰……”。可见，这次是“重开”。据程公许重开支川记略，首次开支塘（支川）约在此以前百数十年间，也就是公元1090年左右，这与明因寺赐名的年代、陈于写作“明因寺改设禅院记”的年代相仿，这也是支塘的地名始于北宋的另一佐证。

三、支塘又名支里、集贤里，是由于宋代的县以下建制设乡、都、里、村（元代，都以下改里为图）。所以，支塘在形成村落之后，一度又称支里、集贤里。

四、支塘有许多别名，乃文人所取，且常常互用。支塘这个名称，虽不及“支溪、支川”等文雅，惟其因为它通俗，为老百姓所喜欢，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称支塘。也是因为始称支塘，具有稳定性，故延续至今。

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支塘镇其地即南沙废城，”“元末张士诚开竣白茆，因故址筑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为支塘市，城址犹存。”《支塘小志》也说：“支塘一名南沙。”“元末张士诚为防方国珍袭侵，在南沙城废址上筑城，正式定名为支川城”。编者认为，此说有误。

元至正二十四年（1346年），张士诚遣左丞吕珍，起兵、夫十万，浚白茆塘九十里，并用开塘挖出之泥，在支塘筑起一座方圆五里的土城，这是历史事实，现支塘犹有土城遗迹可寻。但不是在南沙城废址上筑起的支塘城或支川城。

据《常熟市志》载：

“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常熟地方有南沙乡，置司盐都尉。三国时，南沙乡属吴国，隶吴郡吴县。西晋太康三年（281年），南沙乡割属毗陵郡暨阳县。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在南沙乡设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大同六年（540年）于南沙之地置常熟县。”并称：“东晋建立南沙县及梁代建立常熟县时，县治均在南沙城（今福山镇）。”“福山镇位于市境东北，滨临长江，距市城区22公里，该镇为江南港口古镇，系东晋时南沙县治及梁代建常熟县的县治所在地。古迹有南沙故城遗迹及宋、明代总兵署等。”

可见，说在南沙废址上筑支塘城（或支川城）显然有误。“南沙”是支塘及其周围地区的泛称，旧时的双凤乡也隶属南沙，并非专指支塘地区，更不是今福山镇的南沙城。

第二节　轶事

【张士诚移城】

据《常熟历史文化知识小词典》载：“元末大乱，群雄割据。苏北人张士诚占江南为姑苏王。后朱元璋派常遇春挥戈南下，直逼支塘。当时支塘叫支川，张士诚见支川无险可守，遂将支川城墙拆至太仓。但事关紧迫，他见堂下蚂蚁搬骨头，即调集数万兵丁民工从支川排至太仓，以蚂蚁传方式将拆下的城砖传至太仓。传说一夜之时，建成太仓城，成为奇迹。据说，由于民工逾万，单从蒲鞋里拍出的尘土就堆成一道土墩，至今太仓直塘一带仍流传蒲鞋墩之传说。”

《太仓县志》载：元至正17年，移支塘城筑太仓城。

【焚香纪念张士诚】

据《常熟市志》载：元末张士诚起义后，很快渡江攻下苏浙一带，在苏州自立为“姑苏王”。

“姑苏王”关心百姓疾苦，常到各地视察民情。张士诚来到常熟时，看到白茆塘淤塞，即以工代赈，发动民众全线疏浚，并用开塘挖出之泥，在支塘筑起一座方圆五里的土城，此城既保周围田亩免受涝灾，又使百姓安居乐业，深得民众称赞。是日，疏浚筑城毕，民工们换下的草蒲鞋竟堆得如小山，当地百姓即称堆鞋处为“蒲鞋墩”。至今支塘有泥城遗迹可寻。

后，朱元璋破苏州，张士诚宁死不降，自缢身死。常熟百姓闻讯后，极为悲痛。以后每逢农历七月三十日“姑苏王”身亡之夜，家家户户都在屋外祭烧用木屑拌油下脚做成的“香”以示纪念。张士诚小名叫“九四”，故称“九四香”，后方言语传讹，俗称“狗屎香”。

【林则徐献银疏浚白茆塘】

1833年夏秋间，连下暴雨，洪水猛涨。白茆塘年久失修，淤塞严重，致使两岸田地十有八九受淹。当时，林则徐从山东来江苏任巡抚只有几个月，接到灾情报告后，一面赈粮救济，一面商讨疏浚白茆塘。林则徐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他派布政使陈銮等人先到常熟实地丈量，经研究后拿出疏浚方案。疏浚地段定为支塘东胜桥至海口段。全长7800多丈，预算工费银11万两。林则徐考虑官办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银两，便倡议由官民共同捐资兴办，他自己带头捐献了100两银子。

1834年4月，白茆塘疏浚工程动工，林则徐为使“工归实在，利济农田”，防止官吏督办失职和贪污，亲自前往工地查勘，并在查勘过的工段两岸，“凡树石、桥梁、步头、皆予锲暗记”，以备日后检查工程质量。

河身疏通后，林则徐又不辞辛苦，到工地验收，“有偷减率略不如式者察出补复…或奖或斥，人人惊服。”白茆塘疏浚后，对常熟经济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甲午（1834年）秋之大雨，乙未（1835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赖水利治，岁仍报稔”。常熟百姓十分崇敬林则徐。

【马如飞开篇唱支塘】

马如飞，清代著名弹词艺人。擅唱《珍珠塔》，被誉为“珠塔状元”。曾到支塘演出。当时曾以支塘风景为题材，创作弹词一首，题为《支塘风景歌》。将支塘的名胜古迹、风物人情一一描述，娓娓动听（详见本志《文化》章第二节诗词文选）。

据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著《小说二谈》谓：马如飞，字吉卿，一署沧海钓徒，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幼习刑名，充书吏，后因家计艰难，改承先业，从其中表桂秋荣学（桂秋荣为擅唱《珍珠塔》的名家，书艺卓越，闻名江浙）。如飞天资聪敏，不久便有了相当成就，到外地码头去开档，一时声誉雀起。如飞为人很虚心，希望得到成功，每遇有学问的人，总是拱手折腰，虚心下气的请教，所以他的唱本，无论是开篇插科，以及引用古典，是莫不“雅俗共赏”的。

他所交往的，大都是当时名士。给予他事业以最大的帮助的，有元和江挺三、倪听松、潘瘦羊。挺三对于开篇，听松对于说白，瘦羊对于插科，都用了很大的力量。以此一部《珍珠塔》，经过几番改动，遂成了千古绝唱，开辟当时弹词界的一个新天地。而马如飞的《珍珠塔》也就名重一时了。

如飞能文，有诗近千首，又著有《南词必览》一书。如飞诗曰：“韶华匆匆三十年，不读文章不种田，赖有南词谋活计，未尝摇尾乞人怜。”是可见在弹词以外，其为人亦有可称者。

【元孝子朱良吉割心救母】

据清顾镇纂《支溪小志》载：朱良吉，芝塘人。元延祐乙卯冬，母钱氏病，将死，良吉沐浴祷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块，煮粥以饮母，母食之而愈。良吉心痛，就榻不起，邻里怜其欲绝，乃集财命颐真观道士马碧泽者，醮告神明，祈阴佑之。是日，邑人俞浩斋闻而过其家，观其疮裂几五寸，气腾出，痛莫能言，俞为纳其心，以桑白皮线缝合之。未及期月，已无恙矣？郡城宋翠岩先生有诗记之。（诗文已失）

【灵丹妙药“裴麦粉”】

支塘镇裴家桥裴氏世医，自明代以来，医术代享盛名。裴氏有家传二十四秘方辩证治疗婴儿诸症。自清裴蕙芳起，为适应小儿服用，乃以药研粉，以炒麦粉和食糖，病儿喜服，药少效高，遂以“裴麦粉”闻名，被誉为灵丹妙药。

“裴麦粉”之由来，有一段传说故事。相传乾隆某年，有一天裴家桥忽然来了个衣衫褴褛、貌似乞丐的人。他手持一钵，肩负一袋，径自进入裴氏医室，见了裴氏十世医蕙芳先生，口中喃喃有词：“若有小儿郎，患得疳积病，服我此麦粉，顽疾即消除。”他边说边从袋中倒出麦粉，置于钵中。接着说道：我见你行医广积医德，愿将此麦粉奉赠，以治小儿疳积，善哉善哉！言毕，将盛有麦粉之钵送给裴氏，裴氏虽难以置信，还是起立接受了赠钵，煞时间，“乞丐”已无影踪。裴氏甚为惊异，遂将麦粉珍藏。

一日，有位妇女，携一面黄肌瘦，神情疲惫的病儿前来求治。妇女诉说，小儿患病多时，胸腹胀痛，不思饮食，渐见消瘦，恳请医治。裴氏悉心诊脉、望问，确诊此儿患有疳积病。可是，汤药苦口难服，怎么办？忽然想起“乞者”所赠麦粉，姑且一试，便取出麦粉，调以药物，偎病儿服之。说也神奇，病儿服药不久，便排出腹中之虫，即感胸○腹松，见者无不称奇。于是，裴氏以所赠麦粉奉为神仙降赐灵丹妙药。自此，裴氏每日自磨麦粉添入钵中以补之，由是“裴麦粉”治儿疾之名广为流传。《支溪小志》载：到裴家桥求医者，“背负手携日以百计，深夜叩门求医，即起床应诊。贫者则给诊送药”。故“裴麦粉”之名，历久不衰。有诗云：“驱车棹舟护儿去，裴家桥南求仙医，灵丹妙粉施一剂，张嫂李姨喜眉宇。”

第三节  革命斗争回忆录

两次脱险记

顾骋怀

抗日战争开始，苏南广袤的土地上，遭到一场日寇奸淫烧杀的浩劫，加上一次次的“清乡”，人民备受磨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的家乡常熟支塘镇，离“沙家浜”比较近。我从小受到革命的影响，加上我的老师顾定同志是个共产党员，对我帮助很大。19岁那年，由顾定同志介绍我参加地下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受中共江南（苏常太）工委书记任天石的领导。当时我虽然没有见过任天石同志，但经常接到他的指示，要我们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增强革命力量。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坚持苏南一带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健儿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更加活跃起来了。我们就忙着搞宣传，贴标语，造声势，加强军民团结。

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对我们党的政策远远不了解，还是在盼“中央军”来。为了安定民心，宣传党的政策，组织上分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的堂兄顾远和我一起，为太仓县政府（抗日战争时期支塘镇属太仓何项区管辖）写《布告》。由于镇上没有印刷厂，而任务很急，我们俩就在一间小屋子里关起门来从白天写到黑夜，点起灯来继续写，一连写了几十张、上百张《布告》，我们手也写肿了，眼也写花了。《布告》盖上太仓县政府的朱红大印和县长浦太福的签名章后，一贴出去，老百姓就纷纷围上来看，我们就在旁边观察动静。只见有的交头接耳地议论，态度比较轻松，有的面带笑容，我们就放心了，感到一天一夜的辛苦没有白费，接着浦太福县长来到支塘，召集当地士绅开了一个大会，宣讲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安定民心。

国共重庆谈判后，公布了《双十协定》，我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在江南仅留少数同志组成若干武工队坚持革命斗争。我经组织决定留下来做地下工作，受何项区区委书记朱青领导。北撤后不久，国民党部队就进入支塘镇，强占民房，掠夺民财，还经常出去“扫荡”。因支塘镇地处交通要道，一向是敌人的据点，朱青同志很快就派联络员来和我联系，方法是通过一位镶牙的同志，由联络员坐在躺椅上假装镶牙，一面递交秘密情报。我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及活动情况等，密写在很薄的纸上，卷在小药瓶里伪装起来，秘密报告朱青同志。但隔了一段时间，不见朱青同志派人来联系了。在1946年刚过春节的一天傍晚，我起看庙会，一逛就到深夜，只见我的小妹妹慌慌张张来找我，把我拉到外面去，悄悄地对我说，敌人已包围了我们的家，是镇上警察局巡官王如生（解放后已判刑）带了一大批匪兵来领捉的，指名要抓支塘共产党的负责人，要我赶快逃跑。我马上绕小路跑至何市小圩里姑父家中躲藏起来。

虽然我脱险了，但从此我遭到敌人的通缉。他们没有抓到我，就将我父亲逮捕。后来虽然释放，而家庭被定为“匪属”，行动不能自由。

小圩里这地方，本来是武工队活动地区，群众基础好，我想办法结识一些进步农民，向他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请他们如发现武工队，就来通知我。

我终于找到了何项区武工队长叶重，我告诉他地下组织破坏的情况。他说：“过去我和朱青同志一直在一起，对你是了解的。”他还告诉我，2月初工委决定召开东乡片各武工队军事会议，他和徐政、朱青、潘新等十多人在吴市附近皇家角农村宿营，被三青团员告密，遭到吴市反动派武装包围。朱青同志在掩护队员突围时壮烈牺牲后，敌人在他的日记本中发现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名单，所以敌人大肆搜捕。至此，我才明白朱青同志的牺牲和所以没有派人和我联系以及地下组织遭破坏的原因。

叶重同志要我暂且等着，待向上级组织汇报后再来通知我。我们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在田野中的一个牛棚里。到了约好的时间，我和叶重同志又见面了。他通知我，组织要我跟随武工队一起活动。后来我们活动到常熟西乡任阳附近，找到工委书记陈刚。陈刚同志对我说：“你的面貌已暴露，敌人正在通缉你，在苏南已不能再呆下去了，组织上决定叶重同志和你一起去苏北解放区。”于是，叶重同志向组织交了随身的驳壳枪，组织上发给我们路费，我的党组织关系由叶重同志带着。组织上还要求我们走“合法路线”。接着我俩到了上海，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来后就化装打扮起来，叶重同志买了呢帽、长袍等，化装成商人。我们商量了很久，分析了敌情和可能遇到的问题。第一，我俩的关系是老板和小伙计的关系，口径一定要一致；第二，因我不会讲苏北方言，他曾去过苏北，会讲几句海门土话，所以要我尽可能不要讲话，一切由他来应付；第三，我们身上没有带任何证明，敌人检查很严，无论如何不能在南通过夜，一定要连夜赶出南通城；第四，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一定要镇静，万一被捕，不暴露身份，不叛变革命。

我们商量好，第二天乘坐一艘“航利”客轮到天生港，当客轮快到天生港时，太阳已偏西，我在客轮上朝码头望去，见敌军很多，枪上还上了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敌人戒备森严，正剑拔弩张，等待着旅客上岸检查。我们思想上已经作好了准备，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心中一点不慌张，大步向前闯。那时正值深秋季节，江风吹来，不觉有些寒意，我不禁想起古代荆轲过易水时所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易水歌》，更增强了我的勇气。

客轮并没有靠岸，而是用驳船每船载一二十人，一船船渡上岸去。我们等到旅客运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认为这个时机最好，才跨上驳船。到岸时，看到岗哨旁边有一群旅客，有的匪兵在对旅客搜身、翻东西，有的匪兵对旅客吹胡子瞪眼，喝骂声和小孩的哭声乱作一团。我们乘此机会走过岗哨，神态自若。叶重同志在前面走，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潇洒大方，像个阔商。匪兵没有过多盘问就放我俩过去了。我们一过岗哨，马上叫了两辆黄包车。因为要走出南通城，听说飞机场还有岗哨，我们多给一些钱，要他们绕小道拉到南通市郊。黄包车工人领会我们的意思，飞快地将我们拉到市郊，那时太阳已下山，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但危险并未过去，因为南通的四周经常有还乡团活动，假使遇到凶残的还乡团，死多活少。我们摸黑走了整整一夜，到拂晓才进入敌占区和解放区交界地带，打听找到了当地民兵，才脱离险境。民兵领我们到交通站去，打听我们要去江南办事处的地点。我们又经过长途跋涉，到东台，在建新公司找到了浦太福同志，然后由浦太福同志介绍我们到一仓河江南办事处向工委书记任天石报到。我们和任天石同志一见如故。他亲切地和我谈话，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回顾抗日胜利后坚持在何项区的斗争

叶　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除向我解放区猖狂进攻外，并在新四军北撤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反共“清剿”，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当时我留守在江南，在中共苏常太工委领导的何项区工作，坚持民主革命。现将这段历史回顾如下：

（一）

1945年10月国共和谈，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中共苏常太地区的党政机关和武装人员进行北撤。同时，为了维护留守人员和北撤人员家属的利益和安全，也为了以后恢复苏常太地区的工作，成立了“新四军苏常太留守处”，组成武工队，陈刚任留守处主任兼武工队长。

武工队下分三个大组，分别活动在吴（市）、浒（浦）、太（仓），以及东横任石和梅南梅北三大片。吴、浒、太片武工队大队长为朱青、副组长潘新，队员有张梅生、叶重、顾才彬等。苏常太工委委员徐政经常来璜泾、何项一带和我们一起活动。当部队将北撤完毕时，我们首先向何市伪警察李培德开刀。他放高利贷压榨人民，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我们将他逮捕，宣布了罪行，予以镇压，人心大快。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即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向我解放区猖狂进攻。同时，在新四军撤离的江南地区，建立起区、乡、镇各级政权，推行保甲制，并调兵遣将，实行反共“清剿”，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派军警进驻苏常太地区，对我留守人员的武工队开始扫荡。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在最紧张时，我们只能蹲在棉田里过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我们有时化整为零，有时集零为整，使敌军摸不清我们的行动规律，又使乡镇长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坏事。但在当年12月，张梅生回横塘市家中时，仍被坏人告密而被捕。

敌人采用各种伎俩来限制我们的行动，妄想一举消灭。他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发展三青团，成立“自卫团”等，扩大反共“清剿”力量。并派出特务散布谣言，说“在抗日战争中死了很多人，现在有鬼经常在夜晚敲门”等，使我们与人民群众隔绝。在春节期间，还发动各村舞龙灯，特务则混迹其中。这使我们在上半夜不能进村，下半夜进村敲门，群众也不敢开门。后来，我们和群众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并规定了夜间敲门的暗号，才使我与群众保持了血肉联系，便于立脚。

不久，何市镇国民党当局也成立“自卫团”，利用“自卫团”与我们为敌。我们当即向镇长严正指出：必须将“自卫团”的人员、武器、弹药造具清册，报告我们；并且，不准“自卫团”与我们为敌；如置若罔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你镇长承担。“自卫团”成立以后，我们也向自卫团做了工作。这样，就便于“自卫团”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们的行动不但未受到限制，反而在何市一带的活动更方便了。

1946年2月8日，苏常太工委决定召开各武工队军事会议，由徐政、朱青、潘新和我等近十人参加，主要研究形势和我们的活动方法。当晚宿营在吴家市附近的皇家角。那是一个四面是水，前面仅有二道堤坝为进口的地方。次日傍晚，徐政说：“今晚仍住在这里，这里的地形很好。”我说还是转移为好，千万不能麻痹。我们住的这家农民说：“这里很保险，象箱子一样，不会有坏人知道。”我们就住了下来，抓紧洗衣服、晒被子、擦枪。谁知被吴市一个三青团员路过发现，即回去报告国民党军警。

敌人调动了两个班前来偷袭，一个便衣班埋伏在堤坝外而，一个班从堤坝向村里包围过来。那时我正上完厕所，发现有敌情，即回晒场报警。徐政、朱青、顾才彬等持枪向堤坝后监视敌人，潘新跳水游到对岸接应，我和另一位同志进屋取短枪和手榴弹，准备突围。此时，敌军已越过堤坝，边鸣枪边呼喊“追！追！”。我们两人见一时出不去，便守在屋门两侧，准备迎战。后枪声逐渐远去，我们即从后门转至竹园，从那里突围，向南渡桥方向撤离。在与徐政汇合后，到南渡桥一座庙里休整。徐政说：“突围时我走在前面，朱青在后。当走到坝中，发现坝外有敌人埋伏，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我当即大喊一声“冲啊！”并举起匣枪猛打，才从后坝冲出了包围圈。敌军也向我们打枪，朱青同志不幸中弹，倒在水中。其他同志冲出一公里多，敌人还在紧追不舍。后来我们越过一座桥后，将桥板抽掉，才摆脱了敌人。”。徐政分析，朱青可能已牺牲。第二天证实，朱青确已光荣献身。当时敌人大肆宣扬说：“包围了游击队，击毙一名负责人。”我们心情十分沉痛，徐政表示：“回工委后一定要作深刻检讨，接受这一血的教训，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这天晚上，我们睡在稻草堆里，天气很冷，冻了一夜。

（二）

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加紧了敌占区反共“清剿”，我们处境更加险恶。这时，敌镇长的反动面目已日益暴露，配合军警频繁扫荡。到8月份，我们的经费也发生困难，连伙食费也开支不出。工委决定派人去苏北领取经费，徐政就派遣我化装成商人去苏北。我越过重重封锁线，从上海到了青龙港，找到朱英的交通站。我到苏北已是8月中秋，从地委领了部分经费回到交通站时，青龙港已被封锁，只能走天生港。其时，地委还要我带卫旭东一起回江南。朱英要我们化装成布贩，并托附近村里到上海的小贩，带领我们到上海去。次日，小贩已先动身走了，只留下地址，叫我们到了上海按地址找他。我和卫旭东冒险到了上海，按地址找小贩，没有找到。于是，我们就把十多匹布卖了，回何项区，卫旭东在窑镇下的车。我一到何项区，就感到气氛不对，国民党军警正在加紧盘查，何市镇长露出狰狞面目，配合军警搜捕我留守人员，我已被列入通缉名单，潘新同志则在璜泾的一次战斗中献身。因此，我们只能在农村打游击，进行秘密活动。

接着，经联络员传达工委指示，要我交款后即返回苏北，分配到党校学习。其时，留在支塘的地下工作者顾诚同志，也被敌人列入通缉名单，组织上决定要我和他一起撤往苏北。当年10月上旬，奉苏常太留守处主任陈刚的指示，我和顾诚同志从天生港回到了苏北地委。

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苏北解放区，苏中区党委决定成立十地委，任天石同志又动员我回江南坚持民主革命斗争，拟派我去苏州地区做地下工作。我们一行30余人正打算渡江南下时，由江祺生同志打前站。不幸，他在金沙镇附近与敌军发生遭遇战，中弹牺牲。敌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公路和港口的封锁，我们一时难以渡江。任天石同志决定由我带领十余名老弱和妇女回地委，并分配我到党校学习，听候调遣。后来，我们在晚上沿着海边行军，长途跋涉，通过重重封锁线，才到达山东解放区，找到华中分局。于是，我就参加到自卫战争的行列。

留守支塘，坚持斗争

李永祥

1945年11月，我随常熟县党政干部北撤。1946年1月初，我奉命回江南开展革命活动。当我从上海秘密地回到支塘，知道武工队已撤走。于是立即返回上海，暂住老北门刘炳荣老友家，以卖甘蔗作掩护，外出找组织。直到5月份，才获得军事科长徐政的指示，速回支塘开展工作。

我主力北撤以后，驻支塘、白茆、任阳的反动军警、县保安队和乡自卫队联合对我活动地区进行清剿；暗藏的敌情报员异常活跃，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密报敌情报机关，这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困难。幸有当地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在弹丸之地坚持三年多的革命斗争。

记得有一次，获得情报，敌人要下乡来封村捉我。深夜，我来到倪泾、赤沙塘口的顾阿太家，他把我藏在罱泥船的后舱里。天微明，把船摇到横溇去罱泥。8点光景，敌人来了。他们挨家逐户、里里外外搜查。我对顾阿太说，敌人要上船，你不要慌，要你摆渡，你就把他们送过河去，要是下船搜查，你就上岸，我用枪对付他们。折腾了半天，敌人扑了个空，十一点时，恼怒地走了。

又一次，得情报，敌人又要下来捉我。天蒙蒙亮，我来到吴家水沟姨母家（吴云麒母）。一径走进姨母房中，告诉她，敌人要来捉我，让我躲一下。我知道吴家旧厅堂的屋顶和圆堂屋顶相交处有个空隙，足可藏一、二个人。我上去拿开望板砖，侧身进去，躲在那里。姨母给了我几个饭团，把接脚的东西拿走，然后开大房门，独自到支塘镇上去。

敌人果然来了，把吴家水沟上的人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查遍了。敌人来到我藏身的旧厅房，听到敌兵在问吴顺福的儿子：“小朋友，看见永祥伯伯吗？”那孩子回答说，没看见。这次，敌人又一无所获。

第三次，我藏在岳父家，藏身之所，与吴家水沟姨母家一样的屋顶间隙里。

1948年4月，常熟县警察局贴布告，通缉我革命干部，其中捉到我，悬赏30石大米。

更危险的是叛徒领捉，因为叛徒熟悉我们活动的规律和经常住宿的地方。例如，1947年7月9日夜里，周小满领着驻支塘的青年军202师某部官兵，来自米浜偷袭。幸亏被张祖福发现，及时鸣枪报警。江坚虽深度近视，但能从衣帽上判断出是敌人，对准那带头的敌人举枪射击，正好打中周小满，敌人失去向导，不敢进攻，悻悻地回去。1948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夜，徐政、俞玉铭、张祖福和我，在新庙村梅秀家宿营。天刚亮，张祖福上茅坑，在束裤带时，向北一望，发现敌军（驻白茆保安队）就奔回屋里报告敌情。徐政说，不要慌，先把稻柴铺收拾好，然后从屋后突围。俞、张先行，爬越了围墙，我居三，也爬上了围墙，但徐政爬不上来，我就下墙，把他推上了墙。这时敌人已冲过来，我举枪作射击状，趁敌人惊吓的一刹那，我就翻身上墙，跳进竹园，向庄浜桥走去。我们三人过了桥，只见带病的徐政艰难地走着，我在桥边等他。当他一步过桥，我就使劲把桥面拔起。敌人过不了河，用16枝步枪向我们射击。徐政不幸中弹倒下。他挥挥手，示意我们快跑。张祖福奔回来，见徐政已牺牲，拿了他的枪就向东南方向奔走，夜里我们三人才会师。

敌人捉不到我就去四丫里抓走了我的大儿子李仁喜。他们满以为我武工队会去救的，借此捉拿我。经研究，由武工队出面给信白茆镇镇长金增二，命他向保安队保释李仁喜。由于当时的形势，敌人释放了李仁喜，但令他在家不得外出。其实这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妄图诱我去四丫里。

李仁喜在家呆了一段时间，趁敌不备之际逃到杨泾（今马坊村），经我江南工委介绍去苏北参军。

1948年淮海战役后，敌人的反动气焰开始下降，我武工队利用这有利时机，做好宣传工作，并稳住国民党乡镇机关人员，同时抓紧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我武工队奉命接管支塘镇。由此，又开始了我新的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