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家谱”里的那些事 文/陈仲魁 “家谱”一词，在武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要说清道明，却又决非易事。“家谱”，又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以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为内容的特殊图书体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于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出现及其发展的历史阶段 历史上自出现“家谱”以来，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形成雏形阶段。据史料记载，它起源于上古时期。但那时的“家谱”，应用范围较小，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它的作用仅起到血统上的证明，是为承袭爵位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它的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作为宗脉世系的依据而已。 二、承袭、充实阶段。到了魏晋以后，由于在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等方面，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三、功能转变阶段。直到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才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随之兴起、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四、定型、成熟阶段。到了明、清两代，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也日趋成熟。主要表现在：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家谱修撰的范围逐步扩大，已经遍及到城乡各地、各个姓氏的各个家族；家谱修撰的内容也更加详尽、丰富，以至成为当代家谱修撰的范本，非常珍贵。如：清嘉庆二十五年的李家户镇魏庄《陈氏家谱》（后排）珍藏本，系由其七世祖、恩科举人陈清源亲笔撰写并作序，至今留有真迹。在家谱中，详细记载了魏庄陈氏从开基始祖陈国士开始，至第九世（部分）的世系繁衍、脉系分支。使后人清楚地了解到，家族中各分支之间的亲疏之序、远近之别，以及先祖的艰辛与辉煌，足可称得上是陈氏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家谱”的内容 常见的家谱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谱表），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谱表）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名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五六十字，短者仅三五字，实际上属于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有的则以“旁注”的形式出现。如：先后获取的功名、历官、品级及历官地等内容。 有些家谱在初“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份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份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家谱中一般只书男丁，而不书女子，即使出现，也只能作为“配偶”的身份。认为女孩早晚要出嫁，“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既已出嫁就成了人家的人，没有必要入谱。初生的男孩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三字名”的中间或最末。中间者较为普遍，最末者也不乏其例。如李家户镇郎寨村陈氏中的“禄”字辈，老城镇范庄村孙氏中的“一”字辈，辈序用字都在最末，分别叫陈x禄、孙x一。可以看出，尽管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却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昭穆文化”在“家谱”中的体现 我们说辈份的排列顺序就是“辈序”,它属于“昭穆”的范畴。“昭穆文化”，同样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研究昭穆文化，不仅可以使人们加强宗亲观念，增进族人的团结意识，而且还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它可以让后人从辈序用字，来推算时间（年代），判断某一历史事件，了解某一个地方或区域的发展轨迹，对于文化历史的挖掘和传统的承袭，都有积极意义。 比如，民国初期老城南关的《王氏家谱》，就是明显的例证。老城南关王氏，是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二世祖就是明初名臣、曾六朝为官、官至礼部右侍郎的王士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氏家谱》中，还详尽地记载了其祖上的辉煌与荣耀。从王士嘉祖父母开始，至其十六世，先后有7代21人受到皇帝诰封，其中，收录圣旨原文7道，男性8人，女性13人。再如，要了解王士嘉之长子媳宋氏受诰封的情况，就很方便，只要一看圣旨便知分晓。谱中载有“钦赐三世祖妣宋太君诰命字样”。原文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夫妇人之大伦，故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尔乃翰林院检讨王玉之妻宋氏，克相其夫，兹特封尔为孺人，祗服荣恩，永光闺阃。（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初五日颁。” 由此可见，家谱的功能与作用赫然纸上。这在我县他姓家谱中，实属罕见，无与伦比。 “昭穆文化”的含义 “昭穆文化”是我国汉族人辈份排行的文化习俗。《社祀·祭统》中记载：“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我国大约在周朝时期就出现了“昭穆文化”。“昭穆”是古代对辈分次序排列的称谓。古代宗庙祭祀的辈分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八世……（排列双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为“昭”；三世、五世、七世、九世……（排列单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为“穆”。概括地说就是“左为昭，右为穆”，双世排列于左，单世排列于右。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宗庙祭祀的辈分排列，由“始祖”居中，演变为由某一地方的“开基祖”居中。在祠堂（又称“宗祠”，俗称“家庙”、“家堂”）祭祀时，头座正厅专门用来摆放“神主牌”，“开基始祖”神牌居中，然后按双世的神牌排列在左方，单世的神牌排列在右方。子孙们也相应地按照这一宗法制度排列行礼。 宗庙祭祀是这样，墓葬中的坟头排列同样如此。《周礼·春官·冢人》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这就是说，民间的这种习俗，源于周朝的列王及其诸侯。随着族内人口的繁衍、分支的增多，每个茔地居中的，由始祖渐渐演变为本茔地的长者，其后按“昭穆”分列，来确定每代坟墓所在的位置。懂行的人，一看墓地的“向口”，就能分辨出长幼、辈次之序。透过以上可以看出，民间墓葬习俗中所遵循的，也是“昭穆”分序的宗法制度。 “昭穆文化”在姓名中的应用 姓名中的“昭穆文化”，体现在“辈序”的排列上。按宗法制度,宗庙次序,以世系表为依据, 事先规定好世系辈序用字。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承，大多以联语、骈文（四言）、或诗歌（五律、五言排律，七律、七言排律）等形式出现，以达到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记住自己的辈份,也就知道自己是始祖（一世）传下的第几世，以及在宗亲之间的上下亲疏关系。辈序用字的联语、骈文或诗，在保存和传承上，大体采用通过背诵熟记在心，在宗祠（又称“家庙”、“家堂”）里张贴，记载在谱牒（家谱）里三种方式。 凡初生的男丁，须按辈份命名,并及时报族长（或文书）备案。同姓同宗的宗亲见面,言明各自辈份,就知道长幼关系,如何称呼对方,这样便于叙宗盟,论族谊。现实生活中，所谓“白头哥，坐地叔”的现象屡见不鲜，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称呼为“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的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除了“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古人的名字比当代人要复杂得多，即不但有姓名，而且还有“字”和“号”。如明初名臣、礼部右侍郎王士嘉，姓王，名士嘉，字道亨，号裕庵。但凡男丁，于幼年时取名，成年时取字，名、字均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字和名之间有意义上的联系，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长辈称字，以表示礼貌和尊敬；“号”，又叫“别号”、“表号”，可由自己取“号”。在乡间，对幼时的男丁的小名（乳名），也可由父母酌情而取。如：张栓、留柱（住）、长生、长顺、小烂和、狗剩等。无论“号”还是“小名”，均表达某种志趣、情感，或者某种愿望。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而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对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比如，陈氏子女，为已故去的父亲立碑，必须书写“显考陈公讳××之墓”的敬称字样，这便是一种“避讳”直呼其名的表现形式。 姓氏辈序用字的典范在汉族诸多姓氏家族中，运用“昭穆文化”最规范、最完美、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孔、孟、曾、颜四姓，因有“走遍天下是一家”之美誉。这是因为，上述四姓在全国使用同样的辈序诗，共50字（50辈）。据《中华姓氏文化研究》中记载，他们现用的辈序诗如下： 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孔、孟、曾、颜四姓，分别是孔子、孟子、曾子和颜回的后裔。也就是说，不但孔子的后裔按此字辈谱起名，而且孟子、曾子和颜回的后裔也一律使用这个字辈谱，50辈一轮回，周而复始，世代沿传。这样，只要看到四大“圣裔”后代姓名中间的字，就可知道他们的辈份，在华夏众多姓氏中，唯有孔、孟、曾、颜四姓享此殊荣，这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罕见。以上先后为明太祖朱元璋、思宗朱由检（崇祯）、清乾隆（各10字）、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20字）等皇帝钦定和政府颁布。其中，辈序中的第六字“宏”，第十字“衍”，原为“弘”和“胤”。此系为避讳乾隆皇帝之名“弘历”和雍正皇帝之名“胤禛”而改。 如何看待“家谱”的修订 我认为，对于“家谱”，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而轻易将其摈弃。正如前边所说的，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是密切亲情、维系宗族、乃至整个民族团结的桥梁和纽带。在我们武城，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祭祖”。在年三十到初二的早上，都要挂上族谱表（俗称“主子”、“老影子”），摆上供品，用以表示对祖先的怀念和祭祀，并企盼祖先保佑子孙辈辈平安，家景兴旺。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族谱上方的“木本水源”四个大字，意思是“木有本，水有源”，让后人“饮水思源”。有句古谚说得好：“水之有脉，必因其源；木之有枝，必根其本”。说白了，就是“没有过去，那有现在？没有祖先，哪有自己？”诚然，尽管在祭祖仪式中也留有“封建迷信”的痕迹，但总不能一概而论。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家谱”也好，“辈序用字”也罢，尤其是后者，所采用的都是褒义词、吉祥语。这表明了“昭穆文化”是一种寄托美好愿望的文化，是祖先对后代用心良苦和希冀与期盼的反映。有的希望子孙报效祖国，建功立业，如刘姓中的“……朝廷有忠良，辅国振乾坤……”；有的寄托望子成龙之意，如杜姓中的“……起丕达星贵，升光恒运开……”；还有的则期盼子孙承先启后，遵守家规、懂得做人准则。再如魏庄陈姓中后期的“大宝祖德，自修其天，慈月建功，忠厚开先，永守家法，可亿万年。”这种用以排行辈序的“昭穆”，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考其内容，不难发现，作为“昭穆”的诗句，都含有显祖耀宗，承前启后，教育子孙精忠报国、尊祖睦族、耕读传家之精义。 如此美妙的希望与企盼，正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精神世界的真实反映，为了世代的吉祥如意、康泰平安何乐不为？我辈理应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遵照“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使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推介武城文人，传播武城文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