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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二程的洛学历经七百年的积淀，作为由儒学大师程颢、程颐所开创，同时又处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学学派，其思想体系在宋明理学中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实质而言，二程对“理”作了充分的论证，从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学学说体系，理学色彩的人格也渐渐升华为民族性格，而有理学色彩的文学作品在体现“格物致知、家国天下”的同时，也展现了浓浓的民族情感。这种融进骨子的民族情感在炎黄子孙尤其是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小说创作倾向中即呈现理学的渗透性。文章认为，洛学“天理”学说对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理念的渗透具体体现在对华文作家个体生命和作品主旨之中。 关键词：华文创作理念 洛学传承文化“天理”渗透 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上，二程所开创的学术派别称为洛学。作为由儒学大师程颢、程颐所开创，同时又处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学学派，洛学的思想体系在宋明理学中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学的最重要范畴是“理”，而“理”成为宋明时期儒学的最高范畴就肇始于二程，另外，理学的思想体系、学术规模，也由二程确立起来的。这样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发展，就其学术实质而言，可以说是二程思想的展开。在学术思想上，二程对“理”作了充分的论证，从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学学说体系。此一体系经过朱熹的推展，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南宋以后的官方正统思想；再经过明初的推崇、明中期的反叛和明末的复归，遂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构成非常重要的学术的和思想的长河，这条长河的主流就是洛学的传承文化。 所谓洛学传承文化，主要指以宋代程颢、程颐所开创的洛学体系及其后学对这一学术体系的继承、发扬、改造、修正和叛逆。而此处所说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倾向则主要指华文小说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和趋向，还包括一定的为表达特定思想内容而在艺术方面形成的创作模式。既往学界对于海外华文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作家作品论析，以及文学社会学角度对其思想内容和形象意义 的揭示，或者是艺术赏析角度对其艺术成就的描述与鉴赏，而从传承文化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之关系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则极少见到。 二程祖居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后徙至中原洛阳，并在此开创洛学。洛学是在北宋确立了思想体系和学术活动规模，而在南宋占到统治地位的学派，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展开，实质就是以二程思想为核心的洛学之展开。就学派的发展说，此一学派有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漫长的传承过程。洛学的传承过程既兼容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也表现出特定的继承、分化、否定和融合阶段。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这一学派到南宋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主流。洛学在其漫长的传承发展中，因为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性，每阶段都有其作为主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又被许多哲学家及其众多后学或发扬鼓吹，或改造叛逆，便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掀起特定的社会思潮。 由于文化的传承性，无论客观社会如何变更，其民族的文艺审美观都无法动摇。千百年来，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虽然在地域的生活空间发生了变更，但骨子里却蕴藏着太深太多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这种民族情结正集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与洛学传承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可以说，当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将海外华文小说的创作主题始终定格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而不脱出民族文学的“围城”之时，民族性便将大陆本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沟通到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这种沟通和融会是当代海外华文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论背景。 综观海外华文小说，其创作倾向突出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对洛学中的载“理”倾向承继 “天理”是洛学的核心范畴，二程把“天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位置，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这个以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为主要内容的“天理”之学，虽说是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的，但其体贴过程却主要是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来实现，因此，就实质而言，“天理”仍然是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只是二程在长期讲学中将这些精神逐渐地加入了主观思 想和其他文化因素，从而发挥、阐述为更具特色的学术体系。这种体系经历了历代的繁衍，或多或少的于各地的大力发展和传播，特别是现当代的海外华人华文小说无不打上“天理”之学的烙印。如早期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期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赵淑侠的《我们的歌》、近期的林湄的《天望》、《天外》等等，其小说主旨渗透着天理是善，人欲则为恶，所以为了礼教的正常运行就必须扬善而去恶的理 念。以早期那部被日本文化界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并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京华烟云》为例，小说的主旨思想至始至中从描写清末民初北京城中姚、曾、牛三大宗族的兴衰沉浮以及之后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里流露出老庄的义理。尤其是在对女主人公姚木兰形象的刻画上，以大量笔墨描绘木兰的义气，并特别突出了她的“孝”和“贤”：为了承守既定婚约，宁愿舍己尽孝维护父母尊严；为了求得家庭和睦，不惜委曲求全于丈夫的冷落而最终让木兰得到“善报”： 父母的赞许、丈夫的悔悟、儿女的长进、仇家的报应。此外，小说各部分标题：《道家的女儿》、《庭院悲剧》、《秋之歌》均取自于庄子之语，并且，通观全书，儒、释、道理念捻手而来：“秋叶歌声之内，就含有来春的催眠曲也含有来夏的曲调……她（木兰）觉得中国也是如此，老的叶子一片一片了，新芽儿已然长起来，精力足，希望大。”这种描述，无疑与洛学所强调的“天理”相称，因为“义、孝、贤”就是“天理”的根本内涵之一。 我们再看被学人赞为“大气之作”的长篇小说《天望》（著名旅荷女作家林湄着）。小说围绕着弗理得（欧洲一个小镇上的年轻传教士）与微云（来自中国大陆却还没有找到生活位置的新移民）夫妻俩生活辐射开来的是更为复杂的人生图景和广阔的世界。通观全篇，作者的笔始终蘸着“老庄”理墨绘制形形色色的东西方人物——庄园主、虔诚的新教徒和不同身份的牧师、中西混血儿的大学经济学毕业生、放荡不羁的年轻白人、同性恋画家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公派访问学者和自费留学生以及投亲靠友的中国新移民等等生存的历史空间，在汇聚了搏击于当今欧洲社会的各类人群，各式人等的活动身影中，除了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中驳杂而真实的、五光十色的世俗人生外，却也让读者在人物的命运交织和人生回荡的描绘中触摸到了生存于今天地球上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共同的困惑。即使是在描写弗理得“堂吉珂德”式的四处传教和处理微云外遇情节时，“崇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自然而然的让传教士的 “救世主” 虽面对今天的狂放人类感到消弭的无奈，但仍执着、甚至是如此“亡命”地坚持按祖父的期望离开静谧的乡土到尘世中去传教，企图用宗教的力量、“主”的力量去拯救人们无助的灵魂。至于在夫妻情爱上亦更让“出轨者”面对激情和诱惑，经过曲折的努力，终于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把持住了心中的天理，拒绝和战胜了诱惑。对于这样的行为和人格，作家 林湄在小说中多处申明：“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爱”，“'天堂’就是'爱’”，“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有征服力”，是要求人们尽量地压抑和克制自己的人生欲望，来服从“理”的约束，也就是说应该“存天理，灭人欲”。 二、对洛学伦理纲常倾向的崇尚 宋末明初理学思潮的主流导向和精神实质无非是对于理学所一贯坚持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发扬和恪守。“忠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在这时也当然地被提到首要的位置；至于在国家政治理想方面倡导亲贤远佞，自然是封建纲常的组成部分。 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众所周知的历史创作背景，生活在异地异国的华文小说作家比起中国大陆小说作家受着对宋明理学思潮传承文化精神实质的直接影响。究其原委，其时作家的思想正受到某些现实政治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压抑，尽管他们的自由天性和浪漫情怀不断地激发着合理的人生理想及表现这一理想的欲望，但他们又不能与汹涌社会思潮主流相抗衡，于是便出现创作小说以从思想精神方面羽翼和 迎合社会思潮的情况，而曲折地表达出的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成分。在创作倾向充溢着思想内容上对理学思潮精神实质的迎合而崇尚伦理纲常的要数崛起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台湾和香港以及欧美文坛的“两岸情结小说”、“新武侠小说”与“寻根文学。 首先从“两岸情结小说”的创作主旨来看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伦理观念，“忠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当然地被提到首要的位置。 莘歌的《家》描写了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中一个跨越两岸长期隔绝的典型家庭中的夫与妻、父与子之间的生离死别的悲剧，传达出台湾同胞盼望突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实现亲人团聚的呼声。尤其陈映真的《山路》和《铃铛花》则是对民族命运作了更进一步的探求，显示其深邃的思想和坦阔的胸怀。这两篇小说无论从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得到一个较大的突破，在台湾文坛上发生较大影响。《铃铛花》的主人公是一位曾被日本人从台湾征到大陆去打仗的青年人。可到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去做事了”，回到台湾后，做了教师领导学生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做斗争。他领导学生们勤工俭学，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使“升学班”的学生对“放牛班”的学生欣羡不已。他告诉学生：“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歧视，说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说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终于这位青年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发现，追捕，后杀害。小说讴歌了这位坚强的义士。而在《山路》中，作者又毫无掩饰地赞美了一位申明大义女青年蔡千惠。作品以倒叙的手法，将蔡千惠如何其名其妙的一病不起，而又拒绝就医的奇怪状况进行铺述。原因揭开，真相大白，一位仰慕革命者的青年姑娘千惠，由于未婚夫与战友李国坤被自己的哥哥所出卖，一位被杀一位被长期监禁。蔡干惠怀着负罪感冒充李国坤在外的妻子来到李家千辛万苦 照料老人和小叔子。后来小叔于长大成人娶妻，便把千惠当母亲一样奉养。然而当干惠偶然从报上看到未婚夫出狱的消息，心中的激动加之矛盾便一病不起，却又查不出何病因。死后，才从她遗留给未婚夫的一封信中得知真相。一位身心美好有情有义的妇女形象正是作者竭力歌颂的。这种描述，无疑与洛学所强调的“伦理”有关，因为“义”就是“伦理”的根本内涵之一。 其次，从“新武侠小说”情节内容来看崇尚封建纲常的倾向。新武侠小说创作的最大文化价值在于它具备了拼凑而得的大量中国古代文化资料。无论是善于侧重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描绘与诠释的“一代宗师“金庸，还是偏重于对现代文化鉴照与与折射的古龙，抑或崇尚史料、宏张正义的梁羽生，小说中那些驰骋纵横和竞争发展、自由豪壮气概和超凡拔俗的杰出人物是此类小说创作书表达的致力所在，尽管该小说具有如此气势和胸襟，却又明显地体现着理学的拘束，并在深层意蕴上体现出崇尚封建纲常的倾向。以梁羽生小说为例，在塑造侠士形象时，他注重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深明大义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说中的侠客的争斗往往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和刘郁芳是一对心心相映的爱侣，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了个人的恋情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圣 战中。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显见有着道德教化的意图，甚至还用佛教中的善恶报应观念处理人物命运。此外，在金庸取材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小说《鹿鼎记》的情节中，宋明封建纲常倾向一样占据主导地位，将历史民族文化遗迹展现的淋漓尽致，君君臣臣关系表现在王朝递传上坚持嫡脉相传；伦理道德上崇尚“忠义”；人格修养上主张戒骄戒躁和政治理想上倡导亲贤远佞。 其三，从“寻根文学”的情结流露来看崇尚封建纲常的理念。寻根文学起源于上个世纪中后期，创作群以台港地区移民到欧美国家作家居多。这些作家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且出身于书香门第，又喝着咖啡写作，可谓中西文化结合的精英。然而，异域的落寞、思乡的情愫让他们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尚理的烙印。以白先勇创作题材为例，思念家国、荣衰对比的感伤情绪和悲剧色彩通过作者笔下人物命 运遭遇表达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明显透露着老庄理念的影响，诸如，《纽约客》中“念天地之悠悠”无根一代的远离祖国又看不到出路的孤独、寂寞和悲凉的情感吻合以及《芝加哥之死》解脱不了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在不动声色中面对人生、历史沧桑的喟叹，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三、对洛学世俗化倾向的传承 明代中后期以何心隐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及反传统思想家李贽出现，就营造出了“掀翻天地”的反传统思潮，从而给传统理学以致命的打击，这可以视为洛学或理学叛逆期。 明代后期大多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描写对象上以写述平民，尤其是市民为主；描写题材上以日常生活为主；主题思想方面侧重于张扬色情，敷衍带有刺激性的公案、侠义和英雄传奇；作家审美意识方面则表现出了“平中求奇”的倾向，亦即追求日常生活里不同凡响的“奇”。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其时通俗小说的世俗化倾向。显然，通俗小说的这一创作倾向与其时社会思潮，以及这一思潮直接影响下的文学思潮有密切关系的，但说到底还因为理学在这一时代被叛逆。 这种叛逆的反传统、重人欲、尚个性的反理思潮使洛学传承文化经过多年衍化悄无声息、或多或少被结合进异域文学思潮后，为当代海外华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和土壤，尤其是为那些以描写男欢女爱的言情小说以及带有刺激性的武侠传奇小说大开方便之门。另外，这样的文学思潮也必然地要求小说描写物件、描写题材，以及作者的创作动机上与它相吻合或向它倾斜。于是在相当长一段创作时间中，流落在海外的华文小说家便在大量地写现实题材，描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生动地反映眼前五光十色的商业社会；大胆地描写色情，肆无忌惮地言情谈性，以小说张扬色情，以及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至奇”以耸人听闻、涉猎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等方面自由驰骋、恣意写述。在海外华文小说创作中，张爱玲的婚恋小说、琼瑶等人的言情小说、金庸等人的新武侠小说、高阳等人的历史小说、郭良惠、李昂等人的女性小说、陈映真、王拓等人的“牢狱小说”以及阎真、严歌翎、张翎、少君等在他们的新移民和网络小说创作中受其影响匪浅。 首先是体现在描写物件上以写述平民，塑造小人物为主。以旅美作家张爱玲小说为例：为了生存而堕落、麻木、冷酷、变态以及洋洋自得的油匠女儿曹七巧（《金锁记》）、为了求得安逸环境不得不滥施心计的商人之妻白流苏（《倾城之恋》）、爱慕虚荣、贪图享乐落得“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破落户家小姐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等等这群以各类方式向环境屈服的“软弱的凡人”均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都想摆脱环境的险恶，然而却都无力逃脱作者笔下的“死世界”的恶环境，只好苟且偷生。小人物的依附性是大多海外华文小说创作中的基调，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多是谴责大于哀怜。 其次是体现在描写题材上以日常生活、烦琐小事为主。以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被称做“情爱宝鉴”的言情小说来观照，其情节链条均围绕在夫妻、恋人、婆媳之间的生活圈内，似乎与国家、民族兴衰搭不上界，但却有着极广的社会震慑力：她把笔一方面触进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着力反映其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矛盾，诸如 位在寂寞中死去的如烟花般耀眼的电影明星姚晶（《她比烟花寂寞》；一方面控诉了畸形繁荣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亦如情愿以牺牲自己青春和爱情甘愿成为有钱人金丝笼中鸟的剑桥大学留学生喜宝（《喜宝》），因此不能不指出的是其题材创作决非狭窄、浅薄。 其三是体现在设置主题思想方面侧重于张扬情色、敷衍及带有刺激性的公案、 侠义和英雄传奇。例如有着变化多端的创作风格且具有“叛逆女性”之称的李昂，无论创作风格如何变幻，死亡、性和癫狂则是她小说循环不息的主题。在她的创作中，常用奇异怪状丑陋的生物来增强其作品的修辞感去形象地表现这些主题：长期遭受丈夫殴打凌辱甚至惨无人道的性虐待的林市（《杀夫》）在一次忍无可忍、精神 恍惚中操刀把丈夫当作一只猪宰了；再如积极主张且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的台湾“牢狱小说”作家王拓，在他创作的那部吸收了许多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表现技巧，讲述了围绕少女被奸后受孕自杀案件的侦破过程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中，通过其起伏跌宕的情节展示、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刻画以及委婉细腻的感情纠葛，展现了台湾渔村社会风貌。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体现在作家审美意识方面则表现出了“平中求奇”的倾向，亦即追求不同凡响的“奇”。以留学生文学创作为例，被誉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于梨华之作品，格调质朴，自然，真实感人。其白描手法的运用，既富于女性的清新、细腻、逼真特点，又有男性的粗犷豪放，将两种美学风格完美地统一起来，又恰到好处运用排比句、对偶句，使她的作品读来富于戏剧性，引人入胜，毫不做 作，因而被称为“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富有“传奇作家”之称的陈若曦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叙述一些看似平淡的故事。她极其讲究细节的刻画，立体感极强，从平凡琐细的事件中提炼出深邃的思想，如《尹县长》本为一悲剧，但叙述故事情节时并非慷慨陈词的抨击，而是娓娓冷静叙说，毫无主观立场的记实性笔法反倒使小说的悲剧色彩更浓更触目惊心且给读者以无限遐思。 四、洛学传承文化中的复兴寻根尚劝戒倾向思想的体现 明末，随着汉民族统治被满清民族替代，其时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就哲学思潮而言，主要的变化表现为：万历后期，反抗传统、重视个性、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开始衰落，一个洛学传承史上的“复兴古学”时期由此到来。“复兴古学”为主流的社会思潮直接左右和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风气，最突出的表现是使其时文风转向平实严正。由于“复兴古学”的文风的转变势必影响到小说领域，便使其时小说体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倾向：一是小说批评转向重社会功利，反对小说借男女之情以宣淫，否定无补世道人心的作品，昌言小说具有史书价值。二是小说创作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复兴寻根尚劝戒思想倾向。 洛学传承文化中复兴寻根尚劝戒思想均在“寻根文学”、“老兵文学”、“留学生文学”、“闺阁小说”、“政治小说”等等海外华文各流派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创作倾向为思想内容上刻意强调作品的“复兴寻根”的劝戒价值，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台湾移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于黎华、王鼎钧等作家 "面对陌生的新大陆的疏离隔膜与无奈，遥望故国，表现自己那挥不去的的落寞孤 绝与乡愁，以及对西方文明不弃不离的复杂情感。他们对生命深邃隽永的感知，对中西文化情愫的缠绵与放达，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辨，对岁月沧桑的叹息”1而书写就的“寻根”小说中，大多将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安排为：循着自然发展顺序，较普遍地采用了因果顺序，并造成“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命运结局模式，并以情节结构上大抵是在依次的几个主要情节部分中嵌进一条因果链，使其转化成为情节 1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四川：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年。发展的动力，作者再循着由因向果的转化安排情节，使结构成一因果序列。而在本 世纪崭露的“新移民”作家群中，却也延续了这样一个创作模式，却有过之无不及。带着自己纷繁各异的生活经历，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子将沧桑深厚的中国文化印痕扑入西方全新的国都。然而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社会体制下成长的经历导致心智的成熟，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他们游刃有余，热情又不失自我，思辨又不失慎言。“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哭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2 寻根思乡的小说批评倾向也好，小说文本中的尚劝戒创作倾向也好，两者的精 神实质其实是与洛学传承文化中“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社会思潮相吻合或相倚伏。这也再次让我们窥视出洛学传承文化对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的作用与影响。 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瓦解，当代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已经深刻影响到海外华文文学，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已成为研究其文学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洛学传承文化的实质贯穿着中国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演变历程，而海外华文小说的发展和中国本土文学既相分流又相整合，这种状况，不仅使海外不同区域的华文小说创作能够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得以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而且还使海外华文小说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整体汉语言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文小说很自然地显现出既具有汉语言文学的一贯的文脉及其特点的表现方式亦即民族传统，又有受不同的国家或区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特殊性亦即异变。这种特殊的从整合到分流的创作轨道，正是海外华文小说创作的内在 2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四川：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 年。 实质。洛学传承文化的发展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这两条文化轨迹的不谋而合，或许有历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文化整合所带来的相互吸收和影响更应该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研究洛学传承文化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异变间的关系，一是对从开掘海外华文小说深层意蕴、归纳和总结洛学传承文化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及小说文本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均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二是在摸清洛学传承文化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发展相互整合与分流的规律的同时，将这一研究立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的，因而对揭示中原传统文化与海外华文小说发展之关系也有特定 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程颢：《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册，第 144 页。 2. (宋)程颢：《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册，第 312 页。 3. 孔颖达.礼记正义・乐记[M].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1520 页。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204 页。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0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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