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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原饮 槟榔二钱（6g）厚朴一钱（3g）草果仁五分（1.5g） 知母一钱（3g）芍药一钱（3g）黄芩一钱（3g）甘草五分（1.5g） 上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温服（现代用法：水煎服）。
【原方证治】 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痛身痛。其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 【制方背景】 1．应时代之需 明末清初，封建社会阶级矛盾高度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战争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处处是饥荒，温疫频频暴发。据《温疫论·原序》记载：“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吴氏目睹了当时疫病流行，时医多囿于《伤寒论》成法以致“枉死不可胜计”的惨景，感慨而发：“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吴氏通过大量的临证实践，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疫病的病因、病机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明辨了伤寒与温疫之不同，另辟蹊径，独创治疫之理法方药，济世活人。 2．以“疏利膜原”遣药组方 虽然温疫与伤寒有天壤之别，但因其临床表现酷似伤寒，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吴氏指出：“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隔，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而为头疼身痛，往往误认为伤寒表证，因用麻黄、桂枝、香苏、葛根、败毒、九味羌活之类，此皆发散之剂，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伤，邪气不损，依然发热。”可见，其观点认为温疫的初起阶段是疫邪初客膜原，而膜原既非在表，亦非在里。因此，疫病在该阶段既非伤寒表证，不可用麻、桂之剂以取强汗；不是里证，也断不可妄下。而时医在诊治疫病时可谓上手便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据此，吴氏指出“时疫之邪，以疏利为主”，开创了“疏利膜原”的治疗方法。吴氏谓：“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所以疫邪方张之际，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便是治法。”根据温邪盘根结错于膜原的理论，又可首倡开达膜原，并经反复的临证实践，筛选药物，创制构思新颖的名方一一达原饮，用之疏利膜原，透邪以出。 【制方要旨】 吴氏认为温疫病其口鼻所受之邪始客于膜原，其云：“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而针对邪伏膜原之胶结，吴氏又指出：“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因于经，营卫所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侵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必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引而去，邪尽方愈。”温疫之邪初入膜原半表半里，邪正相争，故见憎寒壮热；温疫热毒内侵入里，出现呕恶、头痛、烦躁、苔白厚如积粉等秽浊之候。此时，邪不在表，忌用发汗；热中有湿，不可单纯清热；湿中有热，又忌片面燥湿。当以开达膜原，辟秽化浊为法。 达原饮用槟榔辛散湿邪、化痰破结，使邪速溃，为君药。草果辛香化浊，辟秽止呕，宣透伏邪；厚朴芳香化浊，理气祛湿，二药共为臣药。以上三味辛行疏利，芳香透达，破疠气所结，除伏邪盘踞，使气机畅利则伏邪自溃。如吴氏所述“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而温热疫毒之邪最易化火伤阴，故辅以知母、芍药之寒润，清热滋阴，并能监制前三药温燥气烈之性，防其耗伤阴液。黄芩苦寒，清热燥湿。生甘草既能清热解毒，又可调和诸药。全方合用，共奏开达膜原，辟秽化浊，清热解毒之功，可使秽浊得化，热毒得清，阴津得复，则邪气溃散，速离膜原，故以“达原饮”名之。 本方的配伍特点： 第一、全方辛香燥烈，气味雄厚，直达膜原，辟秽化浊； 第二、刚柔相济，燥润兼施，在行气宣达、燥湿化浊中注意护阴，避免温燥伤津。
【名家发挥】 吴氏提出温疫初期邪客膜原、须以疏利透达为治的观点，为后世温疫学家深入研究温疫初起的治疗提供了可贵的思路与参考。自吴氏之后，经医家们在实践中合理加减化裁，达原饮的运用日臻完善。后世医家运用该方多减去知母与芍药两药，一是因疫多兼湿，其二是津液未伤。 薛生白《湿热病篇》治寒热如疟之湿热阻遏膜原证，以达原饮减去黄芩、知母、芍药，加柴胡、藿香、苍术、半夏、石菖蒲、六一散为主方。薛氏认为湿温病寒热交作如疟，乃湿热阻遏半表半里之膜原，当用疏利透达之法，以达原饮变化而为治。方用柴胡和解透邪，厚朴、半夏、槟榔、草果燥湿化浊、芳香辟秽、下气宽中，藿香、菖蒲可芳化湿浊，六一散清利湿热。诸药合用，共奏宣透膜原、辟秽化浊之功。该方较吴氏达原饮而言，其清热之功较弱，而祛湿之力较强，不仅加入藿香、菖蒲增强了达原饮芳香化湿、辟秽化浊之力，并用六一散以清利湿热，宣透、温燥、清利三法并用，则湿温之邪得以祛散。 雷少逸《时病论》治湿温寒热似疟，脉缓钝而不弦，身痛有汗，手足沉重，呕逆胀满，用达原饮减去知母、芍药加藿香、半夏、生姜。雷氏说：“发则恶寒而不甚热，脉象缓钝而不弦，一身尽痛而有汗，手足沉重，呕逆胀满者是也······此宜宣透膜原法。”雷氏方仍以温燥药为主，但较之薛氏方，保留了达原饮中的黄芩，其主治证中的身痛有汗，手足沉重，呕逆胀满等体现了阳明湿浊重，失于传输的病机。而湿邪一旦化燥则易入阳明而成燥热证，用黄芩则有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且黄芩可制厚朴、草果之燥热，佐藿香、半夏以化湿调脾，使生姜破阴化湿，甘草和中调药。全方配伍严谨，对于湿热遏伏膜原者颇切实用。 俞根初《通俗伤寒论》治往来寒热，胸胁痞满，腹胀不思食，口干不思饮，大便秘，小便赤涩，以达原饮减知母、芍药加藿香、半夏、柴胡、枳壳、青皮、桔梗、荷梗，即柴胡达原饮。《通俗伤寒论》认为：膜原居于半表半里，外通肌腠，内近于中焦胃腑，为手少阳所主。膜原为内外交界之地，又为三焦之关键和门户，“凡外邪每由膜原入内，内邪每由膜原达外”。故而，俞氏认为邪伏膜原证应从调整少阳三焦入手，通过开达三焦气机，使伏于膜原之邪，从三焦而外达肌腠，再通过辅以宣透的药物，使邪气从表而解。俞氏加减化裁吴又可达原饮，以柴胡疏达膜原之气机，黄芩苦泄膜原之郁火，作为君药，臣以枳、桔开上，朴、果疏中，青、槟达下，以畅达三焦之气机，使以甘草和中益胃，诸药相伍，以使膜原之伏邪从三焦而外达于肌腠，再佐以荷梗，外透浮游于体表之邪。 刘奎《松峰说疫》以达原饮减知母、芍药加黄柏、栀子、茯苓，名为除湿达原饮，用其治疗温疫兼湿。刘氏认为温疫在发热时，兼湿热者多，而兼寒湿者少，宜用除湿达原饮，分治温与湿，双管齐下。在阐释其组方时，刘氏指出“如兼三阳经症，仍酌加柴、葛、羌活，瘟而兼湿，故去知母，而换黄柏，以燥湿且能救水而利膀胱。去黄芩换栀子，泻三焦火而下行利水。加茯苓利小便而兼益脾胃。三者备而湿热除矣。” 全国名老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陈潮祖教授以达原饮化裁治疗流行性感冒，若寒多热少，胸痞脘闷，肢体重倦，舌苔浊腻，属湿多于热，去白芍、知母，加佩兰、茵陈以芳化湿浊；如果热多湿少，日久不退，午后较甚，加白薇、栀子，增强清热之功。陈氏特别指出，苔厚而腻，是津液未伤之征，宜减去知母、白芍。并认为自又可以降，后世医家所制达原饮变方皆减去此二药，其依据在于舌苔虽厚而不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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