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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章 | 胡王师友二人记

 新用户72016760 2023-02-13 发布于湖北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11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标题与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胡王师友二人记

郑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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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左)与王重民(右)。(图片来自网络)

在现代学术大师中,胡适、王重民先生可称为师友二人。胡适长先生十余岁,大学毕业也要早许多年,在学界的影响力更要比先生大许多,自然胡王是师与徒的关系。可是在实际交往中,他们往往彼此互为师友。尤其在目录学、敦煌学、历史考据学等方面,先生却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胡适先生

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彊,后更名适,更字适之,笔名天凤、藏晖等,安徽绩溪县人,居上庄村。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十一月十七日未时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因心脏病猝发,1962年壬寅正月遽卒于台北市南港区之中研院酒会,终年七十二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考取中国公学,宣统二年(1910)去美国留学。民国六年(1917)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后,回国任北大教授。参予《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同旌德县江村之江冬秀女士完婚。此时期,曾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十六年在蒋宋婚礼上结识蒋介石。廿七年(1938)被派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卅一年辞去大使之职,旅居纽约,在哈佛大学讲学,并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和教科文组织会议。卅五年7月回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卅七年北平即将解放时离平飞南京赴美国,任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195711月任中研究院院长。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戴东原的哲学》、《说儒》、《白话文学史》(上)、《胡适文存》、《胡适全集》、《胡适日记》、《胡适往来书信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等。

真正的学者,无不真正嗜好藏书,胡适是一位真正嗜好藏书的学者。他自谓,本人“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余之书癖》)胡适藏书往往随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课题展开。他的兴趣和研究课题十分广泛,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白话文、古典小说、辑佚、辩伪、考证、目录版本等,故他的藏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在1943216日下午致函王师重民先生云:“你若知道华府有中国朋友带有中国旧书而愿意出让出卖,无论大部小部,我都愿意考虑收买,版本不必考究(如《四部备要》,或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一类的零种或全部,我都愿意收买。若有《四部丛刊》零种更好了),价钱也不妨稍高。因为我总觉得,用公家的书不好随笔标记、校勘,或注释,总感觉甚不方便。我们自己能用书的人,本子稍'摩登’或稍'麻沙’,都不妨了,不至于大上当。此事乞老兄与吴、傅、房诸兄代我留意。我常想,若没有前年你代我买来的那些中国书,岂不真成了没有棒弄的猢狲了吗?”①48他又致函吾师曰:“今有一件大喜事可以报告馆中诸友。我上周写信给赵元任兄,说cambridge一地有三部《四部丛刊》,未免太多了。我想出一千元美金买他自己的一部道林纸的《四部丛刊》,其中关于语音学的书,如《说文》、《方言》等,他仍可留下自用。他今天来信说,他愿意全部让给我。《方言》等书他另有别种本子,亦不必留下。我有了这部大丛书,我的书问题可以解决大半部分了!以后所要的书只是《道藏》、《释藏》,宋、元、明理学书,明清思想家书为大宗了。这真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我要你们几位好朋友知道!”②330他致吾师云,“近日向旧金山的服务公司买了一批存书,有《百子全书》、有《群书拾补》(居然是蜚英馆石印卢刻原本),有《宋元学案》,有《明儒学案》,有欧、三苏、韩、王荆公、王阳明、陆象山的全集,其中《欧集》竟是百五十三卷本,又买得中华的《辞海》。此是我的买书计划的一部分成功。”③45他致吾师云:“我为将来计算,颇想收集宋、元、明、清的思想史料书,如宋学之《二程全书》、《朱子语类》、《朱子遗书》(天盖楼吕氏刻本,后来翻本多出于此)、《朱子四书或问》、《明儒学案》(最佳者为莫氏刻本)、《颜李全书》(徐世昌排印本)……一类的书,李杜《诗集》等书,虽有佳本,只好'目不邪视’了。钱大昕、赵翼、王夫之、黄宗羲一类的集子有关思想史,当然视为例外。”④525夜致吾师云:“我在民国九年考证《水浒》,其时,《水浒》通行本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藏书家亦不知收藏小说善本古本。此后十年之中,《水浒》的百回本、百廿回本、百十五回本等等相继出现,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肯出重价收买。重赏之下古本自出了。我记得有一天,鲁迅介绍一部百廿回本《水浒》,索价五十元,我不还价就买了它。次日有朋友来论,'此书是齐某人在黑市上用两块钱买的,你受冤了!’我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⑤从上可知,胡适藏书完全是从研究兴趣出发,而非为收藏而收藏,但也颇多精骑之品。如1927年夏,他在上海购到脂砚斋乾隆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旧钞本,他撰文指出,这是“世间最古又最可宝贵的《红楼梦》写本”。他为研究《水经注》,广搜博采,竟蒐聚到六十多种不同版本。

他在北平曾多次迁居,最初他住南池子缎库胡同八号,第一次迁大学夹道附近的钟鼓寺十四号,第二次迁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第三次迁景山后门米粮库四号,第四次迁东厂胡同一号,都在城内沙滩北京大学附近。日冠侵犯北平前,他将四十架藏书打包装箱,曾运至天津存于浙江兴业银行库房内。日寇投降后,这些书又搬到东厂胡同一号。⑥

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仓促离开,随身仅带走其所撰其父之《年谱》稿本和研究《水经注》的有关文章,其他藏书、手稿、日记、信函、照片、文件及胡适等平日注意保存的个人资料等均存于东厂胡同一号后院五大间书库内,由他一个儿子胡思杜留下照管。1957年反右时,胡思杜自杀身亡。当年亦居东厂胡同的邓广铭教授一直关心这些藏书的下落,作为目击者,他于1995614撰证词曰:“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往来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五大间书库内。到1948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己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己时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⑦据了解,这次整理、装箱、转移地点、是由胡思杜先生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张光泽、王幼忻等先生均参予。胡适前校长在美在台无时无刻无不惦念着这批藏书。195764,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他的这批遗物的:“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己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可见他胸怀豁达和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没有忘记对母校的关怀。因为政治气侯的影响,迟至1987年北大沈乃文先生才从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读到该遗嘱,又迟至1993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献先生亲将已故胡适校长的遗嘱中文英文复印件提交北京大学。⑧

令人遗憾和伤心的是,胡前校长的遗嘱中此条在今天仍执行不通。当年被迁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的胡氏遗藏,解放后己被切割为三。主要部分己由城内沙滩松公府运至西郊海淀燕园北大新图书馆大楼。但胡氏遗藏存放在松公府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己在沙滩北街二号办公(包括松公府北大图书馆),1954年发动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运动时,中宣部图书馆从楼上取下不少遗物包括书信、日记等,编印《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至之四及《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小册子。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遗物遂随资料室负责人黎澍的工作调动而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二次被切割是1964年因文化部决定,将胡适藏书中105种善本古籍交北图收藏,将1924件胡适书信、文件等交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现在北大要求按胡氏遗嘱办事时,却遭到两个单位的抵制。⑨不知到何时,胡适的这条遗嘱才能在大陆落实;也不知到何时,胡适遗藏“身首异处”三处的局面才能结束。难也,难于上青天!

(二)王重民先生

师王重民先生是现代中国的目录学大师、敦煌学大师、历史考据学大师和图书馆学教育大师,大师、大师,四个大师相加,堪称为超级大师。

清光绪廿八年腊月初五(新历1903年元月3日)先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1975416被“四人帮”爪牙迫害而自尽,时年七十三。他原名鑑,字有三,192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时,更名重民。他先后从校内外名师袁同礼、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傅增湘等问学,与孙楷第、刘盼遂、傅振纶、谢国桢、向达、姜亮夫等为友。1929年大学毕业后,就业于时在中南海中海居仁堂的北平图书馆,且与同事孙楷第同住在居仁堂西四所。1934年至1947年,他被派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工作。19472月回国后,袁同礼先生赴美,由他代理馆务。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北图副馆长。至1952年他辞去此职,专心于经他一手创办的北大图书馆学系(1956年前称为专科)教育事业。不幸的是,他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销他的系主任,并由二级教授降为三级,直到他去世,后半生历尽坎坷,其才华和满腹饱学终不能完全施展,賫志抱恨终天。

1、现代中国的目录学大师。王先生从当学生时起,即迷恋于中国的目录学。他曾编《国学论文索引》初编,收集三千数百馀篇资料,为国学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工具。他又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撰《老子考》,著录有关《老子》的著作达五百篇,且详其存、佚和版本情况,较朱、谢则更科学。经袁同礼先生介绍,他先后到故博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兼职。他整理杨守敬观海堂藏书,迻录不见于《日本访书志》的杨守敬题跋得46篇,辑为《日本访书志补》,并撰《杨守敬史略校勘札记》。他还根据清方略馆所藏清高宗勅令馆臣抽毁的《四库全书》清缮本,撰成《四库抽毁书提要稿》一卷。他还编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他协助梁启超纂修《图书大辞典》。他还编篡《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国学论文索引》、《文学论论文索引》,校辑《越缦堂读史札记》、《越缦堂文集》十二卷、《徐光启集》、《徐光启传》、《孙渊如外集》、《陈奂集》、《陈仲鱼集》等。后来,他撰有《本草经眼录》、《善本医籍经眼录》、《校雠通义通解》、《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由其夫人已故刘修业女士辑成)等。奠定王先生目录学大师的基石,还是他所撰著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一巨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月第一版)。本书包括:(一)他应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恒慕义(A·W·Hummel)的邀请,为之鉴定所藏中国善本古籍并撰写一千六百馀篇提要工作。(二)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惨遭日寇劫掠,北平图书馆曾将一百箱古籍善本运抵美国,寄存于美国会图书馆,王重民先生奉馆长袁同礼先生之命,将所有的书拍成胶卷并撰写提要二千七百二十篇。(三)1947年回国后,他本拟遍访南北各大图书馆,“继续搜集国内所藏明代以前的刻本,再撰成提要,以达一万种之数”,因受限于种种“人事沧桑”,他“只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明代刻本,撰成提要约六百种”。本书包括北图、北大、国会三部分约六千种。他还曾于1946年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撰写提要千种,因稿留该馆,未收入兹《提要》。现代中国不乏目录学大师,如张元济、傅增湘、王国维、顾廷龙、潘景郑等,但我敢说,以一人之力,亲自执笔撰写如此之多的善本书提要,真旷古未有,且篇篇无不具考据性质,恐吾师之外别无他人。

2、现代中国的敦煌学大师。1934年,他被北图派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纂被伯希和劫走的敦煌卷子目录《伯希和劫经录》,1938年他与向达同赴英国伦敦,阅读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被斯坦因(A,stein)劫走之敦煌卷子,撰成《伦敦所见敦煌卷子群书叙录》。他将所见的这些敦煌卷子一一拍成胶卷携回国,至今国图善本部还保存着他所拍摄的敦煌卷子胶片八十五盒。他在这方面的撰著有:《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敦煌群书校记》校补、《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书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群书校记》(未撰成)、《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国善本书提要》(敦煌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敦煌学百年文库》所录王先生文章极多。他在欧洲又注意蒐辑太平天国史料和明清间来华欧洲各国天主教士译著史料,所撰所辑有《太平天囯官书》十种,包括:《天理要论》、《甲寅四年新历》、《戊午八年新历》、《太平礼制》、《天囯九年会试题》、《千壬宝制》、《资政新篇》、《军次实录》、《诛妖檄文》、《太平天日》等;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囯》收壬先生《太平田制》、《天理要论》等;《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囯所刻书十四种》;《剑桥大学所藏之太平天囯文件》;洪仁□撰《英杰归真》;《太平天囯官书补编叙录》等。又有《柏林访书记》、《罗马访书记》、《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又与张静庐合编《近代东西学译著书目综录》(未果)等。

3、现代中国的历史考据大师。我曾在《文献家通考》(19996月中华书局版)中说:“先师博通古籍,提要勾沉,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篇篇多考证之语,字字句句无不浸润心血”,其所撰《提要》考著者,考校者,考出版者,考藏书印记。余撰《文献家通考》,通读先师巨著,取给甚多。余读近世书目、提要之作颇夥,深觉先师堪与黄丕烈、张金吾、缪荃孙、莫伯孙、傅增湘诸大师相比肩。如《丘隅集》十九卷,(明)乔世宁撰,先师征引《分省人物考》,详其生平,乔氏号三石子,积书万馀卷。予向读《笠泽堂书目》有“《三石书目》,乔民藏书”,又《千顷堂书目》、《万卷堂书目》皆著录是目。初不知乔氏、三石为谁何。读先师此篇提要,始涣然冰释,真为之一快。又如《论语集解》十卷,提要详记“伏侯得之日本”等七枚印记,先师详“伏侯”为田吴炤之字,湖北荆州人,曾游学日本,又至欧洲考察教育。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有其旧写本《不系舟渔集》,仅录田氏印记,未详田氏为何人。先生之作大多类此,若非勤苦问学,贯通书山,焉能如此精深。“我国三千年典籍,先师如数家珍,堪称一代耆献,非浅鲜猎奇之徒可比。其《冷庐文薮》上下册,亦篇篇多考证之作,阐幽发潜,当世之国有几人能为此?”他所撰考据性之作尚有《列子校释》,这是他同孙楷第居中海居仁堂时所撰,孙氏撰《刘子新论校释》,因中海本名西苑,今中南海东门尚名西苑门,故他们命其丛书为《西苑丛书》。又有《刀笔考》、《辨黄道婆》、《周书考》、《李清著述考》、《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杨惺吾先生著述考》、《永乐大典》纂修人考、《道德经碑幢刻石考》、《千顷堂书目考》、《太公家教考》。陈垣先生曾在《光明日报》发文,疑《徐氏庖言》之“庖”为“巵”之误,王先生致信陈垣,指出巴黎国家图书馆有明刻本《徐氏庖言》,当年所拍胶片现藏上图。陈垣虚心接受吾师意见,另撰一文加以改正,又发表于196269《光明日报》上,王先生亦撰《关于徐氏庖言》发表在825该报上。我引此例是想证明吾师确实饱读书山,融通群籍,旁征博引,阐幽发微。

当年北大文科各系有许多一级教授,如冯友兰、翦伯赞、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我敢问,有哪一个能抵得上吾师这位“三级”教授?知识是不能用级别衡量的。虽说术有专攻有所长,但从博学旁通而言,上述各位一级教授相加在一起,也未必能抵得上吾师这一位“三级”教授。我有例为证。当年“四人帮”搞“评法批儒”,实际是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李贽成为他们吹捧的“法家”红人,江青在19746月在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正准备出版”。当时由清华、北大组成了一个高级写作班子,叫“梁效”,据说冯友兰、朱光潜等先生均是其中成员。江青把《史纲评要》送到“梁效”来鉴定、评价,“一级”教授们见此书不知为何物,一个个瞠目结舌,谈不出所以然。“四人帮”爪牙不得不另请先生加以考证。今天,我们从《冷庐文薮》上册中,可见到当年吾师所撰《史纲评要》与《史纲要领》和《关于吴从先》两文,他经过考证得出结论,《史纲评要》非李贽的著作。《史纲要领》系明姚舜牧之著述,《史纲评要》系明安徽歙县人吴从先袭用《史纲要领》而成。这两书的出版均在李贽卒后十年左右,不可能是李贽的著作。他还详考吴从先其人,不过得“半书林、半士林”,靠袭用他人著作,刻以牟利而己。这一下大大有违江青的本意。先生在强势面前,不肯曲从其意,不肯说昧良心的话,坚持史实,坚持真理,终于招来杀身之祸,成为为真理而献身的史学家。四人帮爪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不点名批判王重民先生。先生从1957被打成右派后,尽管他平日工作依然十分努力,早己摘除了“右派”帽子,但在四清、文革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免不了成为打击对象。1972年本系招生以后,他工作更加卖力,和本系师生相处也很融洽。没想到自己到了晚年还会突遭全校不点名批判,有如晴天霹雳,再也不能忍受了,彻底失望了,终于在1975416日凌晨,步王国维之后生尘,悬梁自尽于颐和园长廊之上。

4、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大师。北大图书馆学系是王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这要从他和胡适的关系说起。我的同班同学和同时一起留系任教的王锦贵先生主持辑成了《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月第一版)一巨册,共收录往来信件253封,其中胡适致王先生函104封,王先生致胡适函149封,又附录王先生夫人刘修业女士致胡函13封,胡致刘函2封。锦贵为胡先生、王先生的研究、也为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胡适是北大校长,比王先生长十三岁,是现代中国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一位大师。从这些信函可知,胡适做学问往往离不开王先生的支持,说得或许不恰当,事实上,他是以王先生为师的。比如他撰写《易林考证》,都是王先生为之提供牟庭、翟云升等人的资料,证明兹书非焦延寿之作,乃是出自崔篆之手。1943412胡适致王先生函云:“前日寄一长书,想己收到了。《易林》一案可以从此结案,是一快事。此皆出于老兄之赐,牟阳人,翟云升和我都得感谢您。”又比如胡适从事多年研究的《水经注》这一课题,也是深受王先生的影响。胡适19471119致函王先生曰:“此事是你发难的,是你坚持要我重审批案的,中间四年的工作也是无时不承你帮助鼓舞促成的。我这四年的研究有点成绩,生活有点特别乐趣,都是你的一篇文章引出来的,都是你们俩人的耐心信心和助力促成的。所以,我今天要写这封信给你们俩,一来是纪念我们开始复审这个《水经注》案的第四个周年,二来是表示我自己对于这四五年在学问上的合作的乐趣的感谢。”正因为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从王先生身上受益非浅,王先生的博学多才和为人正直也赢得了胡适对他的信赖,二人友情极为深厚。

正因为二人感情深厚,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在19467月回国前,与同在美国的王先生,多次信函往来讨论由先生在北大开办图书馆学专科一事。1946214先生致函胡适,提及“美图书馆协会想在北平开设一个'图书班’”的想法,又提及北大傅斯年(孟真)先生“不欲在北大办职业化的班次”。31先生致函胡适云:“今日奉到上月廿七日所写长信,对于成立图书馆学科一事,于近来中、美友朋间所传说之原委,现在可说十分明了!”看来胡适的这封长信极为重要,《胡王往来书信集》未辑入此函,当容后从别处去寻访。先生在此函中说,傅斯年“不赞成太职业化,固然很中肯綮”,但背后还有“小文章”,就是已有受蒋复璁支持的武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而蒋复璁袁同礼意见相左,“在这个当儿北大来办图书系,未免是助袁压蒋”。故当时提出两个计划,一是由北大办一“造就高深人才”的学科,二是由北平图书馆和北大合作,在京城办一图书博物研究部。先生云:“所以重民愚见,第一计划最好,若依先生理想,我们是真要造就高深人才,并非文华所能企望,谈不到对立。再有美国帮一点忙,那更好办了。”先生不赞成第二套方案,认为“一定引起图书馆界的纷争,所得不偿所失”,且无经费支持,不可能实现。

按照胡适、王重民先生的意见,在北大先办图书馆学专科,起先附属于中文系,招收中文、历史专业成绩平均在75分以上的毕业生。19497月从中文系独立出来,1956年正式改为北大图书馆学系,学制为四年。从上述所引胡、王函件可知,当时创办图书馆学系的宗旨是真要造就高深人才,反对“太职业化”,这也是与傅斯年提出的北大办学宗旨相符的。可惜的是,自从1957先生被错划成右派并被撤销系主任之职后,又经历后来接连不断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亲手创办的这个系后来越办越远离了“造就高深人才”的宗旨,以致到今天连系名也被更改,其“职业化”,中专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这里,我并无兴趣讨论更名问题,我只是想说明,先生创办图书馆学系,就是要培养出象他一样具有高深版本目录学知识、能从事高深考据和古籍整理、古籍研究的“高深人才”,而非是一般的中专生、职业化生。

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涉及领域十分宽泛,所撰文和著作都达到极高的水准,往往为后人所不能及。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大笔精神财富,我们每一个晚生都应该共同来珍惜这笔财富。因此,我建议应尽快编辑出版他的全集,不要使他的著述哪怕是一篇短文遭到散佚。今虽有《冷庐文薮》上下册存世,但所收并不全,只是他著述的一小部分,大量的还散存各处,如不及早蒐聚,今后恐难觅见了。今适逢其时,若系里组织专人,与出版社取得联系,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再加系友中有力者鼎力相助,定能早日问世。编辑此书的方法,无他,一求全,包括他的著作、文章、信札、序跋、未收入之提要之作、从藏书上辑录的题识等;二求真,除改错字之外,尽量保持原著原貌,不乱加删改。


注释:

①②③④⑤北大图书馆学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月第一版)。按此书前有“王锦贵  戊子(按即2008年)仲夏于北大”的前言。锦贵与我为同窗之友,又为同年留系任教之同事,曾任本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此煌煌巨编在他指导下编成,所费心血之巨,为社会贡献之大,何用我赘言。此书系由他亲手赠我,特识于此以示谢忱。

20111111《文汇读书周报》载石原皋撰《闲话胡适》。

⑦⑧⑨2009116网上转载《胡适与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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