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中国兵工产业的先天不足，存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武器装备建设发展缓慢。 若是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最终由量变引发质变。但是日本对华早己蠢蠢欲动，不可能留给国民政府充足的时间进行国防建设，所以国民政府只得退而求其次，通过对外采购武器装备来填补国内生产的不足。  1929年，列强解除了从清末开始的对华军火禁运，国民政府抓住机会，开始大量从国外采购武器装备。 据统计，国民政府在这几年进口的武器装备价值为3100多万海关两。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情况与晚清和北洋时期不同，进口武器装备的种类较为齐全，质量也不错，既有轻武器，也有重装备。  其中“德械”占比较大，这也反映了中德关系逐渐升温，双方军事合作不断深入的现实。从“四一二”政变到1927年12月14日宣布与苏联断交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渐与德国接近，因为德国（普鲁士）是欧洲老牌军事强国，其军队战斗力强悍，是中国军队学习的较好对象。 国民政府认为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中国打开对西方列强外交的新局面，因为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备受原协约国的歧视和冷遇，也在寻求外交机遇。  1933年德国纳粹党掌权之后，出于扩军备战的需要，对中国出产的钨、锑和猪鬃等战略物资十分迫切，因此获得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出发点。中德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关系迅速升温。 1926年，在德国有过留学经历的朱家骅受蒋介石之托，邀请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上校访问中国。这次邀请名为“对华投资”，实际则是国民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开展中德两国军方的交流，从而推动中德军事合作。  鲍尔于1927年抵达广州，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外国军事顾问，他曾参与指导1929年的蒋桂战争。在担任顾问期间，鲍尔向蒋介石提供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建议，他认为提高国民政府陆军步兵战斗力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压缩军队编制和裁军，二是“德械化”。 蒋介石与鲍尔的合作很顺利，1928年鲍尔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管理当时在华的40多名德国顾问，全权负责中德军事合作。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按照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了一系列行动。国民革命军在军队裁撤和编遣之前，其名下的军队有84个军约300个师，共有220万人。  军队的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较弱，不少部队由于军官的“吃空额”和武器装备的短缺，只能用于装点门面，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 1928至1929年进行的军队编遣工作，就是要裁撤多余的军队和进行现代化整编，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军队编遣会议计划将国民革命军陆军缩编成65个师共80万人，同时规定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加强国民政府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但是在地方实力派看来，军队编遣会议的最终目的是加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削弱非嫡系部队，因此十分不满，不久就爆发了新军阀混战一一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连绵的内战使得军队编遣和军队国家化的计划被拖延到了1935年。 军队编遣的被迫拖延，也导致其他相关工作（例如优化指挥体制等）的被迫拖后，国民政府只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的细节性工作。  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仅仅完成了20个陆军步兵师的整编，而且这一工作也并没有持续下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 国民政府虽然在军队的整编和裁军方面推进不大，但是由于大量外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国民政府陆军涌现出许多以往没有的新式兵种，例如铁道兵、防化兵和特种兵等。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最大成果，就是由德国顾问王恩汉上校负责编练的“德械师”前身一一军校教导师。由于成效良好，后来又陆续成立了教导第2师、教导第3师，并将其改编成正规的野战部队。  这些“德械”部队，是国民政府陆军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种子。教导总队选拔成员的标准很高，可以说是优中选优，有幸入选的都是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军官和士兵。 教导总队完全依照德国的军事思想及操典训练，但是以纯正的“德械”来武装这支小部队对国民政府来说也绝非易事。  在抗战爆发前，“德械师”也基本只是实现了轻武器的“德械化”，仍然缺乏重型武器装备，所以与德国陆军步兵团相比仅能属轻装标准。炮兵有“战争之神”的称号，是陆军的另一个重要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直辖的中央军只有8个炮兵团，装备的火炮也基本是在北伐战争中缴获而来的老旧型号，开炮之后便须重新瞄准，无法连续轰击，远远落后于时代，根本不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针对这一问题，国民政府于1932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之下陆续向瑞典购买博福斯Ｍ1930山炮120门，还购买了配套的观瞄和通信器材。 该型火炮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陆军炮兵的现代化水平，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一步取得了炮弹生产的授权，引入了专用的炮弹生产线。 这一批七五（口径为75毫米）山炮，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一配备博福斯Ｍ1930山炮的独立炮兵第1旅和第2旅，为进攻日本租界的国民革命军第87师和第88师提供火力支援；炮击驻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炮击在上海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曾炸伤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螺旋桨，令其停止作战长达三日；炮击日军机场，对曰军在上海浦西地区一个由高尔夫球场改建的机场在50分钟内倾泻数百发炮弹，炸毁日机5架，炸伤7架并造成日军严重伤亡。 此外，为了组建新式的装甲部队，国民政府在1929年还从英国购入了23辆维克斯六吨坦克，这些坦克有一部分被改装成博福斯Ｍ1930山炮的牵引车，其他的坦克被编入装甲部队，同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相当作用。 这些外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陆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水平。诚然，对外采购武器装备，是解决前文论及的中国本土军事工业落后和军队战斗力弱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个方法也并非十全十美，还产生了新的问题，例如对外国军火的依存度过高和武器装备制式化受阻等等。 一些高技术武器装备，国内根本无法自行生产可供维修和替换的零件，假如原产国停止向中国供应相应的配件，那么国民政府陆军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就成为了“一次性武器”，损坏之后无法维修和补充。 此外，国民政府向如此多的国家采购武器装备，理应详细规划，避免重复和浪费，但是国民政府实际进行的武器装备采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基本是“缺什么买什么”，没有长远和系统的规划。 这样一来，国民政府陆军又出现了大量互不通用的武器装备，使得武器装备的制式化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后勤补给和维护训练了。上述问题不解决，对国民政府的陆军步兵武器装备建设就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军事工业的自给自足和制式化也永远无法实现。 由此可见，武器装备的对外采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快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改善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面貌，但也严重阻碍了国民政府的武器制式化进程，只能作为应急手段使用。 此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由于内战频仍，使得国民政府无暇实施具体的国防计划和军队建设计划。 因此，这些本就不多的武器装备建设成果在内战战场上也被消耗了许多，在某种程度上给侵华日军带来了便利，得以“趁火打劫”。 由于国民政府陆军步兵的武器装备水平没有整体性的提高，仅有少数部队装备了外国进口的先进武器。加上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军令和政令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执行，对战时指挥相当不利，因此中国的军事实力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并没有大的增加。 种种弊端和缺陷，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相对和平时期是难以发现的，一旦同日本这样的现代化军事强国交战，便会暴露无遗，中国军队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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