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齐德舜老师赐稿
原文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两宋时期气候变化与异常气象对战争的影响
文丨关勇 齐德舜
作者简介：关勇，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中心2020级硕士研究生；齐德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天时与战争历来有着紧密的耦合关系。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为了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各民族之间剑拔弩张、战争擢发难数，而两宋时期的气候条件正处于由温暖期至寒冷期，再到温暖期的循环变化过程，期间还包含着大量变幻莫测的季节气候变化和异常气象条件。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之自然背景，对两宋时期的战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时期；气候变化；异常气象；战争
生存空间的竞争、农牧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可能会诱发战争，战争是在一定时空内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以气候变化为主的自然条件不可避免地会对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李四光认为中国的内战频度及治乱周期与气候变化有相当的关系，[1]竺可桢认为战术之有赖于化学、物理、工程诸科更有甚于气象，[2]所以在战争中还需要考虑“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3]两宋时期的气候气象条件颇具特殊性，正经历着错综复杂的大周期气候循环与往复交替的小幅度气候波动。审视两宋时期气候变化对战争的影响以及解读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利用气候条件辅助战争时的一般过程与机理，能够为当前和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提供重要经验和借鉴。本文拟在现有史料与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两宋时期气候的长期冷暖变化、气候的短期季节变化和异常的气象条件与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两宋时期暖冷气候变化概述及其对战争的影响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辽、西夏、金等政权，与汉民族建立的赵宋王朝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这些实力强劲的民族政权与北方逐渐崛起的蒙古政权、雄踞西域的回鹘政权、西北地区的唃厮啰政权和西南地区的大理政权对宋王朝形成了半包围的局势，“重文轻武”的宋王朝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除了政治环境“雪虐风饕”，气候变化也可谓是“一波三折”。关于两宋时期的气候变化状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但学界均一致认为两宋时期的气候大致经历了由温暖期到寒冷期再到温暖期的变化过程。虽说气候变化并不是战争发生与结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和战争有着极强的关联性，能够对战争产生间接且重要的影响。
（一）暖热气候对战争的影响
在北宋定都开封的168年中，共有18次暖冬记录，其中宋太祖（960-976年在位）和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时期，占了11次。[4]由此可知，自北宋建立（960年）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前后，其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竺可桢先生所说的隋唐时期以来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5]此后，自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始，直至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的这100年中，其气候特征基本上还是属于温暖期或由温暖转入寒冷的过渡时期，因为在这100年中，明显偏暖的年份有26年，而明显偏冷的年份只有20年，虽然偏暖的年份相对较多，但气候却在趋寒化，所以这个过渡阶段是非常缓慢的，其间还有冷暖气候的反复交替变化。[6]
温暖期气候在南北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北方多表现为暖湿和暖干两种气候类型，而在南方多表现为湿热气候。其中北方的暖湿气候比较适合农业和经济的发展，而久晴不雨的暖干气候条件则易导致旱灾的发生，进而引发动乱。据《中国灾害通史》统计，两宋时期320年间共发生旱灾259次，这些旱灾分布在171个年份，平均每1.24年就会发生一次旱灾。[7]旱灾一旦发生，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威胁，长期的干旱往往会引起田地龟裂、粮食歉收，致使百姓背井离乡，战争一触即发。如庆历元年至三年（1041-1043年），黄河中下游连年大旱，很多西夏饥民迫于生计大量向东迁徙。西夏政权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气候的冷暖变化十分敏感，所以暖热干旱的气候同时也驱使了西夏政权不断向外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间接导致了西夏政权在这三年间与北宋王朝爆发了多次战争。[8]
南方的湿热气候常伴随着疟疾的传播，且对人体有着极大影响，当大气温度高于29℃以上、湿度大于80％时，人体就有闷热的感觉，体能降低。[9]暖干气候还会大量消耗士兵体力，并使士兵的战甲和兵器变得发烫难触，严重影响士兵的备战状态和作战能力。若在此种气候条件下行军作战，则会“冒犯炎日，或被坚御寇，或负重力役，渴饮难周，疟疾多有”[10]，因此湿热气候对战争影响较大，不适宜行军作战。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本应是气候温和的春季，但此时的气候却是湿热难耐，致使交州之战“会炎瘴，军士多死者，转运使许仲宣驿闻，诏班师”。
（二）寒冷气候对战争的影响
自北宋后期宋徽宗继位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开始，有关气候寒冷的史料开始大量变多，此时的气候正式进入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寒冷的气候直到南宋中期仍在持续。[11]寒冷期的气候剧变会引起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国家分裂和经济文化中心南移。[12]因为长年累月的寒冷气候会使北方游牧民族面临草场退化、生态恶化、牧畜死亡、农牧线向南移动等自然挑战，进而影响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迁徙以寻找更广阔的土地和更优质的牧场。对资源的争夺加大了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生存压力与竞争对立，从而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如女真族的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100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13]北宋的灭亡及宋室的南渡与极端寒冷气候也有着密切关系。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开始，开封再也没有出现过高温或暖冬现象，而寒冷现象持续并于靖康年间达到峰值[14]，所以当金兵于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包围开封之时，开封正面临着极端的寒冷气候，“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15]。在“京师苦寒”的气象条件下，宋钦宗为了鼓舞士气，“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以障泥乘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甚至为了驱逐寒冷，祈求天晴，“在禁中徒跣祈晴”。[16]但是天不遂人愿，气候不仅没有转暖，甚至一天更比一天寒冷，并且严重摧残了守城士兵的身体状态，“乙巳，大寒，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17]“将士负盾而立，不寐达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18]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宋军依然选择奋战到底。“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19]宋军的抵抗最终以失败告终，对寒冷天气适应能力更强的金军一举攻陷开封城，正如金军将领粘罕所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20]北宋灭亡之原因主要是因为女真政权的强势崛起和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双方有着悬殊差距的军事实力，但寒冷气候在开封失陷、北宋灭亡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寒冷的气候条件易使士兵的备战能力和作战状态受到干扰，进而对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影响，这时士兵对寒冷气候的适应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发迹于纬度较高的关外和塞北，他们早期的主要活动区域相对于中原及其以南地区来说，气候相对寒冷，冬季更加漫长，所以能够适应在一定程度的寒冷气候中行军作战。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金人于蔡州乘大雪突骑五百寇城下。[21]汉民族相对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来说主要活动区域纬度较低，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士兵的作战状态略低于北方诸少数民族，因此在寒冷气候中受限较大。如咸平五年（1002年），“（宋）军士涉雪讨蕃部，苦寒，有支体废堕者，今遣还京师”。[22]
在南宋后期（1200-1279年）80年间，气候是一个冷暖交替的变化时期，其中前60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的延续更符合实际，因为这60年间涉及寒冬的年份有23个，而涉及暖冬的年份只有6个，南宋最后20年时间是由冷转暖的温暖期。[23]绍定五年（1232年）处于第三个寒冷期的延续阶段，这一年气候依然寒冷，既无充饥之粮，也无御寒之衣的十万金军被蒙古军围困在三峰山一带，此时“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24]“机权若神，又获天助”的蒙古军采取以逸待劳、围三匮一之法，一举击败了金军主力，使金军“无一人得逃者”，致“金事已去十九”。[25]自此金朝再无力量复兴，灭亡已成定局。蒙古军队在三峰山一战中能够以少胜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寒冷气候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蒙古军队长期生活在严寒多风雪的蒙古高原上，早已习惯了酷寒的气候。而金兵自入主中原以来，长期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在寒冷气候中的作战能力已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蒙古军队装备精良，且轮番休息，而金军被围多日，缺衣少食，“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26]，最终被蒙古人所败。
二、两宋时期气候的季节变化对战争的影响
寒冷期和温暖期是从整体历史观来考虑的，是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只用来表明气候常年的平均温度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主流趋势，而两宋时期的气候在大多数年份尤其是温暖期期间依然有着较为分明的季节变化。两宋时期的各政权在战争中会对气候的季节变化趋利避害，尽量避免在寒冷的冬季或暖热的夏季行军作战，如宋朝建立后40余年间与辽朝爆发的12次较大规模战争中，其中三分之二的战争爆发于春季和秋季。如表1所示：
表1北宋前期宋辽重大战役及战争发起月份简表
注：以上战役名称及数据来自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181页。
北宋前期宋辽重大战役多发生在春秋季节，这是因为春秋季节气候凉爽，温度适宜，粮草充足，此时发生的战争不会受气候太大的影响，且春季是播种期，秋季是收获期，春秋季节所发生的战争也和一定的经济利益与资源争夺有关，因为春秋之际“彼方人饥马瘦，借有出没，不过妨挠耕种，或小小钞劫而已”，而“大暑、大寒之月，皆非贼兵举动之秋”。[27]所以冬季和夏季相较于春秋季节并不适宜作战。再如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于1040～1042年三年间先后五次大举攻宋，且进攻时间全部集中在春秋季节（详见表2）。由此可知，在两宋时期，春季和秋季发生战争的概率明显高于冬季和夏季。
表2西夏建立后五次攻宋时间简表
注：以上战役名称及数据来自《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69-289页。
战争是在一定时空内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相较于温度适宜的春秋季节而言，夏季和冬季所发生的战争更容易受到气候季节特征的影响。
夏季中酷热的大暑天气会严重影响士兵的作战状态，“炎暑方炽，深虑劳人”[28]，极大耗损士兵的体力，加大战争推进的难度，进而影响到战争的各方面。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兵分三路北伐辽朝，自宋太宗正月下诏北伐始，直到炎热的五月战争仍未结束，其中宋将曹彬率领的军队还面临着“时方炎暑，军渴乏井，漉淖而饮，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粮又将尽”的局面[29]，最终处于被动的宋军步步败退，北伐以失败告终。又如开庆元年（1259年）2月，蒙古军队围攻位于四川盆地的钓鱼城时，同样是将战线从春季拖到炎热的夏季，蒙古人本就畏暑恶湿，加以军中水土不服，疫病流行，斗志全无，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减，不得不撤退。[30]所以一般遇到炎热难耐的大暑天气，军队都会考虑退兵。如开宝二年（969年）闰五月，“(攻)太原城久不下……会暑雨，多被腹病……始议班师也”。[31]
寒冷低温的冬季会对军事活动中的兵马器械产生极大的不利作用，进而影响到士兵的作战状态乃至战争结果。如雍熙三年（986年）冬十二月，契丹以数万骑取瀛州。“会天大寒，宋师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围廷让数重。无救，全军败没”[32]。在这场战斗中，宋军的弓弩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失去了原有的威力，使宋军在面对契丹大军时不战即怵，最终被契丹人所败。
两宋时期的军事家们深刻地意识到，既然无法改变气候气象条件，就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在军事实践中所总结出的关于气候特征的经验性认识来指导战争，以改变战场环境达到却敌之效。如咸平二年（999年）冬“会大寒”，“契丹扰边，延昭时在遂城，城小无备，契丹攻之甚急，长围数日。”[33]冬季的大寒天气和契丹的进攻使“众心危惧”，严重影响了士兵的作战状态，在此寒冷且军心不稳的环境下，杨延昭命令宋军“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把严寒气候下能够“泼水成冰”的原理付诸军事实践中，人为地改变了不利于己的战场环境，从而扭转了战局，当契丹再次攻城时，发现城墙“坚滑不可上”“遂溃去”。[34]又如隆兴二年（1164年）闰十一月，“时金兵号八十万，濠、滁皆破，唯高邮守陈敏拒敌射阳湖”，在此危机形势下，胡铨亲自带兵上阵，“会天大雪，河冰皆合”，寒冷的降雪天气使河面封冻，于是胡铨就率先持铁锤锤冰，使金兵不敢轻举妄动，将士们深受鼓舞，击退了金兵的入侵。[35]在寒冷天气作战，既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也应看到有利的一面，关键在于能否基于客观情况灵活运用气候气象条件而取胜。
三、两宋时期异常气象对战争的影响
气候对战事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气候的冷暖变化和战事爆发的季节性上，更直接体现在某些具体的战场环境中，尤其是一些发生在战场上的比较极端的异常气象（如暴雨、风沙和大雾等），甚至可以在瞬间扭转战局。[36]这些异常气象往往突发性强、持续性短、变化性大，能够对两宋时期的战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竺可桢在论述天时之重要性时曾指出“迷雾四塞,足以使咫尺不辨兵马；坚冰在须，足以使指僵肤裂，而将士不用命；积雪没胫，则阻交通；雷电交作，则寒心胆。”[37]这句话论述了异常气象对人在战争中的一些影响，从侧面也反映出异常气象与战争有着不可忽视的高度关联性。
（一）雨天对战争的影响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降雨是否适量、适时，不仅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产生活，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38]不仅如此，雨天还是制约军事活动能否正常进行的重要客观因素，尤其是持续数日的霖雨和突发的暴雨都会对行军和作战甚至是兵器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首先，“浩浩雨不止，寥寥风且寒”，[39]连绵的阴雨天气会使气温降低，士兵容易受凉，且雨天会使士兵视听模糊，作战时难以明辨敌我，更难以听清号令，进而影响士兵作战状态。
其次，“大雨三日泥三尺，骏马高车行不得”，[40]雨天易致路面泥泞，会增加行军和粮草运输的难度。所以若在行军途中或交战前后遇到雨天，一般都会暂停行军计划或选择退兵。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辽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杖多遗弃”，辽军不得不等到天晴才“得渡”。[41]又如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军自泰州渡江，“继而天雨连降，平地水发，道途泥淤，马步俱不能进，以是贼心顿沮，不思渡江。”[42]再如宝祐五年（1257年）九月，元军“围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43]总而言之，“雨不止，淖泞没足，宜俟少霁”。[44]
最后，“弓弩用柳干皮弦，雨雪则不能施”[45]，即阴雨天气使弓弩等战场上远程压制敌人进攻的主要武器难以发挥出真正的威力，这是因为古代的弓箭多用胶粘合，遇水则裂，在阴雨潮湿的天气中会出现弦松和胶解的情况，从而影响弓弩的弹性、准度和威力，致使射程缩短，攻击力下降。如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辽军南侵宋朝，“张斌与契丹遇于长城口，时积雨，敌弓用皮弦，皆缓湿，斌击败之。”[46]无独有偶，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李显忠兵薄宿州城，金人来拒，显忠大败其众”，只因“金人恃骑射，夏久雨，胶解，弓不可用，故屡败。”[47]在这两场战斗中，善骑马射箭的契丹人和金人在作战时遇到了连绵的阴雨天气，令弓弩威力难以完全施展，使契丹人和金人丧失了在战场克敌制胜的优势，最终被宋军所败。
阴雨天气是古人无法改变的客观气象条件，它不仅会使弓弩“不能施”，还会影响诸如火药、火炮和攻城云梯等辅助性战争装备的使用效果，如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攻合州，“会天大雨，攻城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48]。此一战中阴雨天气使得攀墙攻城用的云梯变得湿滑难爬、脆弱易折，进而影响了军队的既定计划。
虽然雨天不利于作战，但如果作战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必定不会过多考虑天气因素，如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戊戌，“是夜，大雨，敌兵（夏军）四面急攻，士卒饥疲，不复能拒。夜半，城遂陷”。[49]并且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在遇到不利的气象条件时，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进而达到军事目的。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秋，“梅山洞蛮恃险叛命”，宪州刺史翟守素前往平叛，“值霖雨弥旬，弓弩解弛，不堪用”。翌日就要战斗，弓弩却不能用，在此不利条件下，翟守素“令削木为弩。及旦，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50]从而平定了叛乱。
综上所述，在雨天弓弩、火炮等远程武器都失灵的情况下，这时作战双方基本上只能靠短兵相接的方式来进行战斗，若雨天还伴随着雷电，则会令士兵感到恐惧，“虽闻雷霆震，若有鬼神号”[51]，进而影响士气，扰乱军心。所以雨天作战对双方都是弊大于利，为减少人员伤亡，降低战争中财力和物力的消耗，雨天作战一般是能免则免。
（二）大风天气对战争的影响
风沙天气多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是最难以把握和运用的气象条件。凡大风沙所经过的地区空气浑浊、能见度低，对作战双方均不利。如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兵围金朝中都，“自夕至晓，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举目”，直接导致“金兵大溃”。[52]
水面的逆风条件不适合航行和水上作战，这是因为“昔日之舟师，进退乘风力，破浪恃孤帆，更有赖于天时”[53]，且古代水军的交通工具以木船为主，抗击大风的能力较弱，故若在江面上遇到逆风天气，或在海上遇到飓风天气则会暂停行军，以免造成巨大人财损失。如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军“及至江口，据本处巡检申，风色暴猛，渡江不得，只得在水府庙以俟。日晡风少息，遂渡，宿瓜州军营。”[54]
逆风条件不利于作战，但在大风天气中若能处于顺风位置，便具备了天时条件。两宋时期，乘风势扭转战争局势、赢得战争的战例并不在少数。但若想在大风天气中取胜，既要考虑彼我两方之形势，又要细审风向条件，然后随机应变而处之。如庆历二年（1042年），“会天大风，（宋军）顺风击之，斩首六万余级”。[55]可以说在这场战斗中宋军能够取得胜利，与其处于顺风位置有着很大关系。又如政和四年（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辽朝派出军队进攻女真部，十一月，双方于出河店相遇，“会大风起，尘埃蔽天”，女真军队向辽军发起猛攻，“乘风势击之，辽兵溃”。[56]此次大捷女真军队借助风力以少胜多，为以后金朝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再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南侵南宋，与李宝舟师遇于密州胶西县陈家岛，被李宝所败，之后“金舟泊唐家岛，宝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余里，而北风日起，宝忧之”，此时的风向条件并不利于南宋军队，所以令李宝十分忧虑，直到夜间，风向渐变，“夜漏将尽起碇，南风渐应……宝命以火箭射之，着其油帆，烟焰随发，延烧数百艘”。[57]此一战李宝能够大败数倍于己的金军，全靠风向的改变，从进而粉碎了金军欲从海洋南侵的计谋。
（三）大雾天气对战争的影响
“盖雾浓则不辨咫尺，不知虚实，故（大雾天气）不利于攻”。[58]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金布萨忠义之奉命讨斡罕也”，两军交战，“时昏雾四塞，跬步莫睹物色”，[59]大雾天气使士兵视线模糊，作战处处受限，双方的战斗直到大雾散去后才得以继续进行。
“古人赖雾以破敌，以全师者，在史册上亦指不胜屈”。[60]如元祐二年（1087年），“及旦，重雾晦冥，谊引兵围城……雾忽开，羌望见官军，以为从天而下，亟乘城拒守”，宋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借大雾天气围城，最终“一鼓破之”，赢得了此战胜利。[61]又如祥兴二年（1279年）,张世杰军溃，“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62]再如绍定五年（1232年），“大雾迷道，（蒙古军）为金人所袭”。[63]由此可知，大雾天气如若运用恰当，也能克敌制胜。这是因为士兵在大雾天气中便于隐蔽，不易被敌军发现，且敌军在大雾天气容易放松戒备，此时不利条件便转化为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战争产生较为有利的影响。
（四）气象预报及异常兆象对战争的影响
两宋时期在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视气象的预测，尤其是战前必先观测风云，按天气情况来决定用兵之策。为了便于观测更准确的预报气象并在战争中予以灵活运用，宋朝的军营都配备观测气象的设备，如观测风向、风力的候风五丈竿等。[64]少数民族一般会通过占卜等方式来预测气象，如成吉思汗每次出兵前，必定要让“旁通天文、地理”的耶律楚材占卜吉凶，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西讨回回国，“祃旗之日，雨雪三尺”，此时耶律楚材说:“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后果应验。[65]
天之兆象的凶吉在古代战争中备受重视。若在战争前或战争时出现吉兆，定能使士兵志气昂扬，若出现凶兆，则会让士兵无心恋战，从而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如政和五年（1115年）八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直到十一月，才“与女真兵会”，此时天气已变得异常寒冷，“时盛寒，雪深尺余，先锋接战，云尘亘天，日色赤暗”。[66]辽人崇拜太阳，把日色赤暗看作是凶兆，再加上长途奔波、人马疲乏，所以辽军斗志并不高，且辽天祚帝在战争中率先临阵败逃，使“众军随而败溃”，“女真乘胜，遂并渤海、辽阳等五十四州”。[67]此一战，金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辽军未战先溃，元气大伤，造成这种战争结果是因为日色赤暗的兆象，这种“不祥之兆”以及皇帝的逃脱使对日月极度崇拜的辽人再也无心战斗，最终大败。又如政和八年（1118年）正月，“燕王淳将讨怨军而遇女真于徽州之东”，此时，天现兆象，据记载“是夕，有赤气若火光，自东起，往来纷乱，移时而散”。[68]这些兆象的出现被燕王麾下视为凶兆，令军中“皆无斗志”，直接导致军队“未阵而溃”。[69]
四、结 语
两宋时期的气候条件正处于由温暖期至寒冷期，再到温暖期的大周期循环过程中，在每一个大周期的气候循环过程中又包含着多个冷暖气候的交替和异常气象的反复。每一次气候变化和异常气象都会或多或少地对战争产生影响，甚至能够加速朝代的灭亡。气候气象条件对战争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的气候气象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往往不同，即使是同一种气候气象条件，也常常因是否能够运用得当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全面掌握交战双方的情况，找出各自的优点和弊端，以已之“长”来攻对方之“短”，[70]还需要利用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气象变化的经验性认识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两宋时期，军事学家们虽然意识到了天时与战争的关系，但对气候气象的利用还处于盲目、被动和不自觉的阶段。“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气候气象是战场上绝对公平的客观存在，且对战争的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能驾驭它，谁就能占据天时之利。纵览两宋战争史，通过利用气候气象条件取胜的战例俯拾皆是，而违背气候气象规律导致抱憾战场的也不在少数，这其中所反映出气候气象与战争之关系的规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善于科学利用气候气象条件去趋利避害。
参考文献
[1] 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M]//李四光.穿越地平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54.
[2]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M]//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5.
[3] 孙武.孙子兵法[M].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3.
[4] 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47-55.
[5] 张全明.两宋时期的气候变迁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375.
[6] 张全明.两宋时期的气候变迁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376.
[7] 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127.
[8] 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34-435.
[9] 于德湘,张国杰.天助与天惩——气象影响战争事例选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0:7842.
[11] 张全明.两宋时期的气候变迁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377.
[12] 布雷特·辛斯基.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J].蓝勇，刘建，钟春来，严奇岩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6):50-65.
[13] 管彦波.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22-125.
[14] 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7.
[1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1.
[1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33-434.
[17]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34.
[1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3.
[19]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19.
[2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19.
[2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86.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32.
[23] 张全明.两宋时期的气候变迁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380.
[24]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74.
[25]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74-2475.
[26]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887.
[2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0:8226.
[2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581.
[[29]]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2018:85.
[30] 于德湘,张国杰.天助与天惩——气象影响战争事例选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43-44.
[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4-225.
[32] 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72.
[3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9306.
[34]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9306.
[[35]]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3694.
[36] 金勇强.区域气候与宋夏战争[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51-58.
[37]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M]//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2.
[38] 齐德舜.宋代蜥蜴祈雨法研究[J].宗教学研究,2018(1):223.
[39]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一一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507.
[40]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二〇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3124.
[41] 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
[4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02.
[43]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0.
[44]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4593.
[45] 曾巩.隆平集校证[M].王瑞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603.
[4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78.
[47]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3667.
[48]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4785.
[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0:7937.
[50]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9362.
[5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一八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899.
[52]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4327.
[53]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M]//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3.
[5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69.
[5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47.
[56]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
[57]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3583-3584.
[58]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M]//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2.
[59]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3647-3648.
[60]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M]//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2.
[6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9841.
[6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945.
[63]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886.
[64] 程民生.宋代的气象预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10.
[65]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56.
[66] 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17-118.
[67] 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19.
[68] 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25.
[69] 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25.
[70] 齐德舜,洲塔.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初探[J].西藏研究,2008(1):96-102.
▼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