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上古时期，世界各民族都流传着洪水灭世的传说。 《圣经》中记载：耶和华见人世混浊不堪，人类在大地上胡作非为，便降下洪水，荡涤一切尘埃，将大地上有生息的活物悉数摧毁。 无独有偶，《列子·汤问》也详细记录：在三皇五帝时期，颛顼与水神共工发生大规模战争，共工功败垂成，怒触不周仙山，导致天柱破裂，大地崩塌，洪水泛滥。 由此，中国才有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而在西方，诺亚也在上帝的指引下修筑方舟，将陆上生物各雌雄两只带入方舟。 洪水退去后，诺亚一家便成了后世先祖。 但同样是面对水灾，大禹和诺亚却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其中又包含了什么人本理念的差异呢？  大禹治水宣扬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人定胜天的艰苦卓绝精神相传尧在位期间，中原大地便洪水不断，严重阻碍了百姓们繁衍生息。 在众部落首领的举荐下，尧任命颛顼之子—鲧为治水官。 但鲧采用的治水策略为“水来土掩”。他只知一味加固堤坝，以为如此便可高枕无忧。 鲧花费九年时间，修筑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堤坝，劳民伤财无数。 但这项“举世壮举”，却一夜之间被洪水土崩瓦解，鲧难辞其咎，以死谢罪。 鲧治水失败，在于他忽略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流淌在中原腹地的黄河含沙量极高，长年累月下来，这就导致黄河的河床越来越高。 4000多年前，黄河的河床就高出海平面3米以上，黄河也因此得名“地上河”，极易发生决堤现象。 鲧采取“水来土掩”的治水策略，想要修筑一座大型堤坝一劳永逸，一方面工程量太大，另一方面不符合中原的自然环境。  用泥土筑成的堤坝自然没有现代的混凝土结实，遇到狂风暴雨便会逐渐土崩瓦解。 鲧治理水患9年，没有得到丝毫成效，反而让黄河水灾更加猖獗，鲧因此身首异处。 父亲鲧治水失败后，儿子禹继承了鲧的衣钵，下定决心克服这场天灾，还中原大地安宁。 禹在父亲鲧治水策略的基础上，吸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的治水方案。 在大禹看来，父亲只知填堵，并不懂得疏通河道，这才导致水灾连绵不绝。 彼时大禹才与涂山氏新婚燕尔，在后来13年的治水过程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听到家中儿子的哭声，他也仅是朝着茅屋鞠躬行礼，不敢耽误治水大事。 《山海经》有言：“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 经过大禹13年的努力，原本洪水泛滥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安居乐业的净土。 洪水被华夏先民“驯服” 成为灌溉一方良田的甘霖。 面对洪水灭世之灾，先民们并未选择一再隐忍逃避，而是迎难而上，为良好的生存环境不断抗争，挺过大自然的多番考验。  在“大禹治水”中，大禹代表了不畏惧艰难险阻的华夏民族，治水成功也表示原本渺小的人类战胜了凶悍的大自然，克服了上天降下的危难。 洪水降世虽与人类无关，但洪水消退、灾后的繁衍生息，都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大禹治水之外，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类的神话故事，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定胜天的抗争精神。 人类并不需要西方人所谓的上帝来拯救，中华民族虽然敬重鬼神，但并不依赖天神拯救。 除此之外，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认定人类可以直接参与各种生产活动，改造天地万物。《老子》中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人本主义的精神思想，自古以来就根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人本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丰富。 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本主义思想肯定了人的价值。 历代统治者都推崇“得民心者得天下”，君王虽自称为天子，但依然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必须为黎民百姓谋求福利。 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人本主义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逐渐演变为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则囊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伦理特色，主导着封建时期百姓的生活。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中国以人为中心，西方国家则以神为中心，推崇上帝为万物之主，浓厚的宗教信仰则成为人们行事的准则。 诺亚方舟坚信上帝主宰世间万物，失去信仰便会遭受上帝惩罚根据《创世纪》记载，上帝耶和华创造人类，让他们生活在宁静富饶的伊甸园中。 但随着人类的贪欲不断扩大，世间便充满了尔虞我诈，战争接连不断。 耶和华见到人间污浊不堪，极为后悔创造出生性顽劣的人类，便打算降下洪水毁灭世间万物。 上帝仔细探查后，发现人间独有一个“完全人”诺亚，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一颗善心。 耶和华不忍诺亚在浩劫中身死，便降下神谕指示诺亚修建方舟，让诺亚带上各种飞禽走兽，且必须雌雄结对。  《圣经》中记录，气势恢宏的诺亚方舟，其排水量接近一艘大型游轮，在泰坦尼克号的一半以上。 方舟总容量为4万立方米，分为上中下三层，内外都涂满了防水的焦油。 浩劫开始后，诺亚一家和动物们登上方舟，足足在220天后，方舟随波漂流至土耳其东部的阿勒山，这时洪水开始退散，阿勒山的山顶才露出水面。 诺亚前后放出了一只乌鸦和两只鸽子，直到鸽子叼回一条橄榄枝后，诺亚才知浩劫已经过去，便为耶和华奉上祭品。 此时耶和华在空中降下一道彩虹，以彩虹为纪念万物新生。 洁白的鸽子和翠绿的橄榄枝，那时就被赋予了和平的意义。 “诺亚方舟”对上帝创世和灭世大肆渲染，强调上帝为万物主宰。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盛行神本主义。 神本主义发展至中世纪，更加大行其道。 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各国人民生活在教会的桎梏和蒙昧之中。 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人为本的观念开始苏醒，根深蒂固的神本主义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而同样是面对天降洪水，诺亚和陆地上的飞禽走兽并未像华夏民族一样正面应对，而是等待着耶和华的宽恕，消极地躲在方舟上避祸。 无论是洪水降临还是消退，上帝在整个过程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脱离上帝，人类根本无法生存。 所以在西方人眼中，神是万能的，他们决不能违抗神的旨意。 这种对上帝无条件的服从，也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宗教信仰。 在西方诸国中，以宗教立国的不在少数，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教义则为与生俱来的约束。 基督教会的教皇，在虔诚的教徒眼中，为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人，地位甚至比国王还要尊崇。 教皇得到上帝的诏示，就是天下之主。 教会鼓吹人生来有罪，只有一心一意侍奉上帝，才能赎清自身罪行。 而中国则是一个宗教观念极为淡薄的国家，历代皇帝推崇的宗教不尽相同，宗教对于国民来说并非生活的必需品。 就连伏尔泰都称赞，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内部没有宗教派系斗争， 没有被教会荼毒的狂热传教士，更没有异教徒之类的宗教迫害。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阐明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国家，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书绝不虚构，没有出现得到天启的人物，或者是出现任何神迹。 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用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反击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 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差异可见一斑。 结语“大禹治水”相比“诺亚方舟”，前者强调在灾难面前，华夏民族的主观能动性，水灾消退全是人力所致。 后者则突出了上帝的意志，上帝认为世间充满罪恶，便要灭世，人类在灾害面前只能等待上帝拯救。 在“大禹治水”中，泛滥的洪水完全是烘托大禹英雄形象的配角。 但在“诺亚方舟”中，人类的渺小则衬托出洪水势不可挡，上帝主宰人类命运。  物质决定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和西方各国由于客观自然环境的差异，产生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由此衍生了不同的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观念。 两种观念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均被统治者加以利用，成为了稳定国家政局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尚书》 《列子》 《山海经》 《圣经》 《创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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