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我们讲完了西域之争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唐蕃的博弈换了一个方式，从第一节阶段的双方直接下场激烈对抗，变成了拉拢代理人的博弈。
也就是说，对抗的方式从显性变成了隐性。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阶段的西域之争没什么感觉，没有把勃律、拔汗那和突骑施这三个点联系在一起考虑，尤其是没有放在大食东扩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
其实这个阶段的博弈一点也不轻松，任何一点处理不好，都可能诱发联动效应，改变整个西域的局面。
我们这个节目能做的，也就是把关联关系点出来，至于更深的关系，大家就得去看更专业的论文了。
我们之前一直再讲河陇和西域，其实唐蕃之间的对抗还有一个重要战场，这就是位于川西的康巴地区。
说实话，康巴地区很难讲，老布也有点挠头。
主要是因为康巴地区的历史资料非常的少，几乎难以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
这点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卫藏地区作为西藏的政治核心，藏文史料的记载还算比较多。但康区作为边地，史料记载就少多了。
汉文史料这部分，河陇、西域都是帝国的轴心，史料记载极其丰富，但康区对于中原来说，一样是边地，所以史料也单薄。
这就是康区的历史定位，虽然现在康区的地位很重要，被认为是汉藏两族的连接器，有“治藏必先安康”的说法。但在汉唐的政治版图上，康区的政治地位远远没有清朝高。所以留下的资料也非常有限，造成的结果就是，清代康区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但到了汉唐时期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这种空白达到了什么程度，还别说对汉唐时期康区的社会生活进行细致研究，就连一些重要地点在什么地方，现在都是众说纷纭。
我之前曾经想把康区的历史地理重新梳理一遍，但尝试过以后发现，实在是不自量力。所以我们对康区的解读，没法像西域河陇那么细致，很多地方只能说个大概。
这一期，我们还是从康区的地缘结构说起，先说“地”，再说“缘”。
“康”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很早就出现了藏文史料里，比如《布敦佛教史》中就有“康”、“康地”和“多麦”的名称，但是对其所指内容及区域范围没有具体地叙述。
与之类似《西藏王统记》里也有“多康”的记载，但同样只有区域名称，没有具体疆界的内容。[1]
在古代藏人的地理概念里，一般把西藏分成三大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西藏，而是“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翼（四茹），下部朵（多）康六岗”。
需要注意的是“下部朵（多）康六岗”中的“朵”指的是今天的安多西藏。也就是说，在《贤者喜宴》成书的1564年，安多和康巴属于同一个地理范畴。
根敦群培先生在《白史》中对于“康”的解释为：“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如边属小国，名“康吉贾阵”。
既然有“边”的意思，那就得有中心，要不“边”没法独立存在。
回到刚才说的三个地理概念，卫藏的“卫”本身就带有“中心”的含义。
在藏人心中，以拉萨为核心的“卫”是“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
由此可见，藏人对地理概念的定义是以卫藏为核心向两翼展开。而康区所处的位置，恰恰在藏地政权的边缘地带，所以才有了边地的概念。
但有一点要注意，康区不仅仅是藏地政权的边缘，它同样是汉地政权的边缘。
双重“边缘”的属性，就是康区地缘政治的主要特点。
制图©时差岛
由于“康”的地理范畴长期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现在对康区的范围主要以方言来划分，也就是“康方言”地区。
这个地区以现在的行政划分来说，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地区、云南的迪庆地区、四川的甘孜地区，以及四川阿坝的一部分地区。
从这个区域划分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康巴西藏是一个跨行政区的范畴，包含了西藏的东部、青海的南部、云南的北部和四川的西部。
从地形地貌的角度上说，这个地区大概是整个中国山脉最密集的地区了。如果你打开一张卫星地图，光看那白绿相间，皱皱巴巴的感觉，您就能知道这片地方的特点——到处都是山。
如果做个形象一点的比喻，康区的地形就像一张被巨手团过的白纸，然后细细的展开，最后呈现在纸上密集的褶皱，就是康区层层叠叠的山脉。
尤其是在康区的西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浩浩汤汤的大河，被硬挤在不到一百公里的宽度上，从北向南流过。
由于中国的整体地貌是西高东低，所以大多数的江河都是东西走向，但康区的河流却和其他地方迥异，除了三江并流的这三条大河以外，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也是从北向南流。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先民的坚韧不拔，就是如此困难的地理环境下，他们依旧能翻过重重高山、渡过条条大河，硬是用脚走出了一条沟通巴蜀和西藏的通道。
从整体上来说，康区在地理上处于一个连接与过渡的地带。
在东西方向上，它是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
在南北方向上，它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与连接地带。
乡城县，摄影©️田捷砚
如果我们对康区的地形和生产状态进行了一个细分的话，那么康区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
1、高原区：
在康区北部的石渠、色达、理塘、壤塘、阿坝等地区，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这些地方的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无霜期非常短，不太适合农耕生产。但这些地方水草丰茂，有大片优良的牧场，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
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世世代代都以放牧为生，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型态，部落制在这个区域的历史上长期存在。
2. 山原区：
在康区的中部和南部，多条大江穿越其中，在水系的切割作用下，连绵的山脉被分成了大小不等的碎块。此地的海拔高度从2600米至3800米不等，气候相对较为温和，是青棵等粮食主产区。
比如德格、甘孜、炉霍、道孚、巴塘、马尔康等地区，即有山岭纵横，也有比较宽阔的河谷地带，适合农业生产。但由于农业作物的产量比较低，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家畜，所以这些地区呈现一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
3. 高山峡谷区：
在康区东南部的泸定、康定、丹巴、松潘、理县等地区，河谷深切，雪峰高耸，地表高差极大。所以这个地区的垂直气候非常明显，形成“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环境：由于靠近四川盆地，温暖水汽补充比较充沛，适合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的生长，居民主要以农业和采集为生。[2]
从生产生活方式上看，整个康区呈现一种，从北到南的，游牧向农耕过渡的状态。越靠南的地区，农耕的比例越高；越靠北的地区，游牧的比例越高。
由于康区的总体地形是西高东低，所以“牧”的成分同样是自西向东递减，“农”的成分则自西向东递增。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康区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混合状态，农与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在一条河谷的山顶和山谷里，农和牧就同时存在。
混杂是康区生产方式的主要状态。
摄影 © 理塘G318记忆博物馆
说完了地理和生产方式，我们再来说说康区的人。
作为一个群山遍布的地区，康区并非是一处封闭之地。恰恰相反，康区是一处古代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的场所。
由于康区的河流主要为南北走向，适合南北两个方向的族群迁徙。于是西北地区的“氐羌民族系统”经康区南下，百越、壮苗等南方族群经康区北上。再加上汉藏两族从东西两个方向上的迁徙融合，导致康区成了各种族群融合互动的走廊。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定义的“藏彝走廊”，也有学者称之为“横断山民族走廊”。[3]
由于这个特殊的背景，形成了康区民族分布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的局面。
目前康区的主体民族是藏族，但同时也有汉、彝、蒙古、纳西、羌、回等10多个民族。在阿坝州的南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是羌、藏、汉杂居，松潘、金川、小金等地是藏、回、汉杂居，甘孜州的九龙、泸定是彝、藏、汉杂居，甘孜州西南的乡城、稻城、得荣等地是藏、纳西、汉杂居。
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遍布整个康区，形成了一种以小地域单元为主的融合。
这种小融合的典型证据就是语言，康区存在大量的地方性语言，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地脚话”。
这些人在跟外人交流的时候，使用康区的通用藏语（“康格”，以德格话为标准语言）、彝语或汉语，回家则说“地脚话”。
摄影©时差岛
这种地区性方言在康区极其普遍，有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里，都存在多种“地脚话”。比如在康定县就有贵琼、木雅两种地脚话；在九龙县境内的地脚话更多，仅目前已调查清楚的就有木雅、普米、纳木义、尔苏、勒通等五种。[4]
这些语言不同的小族群，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也就是康区谚语里说的，“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这种千差万别的小族群，可以认为是大族群之下的一种细小的分支。
在康区的范围内，仅仅是藏民族，就有讲木雅语的木雅藏人、讲道孚(尔龚)语的藏族人，自称“布巴”、讲扎巴语的藏族人，自称“扎巴”、有讲贵琼语的藏族人，自称“贵琼”、讲却域语的藏族人，自称“却域”。
还有讲嘉绒语的藏族人，这个族群在最开始甚至被认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直到最后才被归属在藏族的群体里。
如此之多的特性是在族群大迁徙的背景下，在康区多山的地貌环境里，不同人群形成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人类族群在狭小生存空间里，向内抱团取暖的特性。
制图©时差岛
说完了康区的地和人，我们来说说缘。
康区的政治地缘极为特殊，它处在川、藏、青、甘、滇五省的交界地带，是链接中原与西南边疆省份的桥梁。如果再考虑到藏族分部的特点，“治藏先稳康”真不是一句空话。
由于历史上的康区，具有双重边缘地带的属性。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康区对西藏的政权来说，是边缘地带；对中原政权来说，依旧是边缘地带。再加上康区山峦纵横、沟谷深刻的地貌特点，康区对东西两个强势政权来说，都是一处难以管理的地区。
所以在康区的历史上，它几乎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散装的状态，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这可能就是它的范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原因。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以古代的科技水平来说，治理一个国家最大的成本是交通和信息传递。康区的地形地貌对这两点来说，都是地狱级的难度。这导致即便是东西两个政权在最强势的时期，也很难在康区实施强有力的垂直管理。
其实中原政权很早就把触角伸进了康区，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占领巴蜀以后，就在岷江上游设置了湔[jiān]氐道，大概位置在今天松潘县的元坝乡，同时还在雅安地区设置了严道和青衣道。
也就是说，秦朝在名义上对松潘、雅安、天全、宝兴等地实施了管理，但这种管理也就是停留在“以夷制夷”的层面，算是最早的羁縻州府。
汉朝在秦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在西南地区设置了七个郡，九十多个县（道）。[5]
这些郡县的管辖范围大致延展到了今天甘孜西藏的东部，以及雅安市以西的地区。蜀汉时期的姜维也曾经领兵平定过汶川地区羌人叛乱。
等到了隋唐时期，两朝都在积极经营康区。
隋朝将之前设的四个州（汶、翼、扶、覃）合并，改名为会州，辖十一个县，两万四千多户。
唐朝则是在川西重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这套体系以都督府为核心，下辖数量不等的正州和羁縻州。
正州由长官以派驻的流官为主，也有部分当地首领做刺史，羁縻州则全部由当地首领世袭担任。
作为管理核心的都督府，从北向南，分别是松州、翼州、茂州、保宁（洪州）、雅州、黎州、嶲州、姚州。
这些都督府下辖的羁縻州，随着唐蕃战争态势的变化，数量差距极大。就以松州为例，贞观时期的松州都督府下辖25个羁縻州，到了天宝年间，已暴增至104个。
但我们也要清楚，这类羁縻州也就是名义上的管理，要说到管理力度，基本是聊胜于无。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都督府的位置，松州都督府在今天的四川松潘、翼州在今天茂县西北的叠溪镇古城、茂州在今天的四川茂县、保宁都督府在阿坝州的马尔康、雅州在四川雅安、黎州在四川汉源的清溪镇[6]、嶲州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越西县、姚州在云南姚安县。
从这些都督府的位置上看，唐朝是构建了一条北联河陇，南接云南的防御线。等到剑南节度使设置了以后，整个川西防线都在他的统辖之下，管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整条防线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西抗吐蕃，南抚蛮獠”，说白了就是团结各处的小弟们，一起跟吐蕃干。
到了元明清三朝，对康区的管理基本都是土司制度。分散于各地的土司，大小不等，形态各异。他们基于各自的小封闭环境，在康区实施了六百多年的统治。
三个中原王朝都齐刷刷的采用了土司制度，不是因为土司制度的管理多高效，而是土司制度成本低，相当于一个性价比方案。
清朝末期之所以出现了“改土归流”运动，不是因为赵尔丰多有本事，而是因为当时已经进入了机械时代。从技术层面上说，具备了垂直管理的科技基础。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农耕时代的话，我相信对康区一样没法垂直管理。
我们回溯历代中原王朝，没有一个对康区实施过强有力的管理。对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康区是一个不能不争夺，但又没法捏在手心里的铁疙瘩。
这就是康区的边缘地带特性。
摄影©王志辉
东边中原王朝如此，西边的藏地政权其实也差不多。
在各个时期出现的藏地政权之中，只有吐蕃王朝把版图覆盖了整个康区。吐蕃王朝确实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统治了康区，它疆域的鼎盛时期直抵岷江一线，离四川平原的直线距离不过区区几十公里。甚至可以这么说，吐蕃军队只要再翻过最后一道山梁，就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
目前在康区也确实发现了，吐蕃人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
比如说，在炉霍县发现了冶铁炉遗址，在滇西北发现了吐蕃人建的“神川铁桥”遗址，在丽江发现了吐蕃时期的格子藏文碑，在马尔康发现了婆陵甲萨古城，在石渠、玉树、察雅、芒康等地，还有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和石刻。[7]
同时，我们也知道吐蕃在康区设置过都督府、派驻过官员、迁移过部落、组织过盟会，还向当地首领授过官。但这些证据是不是足以证明，吐蕃对康区实施过强有力的管理，实际上是存疑的。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康区的各种本地势力，有过明显的左右摇摆，从弃唐投蕃，到弃蕃投唐，形成了一个循环。这说明，在吐蕃统治康区的一百多年里，并没有严密控制康区的本地势力。
实际上吐蕃遇到的问题和中原王朝一模一样，就是管理康区的成本太高。以元明清三朝的经济实力，都被迫在康区实施土司制度这种间接管理方式，就可以想见，垂直管理对吐蕃王朝的成本压力。
所以，吐蕃确实控制过康区，但这种控制究竟有多大的力度，至少以目前的资料来说，还是一个疑问。
摄影©田捷砚
我们以上说了康区的地形、族群和地缘关系，从上述三点都可以看出，康区处于双重边缘地带的属性。
这里的地形，山川阻隔、道路艰险；
这里的族群，桀骜不驯、向内抱团；
所以，康区是夹在东西两块巨石之间的铁疙瘩。
我们在解读康区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它的环境特点和地缘关系，所有问题都要放在这个大环境下来考量。
大背景就阐述到这里，下一期咱来聊聊康巴地区的族群政权！
参考书目：
[1]、《“康”的概念与内涵的历史演变研究 》_曹海霞；
[2]、《四川西藏史—政治卷》_任新建、何洁；
[3]、《如何认识康区—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地位与人文特点》_石硕；
[4]、《关于康巴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_林俊华；
[5]、《汉代“西南夷”行政地名考略》_张卉；
[6]、《羌蛮獠混杂：唐代黎属羁縻州的部族分布》_郭声波；
[7]、《吐蕃在康区的活动遗迹》_石硕，王鑫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