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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明朝，王振和于谦都是绕不开的话题。而这两位重臣在当时的朝廷中又是争锋相对的地位，他们之间的故事，成为很多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王振是朱祁镇执政初期的心腹，也是明朝第一代专权的宦官，权力非常大，可以说是独霸朝政。而于谦却是三杨内阁之后的文官集团领袖，以廉洁奉公而著称，对于王振把持朝政的行为强烈的反对。两人在政治上的对立非常严重，引发了不小的政治风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史书上记载于谦回朝时拒绝向王振送礼，而被王振派人陷害入狱，差点死于狱中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正统九年之后，当时张太后去世，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内阁大臣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成为朝廷的掌控者。王振在朱祁镇的支持下把持朝政，朝廷官员纷纷献媚，使得朝堂成为了王振的一言堂。据说朝会期间，进见王振的大臣都要送银子，否则就会被王振记恨，进而遭受政治迫害。当时于谦在山西担任巡抚，回京述职的时候有下属提醒他给王振带些礼品，至少要送一些土特产。于谦以廉洁奉公著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写诗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当时于谦回朝后推荐了参政王来和孙原贞替代自己的职务，这使得王振非常不满。于是王振的手下，通政使李锡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然后朝廷将于谦下狱，还被判处了死刑。于谦在狱中关了三个月，这个事情也引得群情激愤，很多官员和百姓上书为于谦伸冤。王振没办法，以误会的说辞把于谦释放了，可事后于谦也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这个事情在当时闹得很大，一度引发了山西河南等地的文臣百姓的上书，就连周王、晋王等藩王也向着于谦说话，在朝廷中引发不小的风波。  对于这个事情的解析，很多历史学者和爱好者们都倾向于王振欲置于谦于死地，故意构陷和冤枉于谦。只是迫于百官和舆论的压力，王振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于谦被无罪释放。因此很多人把此事作为王振把持朝政和独断专行的典型案例，成为文人士大夫抨击宦官专权的材料之一。 可是从史书记载上看，这么认识这个事情是有着巨大问题的。王振把于谦下狱是真，但判处死刑却有待商榷。判处死刑在史书上有文字记载，但却没有具体的公文材料。实际上从当时的明朝政治制度看，王振虽然把持朝政，也不大可能立刻就判处于谦死刑，这中间有着很大的制度障碍。  从明宣宗时期建立文人政治的内阁制度后，明朝的政治制度趋于平稳，任何事务都需要走非常繁琐的流程。内阁、司礼监、通政司、给事中等部门反复审核，然后才能把政令下发出去。王振在这些环节中主要掌握的是司礼监和通政司，内阁都没有完全掌控，给事中更不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虽然史书说王振把持朝政，但大多数情况还是需要朱祁镇点头的，他的权限比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熹宗时的魏忠贤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因此要搞一言堂把于谦下狱，然后果断地判处死刑，王振需要打通的环节相当多。  在王振的权力结构中，最大的阻碍其实不在朝廷中，而是在皇宫中。与后来的刘瑾、魏忠贤作到了西厂和锦衣卫一把抓不同，王振是不掌控锦衣卫的，当时锦衣卫的权力还在勋贵集团手中。而勋贵集团的首领是英国公张辅，他也是明宣宗的五位托孤大臣之一。在三杨去世之后，他和胡濙是仅剩的托孤大臣，在朝廷中话语权很大。王振把持朝政需要皇帝的支持，但锦衣卫却不在王振手中。以明朝法律处理朝廷大臣，想要绕过内阁和六部，唯一的办法就是锦衣卫的诏狱。可是从史书上看，于谦入狱是走司法途径，这就与锦衣卫无关。  走司法途径处死处死大臣，流程必然走进内阁，还有六科给事中审核，如此长的流程怎么可能迅速将于谦判处死刑？况且当时于谦的地位不低，已经是正二品的大员。他的正式身份是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和河南两省。这个身份再进一步就是兵部尚书，或者入阁当大学士，妥妥的朝廷重臣。对于这样重臣的处置，即便是锦衣卫也得再三斟酌，走到朝廷流程更是反复斗争，而且要皇帝审批。可史书上并未记载因为这个事情在朝廷审核和审判流程中的事务，因此要么此事就不存在，要么就是王振的命令被给事中给拦下来了。  不论真实情况是哪种，都可以说明于谦并没有被王振判处死刑。从王振选择司法途径构陷于谦的行为看，他应该早就会知道这种路子行不通的。王振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没有批红的权力。实际上司礼监秉笔太监制度是从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开始的，王振根本不可能代朱祁镇批红。于谦作为朝廷重臣，他的处置必须要皇帝批红。就算绕过内阁、六部和给事中，也得皇帝下达中旨。而这种中旨在明朝中前期的效果并不好，常常被给事中半途拦截。所以王振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自己这么干除了得罪人，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  于是问题来了，既然知道事情没有结果，那王振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王振作为专权的太监，他在政治上的智慧是很高的，否则也不会成为朱祁镇的心腹。处死于谦多大的事情，他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很显然这是他一个人搞不定的，也是震动整个朝局的大事。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陷害于谦的事情并非王振一个人能决定的，很可能是朱祁镇授意的。可当时的明朝内阁制度还没有被败坏，正是权力最大之时，朱祁镇也没办法强行处死于谦，这么干只能吃力不讨好。综合这些分析来看，朱祁镇和王振的目的不是处死于谦，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推测，他们这样构陷于谦的真实目的，很可能是阻挡其成为内阁大学士。从朱棣时期建立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就是朝廷大权的代表。他们虽然不被称为宰相，但却有宰相之实职。看起来品阶不高，却都兼任高品阶的六部尚书或侍郎，是朝廷大权的掌控者。在此之前三杨内阁是最强的内阁，朝政大权一把抓，还有张太后支持，朱祁镇完全没有办法。三杨去世后，内阁权力悬空，王振和朱祁镇开始往朝廷安插自己的势力。由于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根本无法与王振抗衡，所以表现非常弱势。  可是于谦回朝这就成为了王振和朱祁镇最大的威胁，因为他在资历、能力、威望等各方面都是三杨的接班人，有着统合朝廷文官集团的强大资源。于谦早在明宣宗朱瞻基剿灭汉王朱高煦之乱时便名震天下，他宣读朱高煦的罪状让朱高煦无力反驳。后来朱瞻基在各部增设右侍郎，并且将其作为巡抚各省的制度。于谦是朱瞻基亲手提拔起来的，他亲手批红交给吏部，破格将其提拔为兵部右侍郎，让其巡抚山西和河南两省。朱祁镇执政初期，三杨内阁又把于谦提拔为兵部左侍郎，这完全就是当接班人培养，使于谦成为天然的文官集团领袖。  三杨内阁大臣相继去世后，朱祁镇犹如被放开了枷锁，有了王振的帮忙，可以说皇权得到了伸张。如果于谦回朝，在朝廷文官的推举下成为内阁大臣，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朱祁镇和王振的权力。于谦的能力在朝廷人所共知，其品行受到整个文官集团推崇，可以说政治资源相当深厚。就算内阁推举被朱祁镇驳回了，如果文官发起大朝会公推，那朱祁镇和王振就一点都没办法阻止了。他们可不想重新回到三杨内阁的日子中去，因此阻止于谦内阁便成了当务之急。可于谦又是出了名的公正廉明，没有什么污点，王振就只有找理由诬陷。 明着阻止于谦入阁是不可行的，暗地里陷害也是徒劳的，但可以拖时间。王振陷害于谦入狱，声势闹得挺大，却很难对于谦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但他和朱祁镇可以借机给于谦换个职位，让他在资历上远离内阁大臣。从兵部左侍郎到大理寺少卿，表面上看官职相差不大，实际上是降职的效果。由于不是六部侍郎，于谦就没办法参与公推，于是入阁就被阻止了。于谦没法入阁，王振便让他继续回去巡抚山西和河南，远离北京的朝廷，这就减少了他对皇权的威胁。由于当时文官集团内部也竞相争夺内阁学士，政治斗争不团结，使得王振阴谋得逞。 可以说从于谦被陷害入狱的事情上看，王振在政治上的手段可见一斑。很多人就以为他是靠拍朱祁镇马屁起来的，其实不然。他在政治上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在争权夺利方面，有着极敏锐的反应，这也是他连续收到朱瞻基和朱祁镇两位皇帝宠信的原因之一。三杨去世后文官集团四分五裂。于谦远在山西没法统合文官的力量，这才让王振抓住了机会。可这次机会错过后，于谦就再也没有入阁的良机。即便是在北京保卫战中居功至伟，也只是兵部尚书辅佐政务，这使得这位名臣无法走上朝廷权力的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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