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势力的侵扰在明代，川西北地区本地“番众”因应于区域地理环境，常具星散不群的组织特征。因此在明中期以前，除却偶发的严重军事危机以外，川西北地区与毗邻的“西番四卫”———西宁、河州、岷州、洮州相比，防务压力并不算大，这也间接造成了军卫系统在官员架构、军事政策、驻防方针、军士生计方面的疲敝。 而正德年间开始的蒙古势力南下川西北，则形成一股外在推力，重塑了地区的区位价值，也迫使明廷重估区域的地缘意义。十六世纪初，因为达延汗的崛起，蒙古诸部落间爆发战争，明朝北方边疆的政治局势为之大变。  其时大股蒙古势力越过河西走廊，进入时称“西海”的青海湖地区。虽然此批南下者多在蒙古内战中为达延汗击败，但其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在进入青海湖地区以后，他们随即对区域内的“番众”展开攻伐，并夺得了对后者土地、人众的控制权：“蒙古部酋亦不剌、阿尔秃厮获罪其主，拥众西奔。瞰知青海饶富，袭而据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 此一过程，被李文君概括为“自元朝以后蒙古族重新大规模进入西海的先声”。而除却在青海湖一带盘桓，蒙古势力亦游走于今甘肃、青海与四川交界地区，并频繁扰边。  蒙古部族的出现，成为川西北军防体系于十六世纪前期进行系统性改革的重要外在推力，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明代前期，明军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川西北草原：“先年马军不减八百，常年于春深草茂之时，马政官督率，直抵迤北草地，屯营牧马……而有盛威之机。” 而及至明代中期，则已是“（草地）不复为我有也”。此中的关键节点，在于正德以降以蒙古右翼领主亦不剌为首的异姓权臣部落的到来。正德九年，蒙古部族“逾河南，入蜀几千里”，十年时则“过黄河，遁往四川松潘”，及至十一年，又“至四川边境”。 就此，时人评述道：“贼既挪营，窃伏西海……乌合为巢，岁复一岁，丑类渐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正德后期出现在松潘边外草原的蒙古势力，使得明廷川西北防区压力陡增。  在此之前，川西北“番乱”至多是地方动荡，但若加入蒙古因素，则事态即升级为影响整个王朝西部的军事防御危机。事实上，正德十年时，本地“番众”已经表现出与蒙古势力合流之势：“虏亦卜剌屯松潘境上，掠番夷诸寨，诸番乘变，亦纠众以侵松城”，“北虏长驱侵入漳腊，而邻寨熟番被其残破……投降于彼者亦多”。 此一趋势延亘至嘉靖中期：“嘉靖二十九年，漳腊二十九部羌元坝、潘咂、商巴、石嘴等与北庭小王子吉曩相通。”而“番”寨中对地方军防形势颇为熟稔的“番众”及汉人流民，便在此语境中成为蒙古势力侵犯川西北防区的先导势力：“亦不剌虏犯松潘境，川人大恐，番夷磨让六少等为之卿向导，攻掠各寨”，“知我虚实，挑端引衅，贻患地方。  昔年空龙寨李狗儿，横梁寺汉人结撒儿，是其验也”。以此，蒙古势力南下成为一条“导火索”，使得本地“番众”与明军的对抗形势愈加严峻，因之迫使明廷一反之前数十年的保守内缩姿态，在川西北地区发起军事改革，以期稳定西部军防。正德中期到嘉靖前期，为了应对变化的地缘格局，明廷开始革新川西北军防系统。 防御系统的革新其时的诸般改革措施颇具针对性，以消除前述十五世纪后期的军防系统弊端为主要目标，尤其典型者，在于官员架构、防区划分和军事设施三个方面。十六世纪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官员职级、职掌皆得到了相当的调整。 先有高阶文官的设置。正德十五年，巡按四川御史黎龙奏称，“松潘……副总兵等官秩任偏小，乞令巡抚都御史盛应期以春夏驻松潘，秋冬巡腹里，庶事有责成”，得明廷允准。  与此同时，四川地区的总兵之职亦得重设。而讽刺的是，此一设置的缘起实为松潘武将惧怕蒙古大军压境，贿赂中央以求调任，所谓：“升分守松潘等处副总兵都指挥佥事吴坤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四川。以陕西绥德卫都指挥佥事张杰充副总兵代之。四川旧无镇守总兵官，会亦不剌走入四川境，将掠彰腊，坤以副总兵兼镇守，欲避虏，乃言松潘去省城远，势难两及，请更设总兵一人。且私贿本兵者，遂以命坤。” 与高阶文武重掌大局相辅相成者，为地方军防架构的完善。因应于地方陡增的军防压力，嘉靖初年出任巡抚四川都御史的胡世宁上奏力陈，要求改革川西北军防架构，并尤其强调建立辖属层级明确、权责划分清晰的“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各堡提督”军事系统。  在胡世宁的动议下，游击一职得以重设，并“增一员专管叠、茂”。与此同时，游击领兵往来巡视的军事功能被尤其强调，即“不时轮往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边有警，腹里寇发，量其事势轻重调遣，朝报夕发，早行扑灭”。 此一倡议，主要针对的是弘治以后川西北诸防区各自为政，缺乏整体联动的防御机制，而彼时明廷的整饬，亦使得军防系统的内在凝聚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自傅泰奏改分守已析松茂，各自为镇，至都督何卿，始命兼管如初。” 除却统合松茂防区以外，川西北地区其余关节要害之地亦多加设武将防御，如正德十六年时命张伦守备“番蛮喉襟，全蜀藩屏，最为要害”的坝底地方，嘉靖二十年则在松潘以北“漳腊地方宜增设守备一人”，并“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增官军一千员名”。  松潘北部地区靠近边外草原，因此设置挂守备指挥职、行都指挥权的漳腊守备，且增兵把守，当理解为对边外蒙古势力的直接应对措施。正德至嘉靖前期革新川西北军防系统的第三重面向，在于整饬修缮十五世纪后期开始渐趋残破的川西北军防设施，具体又分为边墙及关堡。 先看边墙。其时对边墙的加强，主要针对所谓的“松潘南路”，即松潘以南至茂州之间的军粮通路。此一通道对于维系川西北防区的后勤补给而言价值尤大，然而弘治年间，因为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明军对松潘南路的控制权落入本地“番众”手中，“弘治间，副总兵韩雄失机……番遂纵横，南路梗阻”，因之极大影响了粮运及班军轮戍，“蜀人号南路为死亡城”。  虽然明廷一直希望恢复对松潘南路的控制，“此路之得失系松潘之利害如此，其不可不复也明矣”，却未能遂愿。及至正德到嘉靖前期，松潘南路再次成为明廷锐意兴复的重点。 而恢复南路的第一步，则是整饬军防基建，尤其是通过开凿山径、修造墙栅来保护山路通畅。在川西北边防将官眼中，沿路造墙是最适合本地的防御机制，因为这符合由本地地形造成的敌我互动模式。 郭应聘即言：“蜀之番情与北虏异。北地平旷，彼可以往，我兵亦可以驰。若蜀边之地，自灌口以至松州，几及千里，两山夹河，仅通一线之路，碉寨星列，悉据山巅……即此一线之路，在我军之经行有限，在诸番之往来无常。”  因此，正、嘉时期的边卫官员多从此角度加强南路防护。如正德年间有“长宁堡迤北山路至实大关止，旧在山麓，久被河西诸番射箭掷石阻截经行……指挥曹昱等凿修山腰新路，矢石不能及，其虑深哉”，嘉靖时则“自茂、威迄松潘、龙安，夹道筑墙数百里”。 又松潘南路以外，松潘东路亦“自三舍堡至风洞关修完墙栅五十余里，边城有赖”。除却加护道路，正、嘉时期的军卫官员亦发动了一股造城筑堡热潮。在松潘北部的漳腊地区，因为蒙古势力的到来，军防设置不断得到强化：“嘉靖十一年虏贼深入为害”，“巡抚宋沧创建靖虏墩，于松属之漳腊后山及西山二处严兵驻守，以断北虏入寇之路。  嘉靖二十年，巡抚刘大谟、巡按王珩奏……修筑官厅、营房、城堡及边墙”。一时之间，漳腊地区“关隘新建，墩台重修，屯堡俱高深完固，而据守有赖”。而在松潘以南，嘉靖十三年时，叠溪城东南二关得以展修，嘉靖十五年时，则因“番众”围攻，新筑茂州外城。据地方军卫官员统计，十六世纪前期，川西北军卫官员在松潘南路共“建筑沿边营房二万余间”。而从数量的角度考察地区军事设施的修筑，亦可看出当时明廷军防政策的转变。 后记笔者利用《威茂边防纪实》的详细记载，析出威州、茂州地区关堡的建造年代，由表格数据显示，威茂地区关堡在明初、明中期时经历了两轮修筑热潮，而在嘉靖时几乎全部重修。 又由文献所录之地区墩台的修建情况可知，十五世纪后半叶，整个威茂地区仅修建了１６处墩台；而正德后期至嘉靖前期的二十余年间，地区便新建３８处墩台，且在数条交通要道皆有所设置，并且几乎皆为始修。  新筑及修缮的军事设施对强化军防颇具效用，如正德年间兵部尚书王琼即言：“番贼请降，皆都御史马昊修复关堡有以摄之。”可以说，军事设施的营建、修缮，为此后数十年间川西北军卫系统的“转守为攻”奠定了基础。 因为明代中期达延汗崛起造成的蒙古高原内乱，大量蒙古部族南迁至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及川西北地区草原，搅动了区域社会的权力格局，对川西北军防形成了巨大的外在压力，间接促发了明廷对区域防御体制的改革。此一“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联动机制，对颇显衰废的边区军防系统构成挑战，并为十六世纪中期川西北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塑做了铺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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