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98周年的纪念日，我发自肺腑地祝福我们党的华诞：万岁永昌，长青如柏！
我不想只写一些颂扬、礼赞和应景文字，想着把我自己多年来逐步形成和加深对党认识的体会借着党的生日，简要地整理出来。
此文，我没有寻章摘句，但有的史实是参考了的，其余的完全是我个人经过几十载的认真思考和探索得出的想法，想着借党的生日，一抒心曲，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电视剧《领袖》中，毛主席（扮演者语）有一句和周恩来的对话，“我胜蒋败的根本原因是：蒋的屁股坐在了江浙财团的钱柜子上，而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了田埂上，上接天宇，下接地气！”这些话，是遵义会议后，中央成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军事指挥新“三人团”第一次战役—鲁班场战役受挫，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毛主席和周恩来坐在稻田地的田埂上说的话，并形成了“三渡赤水河”的战略决定。
我是1979年9月在部队医院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我们的党还谈不上有更高的认识，只是感到光荣，认为一个党员要比一般群众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党有更深刻的认识是这之后的多年里，经历一些事情，在部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以及从观看阅读很多的文艺作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沉积，才在思想上逐步强化并形成更加坚定的对党的绝对的信念。
上面提到电视剧《领袖》中毛主席说的话：“我们坐在了田埂上，蒋介石坐在了江浙财团的钱柜子上”，非常准确、鲜明和形象地说出了：为什么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仅仅经过28年就取得成功以及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的原因——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革命是彻底的，无私的；国民党依靠的是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和大地主阶级，他们所谓的革命是短命的，有阶段性的，纵然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当时的大气候一样，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党派成立，也会有新的党派解体。共产党的成立过程虽然有点险情，但并不大，并没有引起反动势力的过分关注。
谁都没有想到28年后，中国共产党经过第一、二次国内战争，14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彻底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完全当家作主的，完全没有外国列强欺辱的新型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答案：源于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1日建党时通过的《党章》中党的也是当然的最高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处于幼稚期，其发展是不顺利的。
党的成立萌动于当时积极的、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和社会精英引领的爱国行动。“五四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它为我们党的成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准备，如果从国际因素“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巨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从国内来说，“五四运动”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期的准备吹响了强有力的战斗号角！
我们党成立后，前苏联由于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常孤立的，他非常需要需要外部世界的支持和合作。同样，我们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已经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前苏联党的支持与指导，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契合。这就是因为处于幼稚期的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多年里，在获得了极大帮助的同时也付出代价的缘由。
前苏联是产业工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在成立中国共产党时的中国有4亿人，产业工人也就百万，且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十月革命”的斗争方式是“夺取中心城市”并取得革命胜利。我们为了取得革命经验，在党成立前后先后派出了很多人到前苏联访问，求学和深造，后来多批同志先后回国参加到党的高层和决策层。由于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成立了以前苏联为主导的“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并受其领导、指导。但是，各国共产党所在的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完全按照苏联革命成功的模式解决各个国家的问题就会发生偏差。以中国为例，上面说了，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是极少数，而农民的人数占到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还多，如果中国革命采取苏联的“夺取中心城市”以求胜利的模式适不适合国情在当时是不可以作为问题的。
说到此，当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我们的党，加之从苏联深造回国并担任党领导职务的党的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上一定是要秉承“共产国际”指示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由于国民党组织松散，国民革命遇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中山先生看到了共产党自身组织的严谨和纪律的严格，由此而产生的组织发动民众的超强能力，开始了与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幸的是，先生不久后去世。
也因为此，在“屁股坐在江浙财团钱柜子上”的蒋介石，凭借共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的以及自身的组织纪律的严密性，在共产党人积极支持下取得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但此时，由于国共两党所依靠的阶级不同，和政治宗旨和各自政治纲领的差异，在北伐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两党的利益冲突显现。当时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例如东北军张作霖，，山西的，以及直系的吴佩孚等大军阀。由于北伐革命高举的旗帜是孙中山实行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倡导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依靠、领导和组织的是工农大众，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极大地助推了北伐战争的进展。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是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革命，极大地唤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但同时，这也触及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依靠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北伐军的中上层军官的既得利益，国共嫌隙也就渐渐显露。蒋介石也处在进退维谷状态中。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的处处抵抗，一方面是由于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发动引领民众打击地主、资产阶级，使得大军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以及所依靠的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受到巨大的影响。
在北伐军相继拿下湘、赣、鄂、豫和皖等南方省份，即将进逼远东和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那就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之后与外国列强的多次战争中都是以我们惨败并签订多个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并以割让国家根本利益为结果。使得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以上海划分众多租界为中心的，台湾，香港，澳门，烟台，大连，广州，天津等多处不平等的、强迫的权益，包括长江流域自由航行的权力。
在灾难深重的中国由于各个列强在华的利益集中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是调转枪口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还是与代表欧美等西方列强利益的江浙财团妥协以换取继续北伐，打击负隅顽抗的北洋军阀军费作为筹码。当时，代表欧美利益的江浙财团，可以支持蒋介石的北伐军队，也可以出钱支持北洋军阀冯玉祥，吴佩孚或着其他北洋军阀，条件是蒋介石要统一中国，必须调转枪口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也如此，蒋介石才能够从代表欧美在华利益的江浙财团手中获取足够的资金打击残留的北洋军阀。由此，才有了1927年蒋介石针对上海共产党和工人武装的4.12大屠杀，以及当年五月之后的汪精卫和湖南许克强疯狂屠杀共产党和亲共的工农的“马日事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完全摒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临终遗训，彻底走向革命的反面。这些都是基于国民党的反动集团的阶级本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8.7”会议，纠正党的错误，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并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尤其是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决议，使得我们的党在关键时刻调转的航行方向。也才有了之后的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共产党一步步走向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被确定为我们共产党军队的建军节。加之之后由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等等起义，都成为了我们党的军队发展、壮大的基本力量。
我们的党从弱小变成强大，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都是在我们的党在漫长发展和进步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在建党98周年纪念日之际，我想说，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最终取得胜利，以及今后党的最坚强的和最可靠的后盾，归其根本就是：时时刻刻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利益谋得利益！
吉仁 2019-03-12初稿2019-07-01
修改于保定【吉庸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