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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赢得的只有赞誉，这些赞誉不仅仅来自英伦三岛，也来自大西洋沿岸。”《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迈克罗斯（CharlesMcGrath）不无恭维地写道。 故事从1935年英国的夏天开始讲起，塔利斯家族的乡间庄园是故事的发生地。13岁的布里奥妮在为自己的剧本努力敲打键盘，她期望新作品能在哥哥利昂回家前完成，并与寄宿在庄园的15岁表姐罗拉、9岁的双胞胎表弟杰克逊和皮埃罗一起排练演出。姐姐塞西莉娅对兄弟利昂的到来感到紧张，这意味着她到时无法回避儿时的玩伴罗比——由她的父亲资助上剑桥的家丁之子，塞西莉娅在剑桥读书时故意视而不见，却偷偷爱上的男孩。 庄园喷水池旁塞西莉娅与罗比的争吵伴随着布里奥妮的想象和利昂的到来开始化做一层不安的尘雾笼罩着小说随后的发展——利昂带来了好友保罗·马歇尔、布里奥妮偷看了误被罗比装进信封写给塞西莉娅的信、布里奥妮在书房看到罗比与塞西莉娅纠缠在一起的身体。此时此刻，布里奥妮“已经把自己认作是她姐姐的保护人，而且她已经受到表姐的指导，因此她眼中所见到的情景必定或多或少地受到她已经知道的，或者她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的影响”。 如果说所有看似无害的想象是小说家创作的合理需要，那么这些想象到了麦克尤恩手里便有了更深刻的发挥——想象不再简单地是创造力的象征，它演变为一股创造与破坏的合力。在布里奥妮的脑海中，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当保护塞西莉娅，惩治“恶棍”罗比。 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幕丑剧发生在塔利斯庄园——罗拉被人强奸。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布里奥妮在警察面前指认罗比是“凶手”。 小说写到这儿，麦克尤恩花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才搭建起所要赎的“罪”，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从小说的结构来说，这个庞大而笨重的开头仿佛是“败笔”，但麦克尤恩在故事的后半段以他的方式找到了一种平衡——层层剥落地道出事情的真相，以此不断回答前半段故事中隐藏的诸多盲点。而那一夜由众人所犯下的“罪”也不断地在后半段的故事中击起涟漪，推动之后的情节展开。 身陷法国战场的罗比躲避德国人的炮火，塞西莉娅与家人决裂。战争中，他们靠往来的书信传递彼此的情感。塞西莉娅的爱与信任支持着罗比在战场上的艰难岁月。那个曾经13岁的小女孩布里奥妮带着之后追随了她一生的愧疚放弃了在剑桥的学习，转而在塞西莉娅之前工作过的医院接受护理训练，她以“自我惩罚”式的方式工作，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她“想做个有用之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这一切错误并不简单地源自布里奥妮天真的自我想象，因为罗比也曾是少女时代布里奥妮喜欢的对象！只是当布里奥妮看到罗比与塞西莉娅纠结在一起时，这一切的感情便戛然而止……而真正的凶手——利昂的朋友保罗·马歇尔，竟然在事后阴差阳错地娶了受害者罗拉为妻。他们的婚礼使罗比永远背负凶手的罪名，而布里奥妮真正亲眼所见的事实也无法向人前扮演恩爱夫妻的罗拉与保罗·马歇尔中的任何一方求证。此时，隐藏在小说字句后的道德压力轻轻浮出水面——无辜者、相爱的男女忍受着残酷的考验，温文尔雅的道貌岸然者是令人发指的强奸犯。和“性”有关的误会不仅改变了故事里主人公们的命运，甚至直接篡改了“清白无辜”的含义。至此，麦克尤恩轻而易举地将自己与其他众多书写过人类自我意识的作家做了标志性的区分，他的小说中略显得有些神经质的意识流段落也有了更加沉重的分量。 在整个小说的结尾处，麦克尤恩从故事背后走到读者面前。他残忍而勇敢地写道：“罗比·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娅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那年我从未见过他们。我徒步横穿伦敦，最后在克拉珀姆公地上的教堂门口驻足，然后，怯弱的布里奥妮瘸着腿走回医院，无法面对刚刚失去了亲人的姐姐。恋人间的鱼书鸿雁如今收藏在战争博物馆里。” 对于麦克尤恩而言，这个看似狗尾续貂的结尾恰恰是他对自己的小说的一番“赎罪”——现实中相爱的男女并没有真的在一起、那个虚构出来的布里奥妮甚至压根儿不曾见到所谓的“凶手”，但是这一切都在麦克尤恩编写的故事中得到和解。 至少，在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里，塞西莉娅见到了罗比，她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布里奥妮讲出了真话，坦白了13岁那年犯下的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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