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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始末(54)鏖战斯大林格勒(11)

 梦想童年594 2023-02-16 发布于江西

当时,有一起影响到赛德利茨本人的事情,显示出斯大林格勒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元首大本营之间的通讯是多么迅速,另外,这件事,也说明德军从伏尔加河阵地实施仓促后撤所存在的危险。

11月23到24日的夜间,也就是呈交备忘录之前,第51步兵军军长赛德利茨将军违抗命令,把位于伏尔加河第51军的左翼撤了回来。

赛德利茨的目的,是将这一举措作为实施突围的一种信号,使之成为全面撤离斯大林格勒的一个导火索。

其下辖的德军第94步兵师,本来已构建了精心打造的防御阵地,而且尚未与其补给单位失去联系,接到赛德利茨的命令后,立即离开了自己的防线。

所有无法携带或是沉重的装备,都被摧毁或付之一炬,文件、日记、夏季制服等,都被扔进了火堆后。该师的士兵随即放弃了暗堡和掩体,朝城市北郊撤退。

撤退中,雪地和冰冻峡谷中的散兵坑替代了被他们丢在身后的温暖的阵地,他们发现,自己作为突围先头部队所面临的竟是这样的窘境。

随即,一场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该师发现苏军在身后紧追不舍,他们被追上后,遭到致命攻击,整个第94步兵师全军覆没。

这就是为了实施突围而随意后撤的结果,更要命的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尚未获悉自己左翼所发生的这些情况,而希特勒已经知道了。

出事地区的一个空军通讯分排,已将情况汇报给常驻元首大本营的空军联络官,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发电报给集团军群:“立即汇报斯大林格勒北部防线为何后撤!”

保卢斯进行了调查,这才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对元首大本营的质疑,他未作答复,赛德利茨因而没有遭到希特勒的斥责。

实际上,希特勒并未掌握整起事件的背景,也不知道该对这场灾难负责的是赛德利茨,保卢斯默默地承担了这一责任,于是,希特勒雷霆般的怒火扑向了保卢斯。

自杰米扬斯克包围圈战役以来,希特勒对赛德利茨尊敬有加,并把他视作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最顽强的人,他认为,这起擅自后撤,遭到失败的行为应由保卢斯负责。

1942年11月24日夜里21点24分,他通过电报宣布,斯大林格勒要塞区的北部应该“隶属于单独一位军事领导”,这位领导将亲自对自己负责,以便进行无条件的坚守。

希特勒任命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为要塞北部的军事负责人,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希特勒决定,在保卢斯身边设立第二个权威人物,作为某种监视措施,以确保有力的行动。

保卢斯亲自将元首的这份电文,交给赛德利茨时问他:“现在,您打算怎么做?”赛德利茨停顿了一下,回答道:“我想,除了服从,我别无他途。”

被俘期间和获释后,保卢斯将军一次次提到他与赛德利茨的这番谈话,据守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罗斯科将军也回忆到,保卢斯在被俘前告诉他,他曾对赛德利茨说:“如果我现在放弃第6集团军的指挥权,毫无疑问,作为受到元首喜爱的人,您将接替我的职务。我问您:您会违抗元首的命令实施突围吗?”

沉思了片刻,赛德利茨回答道:“不,我会坚守。”

考虑到赛德利茨提交的备忘录,这听起来很让人诧异,但熟悉赛德利茨的军官们认为这并非不可能。

“我会坚守!”这正是保卢斯做的。

与防线另一端的崔可夫一样,保卢斯和他的参谋人员也居住在地下,在斯大林格勒西面6.4公里的草原上,靠近古姆拉克火车站,集团军司令部修建了十二座地下掩体。

保卢斯所住的掩体3.66米见方,这些掩体的顶棚覆盖着将近厚达2米的冻土,所提供的保护足以抵御中型火炮的轰击。

掩体内,他们用上了木板和手头现有的一切材料,自制的土灶为掩体内提供了温暖,只是要有足够的燃料,这些燃料是从斯大林格勒市中心运来。

掩体的入口处挂着毛毯,既为了防风,也可以防止屋内的热量过快消失,而车辆停放在距离掩体一段距离外,这样,从空中观察,草原上的景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能看见的只是白雪覆盖的土堆上冒起的缕缕轻烟。

11月24日那天还发生了许多事情,晚上19点刚过,通讯官舍茨少尉拿着一份来自集团军群的解码电文走进施密特将军的掩体。

电文的标题是:“绝密——仅供司令官阅”,也就是说,这是一份最高等级的电报。

电报上写道:“11月26日接掌顿河集团军群。我们将尽全力救你们出去。在此期间,集团军必须按照元首的命令坚守伏尔加河及北部防线,并以手头可用的强大部队尽快向西南方打开一条补给通道,至少能用于暂时性的补给。”

电报的署名是“曼施泰因”,保卢斯和施密特长长地松了口气。

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与士兵握手者)

原来,新组建第“顿河”集团军群,曼施泰因元帅是指挥官,他没有带来新锐部队,而是接管了被包围的第6集团军、支离破碎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将奇尔河上的部队拼凑在一起,所组成的“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以及新组建的“霍特”集团军级集群。

“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设于新切尔卡斯克,保卢斯的集团军现在隶属于该集团军群。

11月27日上午,曼施泰因到达了这里,立即接掌了指挥权。

尽管困难重重,但曼施泰因的计划看起来既大胆又很有希望,他打算从西面发起一次正面进攻,霍利特将军的集团军级支队战斗群从奇尔河防线直接攻向卡拉奇,而霍特将军的战斗群则从西南方的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发起进攻,打破苏军的包围圈。

要了解整体态势,我们必须回溯一下奇尔河以及科捷利尼科沃地区的情况,这是德军解围行动出发线上的两块基石。

这时,顿河与奇尔河之间的局面出人意料地稳定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温克上校,11月19日时,他仍是第57装甲军参谋长,该军正在高加索前线为争夺图阿普谢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11月21日,他奉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搭乘空军提供的一架专机,飞往莫罗佐夫斯克接任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参谋长一职。

当天晚上,温克到达了遭到重创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他作了如下记述:

我向杜米特雷斯库上将报到,通过他的翻译伊万森中尉,我了解了情况。形势看起来极其令人绝望。

第二天早上,我搭乘一架'鹳’式轻型飞机飞往奇尔河河曲部的前线,这里的罗马尼亚部队已所剩无几。

克列茨卡亚西面的某处,拉斯卡将军的部队仍坚守在顿河上,我们盟军的其他部队都已不顾一切地逃窜了,我们想尽办法也无法阻止这种溃逃。因此,我不得不依靠第48装甲军的残部、德国空军的特别部队、被包围的第6集团军的后方人员由强有力的军官所组成的一个个战斗群,倚靠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逐渐从休假中归队的人员。

一开始,沿着顿河—奇尔河弧线,守卫着数百公里地段的只有施庞中将、施塔尔上校、绍尔布鲁赫上尉和亚当上校所率的各个战斗群,还有后方机构的临时编队第6集团军维修厂人员、坦克组员和没有了坦克的装甲连,另外,还有几支工兵和高射炮部队。

后来,第48装甲军的主力于11月26日杀向西南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但我一直无法与军长海姆将军的装甲军取得联系,直到海姆中将设法让麾下的第22装甲师赶至奇尔河南岸。

起初,统帅我们的是冯·魏克斯大将的B集团军群,不过,我经常从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那里直接接受命令和指示,因为魏克斯的集团军群不仅自身事务繁忙,而且对我所在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

我的主要任务,首先是选派能干的军官组织起阻击部队,他们将沿着顿河和奇尔河,沿着已存在的“亚当”、“施塔尔”和“施庞”战斗群的两侧,与第8航空军的空军部队配合,至少在侦察行动方面,守住漫长的前线。

至于我的工作人员,毫不夸张地说,是我在路上'捡来’的。我们的摩托车、工作用车以及通讯设备也是这样搞来的。

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哪怕最小的指挥部正常运作所必需的,这其中,那些东线作战经验丰富的老资格军士最为宝贵,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并能胜任任何任务。

我没有自己的通讯线路,幸运的是,我可以使用第6集团军补给区域内的通讯线,以及德国空军的通讯网。

通过这些线路,进行了无数次的通话后,我才逐渐对防区内的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德军阻击部队在哪里激战,在哪里仍能找到一些罗马尼亚部队。

每天,我都跟几个同事一同外出,既能加强自己对战区情况的了解,也可以做出需要当场拍板的决定,例如哪段防线可以实施弹性防御,哪段防线必须坚守等等。

在突破区,我们唯一可指望的预备队,是那些休假回来的士兵,还有,为了收集起那些在苏军达成突破后便与自己的部队和长官失去联系的散兵游勇,为了把这些来自三个不同集团军的士兵融入到一支新部队中,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采取某些最不符合常规、最严厉的措施。

我还记得,例如,我们说服了驻莫罗佐夫斯克一个国防军宣传连的连长,在交通路口放映电影,被电影画面吸引过来的士兵被我们组织起来,重新编组,重新分发装备。

还有一次,一名战地宪兵中士跑来向我报告,说他在一条主干道旁发现了一个几乎被遗弃的“不属于任何人的燃料仓库”。

我们自己并不需要什么燃料,但我们急需车辆来运送新组建的部队,于是,我下令在后方区域的各条路上竖起路标,上面写着'通往燃料供应点’。

这一招给我们送来了燃料匮乏的司机和他们的卡车、工作用车以及各种类型的车辆,在燃料仓库,由能干的军官所率领的几个特别小组等在那里。

驶入这里的车辆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燃料,但也遭到了各项功能的彻底检查和筛选。筛选的结果是,我们获得了大批车辆,还包括驾驶员,这些司机只想着驾车开至荒郊野外,离开前线,就这样,我们严重的运输问题得到了解决。

通过这些权宜之计,新部队被组建起来,尽管他们的正式称谓是特别部队,但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后来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的核心力量。

在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的带领下,这些部队在这关键的几个月中,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坚定,挽救了奇尔河上的局势,阻止了苏军的突破,拦住了通往罗斯托夫的道路。

这就是温克上校的记述,后来,他升至装甲兵上将。

据守在河边的德军坦克

沿顿河和奇尔河展开的战斗中,德军部队的中流砥柱是第22装甲师的装甲战斗群,在这无比艰难的几个星期里,该战斗群快似闪电的反击在步兵中赢得了传奇。

但无可否认的是,几天后,他们的实力只剩下6辆坦克、12辆装甲车和1门88毫米高射炮,指挥着战斗群的冯·奥珀伦-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乘坐一辆捷克制造的斯柯达坦克,冲在队伍的最前方。

这个装甲战斗群在奇尔河防线扮演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角色,哪里出现险情,温克便会派他们去哪里。

11月27日,冯·曼施泰因元帅接掌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时,温克赶到新切尔卡斯克向他汇报情况。

曼施泰因了解这位上校,因此他直截了当地下达了命令:“温克,您必须用性命向我保证,苏军不会从您集团军所在的防区突破至罗斯托夫。顿河—奇尔河防线必须守住。否则,不光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就连高加索地区的整个A集团军群也将覆灭。”

A集团军群意味着100万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指挥官们经常诉诸于非常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要命的是,装甲战术预备队严重短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根本无法对付在各处突然出现、在集团军群后方地带散布恐怖的苏军坦克。

因此,温克的工作人员用损坏的坦克、动弹不得的突击炮和装甲车组建了一支装甲部队,这支部队被有效地运用于顿河和奇尔河之间防御作战的重点地区。

当然,这支装甲部队必须得到补充,于是,温克想了个办法:“截留从自己防区经过,运往A集团军群或第4装甲集团军的少量坦克。经验丰富的坦克组员们驾驶着这些坦克,被编入我们的装甲连中。”

就这样,温克渐渐地拼凑起“自己的装甲营”,但某天,温克的作战参谋赫斯特中校在夜里的态势汇报中,不小心提到了苏军在奇尔河上危险的渗透已被“我们的装甲营”肃清,这令陆军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大为吃惊。

于是,温克被叫到了集团军群司令部。“您的集团军以哪支装甲营肃清了险情?”曼施泰因问道,“根据我们的记录,没有这样的一个营。”

无奈之下,温克不得不如实汇报了情况,并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对付各种突发的险情。必要的话,我要求军事法庭调查我的行为。”

曼施泰因元帅惊讶地摇了摇头,然后,他决定忽略这件事。

“我们把部分坦克移交给第6和第23装甲师,从那以后,我们投入战斗的装甲力量从未超过连级规模,这样就不会引起上级的注意了。”

就这样,第6集团军后方,苏军攻势在德军防线上撕开的大缺口被再次封闭起来。

正在准备进攻的德军士兵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几个星期来,这条大约192公里长的防线主要由铁路员工、劳工团成员、托德组织的施工队以及来自高加索和乌克兰哥萨克部落的志愿者坚守着。

在这里,获得了德国的装备后尼罗马尼亚军队也表现得不错,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许多人后来在德国部队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步兵上将霍利特所率的第17集团军进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区时,第一支较大的正规部队于11月底抵达了奇尔河防线,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根据温克的建议,“顿河”集团军群将整个顿河—奇尔河防区以及所有奋战在这里的部队交由霍利特将军统辖。

这些部队构成了“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因此,组成“温克集团军”的那些五花八门的部队不复存在,他们完成了军事史上少见的一项任务。

正在推进中的德军装甲部队

另外,这一任务的完成,为奇尔河行动的第二幕提供了基础,重新夺回奇尔河西南岸的高地,对任何一场反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任务在12月初被完成,为了这个任务,德军第336步兵师被调了上来,第11装甲师则尾随在后,经过激烈的战斗,德军夺取了奇尔河西南岸的高地,并击退了苏军所有的反击。

奇尔河上的这些阵地和行动,对曼施泰因解救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至关重要,他已安排“霍特”集团军级集群,从顿河东面的科捷利尼科沃地区发起一次攻势,奇尔河防线将为这次解救第6集团军的行动提供侧翼和后方掩护。

更重要的是,一旦情况许可,第48装甲军(该军现在由装甲兵上将冯·克诺贝尔斯多夫指挥)将以第11装甲师、第336步兵师和一个空军野战师向西北方发起进攻,以支持霍特的行动。

这一辅助行动的跳板由第6集团军设立在上奇尔斯卡亚的最后一座顿河桥头堡提供,这里正是奇尔河汇入顿河的地点。

保卢斯将军的副官亚当上校,带领第6集团军仓促拼凑起来的临时部队坚守在这里,进行着英勇的“刺猬”防御战。

因此,在这危急时刻,凭借勇气和军事才能,纠正希特勒的大错并挽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措施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正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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