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崧愉：英国流亡者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争

作者：杨崧愉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摘  要：18世纪末，一批英国激进分子流亡到美国，在美国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文化分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98年，在英国“反雅各宾主义”影响下，美国联邦党主导的政府制定了《惩治煽动叛乱法》，严厉打击反对政府的言论，防止共和党和“雅各宾派”颠覆政府。英国流亡者以英国政治为参照，抨击法令，谴责联邦党效仿英国体制，在美国建立贵族统治，剥夺公民自由权利。流亡者反对联邦党人的政治修辞广泛传播，形成强大公共意见，最终促使法令失效。流亡者的介入使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呈现鲜明的跨国性。

关键词：英国流亡者 《惩治煽动叛乱法》 跨国史 党派斗争 美国建国

1798年6月至7月，在联邦党人鼓动和支持下，美国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等四项法令，加强对出版物的管理，打压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反对政府的言行，阻止所谓“煽动颠覆政府”的阴谋。法令颁布后，美国社会围绕法令进行激烈辩论，党派斗争高潮迭起。在激烈的政治较量中，共和党获得一批流亡到美国的英国激进分子鼎力支持。其中，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詹姆斯·卡伦德（James Callender）、威廉·杜安（William Duane）、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詹姆斯·奇塔姆（James Cheetham）、约翰·戴利·伯克（John Daly Burk ）等流亡者扮演了重要角色。联邦党对这些人颇为忌惮，亚当斯甚至宣称，英国流亡者有一种“奇怪而神秘的影响力”，联邦党最终居然是被“杜安、卡伦德、库珀和里昂以及他们伟大的赞助者和保护者推翻的”。

以往史学界着重从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党派斗争及政治思想文化等视角探讨《惩治煽动叛乱法》。一些研究者关注到英国流亡者在政治辩论中的作用，但没有深入研究流亡者的跨国经历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未能挖掘围绕《惩治煽动叛乱法》的党派斗争蕴含的“跨国”因素，这导致研究者大多强调美国早期政治思想演变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历史学家伊安·蒂勒尔指出，以“国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通常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因此，仅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考察《惩治煽动叛乱法》，的确难以充分揭示这一事件的深层含义。

当今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这方面的局限性，倡导以“跨大西洋史”或“跨国史”的研究路径，探讨美国建国初期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和互动。有学者详细梳理英国流亡者的激进政治思想以及他们的跨国经历，探讨他们对美国“国家身份”的想象与美国人自我“国族构建”之间的互动和张力。还有学者考察18世纪90年代大西洋两岸包括英国流亡者在内的报刊编辑、小册子作家和读者等政治行动者，关于平等、公正、民主等激进政治理念的辩论。不过，从英国流亡者视域考察《惩治煽动叛乱法》，进而从跨国史视角揭示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课题。

一、英国激进分子的跨大西洋流亡运动

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国族国家”不足以构成理解美国早期政治的完整历史语境，美国早期历史应该置于跨国史视野中进行研究。18世纪各式各样的人物、小册子、书信、报刊和旅行者游记在大西洋两岸往来穿梭和交流，构筑了美国与欧洲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形成复杂的跨国网络，使美国早期历史呈现鲜明的跨国性特征。围绕《惩治煽动叛乱法》的党派较量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在斗争中，共和党的关键人物并不都是美国人，还有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跨国流亡者。联邦党的报刊和小册子声称，共和党由两类人组成：民主派和“雅各宾派”（Jacobins），后者是“爱尔兰联合会流亡分子”（united Irish-fugitives），是盎格鲁—民主派（anglo-democratic）的“不法之徒”；这些“恶棍”来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那么，被称为“雅各宾派”的流亡者是怎样来到美国，又是怎样卷入美国党争中的呢？

首先要从18世纪末英国的激进改革运动说起。18世纪90年代，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激进主义分子，通过组织政治社团、集会请愿、创办报刊、发行小册子和杂志宣传等方式，在英国发起颇具规模的大众政治改革运动。这些激进分子大多是工匠、小生产者、药剂师、律师、职员、教师等“中等阶层”，只有少数是大商人和制造商。他们抨击英国贵族统治，要求进行议会改革，赋予“人民”选举代表的权利，以实现更为平等的政治权利。爱尔兰人联合会（the United Irishmen）还试图为爱尔兰争取独立，建立共和国。日后流亡到美国的激进分子即当时英国激进社团的建立者、激进运动的宣传者和激进改革的领导者。

英国的激进运动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1792年，英格兰激进社团曼彻斯特宪法协会领导人托马斯·库珀赴法国考察革命，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发表演说称，法国革命不仅是“法国人的事业，更是全人类的事业”，英国人乐意与法国人一道“努力宣传那些重要的自由原则，将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帝国建立在牢不可破的自由原则之上”。同时，托马斯·潘恩、约翰·卡特赖特、理查德·普莱斯、普利斯特里等激进派领导人纷纷著书立说，宣扬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原则，为英国国内政治改革提供“灵感和令人信服的道德、历史和理性的理由”。从美国返回英国的潘恩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所著的《人的权利》，尤其受到英国激进分子青睐。在潘恩授权下，《人的权利》在伦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都柏林、爱丁堡等地的激进社团纷纷出版并广泛传播，成为英国激进分子的“必读书”。因此，流亡美国的英国激进分子也被历史学家称为“潘恩的门徒”。

1792年后，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在英国迅速传播，革命思潮已俘获大批英国激进分子，保守派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埃德蒙·柏克为代表的保守派警告英国人，法国革命“邪恶和有害”的做法将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整个欧洲，英国的“传统状态会被颠覆”。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英国激进派也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如激进派的重要反对者亚瑟·扬称，英国激进分子是受到雅各宾俱乐部毒害的“英国雅各宾派”。保守派抨击“英国雅各宾派”是一种“瘟疫”、一种“传染病”，是危机和灾难。支持保守派的英国民众也通过报刊、小册子、演讲、集会、社团和暴力活动等方式，在英国掀起一股反对激进运动的“反雅各宾”浪潮。在此推动下，英国政府意识到，“与法国革命激情合流的英国雅各宾派激进运动”十分危险，他们的“野心和激情”会将英国置于恐怖统治之下，最终“毁灭国家”。

保守派的舆论宣传促使英国政府决心动用行政和司法力量，摧毁“雅各宾派”的改革运动。从1792年到1799年，英国政府陆续颁布多部法令惩治犯有“煽动叛国罪”的激进分子，并通过审判、监禁、驱逐和流放等方式恐吓和威慑激进分子，镇压改革运动。英国历史学家哈里·T. 狄金森指出，这些法令虽然没有大规模实行，但它们本身就是对公民自由的极大侵犯，是时刻悬在激进分子和激进社团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们摧毁了激进派得力的领导层，使最有能力的激进派宣传家万马齐喑，放弃了改革运动。

在保守派舆论攻势和政府镇压的双重压力下，从1793年起，大批英国激进派领导人纷纷流亡美国，形成一股颇具规模的跨国流亡运动浪潮。在18世纪，横渡大西洋充满未知的危险和不确定性，除了不菲的旅费和险恶的旅途外，移民者如何尽快在北美找到工作、重建社会关系、在陌生的土地上扎根，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美国革命前，潘恩在前往北美的长达9个礼拜的航行途中，差点因为斑疹伤寒送命，而与他同行的100多名仆役却不幸因此丧命。幸得有富兰克林的推荐信，潘恩才能迅速在北美找到工作、结交朋友，并融入费城的政治圈子，否则不可能有后来在美国革命中大放异彩的机会。

为了顺利移居美国，英国激进分子为跨国流亡做了相应准备。1794年，库珀和普利斯特里的三个儿子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详细考察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为激进分子寻找适合定居的地点。6个月后，返回英国的库珀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述美国适合定居的理由，并提供详细的旅行指南。库珀在小册子中赞叹道：“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美国政府都无可挑剔……（英国——引者注）社会在政治上的不和谐状态在那里并不为人所知。”库珀的这本小册子让很多遭到英国政府打压的激进分子认为，美国是他们理想的“避难所”。

在来到美国之前，很多流亡者已经为美国人熟知，并且与美国激进派保持密切联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普利斯特里。普利斯特里很早就和富兰克林建立亲密友谊，他写作的支持北美殖民地人士抗议英国、伸张自由权利的小册子也在北美出版。18世纪90年代，普利斯特里经常与纽约和费城的民主—共和社团联系，探讨改革运动；其他英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美国报刊发表的祝酒词中，他们的改革运动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杰斐逊将英国激进分子称为“殉道者”，欢迎他们来美国定居。得知普利斯特里抵达美国，纽约坦慕尼协会（the Tammany Society）以及多个民主—共和社团致信普利斯特里，将他称作“人类的朋友”，并欢迎他来到“自由和平等之岸”。据说，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费城共和党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 ）还专门去码头迎接流亡者。有了美国激进分子的帮助，流亡者顺利在费城和纽约等地定居下来。

流亡者抵达美国时，联邦党和共和党正为《杰伊条约》吵得不可开交。面对激烈的党派斗争，大多数流亡者坚定地支持与他们政治理念相近的共和党，批评联邦党。由于革命的光环尚未褪去，此时很多美国人还不敢正面批评华盛顿等建国者。但流亡者却没有这些包袱，他们知道美国政治的症结就在于联邦党的亲英政策，而且敢于直接点名批评华盛顿，尤其擅长通过讽刺、挖苦和批评精英人物来批判政治。杜安化名“贾斯珀·德怀特”，指责华盛顿偏离共和原则太远；联邦党人是“英国政府模式的忠实拥护者”；联邦政府批准《杰伊条约》无视人民呼声，罔顾公共意见，导致华盛顿的声誉从媲美“梭伦或来库古”一落千丈，美国也因“专制和狡猾的内阁而黯然失色”。卡伦德在贝奇创办的《曙光女神报》发表文章，讽刺华盛顿的贵族气质及脱离人民的行为：“他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他不是高于你们和你们的宪法吗？他不是万无一失、完美无瑕和无所不知的吗？你们这些顽固的、自以为是的可怜虫，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君主，因为你们亵渎了他神圣的名字！”卡伦德和杜安的激进言论引起贝奇注意，他们得以进入费城共和党圈子，并先后成为《曙光女神报》编辑。

从《杰伊条约》开始，英国流亡者通过办报或写政论文章逐渐参与到美国的党派斗争中。美国建国后，随着全国性党派的出现，报刊在党派斗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支持共和党的报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处于弱势地位。1795年新开办的53份报纸中，只有3份是坚定的共和党报纸，其中2份还在一年内就停办了。流亡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共和党报刊发展的不利局面，历史学家迈克尔·杜雷指出，“大约10%的激进流亡者代表了移民中最好战的元素，他们投入到对联邦党的战斗中，成为他们所信奉的共和主义的编辑、小册子作家和宣传者”。据统计，有23位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激进分子主持编辑了不少于57份报刊，其中大部分都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等政治敏感的东部州，它们扭转了当时美国90%的报刊支持联邦党的现状。不过，还有一些流亡者来到美国后摇身一变，成为旗帜鲜明的联邦党支持者，其中最典型的是威廉·科贝特。H1794年来到美国后，科贝特发现美国正屈从于“民主暴民的偏见和反复无常”，于是他决定“蔑视一切危险”扭转这种趋势。他在离《曙光女神报》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创办《豪猪公报》（Porcupine’s Gazette ），出售各种宣传亲英和反法的书籍。为了博人眼球，科贝特还在书店悬挂英国“国王、女王、皇储和贵族”以及“所有英国大臣、一些主教、法官”和“英国最著名的海军将军”的画像。可以说，随着众多跨国流亡者加入共和党与联邦党的论战中，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显示出明显的跨国属性。

二、“反雅各宾主义”与法令颁布

1798年，美法关系破裂。“XYZ事件”之后，美法关系跌至美国革命以来的冰点，引发支持法国的共和党人对联邦政府的尖锐指责，党争由此再度激化。为了压制共和党人的批评，联邦党人借助法国大革命以来英美世界广泛传播的“反雅各宾”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雅各宾”浪潮。

当时，在联邦党人大本营新英格兰地区广泛传播两本描述“雅各宾阴谋”的小册子。1797年，苏格兰作家约翰·罗宾逊在爱丁堡出版《阴谋的证据》小册子，他说光明会成员遍布欧洲，法国革命最活跃的领导者就是光明会成员，在推动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眼下，光明会的成员正在散播“颠覆我们所有道德观念、颠覆我们改善未来生存状态的所有希望，以及颠覆我们对当前生活的所有满意和满足”的学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铲除所有的宗教机构，推翻欧洲现在的所有政府”。罗宾逊还列举欧洲和美洲的光明会分会数量，并指出“美国有几个分会”。同一时期，在英国流亡的法国教士阿贝·巴吕埃尔在《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中说，雅各宾派在欧洲和美洲埋下“革命和相互争斗的种子”，没有国家能够“吹嘘他们可以摆脱阴谋家的诱惑”；革命者的“军团”已经像“瘟疫”一样传播到美洲，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足以让“波士顿和费城颤抖”，“上帝保佑美国不要在付出代价之后才明白……浩瀚的大洋只不过是抵挡该派阴谋的一道微弱屏障”。

威廉·科贝特是联邦党推动“反雅各宾”浪潮形成的标志性人物。科贝特与英国的“反雅各宾派”联系密切，并试图将英国的“反雅各宾”意识形态引入美国。科贝特建议将《英国评论》（The British Critick）、《反雅各宾评论》（The Anti-Jacobinism Review）、《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以及《不列颠信使报》（The British Mercury）等英国“反雅各宾”报刊引进美国。他本人创办的《豪猪公报》是联邦党最重要的“反雅各宾”舆论阵地，摘录了许多英国“反雅各宾”报刊的内容。《反雅各宾评论》因此称赞科贝特“为美国的公共精神提供了合适的基础”。除科贝特外，1797—1803年，B. 约翰逊（B. Johnson）、柯尼利乌斯·戴维斯（Cornelius Davis ）等美国出版商纷纷再版英国“反雅各宾”派的出版物，推动塑造美国的“反雅各宾”意识形态。可见，美国的“反雅各宾”浪潮深受英国“反雅各宾主义”的影响。

这些英国“反雅各宾”出版物相继在费城、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出版，引发联邦党人对“雅各宾阴谋”的忧虑。波士顿公理会牧师杰狄代亚·莫尔斯读过《阴谋的证据》之后，在一篇布道词中称，“一个已经预谋好的计划……支持国家中每个频繁宣称对现有制度不满的人……他们孜孜不倦地通过各种手段影响读书人、辩论社团、评论家、报刊及其他连续出版物的记者和编辑，还有书商和邮政管理者”。鉴于美国也将成为“雅各宾阴谋”的受害者，莫尔斯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场国际阴谋”。一封写给总统亚当斯的信声称，那些自称是美国人却又攻击美国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对我国的宪法非常了解，却极力侵害本意良好的公民理念”，使人民不支持政府，他们是“煽动和破坏秩序的工具，其中很多人很可能受到其他国家雇用来破坏美国”。

在18世纪英美政治文化中，阴谋一般被认为是居心叵测之人（designing men）策划的，因此，联邦党人的当务之急是找出美国的“雅各宾派”。科贝特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雅各宾派”是“受人欢迎的寄生虫”，他们“牺牲真理、荣誉、正义甚至常识，以换取民众愚蠢的关注和短暂的欢呼”；这些“具有诽谤政府才能”的人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中，普利斯特里对“所有合法权力充满敌意”，是“法国不幸革命的爱慕者”，对英国怀有难以消除的仇恨，希望英国能彻底革命和毁灭；卡伦德有“狂热的改革病，如果这个疾病不立刻停止……就会迸发出无神论、劫掠、一神论、诈骗、雅各宾主义、大屠杀和叛乱”；《曙光女神报》的编辑“臭名昭著，亵渎神明，出版潘恩的《理性时代》和《致华盛顿将军的信》，以及《无神论日报》的文章”。科贝特还声称，法国人在美国“组织了一支积极有效的力量，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收买爱尔兰联合会成员，妄图推翻美国政府，他们的阴谋将给美国带来有组织的叛国和屠杀。

联邦党人有理由相信科贝特，因为英国流亡者一直在积极批评联邦政府。卡伦德从1797年起相继出版两本小册子，对汉密尔顿的个人声誉及其金融政策进行猛烈抨击。“XYZ事件”后，贝奇和卡伦德在《曙光女神报》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批评亚当斯政府故意隐瞒信息，破坏美法外交关系，为开战提供理由，进而为美国建设军队提供依据；他们称亚当斯总统试图发动战争是“为了建立一个英美攻守同盟，打败并摧毁法兰西共和主义，重建君主制”；联邦政府的“每个行为都表明它偏爱英国而不是法国”，美国人不能将国家利益托付给这样的政府，亚当斯应该“立即退休”。此外，佛蒙特州爱尔兰移民马修·里昂（Matthew Lyon）是当地有名的共和党人，他创办的《农夫图书馆》（Farmer’s Library）杂志常常指责联邦政府。1797年，爱尔兰流亡者约翰·戴利·伯克加盟由纽约共和党领袖阿龙·伯尔赞助的《时报》（Time Piece），随后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抨击联邦党的讽刺诗和时评文章，令联邦党人头疼不已。

流亡者对联邦政府的激烈批评坐实了“雅各宾阴谋”论，同时也给联邦党人充分的理由镇压反对言论。联邦党人认为，要解决“当前的困境”，粉碎“雅各宾阴谋”，关键在于遏制“成群结队的外国人”带来的“雅各宾思想”，以及“雅各宾派”报刊对政府的批评言论。汉密尔顿在回应卡伦德的小册子中指出，“雅各宾主义精神”就是通过报刊诽谤来摧毁公众人物，“破坏公共安全和个人幸福，彻底颠覆政治和道德世界”。亚历山大·爱迪生进一步指出，如果舆论被“俱乐部和报刊”掌控，将会“导致国家陷入无节制的无政府主义混乱和奴役中”。因此，要消除“分裂、猜忌和怀疑”，就必须制止“诽谤”，反对“那些骗人的报纸、小册子、信件和谈话”，因为它们“是我们胸中的毒蛇，是掠食我们内脏的秃鹰，是敌人实现恶毒目的的致命武器”。杰狄代亚·莫尔斯则说：“为了我们热爱的神圣宗教和国家，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要避开欧洲哲学家和他们派往美国的使者，抛弃和憎恶他们的有害原则。”亚当斯也发表演说，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根除反对政府的阴谋，“保卫我们的国家”，保护美国正处于危机中的“自由、独立、国家荣誉、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安全”。

在国会辩论中，联邦党人进一步提出通过制定法令来惩治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人，阻止“雅各宾派”颠覆政府的阴谋。1798年6月25日，马里兰州联邦党参议员詹姆斯·劳埃德（James Lloyd ）提出议案，要求制定法律，限制那些通过煽动性言论向公民传达反对观点、违反国家法律和削弱政府权威的行为。他声称，支持法国政府的美国“雅各宾派”都应该被视为叛国者，要处以极刑。康涅狄格州联邦党众议员约翰·艾伦（John Allen）发表精心准备的长篇演说，痛斥流亡者和共和党人就是“我们国家的雅各宾派”，他们掌控《曙光女神报》和《时报》等“雅各宾报刊”，发表煽动性谬论，宣扬暴力，鼓动“贫穷、愚昧、狂热和邪恶的人”，形成广泛的反政府联盟，在美国实施“反对宪法、政府以及这个国家和平与安全的阴谋”。他指出，“（美国的）雅各宾派决心把同样的武器（报刊——引者注）保留在他们手中，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们夺走”。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党众议员罗伯特·古德洛·哈珀（Robert Goodloe Harper）要求扩大惩治范围，尤其那些企图“协助、鼓动和教唆外国对合众国及其人民和政府采取任何敌对计划，或出于上述目的与外国及其代理人或人民建立、保持或进行联系的人”。

在联邦党人的鼓动和运作下，1798年6月至7月，国会相继通过《归化法》《敌对外侨法》《客籍法》以及《惩治煽动叛乱法》，赋予总统针对外国人的权力，即总统可以采取措施防范和驱逐那些他认为会威胁到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外国人，同时，法令规定要限制共和党人和流亡者发表煽动性言论，或向公民传达反政府的观点以及采取其他削弱政府权威的行动。《惩治煽动叛乱法》规定，任何人非法反对政府政策、阻碍法律执行或是阻止政府官员执行公务，书写或发表任何丑化中伤美国政府、国会或总统的文字或言论，都属于煽动叛乱罪，将受到惩罚。杰斐逊立刻洞悉这些法令是为了防止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大批民主派人士在美国“泛滥成灾”，而卡伦德是其“主要目标”。

《惩治煽动叛乱法》不仅是美国国内党派斗争的产物，而且具有多重跨国含义。首先，联邦党人制定法令旨在压制共和党人，但其直接针对的目标却是流亡者，因为联邦党人认为，这些来自英国的“雅各宾派”支持共和党，其抨击政府的言论极具煽动性，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威胁之一。其次，联邦党人的“反雅各宾”法令在动机上直接受到英国“反雅各宾主义”影响，在内容和逻辑上也与英国政府打击“雅各宾派”的法令如出一辙。因而，美国的“反雅各宾主义”可以说是欧洲尤其是英国“反雅各宾主义”的延续，是大西洋世界“反雅各宾主义”的一部分。最后，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惩治煽动叛乱法》表明，美国早期党派斗争实际上是一场跨大西洋的“反雅各宾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

三、反“英国派别”话语与法令失败

1798年7月法令颁布后，共和党主要报刊编辑和小册子作家遭到联邦政府恐吓、逮捕、审判甚至监禁，共和党的舆论阵地遭受重创。当时最主要的共和党报刊损失巨大：《曙光女神报》在费城以及奥尔巴尼等地遭到强烈抵制，贝奇被以煽动叛乱罪起诉；《纽约新闻报》（The New-York Journal ）被迫停刊；《独立年鉴》（The Independent Chronicle ）被迫放弃支持共和党的立场。据统计，1795年大约有18家报刊坚定支持共和党，法令颁布后，仍坚定支持共和党的报刊一度不超过10家。联邦党人费希尔·埃姆斯高兴地宣称，“雅各宾派被挫败”，联邦党人变得“绝对受欢迎”。贝奇则无奈地承认，公共舆论已经抛弃共和党人。一些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流亡者感受到美国政治局势对他们不友好，于是返回本国。杜安、卡伦德、库珀和伯克等人则因坚持发表“错误的、诽谤的以及心怀恶意的文章”，“玷污和恶意中伤”美国政府、国会和总统，先后遭到逮捕、审判和监禁。

尽管如此，法令的威慑力仍然没能消灭流亡者的办报热情。1798年11月，杜安接手《曙光女神报》，将其打造成订阅量达1500余份的共和党报纸，是共和党最坚固的舆论阵地。在法令颁布前逃往里士满的卡伦德加盟《审查者报》（Examiner），使其成为南部最为重要的共和党报纸。在杰斐逊资助下，卡伦德于1800年出版《我们的前景》（The Prospect before Us），成为当时攻击联邦党最著名的小册子。1798年，詹姆斯·奇塔姆认购《纽约新闻报》，更名为《美国公民报》（American Citizen），成为纽约最重要的共和党报纸。1799年，英国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创建者约瑟夫·盖尔斯在共和党人纳撒尼尔·梅肯（Nathaniel Macon ）资助下，在北卡罗来纳创办《罗利邮报》（Raleigh Register），打破了联邦党人对北卡罗来纳舆论的垄断。流亡者利用这些报刊和小册子与共和党展开密切合作，发表政治意见，批评政府法令，给予联邦党人有力回击，为共和党最终赢得1800年选举胜利作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

流亡者激烈批评《惩治煽动叛乱法》，在奇塔姆和库珀看来，该法令是联邦党人“本着跨大西洋模式的精神”，将“英国法庭关于诽谤罪的所有原则”引进美国。杜安指出，法令是为了使总统人身和个人声誉不受侵犯，这一点“只有在腐败的欧洲君主制国家才能得到承认”。库珀认为，《惩治煽动叛乱法》体现了联邦政府对“行政权力的信任，几乎和皮特先生在英国的朋友们一样坚持不懈”；共和党人公开讨论执政措施，被视为是“不满的证据，敌视合众国的阴谋，对法国利益的偏袒以及对我国的敌视。这是粗鲁、顽固和最没有绅士风度的辱骂”。《曙光女神报》刊登的“纽约萨福克居民请愿书”称，联邦政府制定法令完全是因为对“法国入侵美国的过分担心”；但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理由证明这种恐慌是有根据的”，而美国却因此“引入一项巨大的罪恶”。“一位美国公民”在《曙光女神报》刊发文章称，“强加于自由之上的枷锁”，实际上是“用来防御来自国外的、虚拟的、假装的或者想象的危险武器”。

与此同时，《曙光女神报》还刊发署名为“外国势力的敌人”的文章，称实际上是“英国的影响力，而不是法国的影响力”正在危害美国。英国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最仇视和恐惧共和政府”，一定会将“当前世界革命的真正源头国家视为眼中钉……不遗余力将共和国卷入外国战争，将政府和人民分离，在我们国家建立党派来攻击我们”。杜安指出，一系列证据表明英国正在“利用其影响力”，派遣“代理人”在美国“组建一个致力于他们利益的党派”，以“美国宪法为代价，暗中支持英国，企图破坏我们的政治原则”。“英国派别”正在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指导下，“用尽手段给美国制造如此多的耻辱和伤害，并设法将它最奴颜婢膝的代理人安插在受到高度信任的位置上”。

随后，流亡者将批评矛头指向联邦党人和联邦政府。卡伦德指出，美国从华盛顿总统开始，就一直“投降”英国，并竭力效仿英国实施专制政策；华盛顿执政时期，汉密尔顿这位“真正的总统”不断扩大联邦债务，对外没有保护美国的商业，对内没有偿还债务，“这种双重欺骗与整个贵族制度完全相符”；亚当斯在“美国最坏的敌人”英国的帮助下当上总统；托利党人竭力支持亚当斯，就是因为“亚当斯的原则是君主制，是英国牢不可破的朋友”；亚当斯任命的大臣也“呼吁支持君主制，他们是银行家和法国王室的代理人以及英格兰的间谍”；美国政府“敢于挑起和法国人的争吵，源自政府贵族的傲慢和偏见”；美法战争表面上是“支持美国的商业”，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海军和更大规模的常备军，征收额外的税赋，“把我们与英国的暴君结成联盟”，这些举措必然会让美国越来越像英国，最终“陷入英国君主制的腐败之中”。杜安认为，联邦党人“极力主张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废除新闻自由，破坏言论自由”，试图让国家陷入“战争的恐怖中”，这样的派别不会“将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上”，他们建立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符合自由政府的精神”。

最后，流亡者号召那些因《惩治煽动叛乱法》而“噤若寒蝉”、不敢批评“神圣不可侵犯的华盛顿”的共和党演说家和作家支持杰斐逊，推翻联邦党控制的腐败政府。杜安呼吁“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人民要做好准备”，用“手中的利剑保卫我们的共和政府”；美国人要在“总统选举之年”，终结“女巫统治”，选择“真理和杰斐逊”！卡伦德号召美国人行动起来，阻止联邦党继续掌控政府：“在1800年10月的选举中……在共和主义原则还没有坠入深渊，美国的自由还没有发出最后的呻吟之前，把思考的权利推到前面去。”美国人“将要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作出选择，你们将要在一个背弃和颠覆自己所有原则的人和一个以身作则维护法律的人之间作出选择……是亚当斯——战争与贫困，还是杰斐逊——和平与才能”！

由上观之，流亡者熟悉英国政治，也深知美国人对英国政治弊端的厌恶，他们时刻以英国政治为参照批评联邦党人，构建了一整套反“英国派别”的修辞。这套修辞旨在向美国人说明，“英国派别”已经渗透到美国政治中，多年来“联邦党贵族和独裁者串通一气，企图扭转美国革命的结果，使人民卑躬屈节”，美国“生存正面临危机”。流亡者并不过多纠缠于对联邦党人具体政策的批评，也没有阐述佶屈聱牙的政治理论，而是用“潘恩式”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美国人揭露“英国派别”的险恶用心。“英国派别”的“阴谋”很大程度上只是流亡者建构的产物，但这套修辞却准确把握住了革命以来美国人一直存在的“恐英”和“仇英”（Anglophobia）心理。因此，流亡者轻而易举就调动了美国人对君主专制、常备军、税收、腐败等一系列英国政治元素的恐惧情绪，并将其转化为攻击联邦党的舆论武器。

流亡者的这套修辞通过遍布全国的共和党报刊广为流传，成为美国人抨击政府法令和联邦党时广泛运用的修辞，颇具影响力。康涅狄格州一位作家指出，在“每一件重要事情上，民主派传达的态度都首先出现在《曙光女神报》上”，然后被“忠实地复制到其他报刊”，最终广泛传播开来，形成“完美的意见联盟”。精英和普通民众“都非常及时和迅速地传播和重复同样的观点”。一份共和党报纸称，“在杜安先生的爱国努力下，公众看到联邦政府令人惊讶的强取豪夺的组织结构，知道幕后操纵者的动机和企图”。同时，美国人也积极展开行动，抗议联邦党的政策。麦迪逊和杰斐逊分别起草《弗吉尼亚决议》和《肯塔基决议》，抗议联邦政府颁布的《惩治煽动叛乱法》。宾夕法尼亚州北安普顿县1200名居民在请愿书中写道，法令试图“采取欧洲特权机构的理论和做法。为避免这一点……恳请废除上述法律”。纽约州奥齐戈县共和党人杰狄代亚·佩克（Jedediah Peck）提交请愿书呼吁废除法令，因为法令会将“自由人变成奴隶”。最终，反“英国派别”话语塑造的“公共意见”，与美国人在议会、酒馆、家庭聚会、市集、广场反对法令的演讲、集会游行、请愿行动桴鼓相应，不但迫使法令无法有效实施，还帮助共和党赢得1800年选举。也难怪杰斐逊日后会说，“当我们的事业举步维艰，在强大对手的巨大压力之下几乎要失败时”，杜安先生的报刊“产生的能量”，在“催生公众内心的革命意志方面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阻止了我国政府向君主制的演变”。

联邦党人感受到流亡者带来的巨大压力，联邦党报纸《费城公报》惊呼：“三个外国间谍在首席骗子的带领下，最终获得全部雅各宾傀儡的管理权……至于他们组织的政治计划，可以将全部业务分成三大部分：卡伦德占领南方，杜安据守东部，库珀作为普利斯特里的副手，将整个西部乡村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三个部分所做的一切，都要服从首席骗子和他所选择的议会的命令。”联邦党人费希尔·埃姆斯无奈地表示，“报纸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匹敌的对手……雅各宾派的胜利归功于这台发动机的不间断运作”。败选的亚当斯质问道：“美国人心中就没有一点自豪感吗？他们竟能忍受卡伦德、杜安、库珀和里昂这些来自外国的堕落之人成为本国最有影响力的人。”

四、反党派政治文化与流亡者的边缘化

围绕《惩治煽动叛乱法》的党派斗争中，美国社会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修辞，一种是联邦党人反对流亡者和共和党的“反雅各宾”话语；另一种是流亡者着力阐述的反“英国派别”话语。这两种政治修辞表明，美国的党派斗争与当时的欧洲政治紧密关联，具有强烈的跨国属性，推动建国初期的美国人重新思考和认识党派斗争与国家未来的命运。

据政治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 ）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中，“政党”（party）一词长期以来都有很强烈的贬义色彩。在18世纪，除了英国的埃德蒙·柏克等少数人外，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英国的博林布鲁克、大卫·休谟等启蒙哲人虽然对政党的看法有所区别，但整体而言都认为“政党”等同于“宗派”（faction），反映了“政治之邪恶”，“而宗派则为所有政党中最恶者”。美国建国者也深受上述思想影响，但与欧洲启蒙哲人不同的是，美国建国者还深受共和文化熏染，强调公共利益和公民美德是共和主义的精髓。在他们看来，党派行为缘于“野心、贪婪或报复”，是出于私人利益而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与共和主义背道而驰；共和国内部出现党派是极为反常和扭曲的，是政体病态的“征兆”，也是“政体内部的疾病和制度内部的故障”，会严重危害共和国公民的自由，一个“自由的政府，就不应该屈服于党派、阴谋集团和诡计”。杰斐逊曾说：“如果只有参加党派才能上天堂，那我绝对不会去天堂。”亚当斯也表示，“共和国分裂出两个大党派，每个党派都在其领袖带领下采取相互对立的措施”，这是“最大的政治罪恶”。简言之，建国者认为，党派与共和国精神多有抵牾，难以兼容，他们普遍不信任党派，对党派精神及其邪恶后果更是怀有强烈恐惧。建国者苦心孤诣为美国设计了1787年宪法，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它可以抑制党派纷争和政治分歧，以维持共和国政治和谐。

然而，18世纪90年代，美国并没有出现建国者预期的政治和谐。在华盛顿当选为总统后不久，两个全国性政党就出现在国会中，并且很快发展和传播到普通民众间，引发美国社会激烈党派斗争，就连一向厌恶党派的建国者自己也未能置身事外。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施行后，党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联邦党和共和党相互质疑对方对国家的忠诚，以最极端的语言大肆攻击对方，此时，美国进入历史学家所说的“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一个“偏执和感情用事，撕裂美国政治的时代”。受共和主义文化和强烈反党派（antiparty）政治文化影响，建国者无法接受政党的存在，认为政党就是“政治罪恶”，因此极力消灭党派斗争。

在时人看来，美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党派斗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卷入了法国革命和英法的冲突之中。18世纪90年代，面对法国革命和欧洲的动荡局面，美国人产生巨大分歧。以汉密尔顿、罗伯特·莫里斯和约翰·亚当斯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深受英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倡导贵族政治，敌视法国激进的革命思想，致力于与英国结盟，对法国采取强硬措施。以杰斐逊、麦迪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则支持法国革命，敌视英国的君主制和贵族政治。随着法国革命和欧洲局势的变化，美国的党派分歧越来越尖锐和激烈，并波及社会各个层面。美国思想史家弗农·帕灵顿将联邦党称为“英国派”，将共和党称为“法国派”或“雅各宾派”。他认为，法国革命和欧洲事务不仅“分化了党派，而且铸造了党派；它给党派划定了界限，规定了口号，也给了它们痛苦。国内问题是从属的、边缘的，真正的党派路线是在大西洋彼岸确立的”。帕灵顿对美国党派斗争的原因可谓洞若观火，后来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英法冲突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

《惩治煽动叛乱法》引发的激烈冲突使当时的美国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卷入欧洲政治严重危害美国的政治和谐。179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称：“围绕英法冲突造成的影响也许会导致联邦解散，进而将合众国击碎，使之处于各股弱小势力彼此攻击并深受欧洲对垒的各大国势力左右的永久战争状态。”联邦党人约翰·特朗布尔说：“法国外交家的狡猾阴谋和英国政府的疏忽失策两相结合，使美国人民各自支持一方，进行狂暴的党派之争，精神错乱程度之高，竟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两党忘记了他们的国家特性，将时间、思想和精力都浪费在这场外来的争吵上。”英国流亡者詹姆斯·奇塔姆也说：“尽管离欧洲的血腥舞台有三千多英里，但我们的公共和私人会议还是会受到外国阴谋、国内野心和偏激的派别之争影响而产生偏见，有时甚至被弄得精神错乱。”

因此，美国人相信，极力摆脱与欧洲纠缠不休的状态，与欧洲彻底切割，避免卷入欧洲事务，才有可能消弭党派斗争。在华盛顿看来，党派思想“会在民众中引起毫无依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恐惧，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会引起骚动和叛乱”。更致命的是，它为“外国的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外国的影响和腐蚀会轻而易举顺着派系的渠道深入政府机构中”。这样，美国的“国家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美国也将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古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他呼吁，应该时刻警惕“外国势力”，它是共和国“最致命的敌人”。1800年，亚当斯在给妻子的信中谈到：“我目睹了事态的进展。在下次选举中，英格兰将会支持杰伊或者汉密尔顿，法兰西则会支持杰斐逊，施加于波兰的种种腐败行径都将被引入，除非美国精神能够得以提振并宣布：我们既不要约翰牛，也不要路易狒狒。”杰斐逊在就职典礼上试图让两党和解，他说，当“旧世界经历阵痛和骚动”引发的“波涛汹涌的激情”冲击到美国这片“遥远而宁静的海岸”时，美国人的确会产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并非原则性的……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让我们以勇气和信心追求我们自己的联邦与共和原则，拥戴联邦与代议制政府”。1802年，杰斐逊再次宣称：“对法国和英国的感情依赖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早已被一分为二。除非与这两个国家一刀两断，否则对任何一方的依赖都无法在内部使我们获得安全保障。”可见，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卷入欧洲事务、消除外国影响，已成为两党领袖的共识。

在消除外国影响、实现党派和解的政治语境之下，流亡者的存在对美国人而言却如芒刺背。在美国人眼中，这些来自英国的流亡者是某种外国势力的象征，是党派斗争的“始作俑者”。流亡者在《惩治煽动叛乱法》中的表现，将欧洲政治对美国的影响具象化，进一步放大美国人对欧洲影响的恐惧情绪。流亡者的存在不断提醒美国人，一旦卷入欧洲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跨大西洋的“雅各宾阴谋”，国内将党争不断，政治会陷入动荡，“共和实验”的前途将岌岌可危。美国人要实现党派和解和消除欧洲影响，首先要疏远这些来自外国的“危险分子”。于是，赢得选举胜利的共和党精英开始刻意疏远那些“雅各宾派”，即使后者为他们的上台执政付出了很多努力。新上台的共和党人拒绝给流亡者提供政府职位，拒绝让他们印刷出版政府文件（如议会记录等，因为这属于官方给予印刷者的特殊优待），极力削弱流亡者的政治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流亡者和他们的激进政治理念并未从美国政治生活中消失，但逐渐被边缘化在所难免。其实，流亡者并非妄图颠覆政府的“雅各宾派”，所谓“雅各宾派”只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是“改革者的敌人”为了“迷惑公众的思想”而对改革者的污名化，是保守派开罪民主派的政治术语。但美国人仍然希望通过对流亡者的污名化和边缘化来消除欧洲政治的影响，缓解党派纷争带来的不安和焦虑。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逐渐发现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既无法摆脱欧洲政治的影响，也无法阻止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19世纪后，党派纷争貌似偃旗息鼓，实则暗流涌动：一方面，联邦党人不甘心失败，积极组织政党，动员选民，随时准备与共和党在选举中一较高下；另一方面，在麦迪逊总统时期，拿破仑战争和英美关系恶化再度激化美国党争，一度使北方联邦党人试图脱离联邦。建国者眼看美国日益卷入欧洲事务，党派纷争不断却无能为力，晚年的亚当斯只能整日哀叹：“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才能把当前的混沌变为有序？”1822年，杰斐逊也无奈地表示，现在的美国人“更加偏执，闹宗派，不再像美国革命时那样理性”。借用英国著名思想史家彼得·拉斯莱特的说法，建国者曾经构想的那个基于公共利益和美德的超越党派利益的共和国，最终成了美国人“失去的世界”。

结     语

归根结底，很难说清楚流亡者到底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因为很多流亡者都有丰富的跨国经历。例如杜安出生在美国，在美国革命前才回到爱尔兰，后来又到印度办报；美国革命时期，普利斯特里等人对美国革命表示支持，他写作的小册子在美国大受欢迎；还有一些人曾经参加美国革命，为邦联政府工作。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很多支持法国革命的激进分子曾经游历法国，有些流亡者还被法国国民公会授予“法国公民”的身份。当英国激进政治运动遭到镇压、流亡者来到美国后，他们又对美国的共和政体寄予厚望，对美国公民的身份也有很强的认同感，自认为是“真正的”美国公民，并通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强化这种身份认同。从流亡者的跨国经历来看，可以将他们看作18世纪的“跨国主义者”，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是“世界公民”。当流亡者在大西洋世界往来穿梭时，他们通过小册子、报刊、私人书信等方式，构建起一张无形的跨大西洋网络，将18世纪末的美国与欧洲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围绕《惩治煽动叛乱法》展开的政治争论，最终成为一场具有跨国属性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较量，这使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斗争呈现出复杂面相。

建国者原本希望浩瀚无垠的大西洋能将美国与欧洲切割，让美国处于专制腐败的欧洲体系之外，这种地缘上的天然优势足以让美国免受变化无常的欧洲政治牵连，但这一愿望随着大批欧洲流亡者的到来而逐渐破灭。美国人逐渐发现，这些“雅各宾派”将大西洋彼岸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悄然带入美国政治。反“雅各宾派”和反“英国派别”两种政治修辞被频繁运用到美国党派斗争中，意味着美国已经卷入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动中。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不免让美国人为共和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并陷入激烈争吵之中，这就是美国建国初期党派斗争久久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跨国视野来看，诸如流亡者这样的跨国力量介入美国政治，赋予美国建国初期党派斗争更加难以捉摸的跨国因素，也让美国历史发展长期受到变动不断的大西洋世界政治局势影响。正如学者所言，直到1815年，美国都在“英国的斯库拉和法兰西的卡律布狄斯之间见风使舵”。夹在大国竞争中的美国陷入“循环往复的陷阱”难以自拔，党争也因之此起彼伏。极力想摆脱欧洲政治的困扰，却常常在与欧洲的纠缠中越陷越深，这也许是建国初期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悖论。

（作者杨崧愉，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