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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在科捷利尼科沃和莫罗佐夫斯克方向上的顺利突击，最终决定了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希特勒常常引以为豪的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命运。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苏军最高统帅部赋予他们的任务并迅猛地粉碎了敌人，从而打破了曼施泰因给保卢斯部队解围的计划。 12月底，苏联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斯大林建议： “粉碎被围敌人的工作交给一个人领导，现在有两位方面军司令员在指挥，有碍于这一任务的完成。” 出席会议的所有国防委员无一例外地都支持这一意见。 “最后肃清敌人的任务交给哪位司令员呢？”斯大林进一步问道。 这时，有人建议把所有部队都交给罗科索夫斯基指挥。 斯大林问朱可夫：“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我认为，这两位司令员都能干，如果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拨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那么，叶廖缅科必然会感到委屈的。”朱可夫回答道。 “现在不是谈论委曲不委曲的时候，”斯大林打断朱可夫的话，并命令朱可夫道，“打电话给叶廖缅科，向他宣布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炮兵，在风雪中推进 当天晚上，朱可夫即用高频电话给叶廖缅科打了电话，告诉他说： “叶廖缅科同志，国防委员会决定最后肃清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工作委任罗科索夫斯基进行，因此，你应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7、第64和第62集团军转交给顿河方面军。” “为什么要这样呢？”叶廖缅科迷惑不解地问道。 朱可夫给他解释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但这显然使叶廖缅科十分难过，情绪激动，难以自抑。朱可夫建议他过一会儿再打电话。15分钟刚过，朱可夫的电话铃又响了。 “大将同志，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特别看重顿河方面军的领导人。我请你报告斯大林同志，我要求留在这里直至肃清敌人为止。”叶廖缅科略带几分委屈地说。 朱可夫这次没有作过多的解释，他还是按着斯大林的指示下达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拨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训令。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应领导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上行动的部队，继续歼灭科捷利尼科沃地域的敌军。 不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面军，在罗斯托夫方向上行动，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1942年12月30日训令，第62、第64和第57集团军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拨归顿河方面军编成内。 1943年1月，在顿河地域的苏军对外正面，经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努力，向西推进200～250公里。压缩在合围圈中的德军的态势急剧恶化，已没有任何解救的希望，其物资储备也已耗尽。  正在反击中的苏军坦克部队 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德军第6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的防区内，包含着某些不太寻常的东西：一片被积雪所覆盖的麦地，麦穗刚好从积雪中伸出。 到了夜里，第2营的士兵们便会贴着地面爬过去，将麦穗割下，然后返回自己的掩体。 他们把麦穗剥开，放在水里跟马肉一起煮成汤，这些马肉来自他们的自己的牲畜，不是在战斗中被打死就是自然死亡，野地里到处都躺着它们的尸体，在小雪堆下被冻得僵硬。 1月8日，菲舍尔下士刚刚辛苦地收集到一小把麦穗，瑟瑟发抖地爬回到自己的掩体，他发现掩体内的每个人都很兴奋。 营部透露出一条消息：苏军已经提出让德军体面投降的建议，这个消息野火般地传遍了整个包围圈，你根本不知道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 接着，真的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马利诺夫卡地区，第3摩步师的防区上，一名苏军上尉打着一面白旗出现在“维利希”战斗群的前哨阵地前。 德军士兵们赶紧把他们的指挥官维利希少校找来，苏军上尉彬彬有礼地递交了一封信件，信封上写的收信人为“装甲兵上将保卢斯或其代表”。 维利希表示感谢后，让这名上尉带着白旗回去，然后，电话响了起来，接下来，一名信使把这封信带至古姆拉克。 结果是保卢斯亲自用电话下达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与任何苏军军官商讨投降事宜。 不过，第二天，所有德军士兵都读到了苏联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上将写给第6集团军的劝降信。 包围圈的各个地方都被苏军飞机撒上了劝降传单，黑白色传单上，有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将领以及罗科索夫斯基的签名，传单上盖了章，显得非常正式： 所有停止抵抗的军官、军士和士兵，我们保证他们的生命和安全，并在战争结束后释放回德国或由战俘选择的任何其他国家。 所有投降的德军士兵可以保留他们的军装、军衔标记、勋章以及个人物品和贵重财物。高级军官可以保留其佩剑和佩刀。 投降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将立即获得正常的口粮配给。所有伤员、病患者和冻伤者都将得到医疗救治。 我们期待您将书面答复于莫斯科时间1943年1月9日15点，由您亲自授权的一名代表交付，他可以驾乘一辆带有明显标志、插有白旗的参谋用车，沿从“骑兵”错车环道通往科特卢班车站的道路前行。 您的代表将于1943年1月9日下午15点，在第564号错车环道东南方0.5公里的8号地区，遇到获得正式授权的苏军军官。 如果拒绝这一投降的呼吁，我们特此通知您，红军和红空军的部队将被迫着手对被围德军实施消灭，他们被歼灭的责任将归咎于您。 另外，随着劝降信被一同投下的另一份传单上，还有这样一句充满着威胁意味的话：“一切负隅顽抗都将被彻底消灭。” 但是，第6集团军没有接受这一劝降，即便在身陷囹圄中，保卢斯仍不断声称，没有主动投降，是因为在1月初他仍能看到继续抵抗的战略意义，他们牵制住强大的苏军部队，从而保护东线受到威胁的南翼。 时至今日，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明确指出： “自12月初以来，第6集团军已牵制了苏军60支主要部队。如果保卢斯在1月初投降，顿河和高加索两个集团军群的形势将发生灾难性变化。” 这种论点一直被视作是他们为自己所做的辩解之词而不被采纳，而崔可夫和叶廖缅科元帅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充分证明了曼施泰因的观点。 崔可夫证实，一月中旬，保卢斯仍牵制着苏军的7个集团军，叶廖缅科则清楚地表明，1月9日向保卢斯提出了“体面投降”的要求，这种做法不太寻常，其主要动机是希望能借此腾出苏军的7个集团军，投入到夺取罗斯托夫的战斗中，从而粉碎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 可是，第6集团军的抵抗到底，挫败了苏军的这一计划。 但保卢斯的态度也被另一起事件所证实，1月9日，胡贝将军结束了与希特勒的会谈返回到包围圈内，他汇报了元首以及陆军总司令部人员告诉他的情况： 他们正计划从西面发起一次新的救援行动，获得补充的装甲部队已调动起来，并已集中在哈尔科夫的东面。空运补给也将彻底重新组织。 胡贝认为，就像1941至42冬季，德军在哈尔科夫地区被包围时的危机一样，斯大林格勒也将转变为一场伟大的胜利。当然，其先决条件是重建东线的南翼，并将高加索集团军群成功撤回。 出于这个原因，第6集团军必须坚守，必要的话可以将包围圈逐渐缩小至斯大林格勒的市区。 胡贝的消息与第71步兵师参谋长冯·贝洛少校带回斯大林格勒的汇报相一致，1942年9月，他病倒在斯大林格勒，于是被飞机送回德国，1月9日，他与胡贝一同飞回包围圈。 而返回斯大林格勒前，贝洛一直在陆军总司令部工作到12月底。 在那里，作战处处长豪辛格少将和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就从西面发起进攻，在卡拉奇渡过顿河的可能性向他提出广泛的问询。 贝洛得到的印象是，陆军总司令部依然对第6集团军的形势持乐观看法，并认为发起一次新的救援行动的机会相当有利。 送走贝洛少校时，蔡茨勒将军曾这样说：“没错，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的总参军官已经够多的了。可如果我不把您派回去，他们会以为我们已经把他们抛弃了呢。” 一方面考虑到整体战略态势，另一方面又想到这一丝希望，谁能为保卢斯在1月9日拒绝苏军的劝降而指责他呢？ 正如罗科索夫斯基在他的传单中宣布的那样，德国人拒绝投降的24小时后，苏军对包围圈的全面攻击于1月10日打响了。  勇敢冲锋的苏军士兵 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冰冻的城内废墟上，双方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不顾一切地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6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15英里长、9英里宽的一块地方。 此刻所发生的情形在军事史上只目睹过两次，一次发生在苏军方面，这次则轮到了德国人： 饥饿、装备欠缺的德军士兵已被切断了所有的交通线，他们顽强抵御着占尽优势的苏军士兵。 这种情形过去曾发生过，那是在沃尔霍夫包围圈，苏军突击第2集团军一直战斗到全军覆没，斯大林格勒最后的战斗同样是冷酷无情，双方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彼此的苦难、困苦、英勇和不幸是一样的。 苏军对包围圈发起的进攻庞大而又猛烈，在防线最前方，德国空军的高射炮部队，试图用88毫米高射炮打破敌坦克部队的猛攻。 他们射光了最后一发炮弹，击毁了数量惊人的坦克，但德军步兵的阵地也被粉碎，许多地段都已遭到苏军突破，虚弱不堪的德军部队中，伤亡数字急剧飙升，而被冻伤的人数亦是如此，此刻的温度是零下35度，一股暴风雪正横扫过草原。 沿着西面的防线，德军几个师的部队，像大海中的孤岛那样实施着抵抗，这些部队中包括奥地利的第44步兵师，他们据守着重要的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接近地。 第134步兵团第1营辖下几个实力大大削弱的连队，据守在巴布尔津镇外，营长波尔少校在12月中旬刚刚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 随着这枚勋章，保卢斯将军还给了他一个小包裹，包裹上有保卢斯亲笔写的“最美好的祝愿”。 包裹里是一条军用面包和一听茄汁鲱鱼——在当时的斯大林格勒，这就是一份珍贵的奖品和最高奖励。 波尔和他的部下们端着卡宾枪守在掩体中，在北面，他们的最后一挺重机枪一条弹链接着一条弹链地射击着，一个点射过后，重机枪沉默下来。 德军士兵看见苏军士兵跳进了机枪组的阵地，随即，一场短暂的近战爆发开来，枪托和工兵铲飞舞着，很快，一切都结束了。 这一夜，他们全营坚守着他们的阵地，第46反坦克营用几门20毫米高射炮和3门缴获的苏制76.2毫米火炮为他们提供支援。 第二天早上，他们实在守不住了，被迫后撤，丢下了这些火炮：缴获来的吉普车已没有燃料，无法将这些大炮拖走。 因此，对炮手们来说，这一后撤变成了一场“滑铁卢”：他们一门接一门地炸毁这些大炮，就算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大炮拖走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再也没有炮弹了。 第二天晚上，波尔少校驱车赶往第6集团军的另一个机场——皮托姆尼克机场，想从他的朋友，包围圈内的空军通讯主管弗罗伊登费尔德少校那里了解些情况。 这是一段可怕的旅程，为了在白雪皑皑的荒野上标出道路，冻得硬邦邦的马腿（这些马腿是从死去的马匹身上砍下来的）被插在雪地里，蹄子向上，在这片可怕的战场上构成了令人震惊不已的路标。 机场的情况看上去同样糟糕之极，第6集团军这个重要的补给中心一片狼藉，机场上堆放着被击毁或损坏的飞机。 急救站的两个帐篷里挤满了伤员，在这片混乱中，新的飞机仍在飞来，着陆、卸载、装机、再次起飞。 两天后的1月14日，皮托姆尼克机场陷落，空运补给和伤员疏散的工作就此结束。 1月22日，顿河方面军部队经过进一步准备后再次转入进攻，德军经不住这次突击，从这一刻起，所有的形势急剧恶化，包围圈内各条防线上最后的战斗群向着斯大林格勒城内后撤。  正在发射的苏军迫击炮 强烈的饥饿感和面对苏军全面攻势彻底的无助感，导致德军士兵的战斗力和士气迅速衰落，精神萎靡，伤亡数字急剧上升，急救站和包扎所的人群极其庞大，医疗用品和绷带已经用完。 1月24日16点45分，第6集团军的作训处长给曼施泰因发去一封电报，电报中毫无感情色彩的文字令人震惊： 苏军对整个西面防线势不可挡的进攻，已迫使该防线在24日早上向东退至戈罗季谢地区，以便在拖拉机厂构成刺猬阵地。 斯大林格勒南部，沿城郊坚守的西部防线直到16点时，仍控制着米尼纳的西部和南部边缘，这一地区有些局部渗透，而伏尔加河和西北部防线没有变化。 城市里的条件非常可怕，约两万名无人照料的伤员，在废墟中寻找着栖身之地。挨饿、冻伤和掉队者的数目与伤员差不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战斗中遗失了武器。 苏军的重型火炮轰击着市区，我们的将领和军官们在前线实施积极有力的领导，但他们身边仍具作战能力的士兵已寥寥无几，沿斯大林格勒南部城郊的最后抵抗将坚持到1月25日，拖拉机厂也许能坚持得更久些。 第6集团军司令部 作训处长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在察里察河谷南面的铁路路基处，第71步兵师师长冯·哈特曼中将，站直身子，端着卡宾枪朝进攻中的苏军士兵开枪射击，直到自己被一串机枪子弹扫倒。 读到第6集团军作训处长的电文时，冯·曼施泰因元帅意识到，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再也无法执行任何军事行动了。  向苏军投降的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 曼施泰因写道：“鉴于该集团军已不再能牵制任何数量可观的敌军部队，我在1月24日通过电话与希特勒进行了一番长谈，试图让他批准该集团军投降，不幸的是，这完全是徒劳。这一刻，直到这一刻，第6集团军牵制敌军的任务结束了。这一行动挽救了德国的5个集团军。” 曼施泰因试图用电话所做的事情，冯·齐策维茨少校则想通过与希特勒的当面会晤来完成。 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齐策维茨于1月20日飞出了包围圈，1月23日，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带他去见希特勒。 这次会晤非常重要。以下是齐策维茨本人对此的记述： “我们到达元首大本营后，蔡茨勒将军立即被叫了进去，我则在接待室里等待。过了一会，门开了，我被叫了进去。 我报到后，希特勒走过来迎接我，并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说道：'您来自一个悲惨的环境。’ 宽敞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壁炉前是一张大大的圆桌，桌子周围摆放着靠背椅，右侧还有一张长桌子，上方点着灯，桌上摊放着一张巨大的东线态势图，后面坐着两名速记员，以便将会议上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 除了蔡茨勒将军，在场的只有施蒙特将军和空军及陆军的联络官。希特勒示意我坐在态势图旁的一张凳子上，自己也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其他人则在屋内的黑暗处落座，只有陆军联络官站在地图桌的另一端。 希特勒开始说话了，一次次地指着地图，他谈起了一个设想，派一个配备着新式坦克（豹式坦克）的装甲营直接发起进攻，冲向斯大林格勒，用这种方式运送补给，并为第6集团军提供坦克增援。 我听得目瞪口呆，一个装甲营将发起一次成功的进攻，跨越数百英里强敌据守的土地，完成一整个装甲集团军都未能完成的壮举。 希特勒的话头中断时，我趁机描述起第6集团军的艰苦状况，我列举了事例，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上记录的数字。 我谈到了饥饿、冻伤、不充足的补给以及被抛弃感；还谈到了伤员和缺乏医疗用品，最后，我这样说道： '请允许我指出，斯大林格勒的士兵们已无法奉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了，因为他们既没有进行战斗的体力，也没有最后一颗子弹了。’ 希特勒惊讶地注视着我，但我感觉到他已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他说道：'一个人恢复起来非常快。’这番话说完，我就被请了出去。” 但是，希特勒发给斯大林格勒的电文是：“投降不予考虑。部队将抵抗到底。” 可是，夸夸其谈的话语，再也起不到任何效果了，即便是最勇敢的军官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和所有的希望。 在斯大林格勒，有一些德军团长、连长和参谋军官躺在OGPU（格伯乌，苏联秘密警察）监狱的地下室里，他们浑身污秽，负了伤，因溃疡和疟疾而发着烧，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们的团或营已不复存在，也没有武器，他们没有面包，手枪里往往只剩下一发子弹——这是用于应急的最后一颗子弹。 一个著名且被多次提名表彰的步兵团，屡获勋章的团长博耶上校，于1月27日走进了OGPU的这间地下室，说道：“我们已没有面包，也没有武器了。我建议投降。”其他人都点头同意，于是，这个负了伤还发着烧的上校，带着他们走出了OGPU监狱的废墟。 距离沿铁路路基构成的最前线50码，察里察河谷的路口处，站立着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的残部。 他们的师长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当中，没一个还有武器，他们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道路两侧站立着紧握着冲锋枪的红军士兵。  德国士兵投降的场面被拍摄进胶片和照片，他们被装上卡车，随即驶离，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 与此同时，施特雷克尔将军第11军的部队在被切断的北部包围圈，继续坚守着他们最后的阵地。 来自斯大林格勒最糟糕的电文被发送出去：“致顿河集团军群。食物状况迫使我们已不再给伤员和病患者配发口粮，以保持作战人员的活力。第6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长。” 1月28日，德军第6集团军这样一支曾经煊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余卒被分割在3小块袋形阵地之中，保卢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块，他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样子颓丧至极。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在1月31日凌晨1点30分命令他的总参谋长又给斯大林格勒发去一份电报：“元首要求我指出，斯大林格勒要塞每坚守一天都是至关重要的。” 五个小时后，斯大林格勒红场的百货商店地下室里，第6集团军司令部卫队的一名中尉冲进司令官的小房间，报告说：苏军士兵就在门外。 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月30日，保卢斯电告希特勒：“最后崩溃不出24小时之内。” 希特勒得到这个信息后，赶紧对斯大林格勒的那些面临死亡的军官们封官晋爵，显然希望这种“恩典”能加强他们顽强到底的决心。希特勒对约德尔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元帅被生俘的”，随即给保卢斯发去一封电报，授予他元帅节杖，117名军官也都升一级。 早上6点，保卢斯翻身起床，与他的作训处长冯·贝洛交谈，7点45分，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发报员自己决定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苏联人已经到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口。我们正在捣毁器材。”最后写上“CL”——这是国际无线电码，表示“本台停止发报”。 疲惫的保卢斯已不抱任何希望，他决心结束这一切。但他希望能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毫不张扬”地将之结束，也就是说，不需要投降文件，也不需要正式仪式。 这大概就是保卢斯被俘方式引起激烈讨论和频繁误解的原因，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投降并不代表他的整个集团军，他只是和自己的司令部人员一同被俘了，各作战区域的各位指挥官自行安排与俄国人实现停火的事宜。 1月31日，在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一切都结束了，德军包括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元帅在内，无一例外地统统投降。 包围圈北部，拖拉机厂和“红色街垒”兵工厂内，这里正是夏季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第一枪的地方，第11军的据点直到2月1日仍在抵抗。 这场战役，将结束于它开始的地方。 尽管这场废墟间的战斗已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但希特勒仍在电报里，以一个陈腐的理由，要求继续坚守。 他发电报给第11军施特雷克尔将军：“我希望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包围圈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从而使防线的其他地段获得重要的利益。” 但第11军正在慢慢地覆灭，2月1到2日的夜间，施特雷克尔坐在尤里乌斯·米勒中校所指挥的战斗群的指挥部里。 拂晓时，施特雷克尔说道：“我得走了。”米勒明白了，天亮后，8时40分，施特雷克尔发电报给元首大本营，称：“第11军及其6个师已尽到其职责。” 在这里，德军士兵们从他们的战壕和废墟中爬出，向苏军投降，这些饥饿不堪、眼窝深陷的德军士兵排成灰色的队列，朝着草原走去，这是一支无尽的队列，北部包围圈的战斗也结束了。 至此，苏军彻底完成了伏尔加河畔的最大的会战，由德军及其附庸国所组成的军队集团彻底遭到覆灭。  根据保存在美国的第6集团军作战日志，以及各个军的每日报告，自1942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包围圈内的德国和盟国士兵总数为230000人，包括13000名罗马尼亚士兵。另外，报告中说，还有19300名苏军俘虏和辅助人员。 截止到1943年1月24日，这230000名军官和士兵中，有42000名伤员、病患者和专家被空运出包围圈。 据苏联方面的报告声称，1月10日至29日之间，苏军抓获了16800名俘虏。1月31日至2月3日之间，91000名士兵投降。 约80500人死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阵亡。 迄今为止，107800名战俘中，约有6000人已返回到自己的家乡。 1943年2月3日，第100轰炸机大队的赫伯特·孔茨少尉驾驶着他的He-111成为了最后一个飞越斯大林格勒上空的德国飞行员。 “仔细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仍在进行战斗，或者找找看是否有逃出来的部队。”贝切尔上尉曾这样告诉他们：“然后就把你们的负载丢下去。”他们的飞机上载的是面包、巧克力、绷带和一些弹药。 孔茨在这座城市上空6000英尺处盘旋，没有一门高射炮朝他开火。浓雾笼罩着草原。观测员汉斯·安嫩朝无线电通信员瓦尔特·克雷布斯看了一眼。克雷布斯摇着头说道：“什么都没有。” 斯大林格勒之战结束了！ 在柏林，希特勒与蔡茨勒将军就如何向德国民众公布投降消息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2月3日，即保卢斯等投降后的第三天，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特别公报：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6集团军在保卢斯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誓言，终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斯大林格勒的会战极其激烈，只有莫斯科会战可与之相提并论。 斯大林格勒会战反攻过程中，苏军共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德军共损失32个师和3个旅，另外还有16个师伤亡50％～75％，损失人员80余万、坦克和强击火炮近2000辆、火炮和迫击炮1万余门，作战和运输飞机3000多架，以及汽车7万多辆。 苏军把德军从伏尔加河和顿河击退了几百公里，是德军所曾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 在200个日日夜夜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联军民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艰苦卓越的顽强作战，计损失113万人，终于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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