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及社会工作伦理，人们首先热衷于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伦理。当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势在必行，但现实中问题在于：当社会工作实习生或一线社工面对服务对象时，课本或守则上的社会工作伦理往往会失灵，实际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状态。笔者将前者称为“应有伦理”，将后者称为“实际伦理”。应有伦理属于知识系统，而实际伦理的产生则基于社工具备“基础能力”，即社工自身的知识系统、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相互之间形成对话和循环，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与服务对象的知识系统、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进行对话。 知识系统包括日常知识、专业知识、行业知识等；经验系统包括生活经验、实践经验等；感知系统包括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环境感知到何种幅度和何种层次。如果社工具备基础能力并在此之上形成与人建立关系的实用能力，就会自然呈现出尊重、接纳的状态。反之，如果社工不具备基础能力，自身的三大系统无法对话，他便只会启动知识系统中的伦理要求去工作，服务对象的三大系统更不会进入他的视野。此时，社会工作伦理便执行不了，社工会出现外表尊重但内心排斥服务对象的表里不一的情况。下面就来看三个案例。  服务对象A来到社工机构求助，原因是儿子做作业拖拉、撒谎。谈话中，他多次提到“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社工与其面谈3次后，A便不再来了。 后来在机构为该社工提供的团体督导中，社工说出了自己对A的反感和排斥，因为她自己的父亲曾痛打过她的弟弟。叙述这段经历时，她浑身颤抖、泪流不止。 这是典型的社工所出现的（本不该有的）负面移情现象。当它发生时，社工完全停留在自己旧的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里，这两大系统无法与知识系统发生对话。也就是说，此时这位社工已没有能力调动脑海里的知识，更谈不上运用知识了。相反，其曾经的经验和感知主导着她此时的认知、行为和情感状态——对自己父亲的恐惧和厌恶，被转移到了眼前这位服务对象身上。 显然，当社工的知识系统、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无法发生对话，或者说它们之间相互割裂，社工仅启动了某一个或某两个系统时，他便无法与服务对象的三大系统对话。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眼前这位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怎样的？他有着怎样的知识系统、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他的这些系统的特征和状态是怎样的？他是否具备基础能力，并且在此之上具备生活所需的实用能力（如教育子女的能力）？假如不具备这些能力，他会拥有怎样的日常生活？这与他所描述的儿子的问题有何关联？所有这些，根本不在社工的视野内。 服务对象B带着10岁的女儿前来求助，原因是女儿在家打弟弟、对继母不礼貌、在学校跟同学打架。B曾离异，其前妻患有抑郁症，女儿是他与前妻所生。目前他已再婚，又生一子，儿子3岁。 在社工机构提供的团体督导中，该社工表达了自己在最后一次面谈中对B的极度厌恶和排斥，以及对他的畏惧。她说之前与其妻子的两次单独面谈很像“两个女人在背后说一个男人的坏话”，当她再次单独面对B时，厌恶、排斥和畏惧充斥着她。在督导员的引导下，她突然发现，在得知B出轨后，她根本无法再“接纳”他。而从社会工作伦理的角度，她很清楚：要尊重、接纳服务对象，这样才能与之建立专业关系。 可以看到，当社工与这个出轨的男士最后一次面谈中，道德评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出轨是不道德的，他很可恶。当它发生时，便意味着社工的知识系统、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已经割裂、无法对话了。而感知系统在三大系统中最为关键，它的强弱决定着人将知识运用到何种程度、经验积累到何种程度。在这个案例中，社工的感知系统过于薄弱，甚至可能处于感知障碍的状态，即无法感知自己、感知他人、感知环境。此时，她显然无法调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更无法与服务对象的三大系统发生对话。 因此，当这名社工脑海里充斥着对不道德的谴责，而对于服务对象进入这种生活状态的原因失去了探究兴趣，就意味着她对这名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的知识系统如何？他的经验系统和感知系统处于何种状态，有何特征？他是否具备基础能力，是否具备在此之上形成的实用能力，如与人（前妻、现任妻子、自己的父母）建立关系的能力、教育子女的能力？这些特征和状态决定了他怎样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些与他出轨有何关系，与他所描述的女儿的问题又有何关系？这些都不在社工的视野内，导致的结果是“道德判断”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排斥、不接纳），以及由此给服务对象带来的强烈“拒绝感”。
服务对象C在某社工机构接受帮助已近3年，他长期与妻子、岳母、儿子关系紧张，希望改善家庭氛围和生活状况。在接受小组社会工作服务的几年里，他与其他组员建立起开放、轻松、信任的关系，社工也与他建立起牢固的教育关系纽带。 这位社工具备强大的基础能力，不仅自身三大系统能够对话，亦能随时与C的三大系统发生连接和对话。几年的助人过程，使得社工非常熟悉C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状态，也能随时看到他的成长变化以及他遇到的阻碍和背后原因。双方之间信任的关系状态、小组中放松的讨论氛围，让双方都能随时畅所欲言。当社工问C“你有什么变化”时，他说“以前遇到事情会害怕、焦虑，现在没有恐惧了，心里很稳”。 与其他组员相比，C的成长速度相对较慢，但他锲而不舍、非常坚持。为了推动C成长，社工以不同于常规（如耐心、委婉）的方式与他对话，有时甚至以最直观的方式让他看到阻碍其成长的自身特征（如感知能力较弱）。这样的做法甚至在有些人眼里属于“不尊重”，但对C却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恰恰是因为社工能够与C的三大系统对话，尤其是能够与C的感知系统发生连接，所以能非常准确地判断和感知“什么对他来说最有效”。 该案例表明：社会工作伦理中的诸多要求（如尊重和接纳案主）并不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是社工具备基础能力和实用能力之后的自然呈现，与其相连的是实际效果。社工对“尊重”的理解尤其基于感知系统。若社工所拥有的伦理、价值观在服务对象的感知系统之外，社会工作伦理就极难发挥作用。因此，社工首先要扩大自己的感知系统，并在此之上与服务对象的感知系统进行连接和对话。  所以说，社会工作伦理并不是需要社工去执行的规则或要求，更不是社工要去运用的标准工具或技巧，而是当社工具备了基础能力和与人建立关系的实用能力之后所呈现出的自然结果和状态。因此，在对学生进行社会工作伦理训练时，教师的任务不单单是向学生传递应有伦理，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使他们能够在职业领域中将应有伦理转化为实际伦理。未来中国社会工作的伦理发展，关注实际伦理及其背后的核心职业能力（即基础能力）才是重中之重。显然，基础能力解释了为何应有伦理发挥不了作用，或者如何让实际伦理发挥作用。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2月上刊，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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