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书画的缘分

□ 江 潮/文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是著名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夏公兴趣爱好涉猎极广，其中收藏书画是他花费精力较多的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他对文物、书画渐感兴趣，常去北京琉璃厂一带觅宝。1991年，《夏衍珍藏书画选集》出版，叶浅予先生在序言中描述道：“夏衍爱画，工作之余或写作之暇，喜欢走琉璃厂画店，图饱眼福。”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自述道：“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好几位闻名已久的文艺界以外的新朋友，其中有梁思成、吴晗、侯德榜、朱洗……梁思成一再谈到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给了我很大启发。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阿英，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常委，又任中国左翼同盟常委）不止一次陪我去逛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他在旧书店里流连忘返，买旧书和碑帖，我则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爱上了'扬州八怪’和齐白石。”

夏衍与书画的缘分很深。20世纪50年代后期，夏衍与白石老人过往甚密，并时常向其买画。许多书画，白石老人都是当场泼墨并题以“夏衍老弟”相称。夏衍收藏了不少白石老人晚年的精品，如《贝叶秋蝉图》《鼠子闹山馆图》等。

他对收藏书画有独特的视角。齐白石和“扬州八怪”一样，都是力主创新的画家。夏公收集齐白石作品之后，顺理成章收藏起了“扬州八怪”的作品。“扬州八怪”的艺术风格不被当时正统画派认同，认为他们是画坛上不入流的“丑八怪”。夏衍则认为“扬州八怪”能独辟蹊径、不趋时流，每个人都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新精神，这在当时实属不易。他曾说：“收藏'扬州八怪’的人不少，但收齐的不多，特别是高翔的作品，但我居然有3幅。其中，高翔的《行书诗翰册》是浙江的陈叔通割爱送给我的。郑板桥的《行书道情卷》、汪士慎的《墨梅长卷》，连著名文博专家徐森玉先生见后都称运气太好了。当时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跑琉璃厂，邓拓、田家英、阿英等，个人兴趣不同，收藏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夏衍收藏的书画作品都是绝世珍品。有人说他收藏眼光高，我认为夏公并非对画的鉴赏水平或艺术追求的眼光高，也许是时代造就了他的艺术眼光，或者这些“另类”艺术家为人处世的态度与其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及创造性吸引了夏公，使他更看重画作背后的故事，追求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夏衍的所有收藏中，有一件堪称国宝的文物便是纳兰性德手卷。这是他于1961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的，他认为是件稀世珍品，当即拿出刚收到的2000元稿酬买下。这件作品是他所有书画藏品中最珍爱的，为研究纳兰性德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后来，这件宝贝曾有过失而复得的经历。我想这大概是两者的缘分吧。

夏公生前就为这些宝贝计划好了归宿。其孙女沈芸说：“我祖父一辈子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却情怀慷慨，奉我全部。”《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新增了夏衍10封首次集结公开出版的信札，其中就有他当年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和邮品的想法与心境。如1989年，夏衍致陈坚同志信函中说道：“我收藏的一些书画——主要是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约五十幅（册），曾向罗东同志提过，打算捐献给浙江博物馆，请你代为打听一下。”新增致方行同志信函：“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当年10月，夏衍向浙江博物馆捐赠书画94件，其中扬州八怪34件、齐白石25件。此外，还有吴昌硕、陈衡恪、黄宾虹、张大千、谢稚柳等名家珍品。夏公对这些捐赠钤以“仁和沈氏曾藏”之印，并特请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刻此印章，表明他早有捐献国家之心。

《重阳生日》齐白石

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严家弄50号的夏衍旧居卧室中，有一件高约96厘米、长152厘米、宽55厘米的木柜，上有宽度不同的抽屉19个，每个抽屉内深5厘米。柜子左右两边设有长木条，并分别装有铜锁扣，可一起锁住所有的抽屉，设计可谓巧妙。这并非简单的木柜，确切地说是个特殊的画柜。因为，夏衍收藏的那些珍贵书画就曾存放其中。如今画柜已空，但那股书卷墨香依然在述说着他那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

（孟云飞转自《老年教育(书画艺术)》 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