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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崛起，其实是因为中原王朝对陆上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掌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相继被吐蕃攻陷，路上丝绸之路东段被阻。 唐朝覆灭后，中国又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割据的战乱，直到北宋王朝在五代废墟上建立起来，才重新恢复和平，但它并没有彻底摆脱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西北陆路逐渐被西夏把持，大陆外交空间基本断绝。 宋室南渡后，又与金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因此，建设东南海运，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成了大势所趋，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迎来了鼎盛时期。  南宋版图 南宋立国，由于先天不足，宋人意识到必须加强海防。海防的加强，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而贸易的繁荣又需要强有力的海防力量作为保障。在这种相互促进下，南宋海外贸易被空前重视，中国于是迎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由于南宋政府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往来，开拓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贸易区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海外贸易的繁荣，由此也产生了国防新问题。南宋初年的有志之士对此就有清晰的认识，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就曾上疏宋高宗：“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这或许是国人对海防重要性的最早认识。 南宋立国形势艰难，与北方的金人东沿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国防线被挤压至淮水、长江一线。赵构将行在设于临安(杭州)，形成了“背海立国”的格局。 时人章如愚也意识到了来自海上的危险，洞见先机地指出：江淮是手足，海口是咽喉，京畿是心腹。钱塘江远望浙江，离淮水有千里之远，到达海边却用不了半天时间。 江淮一直就是战略要津，有了防备，就算是有警，也不会成为心腹之忧。所以值得担忧的还是来自海上的长途奔袭。如果顺风，用不了两天，就可以迫近临安。 其实，赵构选择临安为战时首都，本意是临安濒临大海，情势危急时，利于乘船跑路，他没有想到，这同样也方便金人从海路发动进攻和偷袭。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海州地方上奏称，近期金人在燕山府(北京)打造战船，看情形是准备南侵。第二年，赵构检阅水军，积极整军备战。又有谍报称金人在梁山泊大造船舶，准备南侵。 果然，金军于年底第三次大举南侵，轻松突破了江、淮防线。赵构仓皇出逃，经扬州、镇江、杭州、越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一路南逃。金军紧追不舍，大有不抓获赵构绝不收兵之势，形势万分危急。  金兀术 赵构被追得狼狈不堪，从定海(今浙江宁波镇海区)入海，准备转道温州躲避金军的追杀。金军统帅金术则下了“搜山检海”的命令，必欲擒之而后快。由此，宋金之间爆发了一场史称“明州海战”的战事。 建炎四年春正月已未日(1130年2月15日)，金兵攻陷明州。当天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如注，金人乘势攻破定海，派出水军来偷袭赵构的御船。 宋将张公裕率水军乘大船击退了金兵。宋水师的坚决阻击，为赵构一行虎口脱险赢得了宝贵时间，赵构安全逃至温州。 在南宋政权草创时期，明州海战因规模太小，所涉史料只得寥寥数笔。然而，此战意义却非同小可——明州海战是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海战，也是南宋对金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此前，金军一路势如破竹，从北而南、从陆至海，尚无败绩。如果不是张公裕率水军阻击，取得明州海战的胜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构虽然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不可否认，彼时无人可以替代。如果他落入金人手中，南宋朝廷势必会陷入群龙无首、号令乏力的局面。新一轮的帝位争夺会令宋廷的处境雪上加霜。 明州海战后，鉴于汉人抗金热情高涨，加上金人水土不服，金军不得不撤军北返。哪知道在回师途中，金军又遭遇了宋军浙西制置使韩世忠所部的江上截击。  黄天荡困金兵 宋军仅八千人，金军则有十万之众。韩世忠令海舟与之并行，利用水军的优势，将金军逼入了河道湮塞的黄天荡中，仅有的出口也被宋军封锁。进退失据的金军陷入窘境，被困黄天荡二十余日。 先是明州小挫，后在黄天荡险些全军覆灭，两次作战失利使金军士气大受打击。侥幸逃脱的金兀术，回想起此次南侵就心有余悸，“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得免”。 此战之后，金兵改变了对宋策略，再无大规模南下之举。宋廷由此获得了难得的喘息良机，逐渐稳定了局势，与金人形成对峙局面。 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海防与水军的建设也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赵构却抓住了相对安稳的三十多年时间大力发展海防，加强水军建设，专门设立了沿海制置使这一职位，负责海防相关事务。 经过努力，南宋政权终于初步完成了水军建设，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海防体系，并最终凭借水上的军事优势巩固了南宋的偏安之势。 政权暂时安定了，新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由于金人来犯，宋室被迫南迁，中原人民随之大量涌入江南地区。但东南地区本就人稠地狭，突然又涌入无数北方难民，人口急剧膨胀给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南宋政府积极改良耕具，鼓励农民种麦，短短数年间，江南农业就达到了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同时引进占城稻、印度绿豆等良种，大幅提高农田亩产量。 尽管如此，东南地区仍无法消化众多剩余劳动力。面对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南宋政府不得不广开财源，大力奖励植树造林，发展经济作物，搞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生产。 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商业性种植迅猛发展。各种新政的出台，使得东南地区工商业蓬勃发展，陶瓷制造业、丝绸纺织业、茶叶种植业日益兴盛。  南宋繁忙贸易 大量手工业品被制造出来以后，还需要通畅的销售渠道。销路无非是内需和外销。国内市场随着疆域的萎缩，已经不足以担当重振国家经济的重任，剩下的只有开拓国外市场一途了。 另外，随着宋金双方签订和约，沉重的岁币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南宋朝廷除了要缴纳岁币换取和平之外，足兵足食同样是必须优先考虑的，否则国家机器无法正常平稳运行。 很快，宋人就找到了生财之道。在新建的海上力量保驾护航下，南宋生产的手工业品通过泉州、广州、宁波，销售到东洋、西洋、南洋等地。这一条条繁忙的海外贸易路线，习惯上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南宋海路主要包括两条：一条是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南洋航线；另一条是从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发，通往朝鲜、日本、琉球等地的东洋航线。 海上贸易的繁荣需要强大的造船业与先进的航海技术支撑。宋代的远洋造船技术世界闻名，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海船上拥有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装备：罗盘针、转轴、避水舱、桅、舵、锚等。广州、泉州、明州是宋廷三大制船中心。 宋初，宋廷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并设市舶司征收关税。凡与外国贸易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归市舶司管理。当时，广州所征占三地全税十之八九。 市舶司自设立之日起，即为宋廷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所以两宋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神宗曾道，东南地方对国家赋税贡献极大，其中船商的表现尤为突出。 之前钱、刘占据浙江、广东，财赋供给有余，还可以对抗中原，就是因为笼络海商有一套。如果国家想方没法招商，每年一定会获得大量财富，况且外蕃来中国朝贡，也是件好事。 随着南宋偏安一隅政治格局的形成，南宋朝廷开始发展海外贸易，泉州受“地利”所惠异军突起，对外贸易日益兴盛。  南宋贸易线路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是一部详细记载宋代瓷器对外贸易的重要文献资料。作者赵汝适(1170-1231年)乃赵氏宗室，曾任泉州市舶提举官。 赵汝适在书中记载了与南宋有贸易往来的五十六个亚洲国家，其中用瓷器进行贸易的有十五个。这十五个国家或地区分属今亚洲地区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的坦桑尼亚，但其中却漏记了中国陶瓷销量最大的国家——日本和朝鲜。 随着市舶收入的增加，上至官家下至百官，都意识到了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宋高宗对市舶司非常重视，他派人改善港口设施，组建水军护航，清剿海盗，并投入巨资沿海岸线每三十里设立灯塔导航。 之所以如此，他曾一语道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宋高宗赵构 由于统治者关注，加上措施得力，南宋初期，海外贸易占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宋室渡江之初，岁入不足千万，因市舶对外贸易的获利，海外贸易的收入竟然一跃占到宋廷全年收入的20%。 随着政权的巩固，国家财政收入也开始逐年攀升。市舶收入虽然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但对外贸易的收入始终在增加。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政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宋室南渡之初，由于海外贸易的繁盛，吸纳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及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南宋政权有惊无险地走出了内外交困的窘境，之后政权渐趋稳定，直至亡国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因为外贸利润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所以两宋统治者无一例外地把“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当成一项重要国策认真对待。 为了扩大贸易，宋廷不但主动走出国门去招商，还采取了封赏、补官等激励手段招诱外商来华。无论是出国贸易的中国船舶纲首，还是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舶主，或是在中国定居的蕃商，只要能为宋廷招徕外商，增收创收，都会受到封赏。 南宋初年，因为国用极度穷困，市舶之税一度曾定为十取其二，由于抽解大重，曾严重影响了蕃商来华的积极性。迫于财政压力，宋高宗不得不下旨调整税率，依然按旧例“抽解一分”。 不但关税的高低会影响到器蕃商来华的多寡，地方官府重复征税和巧立名目非法抑买，都会影响到蕃商的积极性。对此，宋廷立法严禁，规定凡蕃商“舶船物货已经抽解，不许再行收税”。“应抽解物不出州界货卖更行收税者，以违制论。”  繁忙的海上贸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赵构三令五申不允许地方官员盘剥蕃商，但因山高皇帝远、“吏鲜自洁”，仍有部分地方官顶风作案，既抽解又收税，和买之余又抑买的情况屡有发生。 这种短视的行为既损害了蕃商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宋廷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宋孝宗即位后旧事重提，颁旨凡对“抽解”“和买”之外的蕃货“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 为稳定幕商，净化招商环境，宋廷严惩金官污吏，积极保护蕃商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陆续出台了许多保护海外贸易的政策法规。 另外，为了方便管理，宋廷在蕃人居住的蕃坊和蕃巷中选择了有名望的蕃人为蕃长，代地方政府管理蕃人。宋廷还准许蕃人与宋人通婚，在华婚娶，又专门为蕃商子弟建立了专门的学校，使其在中国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 来华贸易的蕃商，许多都是信仰伊斯兰的阿拉伯人，宋廷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准许在蕃人聚居的地方建教堂，立教主，“依回回教风俗，朝觐礼拜”。不但如此，宋廷还尊重蕃商的丧葬习俗，准许他们在中国建立公墓。 不过，宋廷所制定的一些法令法规，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弊病，甚至令蕃商的权利超过了宋民享有的范围。本来，依照宋廷律令，蕃人只能居住在蕃坊和蕃巷中，既不准城居，更不能与宋民杂居。 但随着在华蕃商人数的激增，不但“蕃商杂处民间”屡禁不止，而且，个别富可敌国的蕃商已经定居城中。这些不差钱的蕃商用钱开路，地方政府官吏“上下俱受赂”，都选择了闷声发大财，法律法规不过是一纸空文。 可以说，日后阿拉伯富商蒲寿庚能成为泉州一霸，甚至率领私兵屠杀南宋宗室，其开端就是始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为“宠绥远人”而丧失国格，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绝非孤例，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与宋室南渡有着密切关系。南宋初立时，宋廷因边防形势危急，被动地加强了水军建设，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海防体系。  忽必烈 到了南宋中后期，蒙古人以不可遏制之势迅速崛起于漠北草原。与此同时，金朝在与南宋的多年竞争中实力不断衰退，更是陷于南北受敌的困境。 但金朝不但没有想方设法抗击强敌蒙古，反而为了争夺战略生存空间，不断南下侵宋。于是，迫于无奈的宋廷选择了与蒙古联合。在蒙古与南宋的联手攻击下，金王朝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覆亡。 而就在灭金的次年，曾经的盟友露出了狰狞的本来面目，蒙古人以金人故伎，兵分三路侵宋：一路直趋四川，一路进攻京湖地区，另一路进逼两淮地区。 理宗端平三年十月，蒙古大军首次大规模进攻两淮地区。由于两淮地区靠近宋廷京畿，宋人于此素来布防严密。在宋军的严防死守下，这一路蒙古大军铩羽而归。 在宋蒙对峙前期，南宋保持着绝对的水上优势。此前，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南宋的江海防线已经日臻完善，形成了一个“两线”“三环”的江海防御体系。 所谓“两线”，即是指沿江、沿海两条防线。“三环”，即以临安所在的江浙核心地区为一环；以长江以北、淮东路沿海为前沿一环；以福建、两广地区为外环。 最核心的江浙一环，为了加强临安城的防御，宋廷又将之细分为内外两环。外环即以两浙路两端的许浦水军、定海水军为外层防御，内环则是以两渐路中间的澉浦水军、金山水军、浙江水军为内层防御。如此层层布防，正是为了拱卫临安城。 在东南沿海，宋廷更设有巡检寨六十五处，各地水军以这些水寨为依托，在水面巡逻，以防敌人偷袭。在一番苦心经营之下，宋廷的海防体系得到强化，水上实力亦有所增加。 这套防御体系有效地维系了宋金南北对峙之局，即便是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帝国，南宋政权仍然坚持了四十余年。  宋元水战 由于在短时间内无法突破宋廷的长江防线，蒙古人不得不放缓攻势，转而大力发展水军。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大量打造战船，教习水战。同年，忽必烈麾下董文炳“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 咸淳六年(1270年)，投靠蒙古的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成立一支强大的水军舰队，于是忽必烈下诏“教水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在与南宋的对峙中，蒙古不断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水军力量。 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沦陷后，京湖制置副使、知襄阳府吕文焕降元，原驻守襄阳的南宋水军和战舰全部成了元军的战利品。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在丁家洲之战中大获全胜，缴获南宋战船一千余艘。此后元军顺江而下，又占领了“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的镇江。镇江背山面江，地势险峻，是控扼长江的战略要津。 为了挽回败局，南宋与元军在焦山展开了一场殊死海战。焦山海战中，元军又获宋军海船八十余艘、“黄白鹞船七百余艘”。此消彼长之下，元军水师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海上力量逐渐超越了南宋。 经过几次海上争锋，元人侦知了南宋的海防虚实，他们汲取金人教训，有意避开了宋廷防守严密的沿海和长江下游防区，转而集中优势兵力，将主攻方向定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从结果来看，元人避重就轻的战术完全奏效，此举不但令宋军疲于奔命，又进一步削弱了宋军的水上实力。随着元人南侵的进一步加剧，宋廷水军缺额严重、装备不足、战舰年久失修、战略战术僵化死板等各种弊端逐渐暴露。  宋朝文武 宋廷虽对各地海军编制有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名不符实。如镇江水军兵力定额为五千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却不过五百人；定海水军是宋廷水军精锐，宝祐年间的定额为六千人，但实际人数仅为五千人，缺额比例达到了六分之一。不仅如此，在五千人当中，老弱病残、滥竽充数者“又居十分之一”。崖山海战中，宋军兵力号称二十万，实际上文官、太监、宫女等非战斗人员占了半数以上。 另外，由于此前多年无战事，南宋水军管理混乱，将领或骄惰，或徇私，或贪渎，或冒领，吃空饷更是司空见惯之事。凡此种种，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 雪上加霜的是，宋廷装备短缺，器甲老旧腐朽，戈矛戟凋残不堪用，弓弩等物缺乏更新，水军装备严重老化，情势不容乐观。 由于缺乏战船，朝廷又强征民用船只。这样做不但无助于提高舰船质量、增强战斗力，还额外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恶化了军民关系。有的人“典田卖产，货妻鬻子”，有的人走投无路干脆做了海盗。 南宋初年，在宋廷的严厉打击下，沿海“盗贼屏息”。但到了后期，海盗死灰复燃，对地方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此种种，南宋初期的水上优势，也就逐渐丧失殆尽了。 宋蒙战争后期，南宋水军在战术方面的表现也很难让人满意。在丁家洲之战中，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阵势来，结果，元军“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水陆协同作战，大败宋军。 焦山之战中，张世杰采取的战术与夏贵如出一辙，宋军在镇江水域集结战船，每十艘为一舫，停在江中以阻止元军进攻。结果元军施以火攻，将宋人打得溃不成军。 崖山海战，张世杰故伎重施，“以舟师碇海中，棋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船头朝里、船尾向外)，贯以大索”，结果遭遇惨败，南宋灭亡。  崖山海战 虽然南宋水军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不可否认，南宋海防体系的建立对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地方稳定，保护海上贸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随着海防体系的崩溃，南宋政权也走上了覆亡之路，曾经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暂时中断。 元人统一中国后，继承了南宋王朝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一度因战乱而阻塞、萧条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重现兴旺景象。 明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由兴而衰，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海上丝绸之路则被高度重视。因此也就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 而郑和为保留下西洋的船队，苦口婆心地劝说明仁宗：“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也。” 到了清朝，清政府统治前期实行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19世纪初，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大规模贸易受国际形势影响和沙俄不平等条约的控制，被迫终止。 海上的情况同样糟糕，随着西方资本向东方市场迅速扩张，罪恶的鸦片交易破坏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丝绸之路自由、平等、文明的贸易精神不复存在。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虽然较陆上丝绸之路略晚，但无论持续时间、货运能力，海上丝绸之路都胜出陆上丝绸之路许多，而且海运的安全性大大高过陆路，运输成本却远低于陆路。 海上瓷器之路 从“丝绸之国”到“瓷器之国”的称谓变化，可以看出，魏晋六朝以后，尤其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陆上丝绸之路。 宋廷将发展海上贸易当作经济效益来重点考量。此举，虽旨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减轻了对普通百姓的盘剥，缓解了社会矛盾。 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宋人制定和实施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将对外贸易纳入国家严格有效的管理控制当中，确保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有序，客观上刺激了国内陶瓷、绢帛、香料等各行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海上贸易的昌盛，由此引发的社会内部各方面的变革也变得明显起来。繁荣的海外贸易，还促使丝织品加工业与手工业蓬勃发展，也让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身到了商业大潮。 许多人认为明末是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其实这种萌芽，早在数百年前的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宋代商品市场较唐时更趋活跃，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纸币和商业信用制度。 这些新生事物又进一步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又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的交换，最终导致城镇化浪潮以迅猛之势扩展，城市经济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和平的海洋 唐时的坊市制度被打破，新的厢坊制度建立起来。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庄园式、小农式自然经济受到了剧烈冲击。 宋代从事海上贸易的人员急剧增长，许多人常年在海外经商，有的甚至十年不归。在东南亚出现侨民，完全是因为宋代海上贸易繁荣的结果，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互通有无、商业往来频繁的结果。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既与政府鼓励、航海技术支撑有关，更与贸易往来双方民众的强烈意愿更有关。宋廷鼓励支持海外贸易，不干涉他国内政，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形成了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贸易合作关系，是和平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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