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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历史悠久的电影，它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8月拍摄完成在9月1日上映的，读者都清楚。网友会认为我这是老调重弹，冷饭新炒。但是，请大家想一下，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影片从开始酝酿到剧本完成的创作过程，再到影片的拍摄前都发生过什么事情讲清楚吗？ 我注意到网上有人发文，向公众介绍作者，仅是非常有限的两行字，甚至把其中一位作者的性别都搞错了，还张冠李戴地拿着另外一个人的资料感慨了一通，可见目前有关信息的缺失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更别说从作者的详细经历，到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非常经典的桥段都是如何构思出来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必要让读者知道更多信息和创作细节，以正视听。 原著作者之一：杜印，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进入延安鲁艺戏剧系四期学习。1943年杜印加入中央枣园文工团被李克农选中，在毛主席推荐的苏联话剧剧本《前线》里饰演1号角色戈尔洛夫将军，成为了李克农熟悉的部下。 1950年杜印因与其他人共同创作了话剧剧本《在新事物面前》在全国各个话剧团热演并受到周恩来的表彰，成为了知名作家。 1951年，新中国刚建立不久，我党需要更多的优秀电影剧本，专门成立了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1952年杜印被集中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特约编剧。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努力，杜印没能创作出理想的剧本，甚至连合适的创作题材都还没找到。 1952年十月的一天，当年枣园文工团的老战友们在国庆节相约去看望老领导李克农。在闲谈中，杜印和他的组长黄钢谈到他们目前就职的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在抓电影剧本的创作时，李克农陷入了沉思。他想了一会儿后深情地说道：“我党在上海有几位做地下报务员的同志在临解放前二十几天不幸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感到万分悲痛，可惜烈士们没有看到全国解放的这一天。作为老战友，他不能忘记他们。”这时，李克农的眼睛转向眼前的几位老部下问道：“你们能不能写一个电影剧本来宣扬他们为党所做的无私奉献和精神？现在我们胜利了，不能让这些烈士的鲜血白流，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名字并永远纪念他们。” 老首长的发问其实就是最好的指引，杜印和黄钢马上答应下来。正好杜印还没有找到选题，他当场表态说：“我原来有这个想法，只是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情况不熟悉，今天老首长发话，我一定设法进行了解。这时作为组长的黄钢答道：“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全力配合和支持。”同是枣园文工团的老战友陆石马上接话道：“我现在在公安部宣传室工作，可以帮你查相关资料。”就这样，杜印开始了酝酿一部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电影文学剧本。 1953年，老战友陆石干脆以创作新公安文学的名义，把杜印和李强调入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室，让他们在公安部所属的国安局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机密档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筛选，从中挑选出10位原型人物。 原著编剧之一李强是杜印的妻子，1939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任团员。爱好写作，曾到延安鲁艺接受过短期培训和其他有关写作的培训班。 1950年李强与杜印结婚后，受杜印指点，写作水平有了大幅提高。1953年她参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创作，为此整理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最后成为了整个剧本的执笔人。 1954年，杜印与李强展开了进一步调研，除了采访众多还建在的原型人物外，还经李克农介绍认识了李白的直接上级，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二位作者请求潘汉年的协助并建立了联系。（因为潘汉年既是李白的最高领导者，也是整个故事发生地上海解放后的领导干部，这就使得整个剧本的创作离不开他的帮助。） 1955年剧本定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为李侠，剧本有了雏形。 李强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建立了一个灵魂，在故事的叙事结构中加入了我党地下工作者非常特殊并富有人情味的夫妻关系作为情感主线，大大增强了女同志在地下工作中的作用，并让整个戏剧充满了情感色彩的矛盾与冲突，最后推出生死离别的悲壮情节。 这在以后文革中诞生的“样板戏”里清一色不食人间烟火的共产党形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全剧结尾的最后一句经典台词“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构思，以及使用《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片名，是完全出于她本人的情感经历。因为她曾是烈士的遗孀 ，他的第一任丈夫胡理光就是老红军出身，于1947年牺牲，当年曾是我军师级的政工干部。李强在接到噩耗时，不相信丈夫已经离去，含泪提笔给已经不在人世的胡里光写了“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至今还存放在冀东烈士陵园里展览。 李强认为烈士不死，永远活在战友们的心间，所以才给她的第一部参与的作品里采用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片名，电影的结尾也没有表现烈士英勇就义倒下的设计，而是让李侠的形象与电波一起飘在了空中，令人永久不能忘怀。 1955年4月，正当《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有了重大进展时，一声晴天霹雳砸下来，潘汉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甚至与他有关联的人，电影剧本创作所的作家关露也遭到逮捕，一时风声鹤唳，气氛异常紧张。 由于《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以潘汉年所领导的地下党系统作为原型而创作的，因而被迫暂停，所有沾过点边的人都怕受到牵连，纷纷选择避而远之，杜印也因与潘汉年的联系受到公安部内部审查。（当年逮捕潘汉年的执行者正是杜印的上级，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杜印和李强特别是后者出于对英烈的浓重情感，他们不甘心《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就此夭折，找到老上级李克农求助。 令杜印和李强欣慰的是，李克农完全支持《永不消逝的电波》继续创作，他认为宣传为党的事业牺牲的英烈没错；潘汉年也是被冤枉的，他正在向中央起草上诉书。有了老首长的这句话和他强有力的支持，杜印和李强又信心百倍地继续了创作。 1956年，杜印和李强花了6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李白烈士的出生地，湖南浏阳以及他走过的长征之路，最后重点寻访了上海。 1957年《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定稿，并发表于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 1957年底，李克农看到《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正式出版后，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建议马上拍摄成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苹在领导的任命下接手影片的摄制工作。 1958年初《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拍摄剧本的另一位作者也就是杜印在剧本创作所的组长黄钢加入了创作。 黄刚，1938年参加革命，比杜印早两年进入鲁艺学习，是杜印的学长。1943年与杜印同时加入中央延安枣园文工团，并在《前线》话剧里出演哨兵，与杜印成为战友关系。 1951年黄钢被任命为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组长，成为了杜印的同事和上级。 可以说《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过程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 1958年由黄钢出面与八一电影制片厂接洽，整个影片的制作过程都是由黄钢参与的，杜印和李强由于公安部的另一个电影剧本《凤凰树下》的创作，于1958年初下到广州公安厅工作长达近两年，因而没有参与《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拍摄过程。 正因如此，《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的编剧加入了黄钢的名字，三位作者共同使用了笔名：“林金”。林取自于杜印和李强名字的偏旁部首之合，因为他们是夫妻，所以用“林”字，而不是“木”“木”两个字；黄刚取自于他的名字中的偏旁部首“金”字。 根据当时文化部颁布的电影剧本酬金标准，八一电影制片厂给杜印和李强颁发的是原著编剧费6000元，黄钢拿的是改编费2000元。 《永不消逝的电波》能在当时投入拍摄并成功上映，有一个原因不得不说，那就是1956年底，中央文化部为了繁荣电影创作，曾取消了电影剧本和上映前的审查制度，（这个制度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才被终止并遭到了批判，这个决定曾被人称为“引蛇出洞”），这就使得《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的创作和发行，没有因潘汉年的案件受到阻拦。可以说，如果1958年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就没有今天《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系列的作品。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杜印还是因《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创作与潘汉年案件的关联遭到批判，无论是他后来调到的北京市文联还是原单位公安部，都以此为罪证把他列为黑帮，让他参加各种批斗会并无休止地写认罪书。直到1982年8月，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压在杜印心头的重石才得以被推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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