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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孙微老师授权发布！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发轫 ——以《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 一百韵》为中心 孙 微 摘要：南京图书馆藏徐树丕稿本《杜诗执鞭录》中抄录的《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实为朱鹤龄《愚庵小集》中《秋日述怀二十四韵》未删之原稿。通过此诗提供的原始信息可知，朱鹤龄于甲申（1644）之秋已经完成一部名为《杜诗辨注》的注杜初稿。从《杜诗辨注》的草创，到《杜工部诗集辑注》最终成书，前后经历了二十七年的漫长历程。朱鹤龄将一百韵原诗进行了大幅删削的原因，除了诗中涉及南明弘光朝等“违碍”内容之外，还由于他在“钱、朱注杜公案”中屡受诽谤和攻击，多年以来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故其晚年不愿再触碰注杜的话题，从中亦可管窥朱鹤龄数十年间注杜心态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朱鹤龄；《杜诗辨注》；《愚庵小集》；钱、朱注杜公案
因徐树丕《杜诗执鞭录》是极为罕见的稿本，故学界对其中所录朱鹤龄此诗之事少有知者。虽然周采泉先生于《杜集书录》中早已提及此事[2]，但一直无人前往验核比勘。为释此疑，笔者前往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查核了徐树丕《杜诗执鞭录》一书，朱鹤龄此诗见于该书卷十四之末。那么此诗是否为朱鹤龄所作，朱鹤龄的《愚庵小集》是否曾收录此诗呢？今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四有《秋日述怀二十四韵》（以下简称《二十四韵》），诗云： 廪秋高白露，林径飒葳蕤。辽落江云净，苍茫晓雾披。菊英餐烂熳，凫影送差池。紫识兰茎老，红看柿实垂。荫松风拂簟，藉草月临帷。蛩响空阶切，乌啼古木悲。小冠闲自拭，壮齿恨难追。养拙安垂槖，嬉游忆佩觽。箫韶听圣主，玉帛觏清时。共解杯盘舞，宁忧画角吹。百年俄遘运，三极遂全移。目惨江山异，神恇羽檄驰。何心对董策，止是扈江蓠。服道徒违俗，传经岂遏饥。阮疏天遣放，嵇懒众从嗤。万事都零落，残生敢怨咨。时为握粟卜，大似触藩羸。二酉搜文苑，三坟泳圣涯。歌风当彼黍，启繇得明夷。渔猎聪明废，丹鈆岁月疲。胡绳止自结，杂佩向谁贻。短发愁榆景，孤贞惧雉罹。含情真陫恻，竟咏益悽其。但使伸吾道，何妨老钓丝。[3] 将二诗进行对比后可以基本确认是同一首诗，《愚庵小集》中的《秋日述怀二十四韵》显系由《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敬呈同好诸公》删节而成，《一百韵》应为《二十四韵》未删之原稿。未删之《一百韵》中无疑保存了更多珍贵的历史信息，解读这些被人为删节之历史信息，探讨此诗被大幅删削的原因，对了解朱鹤龄于易代之际的心路历程及其注杜缘起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一）《杜诗辨注》乃《杜工部诗集辑注》之雏形和蓝本 朱鹤龄在《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的诗题中提到，其最早完成的杜诗注本名叫《杜诗辨注》，那么此本究竟成于何时呢？为了搞清楚朱鹤龄首次注杜的时间，就必须先明确此诗的作年。熊言安已经考出徐树丕《杜诗执鞭录》成书于顺治五年（1648）至顺治七年（1650）之间，[4]既然书中已收录朱鹤龄《一百韵》，则此诗必作于顺治七年（1650）之前。另外此诗于“史寻孙盛笔，经析伏生疑”句后有注曰：“時著《甲申杂记》，又何玄子先生命笺《禹贡》。”此注透露出的创作时间，是我们破解该诗作年的重要线索。关于朱鹤龄的《甲申杂记》一书，诸种文献中均失载，当系朱鹤龄佚著，应据此增补。然《甲申杂记》与《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均作于甲申之秋，即崇祯十七年（1644）是可以确定的。另外，朱鹤龄《〈禹贡长笺〉序》曰： 按，何楷（？—1645？），字玄子，号黄如，泉州晋江人，事迹见《明史》卷二百六十七。《愚庵小集》卷三有《潘江如游闽过别，托访何玄子、叶敬甫诸公事迹》诗。朱鹤龄这里所记何楷敦促朱鹤龄作《禹贡长笺》之事，正与《一百韵》诗注所载“何玄子先生命笺《禹贡》”之说完全契合，则《一百韵》为朱鹤龄所作至此可成定谳。相应地，《一百韵》作于崇祯十七年秋亦可以确定，这个时间点的确定也是判断《杜诗辨注》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无独有偶，明末清初周灿《泽畔吟》中有《读朱长孺〈杜诗辨注〉》诗曰： 周灿（1603—1673），字光甫，又字闇昭，江苏吴江人，崇祯进士，知宣化、会稽二县，有治绩，擢浙江道御史，巡按江西，明亡不仕，惟与同邑高蹈者结诗社相唱和，有《乙丙时事》《西巡政略》《泽畔吟》等。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曰：“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惊隐诗社又为吴社之冠。今考入社名流……周闇昭灿……朱长孺鹤龄。”[7]可知周灿与朱鹤龄同为惊隐诗社成员。周灿在此诗题中称其亦读到了朱鹤龄名为《杜诗辨注》的注本，正与《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互为佐证，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一百韵》为朱氏所作的真实性。另外，周灿诗中“子若逢休明”、“ 四海会澄清”等语，亦透露出《杜诗辨注》作于易代之时的信息，这和《一百韵》诗注所云作于甲申年（崇祯十七年）也恰好吻合。因此《一百韵》的诗题所云“成《杜诗辨注》”，说明朱鹤龄在崇祯十七年秋已经草成一部杜诗注本，名曰《杜诗辨注》，这个注本应是其《杜工部诗集辑注》的最初蓝本和雏形。此时距朱鹤龄于钱府倾力注杜尚有十四年，可见朱注从最初蓝本到最终成书，前后经历了何等漫长的酝酿和准备时期。此前人们对朱鹤龄注杜最初情况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根据其《传家质言》所云“当变革时，惟手录杜诗过日，每兴感灵武回辕之举，故为之笺解，遂至终帙”，[8]然而却并无任何其他佐证材料来坐实其事，因而学界在描述朱鹤龄注杜经历的时候都往往从顺治十四年馆于钱府算起。如今《一百韵》一诗的发现，正好补充了朱鹤龄馆于钱府之前注杜情况的空白，故而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此诗论及注杜缘起时不仅与《传家质言》所论非常契合，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比如说此书于甲申之秋已经完稿，最初的书名确为《杜诗辨注》等等。朱鹤龄笺注杜诗，从崇祯十七年（1644）撰成《杜诗辨注》到康熙九年（1670）《杜工部诗集辑注》的最终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七年的漫长的过程，这种情况与钱谦益从最初的《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到最终完成《钱注杜诗》的过程都是一样的。然此前学界对朱鹤龄注杜的前期工作并不知晓其详，因此《一百韵》诗题所透露出的这些信息，对于了解朱鹤龄注杜的初始阶段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通过《一百韵》可以了解到，朱鹤龄的注杜过程至少可以分为“辨注”与“辑注”两个阶段。不过由于《杜诗辨注》的文本已散佚不存，故其与《杜工部诗集辑注》之间的异同已难以对比，对《杜诗辨注》的具体情况，我们只能从朱鹤龄《一百韵》及周灿《读朱长孺〈杜诗辨注〉》之中间接得知。 （二）可以补充朱鹤龄于甲申之际的行踪与交游 朱鹤龄《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敬呈同好诸公》一诗中提到的“寓园”在哪里呢？经考，“寓园”乃祁彪佳在绍兴寓山下所筑别墅。据《传家质言》曰：“甲申（1644）春，馆金陵唐仪曹署，闻庄烈皇帝变报，乃泫然长号曰：'此何时也，尚思以科第显耶？’遂决志弃举子业。”另外《〈禹贡长笺〉序》又云：“余甲申岁读书金陵瓦官寺”，则朱鹤龄于甲申之春曾寓居金陵，具体地点为唐仪曹署和瓦官寺。而《一百韵》则作于是年深秋，斯时朱鹤龄已经由金陵移居到了绍兴的寓园。朱鹤龄于甲申之变后的行踪一直少有文献材料支撑，学界一般认为，朱鹤龄于甲申之变后即由金陵返回松陵，如黄世中《明季清初李商隐诗笺注知见录》曰：“甲申之变，长孺年39，自金陵唐仪曹馆署返里，旋至红豆山庄订补钱谦益杜诗笺”[9]，此诗“敝箧辞双阙，初衣返故篱”似乎也可作为佐证。而通过《秋日读书寓园》诗题透露的信息可知，朱鹤龄于崇祯十七年春曾居金陵，至是年秋又曾转至绍兴，然后方才返回松陵，这些细节正好丰富补充了朱鹤龄于甲申之际的行踪。另外还可以看到，朱鹤龄在这年由春至秋的几个月中分别与唐仪曹、何楷、祁彪佳兄弟等人有过一些交往。这年秋天他能在绍兴的寓园安心完成《甲申杂记》和《杜诗辨注》，说明其与祁氏兄弟的关系亦颇为密切，《愚庵小集》中有《送文初无殊诸公适越州兼呈祁氏昆仲》亦可为证。值得指出的是，据《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载，祁彪佳于甲申春正任弘光朝之苏松巡抚，至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方返回寓园，[10]故朱鹤龄是年秋去寓园投奔的非祁彪佳，而是祁彪佳之弟祁豸佳。 欲分析朱鹤龄此诗被大幅删削的原因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删改者是朱鹤龄自己还是《愚庵小集》的编纂者，这就涉及到《愚庵小集》的刊刻时间问题。《愚庵小集》初刻于康熙十年（1671）冬，由金阊童晋之梓行，卷前有王光承和计东之序。此本后来虽递经增补，版本众多，然所收朱鹤龄诗文最晚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作《岁暮杂诗六首》，朱鹤龄本人即卒于是年。因此从时间来看，将《一百韵》进行大幅删削者极有可能是朱鹤龄本人。另外，编者除了将原诗由一百韵删成二十四韵，所馀二十四韵中某些诗句的用字也作了细微的改动，如《一百韵》“日月愁榆景，風霜愳雉罹”句，在《二十四韵》中被改作“短发愁榆景，孤贞惧雉罹”；“佩琼期共把，纫蕙定相贻”，改成了“胡绳止自结，杂佩向谁贻”，如果说大幅删削违碍内容尚可由《愚庵小集》的编刻者捉刀的话，那么此类细微改动显系出于著者自己之手，断非编刻者所能为。故综上以上两个方面情况判断，《一百韵》的删削者应是朱鹤龄本人无疑。 经对比后还可发现，《一百韵》中被删掉的七十六韵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追叙明季甲申之变致使北都倾覆，南明小朝廷仓猝组建、旋又覆灭的过程，抒发自己强烈的遗民意识；二是感慨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巨变，申明自己于乱世之中守志不屈、贫病著书的高尚节操；三是叙述自己注杜的缘起与动机。清人文集在最终刊刻时往往都会经过去取更定，有时是作者本人自行裁定，有时会请亲朋师友为之“论定”。特别是康雍之世文网日密，文人别集在最后刊刻之时都会删去那些违碍字句乃至某些篇章。朱鹤龄《愚庵小集》中许多篇章都有删改现象，同样是为避文祸采取的措施。朱鹤龄于甲申之际作此诗时，系对其当时所见毫无避忌地秉笔直书，并未多虑。然而时过境迁，至《愚庵小集》最后删定的康熙十年前后，江南文人在满清统治者日渐残酷的文字狱淫威下早已噤若寒蝉，而《一百韵》中有些诗句如“物望归龙种，群情想凤姿。六飞迎羽盖，万骑夹云辎。江左声虽震，中原气已隳”，“坐弛江东甲，长驱蓟北师。洛鹅兴有兆，铜狄徙难持。新市披戎服，楼舡建缟旗”，其中饱含对南明弘光朝的热烈歌颂和对福王的深切期待，同时对满清入主后易容改服表现出极端厌恶之情，很容易勾起人们反清复明的情感和记忆。故而这些在当时只是记录易代之际史实的普通诗句，业已变成新朝极为敏感的内容，因此刊刻文集时必须删去以免遗祸子孙。而像《思陵长公主挽诗》那样的诗作，仅仅是普通的思念故国故君之情，在遗民文集中所在皆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记忆的淡化，此类内容在顺、康朝反倒并不需要特别加以避讳了。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愚庵小集》中像《思陵长公主挽诗》《读梅村永和宫词有感》等篇什都表现出强烈的遗民倾向，相比较而言，这些诗歌的“违碍”程度难道不是比《一百韵》更高吗？那么《愚庵小集》中连这些诗歌都未加裁汰，而为何独独需要对《一百韵》作如此大幅的删削呢？这似乎表明，此诗之删改尚另有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朱鹤龄在刊刻时不仅删去了此诗题目中“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字样，而且在删去的七十六韵之中有十四韵是关于注杜的内容，这说明除了要避忌新朝之讳外，他还在有意销毁自己在诗中透露出的有关注杜信息。朱鹤龄对注杜之事如此讳莫如深的做法，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与钱谦益之间那桩著名的注杜公案来。应该指出的是，朱鹤龄注杜初稿《杜诗辨注》成书的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钱谦益所撰《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在其门人瞿式耜的主持下附刻于《初学集》中，然朱鹤龄在《一百韵》中提到前人注杜时却说：“纷纷徒臆索，璅璅见瑕疵”，从朱鹤龄的学界晚辈身份及其后对钱谦益的尊重程度来看，这种批评似并不包括钱谦益在内，大概此时他还未来得及看到《读杜小笺》《读杜二笺》，故“纷纷徒臆索，璅璅见瑕疵”仅仅是对宋以来杜诗注家的泛泛批评，这与钱谦益《读杜诗略例》中对前人注杜之弊进行批判之意倒差不多。然而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元年，钱谦益、朱鹤龄二人的注杜活动由合作走向分裂与反目，最终二人只好各行其书。在这场耸动天下的注杜公案中，朱鹤龄作为牧斋先生的晚辈和曾经的助手，在舆论漩涡中无疑背负着更大的压力。钱氏斯时不仅是学林泰斗，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朱鹤龄根本不配和钱谦益相提并论，如季振宜在《钱注杜诗序》中“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奔趋，岂饮狂药中风者之谓，亦不读书而已矣。”[11]而且钱氏《读杜小笺》《读杜二笺》早已流布天下，许多不明就里之人遂想当然地认为一定是无名晚辈朱鹤龄剽窃了钱谦益的笺杜成果。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还指责他剽窃了潘柽章之书。钮琇《觚剩》曰： 其实潘柽章之弟潘耒早就对当时人谣传朱鹤龄剽窃潘柽章著作一事进行过辩解： 陈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别传》中指出：“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着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柽章，则先以预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之说未免太苛而（不）适合当时之情事也。”[14]不管怎样，当时这些流言蜚语对朱鹤龄的精神打击相当大，甚至令其辩无可辩，他在《答赠吴慎思七十韵》中云：“黾勉述作涂，时辈动排讦。”[15]又于《传家质言》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人苟立志修名，则谤议谣诼，皆吾学问之助。余以拳拳著述，横罹谗忌……一无所辨，直付之太虚之鸿爪。”又曰：“回思生平受人屈辱不少，实自取尔。己自取之，于人何咎？'翻手作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面笑’，古人早已言之矣，何况余耶？”[16]从这些诗文中都可看出朱鹤龄在这场学术纷争中所遭受的巨大委屈。至其晚年删定《愚庵小集》之时，朱鹤龄已经饱受俗议伤害，真可谓身心俱疲，故其于《传家质言》中云：“《杜工部集辑注》《李义山集笺注》盛行海内已久，然余不欲以此自见也。”[17]可见围绕注杜产生的纷争以及多年以来背负的舆论压力，使得朱鹤龄晚年已不愿再触碰注杜的话题，因此他才在删定《愚庵小集》时着意抹去自己在《一百韵》中透露出的注杜信息，其隐含的苦衷和况味都值得后人仔细体会。 此外，重新解读《一百韵》中的有关内容，除了可以了解朱注成书的一些初始信息之外，还可以从中管窥朱鹤龄数十年间注杜心态的巨大变化。窃以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注杜宗旨的迁移；第二，注杜情感的转变。朱鹤龄最初注杜的书名叫《杜诗辨注》，可见其初衷乃是针对前人注杜之失进行辩驳，从诗中“止见星芒灿，奚容豹管窥。纷纷徒臆索，璅璅见瑕疵”之语，也可想见此书中定有对前人注释的辩驳与纠谬。而在康熙九年刊刻的《杜工部诗集辑注》中，这种辩驳的内容却大大减少。则朱鹤龄的注杜宗旨由最初的辩驳前人疏失，已经逐渐修正为以我为主、自成杜诗新注，这种转变当然体现出朱氏学术思想体系上的日趋成熟。另外，朱鹤龄的注杜态度亦由崇祯末年的激烈愤慨逐渐转为平和醇厚。《一百韵》曰：“读杜销时暇，新笺慰郁伊。草堂遗集重，诗史昔贤推。挺节当行在，孤忠去赤墀。岖嵚艰蜀道，沅澧吊湘累。笔走岷峨峻，才凌灎滪危。汪茫翻地轴，浩荡抚天维”，从“兴怀灵武日，濡首少陵诗”“填海伤精卫，悬林痛子规”之语，可以想见《杜诗辨注》中体现的遗民意识非常强烈。这是因为朱鹤龄愤激于满清入主、国祚鼎移的现实，意图从杜诗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寄托自己国破家亡的哀思。这种强烈的遗民意识在朱鹤龄的同期诗文中亦多有体现，如《答赠吴慎思七十韵》云：“中岁弃儒冠，时事遭崩坼。兴感少陵诗，崆峒扈羁靮。笺解遂云多，正义颇昭晰。”[18]朱鹤龄《与李太史□□论杜注书》曰：“子美之诗，忧君父之播迁，愤乱贼之接踵，深哀悱恻，千汇万状，使后人把卷彷徨而不忍释。”[19]将朱氏这些诗文与《一百韵》互相参证，可以从侧面佐证朱鹤龄《杜诗辨注》一书的内容定是充满了国破家亡的孤愤，他将易代鼎革之痛在此书中尽情地宣泄，其中蕴含民族意识之强烈与愤激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过了二十几年后，我们在其《杜工部诗集辑注》中几乎已经见不到激烈的民族情感，相反，朱注给人以棱角尽毁、四平八稳的感觉，那些存留于《杜诗辨注》中的孤愤之情似乎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冲淡抹平，只能让人去凭空想象从《杜诗辨注》到《杜诗辑注》朱鹤龄到底经历了怎样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联想到钱谦益看过其笺杜成稿后讥其注杜如“李善注《文选》”，称其稿“大非吾本来面目”，钱氏的不满中是否与此书民族情感、遗民意识的淡泊有些关系呢？这也许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之处。不管怎样，《杜工部诗集辑注》经过几十年的平静沉淀后早已脱胎换骨，面目一新，以平正通达的面貌立于杜学之林。因此通过解析《一百韵》中删去的注杜内容，也许可以窥见朱鹤龄前后注杜态度的某些微妙转变，这对于解读朱鹤龄于易代之际的复杂心态及深入了解《杜工部诗集辑注》的成书背景颇具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朱鹤龄《杜诗辨注》的原貌已无法看到，故以上讨论亦只是一种联想和猜测而已。 总之，南京图书馆藏徐树丕《杜诗执鞭录》中所录《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系朱氏未删节之原稿，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将其与《愚庵小集》中的《秋日述怀二十四韵》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揭示《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前期酝酿准备工作的漫长过程，同时对了解朱鹤龄的生平事迹与易代之际的复杂心态亦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兹不揣谫陋，略作考辨如上，以期就正于海内方家。 [4] 熊言安《徐树丕〈杜诗执鞭录〉考论》，《文献》2013年第3期。 [5]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9页。 [6] 周灿《泽畔吟》不分卷，《丛书集成续编》第123册，上海书店1941年版，第468页。 [7] 杨凤苞《秋室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8页。 [8] 朱鹤龄《愚庵小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69页。 [9] 黄世中《明季清初李商隐诗笺注知见录》，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页。 [10]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影印本。 [11]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12] 钮锈撰，南炳文、傅贵久点校《觚剩》正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13] 潘柽章《松陵文献·后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14]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28页。 [15]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二，第84页。 [16] 朱鹤龄《愚庵小集》附录，第760—761页。 [17] 朱鹤龄《愚庵小集》附录，第768—769页。 [18]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二，第84页。 [19]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十，第46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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