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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而现实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2022年11月，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知名作家凸凹最新力作《京西文录》，这部质朴而在场的散文集聚焦北京房山，勾勒描摹出鲜活生动的京西文人群像。 这本书的作者凸凹，是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北京乡土题材创作代表性作家，长篇小说《玄武》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著有新乡土小说三部曲、京西三部曲，散文集、评论集等数十部作品。近年来，他立足京西创作了《京西文脉》《京西逸民》《美狐》等多部优质长篇小说，呈现出浓郁的京西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京西文录》描绘了50余位当代京西文人，写他们的心灵气象、文化作为和情怀担当，透过他们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让大众看到了乡风纯朴、人文深厚的京西房山，看到了有情有义、担当有为的京西人，展现了京西人的文化样貌，同时也勾勒出京西文化的发展历程，更解读出京西文化乃至北京乡土文化的内涵意蕴。 新书出版之际，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专访了作家凸凹。 展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文人风采 记者：请简单谈谈您写这本《京西文录》的初衷、经过。 凸凹：专家们称，北京文化的不断代特征，是靠房山各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所证明的，形象地说，房山是北京文化的后花园和天然博物馆。因此，房山文化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起点、源点和支点，是体量最大、价值最大的核心部分。所以说，解读了房山文化，就是解读了西山永定河文化，乃至解读了北京文化。 而一个文化带的文化构成，除了文物遗存、历史文献、民俗风物和山水人文之外，还有与文化有关的人，包括他们的实践行为、研究成果和文化著述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京西南的房山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其文艺人才和文化工作者的数量之多、成果之多、影响之大，是其他区县所不能比肩的。事实上，他们的文化身份举足轻重：是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当代文化的创作者和群众文化的指导者。因此，这些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绝非简单的文化载体，而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其本身的艺术风采、创作品质、思想含量、文学价值等，毋庸置疑地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中，最生动、最鲜活、最丰富、最有生命力和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化部分。历史说，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而现实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这是人类进化、文明进化的辩证观点。那么就可以说——解读了房山的文化人，就是解读了房山文化，进而也解读了西山永定河文化，甚至是北京文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着手写作了这部《京西文录》，其出发点有两个：一是展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文人风采;二是为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的一个有关人才成长和人才作用的经验文本。 记者：在您看来，京西文人与众不同的气质在哪里?想必您也思索过这种不同气质的原因? 凸凹：京西文人的最鲜明的气质是既重传承又重创新。因为京西的历史文化深厚，具有“源文化”的显著特征。北京人遗址在京西，西周燕都遗址在京西，被誉为“北京人之源”和“北京城之源”。这种源头文化，必定要作用到当地的文化人，使他们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傲，自觉地进行传承与弘扬。其中“源”也有开创的文化意义，也就使京西文人，有敢为人先的情怀，搞创作、搞研究，给自己定的标杆比较高，均有高峰之念。因此，出了许多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散文创作、小说创作的重镇。 书写京西，建立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 记者：在《京西文录》描述的这些文人中，您认为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更具有代表性?这种代表性具体表现在哪里? 凸凹：可以枚举几个代表人物。 杨亦武。他以一人之力，推出了洋洋八大卷《房山碑刻通志》，填补了北京以碑刻文献研究北京史的空白。 刘文江。他积十年之功，查阅了大量史料，撰写了3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学》。 我本人。开创了“新书话”散文文体和全景式的乡土长篇小说书写模式。 京西文人的代表性就在于，虽身在地域，却有全国性的学术眼光和全国性的创作眼界，努力在国家层面有所贡献。 记者：您的不少作品都有清晰的京西这个地标的痕迹。这让人想到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在您看来，在作家的个人写作体系中建立一个较为固定的文学坐标的意义是什么?这也是否苑囿了作家写作内涵和外延上的广阔性? 凸凹：到目前为止，我创作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脉》《京西逸民》等系列长篇小说12部，客观上已建立了我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体系的建立，有重大的文学意义，他既确立了我在“新京味小说”中的独特地位，也让我在全国“新乡土写作”中具有了符号价值。体系的建立，会使作家的写作内涵更加深厚、更加准确、更加独特。而且，独特性或者唯一性，正是“广阔性”的前提，它是外延生发的原点。 记者：我此前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时，记忆中贾岛是房山人，贾岛墓还在房山?贾岛对京西文化有何影响吗? 凸凹：贾岛的确是房山人。房山现在有贾岛墓，也有斥资数亿建立的贾岛纪念馆——贾公祠。因为贾岛的存在，房山具有深厚的诗词创作传统，乡乡有诗社、村村有诗人，中心乡镇都被中华诗词学会命名为“中华诗词之乡”，房山区也被命名为“中华诗词之区”。“贾岛故里，诗韵房山”的文化美誉远播海内外，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区。 当下写乡土文学，需要现代眼光和城市经验 记者：除了散文之外您也创作不少乡土小说。在您看来现在的乡土小说比之此前刘绍棠、刘恒等作家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日趋城市化的今天，乡土小说还好写吗? 凸凹：我发现，乡土是个温情厚地，从那里走出的人，容易产生本能的眷念，甚至陶醉其中，处处以为好。这种“催眠”作用，反而遮蔽了发掘“准确性”所应必备的眼光。纵观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为什么品格上整体趋于低，就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感性泛滥，理性缺失。而鲁迅乡土文学，为什么有那么丰沛的理性和那么宏富的内涵，是因为他着眼于“立人”，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上“审视”乡土，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 所以，处理乡村经历，绝不能一味缅怀，写乡土物事，也绝不能一味沉醉，要有现代眼光和城市经验的关怀和观照，一如蚂蚁爬行得再努力、掘进得再深入，总是向下的，头顶上的风光它是看不见的。如果插上一双小小的翅膀，飞上一个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纬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传统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立体思维和现代思维，如此一来，写作的“准确性”，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到达。 虽然屠格涅夫很动人地说，我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写得好，但那是他在欧法羁居得太久之后的一种文化乡愁，至于我们个人，如果只盘踞在脚下这块小小的乡土，而不跳出“三界”之外，站在北京城的制高点上进行回望，肯定是写不好。因为批判、审视和反观眼光的缺失，只会让我们写出起点过低的乡村挽歌。 坦率地说，北京的乡土文学写作，特别是区县的农村题材写作，还普遍地以浩然、刘绍棠为标杆，这是文学的传承，也是发展的制约。如果想让北京的农村文学有个大的历史超越，写出与时代合拍，与世界优秀的乡土文学创作接轨的作品，就要把过去扔在脑后，用现在观念、时代的观念写作。 另外，我们搞农村题材创作，也要融入高度的文化自觉，立足于揭示人与土地的关系、人性生成的路径和文明进化的得失——让不同的文明状态，从对抗走向更有机的相互融合，让不同的生存方式，从隔膜走向更内在的相互涵养。简而言之，既立足乡土，又不匍匐于乡土，写出面向未来、面向城市的大地道德和乡村寓言。 所以，现在的乡土小说不好写，需要有时代眼光、文化境界和从已有的刘绍棠、浩然的写作传统中突围的勇气和内功。我的乡土小说，就是“突围”的产物，已全新于那时的小说。 记者：您已经是创作多年、作品颇丰的成熟作家。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哪本书或者哪名作家的作品，让您极为喜欢? 凸凹：中国的孙犁是让我始终喜欢的作家，他的《铁木前传》被我视作文本的标杆。外国的帕格里特·怀特是让我膜拜的作家，他的《人树》我每年都要读一遍，我的乡土小说创作就是向他致敬的产物。我有一个野心，就是在文学上，要把自己成就为中国的怀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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