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皇权与天下的对抗：南齐检籍与唐㝢之起义

licht3jh8evr0j 2023-02-17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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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王朝于公元479年正式建立之后，自东晋累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成为萧道成、萧赜父子及其臣僚施政无法绕开的核心内容。清查治下人口土地、为此后的经济和政治施策提供最基本的数目字依据，被确立为这个刚走出内战的南齐的首要工作。然而不同于此前晋、宋所进行的“土断”，南齐“检籍”在建康中央所不自觉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了更广泛的利益集团。唐㝢之起义作为南齐首次大规模改革的反动，既是东晋南朝政府控制人口政策转变的关键事件，也是南齐短祚之因在基层社会的表现。

一、从“土断”到“检籍”：南朝政府解不尽的绳结

户籍，是中国古代国家掌握小农家庭的人口、土地情况的文书，由地方行政机构派出官员收集整理后，定时逐级向上提交，最终汇总到中央朝廷，成为征发税赋徭役的基本依据。如今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走马楼三国吴简、吐鲁番唐代文书以及保留至今的明清北京、徽州地区户籍档册等，都可以见到直接来源于基层调查的户籍文书。自秦汉至隋唐的中古社会中，中国的农业经济生产主要以来“三口”或“五口”之家为主的核心家庭，而其中大多数在相对平稳的政治环境下，维持着自耕农的身份，官府亦能以较少的行政成本维持对这些自耕农核心家庭的清查和征发。然而在西晋永嘉之乱后，后继的东晋南朝政府间歇性面临中央权力不振、军事和维稳行动需求迫使日常行政碎片化和应急化、外来人口和本土流民频繁迁徙三个主要问题，相应地在条件改善后就间歇性地进行“土断”以纠时弊。

战国时代，诸国为了富国强兵和消化新征服地区，较为频繁地清查郡县户口田地，在清查中将每户所拥有的资产与国家征调挂钩、固定年份进行国家范围内的户口清查逐渐形成一种行政体例。秦汉国家政府的“上计”体制就是前者在大一统环境下的规范化产物，地方政府各级逐级上报辖区的户口、钱粮、治安等政治实绩，汇总到丞相或尚书机构，并以每年大朝会的贡礼形式接受皇权的最终检阅。东汉光武帝实行的度田，则是史载可见较早地把清查户口田地作为恢复全国经济秩序的核心举措，清查户口、厘定土地政策的应急属性较为突出。西晋太康五年（284）朝堂有关九品中正制的纠改议论中，就出现了把清查户籍与划分等级相挂钩、进而规定赋役义务和选拔士人的观点，并得到宗室势力的支持。东晋南朝所实施的土断，就基本沿袭了明户籍以定义务的中心思想，某种角度亦可视为西晋户调式在广大南方地区的真正推广。

（汉代归义羌人名籍。汉代凉州对归附羌人的登记名册，中国古代政府多对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实行赋役优待，将他们从生蛮逐渐转化为编户。）

东晋立国之初，与北方战事频繁，流民数量巨大、流动迅速，难以通过定期清查的方式确定其经济实在。以王导为代表的东晋早期主政者在政治上依靠侨姓士族、在军事上依赖南渡流民武装，行“清简”之政，仅依据流民集团自身上报的大致数据划分侨州郡县，对流民集团的经济、军事索求则依靠其自身主动的义务上呈。成帝继位后，东晋的政治格局基本成型，朝廷在皇权、士权自我强化需求的推动下实行土断，将尚属零散的流民团体整理入国家编户或荆、扬军府。待到桓温以荆州军府控制建康朝廷后，有了新军事支柱的东晋中央展开了大规模的“庚戌土断”，但桓温死后即人亡政息。刘裕赢得东晋末年的内战后，主持了“义熙土断”，在延续庚戌土断的基础上更为侧重对所查户口身份的检定，裁并侨州郡县，力求把侨民从以人为中心的集团式聚合体转换为与土地绑定的南方地主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侨人的赋役特权。自此，南朝的户口清查从重视土地产权厘定的“土断”向偏重人口等级划分的“检籍”转变。“元嘉之治”崩坏后，刘宋社会接连遭受北魏进攻和宗室内战的蹂躏，国家对人口的掌控能力再次下降，故而后继的萧齐政权推出“检籍”为应对措施，力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强化国家剥削能力。宏观看来，这是南朝以至隋唐政府对民政领域相同问题的一份典型答案。

西晋王朝使用据说能免遭虫蛀的黄纸记载天下户籍，统一著录于黄纸并编订成册，故曰“黄籍”。则无论何处人士、何等身份，只要是国家编户内的人口，其户籍就是“黄籍”。汉唐间户籍等级内容并无过多差异，主要内容是此户所属郡县乡里、户主、户内人口，每人属何等品阶（作为察举取仕的依据），占田地如何，有时会附有应缴税赋或特殊原因导致的免税免役情况。永嘉之后，天下户籍大多板荡散尽，流民更是脱离了原有的户籍管理体系，东晋政府只能采取应急措施，将可以掌握的流民人口记在白纸上，这种临时性户籍就成为“白籍”。白籍户新到江南，急需获得土地、恢复生产，流民中的侨姓士族和武装集团又是建康朝廷所仰赖的政治、军事资源，故而东晋政府给予白籍户一定的免税免役特权，并按照属人群的侨州郡县而非属实土的方式管理他们，这种方针延续到南朝梁初。而南方地区尚存的编户民，其户籍仍然是从西晋时代延续下来的黄籍。故而黄籍、白籍乃流民与土著的身份差别，又因东晋南朝的贵族制社会由侨姓士族主导，白籍户中仕途显赫者多，从而产生了白籍户贵于黄籍户的印象。应该明确的是，黄籍、白籍之中都包含着士族、庶族与平民，主导免税免役特权的因素是西晋户调式所确立的士族等级制度，而非白籍临时性的优待政策。东晋中后期开始的数次土断，将大量白籍户转化为黄籍户，明确流民所得的土地产权，将这些人口绑定在江南的土地上，并按统一标准征税发徭。白籍户虽然仍有一定的税役优惠，但其所属的侨州郡县也不断省并裁撤，并且被赋予实土。军人与寒门主导的政府借此将大量白籍人口扯出原有以宗主或护主为核心的流民集团，进而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

（今人释文整理出土吐鲁番文书所载唐代手实。“手实”是基层官员记录民众家庭情况的一首材料，是户籍文书的直接来源。）

二、神仙有洞府，东海有庄田：南齐之初的三吴社会

汉代扬州的江东三郡（丹阳、会稽、吴）在东吴时代开始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大量原属于山越等土著部族的土地和人口被纳入华夏国家的编户齐民体系或者是东吴将领的部曲私属，进而构成了六朝吴地士族的经济基本盘。待到东晋初建时，长江沿岸和太湖周边的主要庄田都已经被吴地士族和农民占有，土地相对宽裕、人口相对稀少的会稽诸郡成为南渡士族买田置业的首选目标。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高门在太湖以南会稽、东阳、临海、始新等郡开辟庄田园湖，“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而围绕这些贵族大庄园进行生产劳动的，是大量来自北方的流民。携带中原生产技术的流民补充了大庄园农业、养蚕业、纺织业、酿造业、渔业等多种复合生产方式所需的劳动力，在使得侨姓大族的经济实力短时间内膨胀的同时，也让非门阀的流民小地主、自耕农、商人等团体发展起来。而东晋政权对这些人口的户籍掌控能力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政府管控较弱的背景下，维系这些流民集团的主要力量是传统的宗法制度和新兴的道教教团。

以宗法关系和地域情结为纽带的宗法制保证了部分流民能以比较完整的家庭或家族形式向南迁徙，甚至结成流民帅为中心的武装集团。这个特点在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已经被多次提及，成为东晋南朝南渡人口的显著特征。但在此之外，西晋末年流民大起义与大迁徙中广泛传播的天师道信仰，通过教团的组织形式凝聚起乱世浮动不安的人心，尤其在宗族力量较弱、缺乏士族领袖的庶族、平民社会中，发挥着更加主要的影响。随着崇道的上层贵族和将教团组织融入日常生活的中下层人民在扬州南部扎根，多山多岛、临海向日的自然景观让本就崇尚入山访仙修道的道教迅速发展壮大，东海之畔产生了许多“仙山”、“仙岛”，造就了一个儒教官府力量薄弱、道教教团力量强盛的小气候。具备道士身份的乡里领袖通过发授“正一箓”先于建康政府将当地民众纳入一个缴贡纳租的体系中，并且回馈给民众以更具吸引力的道教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无论在依附关系上属于国家编户还是大族附庸，天师道和正一教团借助郡内自然景观阐发的教义都能给予会稽郡民众难以替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东晋末期的孙恩、卢循之乱，正是扬州南部地区教团组织政治动员能量的展现。

正如上文所提及，中古时期的户籍文书，会着重注明个人的“品级”，简而言之是判断其人是否属于士族的身份的等级符号。虽然土断将大量临时户口的白籍户转为普通户籍，但是大规模的户籍清查和重新注册在东晋南朝并不强韧的基层行政运作中难免漏洞百出，这也是南朝土断所获得的户籍材料时效性不长的重要原因。大批庶族地主、富商通过权钱交易修改自己的户籍，冒充士族或其他拥有免税免役特权之户，一方面减轻自己的负担，另一方面得以钻荫客占田制度空子、扩充私人所能占有的人口和土地份额。这种成本低、见效大的行为受到扬州南部诸郡中小地主和商人的狂热追捧，特别是对于庄园经济农副产品和其他非农产品富余所供养出来的商人阶层而言，冒充士籍能够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打开仕途，稳固地把动产变成不动产流传下去。土断的次数越频繁，假冒户籍的机会就越多，建康朝廷又愈发加重对户籍的核验以剔除假冒户。孙恩卢循之乱和刘宋内战严重摧残了会稽郡的王、谢士族势力，国家希望借此扩大对地方的控制力度，而兴起的寒人地主希望取代原有门阀士族的经济地位。因而，宋末齐初的会稽郡庶族与官府的矛盾日趋激化，并在“检籍”中彻底爆发出来。

（当代正一道活动图景。正一道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是原始天师道团体中使用“正一箓”的组织教团演化而成，在南朝的临海民间影响力巨大。）

三、沉默的抵抗，喧哗的造反：新朝初建的烂摊子与唐㝢之起事

南齐的建立者萧道成（齐高帝）出身于兰陵萧氏，其宗族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本人的经学、文学素养亦非浅薄，但萧道成在刘宋后期毫无疑问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进入权力核心的。宋孝武帝之后长期的宗室内战使得刘宋宗室近支人丁凋零，应激反应严重的建康皇帝更是大开异姓辅政之门，萧道成凭借军功和麾下淮河前线诸军进入宋明帝为继承人安排的辅政大臣行列。待到平定桂阳王刘休范之后，萧道成成功把持了刘宋的中央禁军和南兖州、徐州、兖州、青州、冀州五个防备北魏的前线军镇。此后，建平王刘景素、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沈攸之都被萧道成铲除，篡位条件成熟。昇明三年（479）三月，宋顺帝被迫晋萧道成为齐公、相国，同年四月，晋萧道成为齐王，然后宋齐禅代。但需要注意的是，萧道成在篡宋建齐的过程中，手中的力量是建康的中央军和南兖等江淮军镇，许多响应支持或默认萧齐篡宋的地方势力最多只能视为萧道成的盟友，荆、江二州军府更是曾经的敌人。萧齐建立后，对于其建政合法性的质疑久久不能停歇，乃至于有翼戴之功的褚渊之子褚贲都痛恨自己的父亲“失节于宋室”（《南齐书·褚渊传》），不再出仕齐朝。萧道成受禅前后都有大量不认同的声音，受禅完成后还面临各种公开的讥评。此外，北魏打出恢复刘宋政权的旗号，对萧道成的江淮军事根据地发动大举进攻，南齐艰难地挺过了这次战争，人力物力、钱粮兵马缺口巨大。

萧道成

为了尽快以治理实绩巩固政权，为新生的南齐王朝迅速汲取物质资源，萧道成在称帝次年（齐建元二年，公元480）重启并扩大刘宋的“检籍”政策，以黄门侍郎、会稽郡中正虞玩之和骁骑将军傅坚意负责工作，“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兼具皇帝心腹和会稽望族双重身份，通晓中央行政工作和扬州地方实情，是检籍工作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傅坚意则是主管台军骑兵部队的军事将领（台军即东晋南朝守备前朝诸省台的部队，可视作魏晋时代的中军），明显是萧道成为检籍安排的军事后盾，此次检籍的矛头就是萧道成尚未直接掌控但又富庶无比的扬州地区，出身淮泗的萧道成深谙具装骑兵部队对三吴“蛮子”的强大压迫力。自以为做足准备后，萧道成下诏展开检籍，虞玩之领会上意、借机上表陈述整治之法，大要有四：以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天下户籍为清查底本；州县自下而上核查，出现错误则两级官员连坐担责；对自首者宽大处理，对清查发现者从严处罚；明确征发制度，让百姓宽心。政治大环境的紧迫之下，齐高帝还为令史每日检出的户籍造假案数设立最低指标，此举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但凡被检出冒注户籍之人，发配萧道成控制最强的江淮前线戍边充役。建元四年（482），齐高帝驾崩，其子萧赜继位，即齐武帝，检籍工作继续进行。

士族大员对检籍一事并不热心，虽然检籍工作并不直接触及门阀世家的核心利益，甚至于表面上保护了士族特权的尊贵地位，但实际上造成了皇权与扬州地区士族的隐形对抗。前文业已述及，齐高帝将扬州诸郡作为检籍的重点地区，实际上把权力触角延伸到了遍布士族庄田的基层，检籍虽然在剔除冒充士籍的庶人，但官府在推行积极行政举措的过程中也在抢夺士族在乡里的惯性主导地位。随着服务于贵族庄园中下游产业的庶族地主、自耕农、商人等赋税负担的加重，势必推动商品交换成本的转移，等同于给高度依赖货币经济变现的贵族庄园产品上了一笔新税。更不用说萧齐皇室的昔日敌手，当寒门官吏在台军骑兵的撑腰之下横行原本出于自己宗族保护之下的乡闾巷里，冷眼旁观已是最大的克制。台阁之下的诸郡县衙门，执行具体工作的寒人吏员自身或亲属好友就是冒籍免役的受益者，若是忠实推行皇帝的旨意，行大义灭亲之事，在宗族主导、孝亲为先的社会文化中无异于自取灭亡。整个南齐朝廷暗中充斥着对检籍的无声抵抗。

此外，检籍工作的推行与两晋南朝的贪腐之风不出意外地结合了，权钱交易再次密集开展，部分庶族富户通过财富造假或者保全此前造假的户籍，而检出的假冒指标自然而然落到了无力进入权力寻租场的其他百姓身上，“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通典·食货三·乡党》）民怨由此被点燃，却籍者对南齐官府失望透顶，立场进而宗族、教团等其他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团体靠拢，纷纷寻求一种强有力的方式，集体抵抗愈发严酷的检籍。唐㝢之由此走上南齐的政治舞台。

唐㝢之（今多误写作“唐寓之”，久混成例，但“寓”与“㝢”二字不通，唐㝢之才应该是正确的写法——作者注），吴郡富阳人，侨居桐庐，其家族以堪舆为生，即有相当的易学和方术传承。为人寻墓点山，意味着唐㝢之的交际圈中有大量三吴地区的达官贵人。随着检籍工作对江南庶族地主的伤害愈来愈深，民怨沸腾，唐㝢之借机发挥自己的方术专业和在商客、地主中的人际关系，表演了一出入山受命的道教色彩戏剧。“㝢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南齐书·沈文季传》）这种如今看来玄之又玄、莫名其妙的表演，在当时天师道盛行的会稽郡颇有市场，望气观天、入山寻访本就是专职道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唐㝢之的堪舆家学毫无疑问支撑起他在信众心目中的识易通道形象。现实生活的逼迫和宗教上的造势成功为唐㝢之集结了一支反政府人马。

永明三年（485）冬，唐㝢之集结四百人，在桐庐与富阳之间的新城正式举旗造反，阻断富春江水路。在四百大军和富春江流域反检籍、拥教团群众的威吓下，新城、桐庐二县县令弃城而逃。此时江南地区的守备，显然不可与汉末东吴时期有山越之患时相比，以至于主管三吴大县的富阳县令何洵命令手下鱼浦村的逻主征召村里壮丁进县城守备。东边的永兴县也急忙派来西陵戍的守备兵偕同附近津关水利的税吏、民夫支援富阳。但叛军还是进占富阳，随机威胁钱唐、永兴等地。在钱唐的小山战场，唐㝢之终于直面官军——虽然只是吴郡郡丞率领的“器仗将吏”以及助战的坞堡戍主。叛军又大败吴郡的守备兵，渡过浙江（富春江-钱塘江），纵火焚烧钱唐县城。眼看辖区南部几近沦陷，会稽郡通往北边的主要道路即将被叛军切断，吴郡太守沈文季再次抽调各县民丁，仍然幻想把这次起义当作郡境内部的骚动弹压下去。然而不断吸收各地却籍户的叛军把控了浙江要道，向四周乡县扩散。沈文季调动的四县民丁在南下途中被击败，唐㝢之控制了北到盐官、西至桐庐、南抵诸暨的浙江平原大部。

（南齐吴郡及周边地区，摘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浙江沿岸的钱唐县就是唐㝢之部众活动的中心。）

四、铠马践敌，不败而败：唐㝢之起事的平息及其对南齐政局的影响

起事的第二年年初，稍成气候的唐㝢之立即将自己的天子大梦落到实处，在刚放过火的钱唐县称帝，国号为吴，年号兴平，设立宫廷官署，亲属、手下都加官进爵。钱唐反检籍富人代表柯隆被封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领太官令，在进献大量铜铁矿石为“吴军”铸造兵器后，又被提拔为位高权重的尚书令。钱唐建制后，唐㝢之分遣部众攻略南部的会稽郡和东阳郡，进攻会稽山阴的东路部队由“大吴会稽太守”孙泓率领，进取东阳郡的西路部队则由高道度率领。南齐时任会稽太守王敬则正入朝述职未归，唐㝢之认为此时正值会稽郡守备空虚，孙泓所部正可乘虚奇袭。然而会稽郡丞张思祖派遣浃口戍主汤休武在西面的浦阳江严阵以待，叛军攻势被挫败。进攻东阳郡的高道度则徐步推进，取得胜利，南齐东阳郡守、宗室萧崇之和长山县令刘国重战死。东线虽然遇挫，但西线终有斩获，唐㝢之的“大吴帝国”达到了极盛疆域。但大吴天子并没有享受多少天开疆拓土的盛世日子，因为建康方面已经得知了唐㝢之叛乱的消息。

齐武帝萧赜在宫里的乐游苑得知了唐㝢之起义的消息，而陪同皇帝游宴后庭的是豫章王萧嶷。萧赜对于这起反检籍暴动的态度无疑是坚决镇压，曾跟随先帝参与宋明帝时期内战的他对陪同的兄弟说道：“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南齐书·沈文季传》）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味，即对唐㝢之本身军事实力的藐视和有意把镇压此次起义做成打击反检籍势力的示例。故而建康朝廷迅速调拨本就充当检籍工作军事后盾的数千台军南下平叛。这支军队的核心是数百名骑兵，其中不乏人马具装的甲骑。南朝中央军在对内作战中尤其重视使用其他地方部队所缺乏的具装骑兵，对于具装甲骑的推崇已经超脱了冲击步兵方阵的实际功能，具装骑兵本身转变为一种存在性的威慑力。如刘宋时期进剿沔北诸蛮，面对山地峡谷的蛮人堡寨，宋军仍然执意派出具装骑兵用骑射压制寨内的蛮兵。萧道成就是一位把重甲骑兵融入概念的威慑力发挥到极致的将领，其在宋明帝初期进入三吴地区对抗晋安王刘子勋麾下部众时，所领三千兵“军容寡阙，乃编椶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南齐书·太祖纪》）以棕榈皮编织的具装并无强悍的防御力，但萧道成执意打造了这样一支不伦不类的“具装甲骑”，连装饰性的寄生都完整地保留在这副假具装上，登时把手下的孤弱之兵伪装成了人马具装的突击精锐，依靠这种外在形式上的威慑力击溃了大规模的敌方步兵。平定唐㝢之的台军精锐就凭借江南无敌手的重装骑兵轻易击溃了叛军，“官军至钱塘，一战便散，禽斩㝢之，进兵平诸郡县”（《南齐书·沈文季传》）

（辽宁省博物馆复原具装骑兵形象。）

然而禁军在平叛之后没有约束部众，反而继叛军之业，在钱唐周边大肆抢掠。这一举动极大地破坏了齐武帝以一场完美的胜仗助推检籍事业的企图。要求惩治涉事兵将、在三吴地区简政放权休养生息的呼声高涨。冠军将军陈天福获罪被杀，左军将军刘明彻被发配到东冶当官奴。与设想之中趁热打铁、铁腕更新相距甚远，齐武帝不得不对此次起义波及的扬州地区实行赋税减免政策。随着官僚队伍和地主集团对检籍持续进行抵制和扭曲，齐武帝推行检籍的底气愈发不足。在平定唐㝢之时，豫章王萧嶷就上书齐武帝，极言当前的检籍工作过于激进，不适合南齐初立的国情，指出长此以往必将酝酿出更多更大的动乱，“怨积聚党，凶迷相类，止于一处，何足不除，脱复多所，便成纭纭”（《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而在唐㝢之被镇压后的数年时光里，来自朝廷内部的政治压力和来自北魏的军事压力都让齐武帝不断丧失以强硬政策推动全国范围内检籍的信心，在其视野中，萧嶷上书所述景象愈发可能变成现实。永明六年（488），齐武帝征询加征会稽郡关津税的可能性，行会稽郡事顾宪之借题发挥，上书言检籍与加税关津一样，是与民争利、折磨民众的苛繁恶政，要求正视宋末以来连年征战造成的户籍现状，以唐㝢之叛乱为鉴，行宽仁之政稳定三吴社会秩序。可见唐㝢之虽然没有成功击败官军、取消南齐的检籍政策，但其武力反抗被朝野内外抵制检籍的官僚、地主宣传为南齐统治秩序可能崩溃的征兆，借此向君主施压。永明八年（490），齐武帝终于妥协，宣布只保留南齐建立后的检籍成果，赦免刘宋中后期因检籍而获罪者。不久之后，主持检籍的虞玩之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南齐的检籍工作沦于荒废。但对于齐武帝实行苛政的批评从未停止，结合针对萧齐篡宋的不利言论，南齐的政治合法性并没有因为检籍得到提升，反而沦落到此后纵容旁支入篡的境地。

（南京九华山公园。九华山古称覆舟山，刘宋时期被划入“乐游苑”之内，其中有东晋时古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