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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回顾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洛蜀党争，因“哭则不歌”的学术之辩，和“免疫法”的政见分歧，苏轼遭到了洛党和朔党的围攻，渐渐上升为了权力斗争。曾遭受过囹圄和贬谪之苦的苏轼不堪其扰，也感到深深的恐惧，便请求离朝外任。 之后的5年时间，他先后主政杭州、颍州、扬州和定州，他在杭州拯救西湖，在扬州整治漕运。尽管被不停调动，但无论到哪里都尽心竭力地造福一方百姓。 苏轼一生为官，只要他在中央，就必然陷入政治斗争。而只要他去到地方，就能立刻超越党派之争，抛开政治偏见，完全以百姓的利益出发，为百姓做事。 接下来，苏轼将要迎来人生中最后的苦难了。 绍圣绍述 1093年，两个相当于苏东坡命运守护神的女人相继去世。 一个是苏夫人王润之。她这时离去正好躲过了东坡一生中最为凄苦的时光。东坡从扬州还朝之后，先后担任兵部和礼部尚书，而当时苏夫人还曾陪同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着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荣耀，儿子也都已经长大陪在身旁，苏迈34岁，苏迨23岁，苏过21岁，苏迨娶的还是欧阳修的孙女。苏夫人的葬礼也是按照她的身份隆重举行。 东坡在写给她的祭文中说王润之是贤德的妻子与母亲，视王弗之子苏迈一如己出。丈夫宦海沉浮，穷达多变，作为妻子一直心满意足，毫无怨言，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 另一个女人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总的祖母高太后，她极为赏识苏轼，在洛蜀党争中也力保东坡周全。 年幼的哲宗继位以来，一直都是高太后掌权，史书对于哲宗的评价，是心胸狭隘，性情暴躁，好色懒惰，她对自己祖母包揽朝政心怀怨恨，常狠狠地说：“朕只见臀背。”自己虽贵为皇帝，却只有看着太后屁股和后背的份。 高太后在时，哲宗敢怒不敢言，自己亲政之后就把这积压多年的怨气，迁怒在了太后所倚重的大臣身上。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帝王师程颐的不近人情和朝中儒臣对他的约束与要求，哲宗从小便对一众元祐大臣心存厌恨。 高太后深知这个孙子的禀性，知道他一旦亲政，必定自行其是。在自己病危的时候，便把大臣们召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你们最好及早求退，也好让皇帝另用新人。”这意思已经非常地清楚了，听后人人自危。 果然不出所料，在哲宗眼中，自己的父亲神宗英明神武，而被高太后压制的这些年，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改革大业毁于一旦，他是怀恨在心一直等到高太后去世。 宋哲宗亲政，立马就下诏改年号为“绍圣”，政治口号是“绍圣绍述”意思就是彻底继承神宗的改革变法。旧党执政大臣被相继罢免，以章惇为首的新党人物被悉数起用。 虽说是新党大臣，但是上台之后做的事情，已经和变法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是竭尽全力地进行政治反扑，打击报复“元祐党人”。 这群人确实好手段，他们让哲宗皇帝相信，当年高太后与元祐众臣密谋，想要另立皇帝。宋哲宗怒发冲冠，紧接着就是罢黜、监禁和贬谪的圣旨，密如雨下。就连早已去世的旧党大佬司马光，都被追夺了官位与谥号，甚至连墓碑都给铲平了，差点开棺鞭尸。 还有人建议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给毁了，还好神宗他老人家亲自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算是最高级别的官方认可，这部巨著才得以保留。 章惇 苏轼自然也是在劫难逃，更何况他与章惇，已经从昔日的好友变成了今日的仇敌。 苏轼与章惇年龄相仿，性格相似，都是才华横溢，豪爽大方，所以年轻的时候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之前我们说二人同游，来到一处险峻之地，苏轼不敢再往前，而章惇艺高人胆大，面不改色地走了一个来回。苏轼说：“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爱惜，就更不可能在乎别人的性命，所以你将来一定会杀人的。” 后来，苏轼反对新法属于旧党，章惇支持变法归属新党，于是这两个人在仕途上的起落就正好相反。 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落难的时候，章惇还仗义执言为他辩护。但后来这两个人怎么就反目成仇了呢？因为“元祐更化”时期苏轼对新党人的态度。 之前我们说过，神宗驾崩哲宗年幼，高太后“母改子政”，全面摒弃新法想要回到宋仁宗的时代。而苏轼对新法没有一概反对，他认为要实事求是，不好的就改掉，好的留下，没有一棒子全部打死。 但是对于新党人物，苏轼曾饱受迫害，所以也是“深恶痛绝”，不惜余力地打击。他给朝廷的建议是这些人祸国殃民，罪无可赦。比如说对于一手炮制“乌台诗案”的李定，苏轼就要求严加惩处，流放两千里，最后李定就死在了流放地。 对于当时处于新党核心的章惇，自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苏轼兄弟也在其中。 苏辙上奏猛烈弹劾章惇，说他为官做事没有公心，处处与司马光为敌，只要能给司马光使绊子的事情他都干，根本不管这样做对朝廷是否有利。这样的人必须驱逐出中央，否则误国误民。苏辙给章惇罗列罪状上奏弹劾的时候，苏轼并没有为章惇说情。 几天之后，章惇就被贬汝州，紧接着又遭苏轼一通臭骂。 起因是一个叫做沈起的人，苏轼本来是要骂他。沈起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响应时代号召，积极对外作战，结果大败而归。苏轼认为这样的人就根本不能用。说着说着顺手就摆了章惇一道，说就是因为章惇当年征讨五溪，因有战功而受重用，这就鼓励了沈起这些后来人，用打仗来做政治投机，为求战功，兵连祸结，死者无数。现在只有对沈起永不录用，才能断绝这些人的政治投机之路，天下才能安定。 苏轼的这一番话会让章惇怎么想呢？平定五溪可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战功啊。而且当年自己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苏轼求情，而现在苏轼非但没有感激，反而落井下石，两人反目成仇也是情理之中。 还有一点就是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再到如今的“绍圣绍述”，党争已经打了一个来回，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此时章惇作为新党领袖，对政敌如果心慈手软，何以凝聚自己这边新党的政治力量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即便抛开个人恩怨，章惇对于苏轼的严惩，那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苏轼生命最后岁月的艰难生活，大家都拜章惇所赐，说他是小人得志，对包括苏轼在内的旧党人士疯狂打击报复，所以章惇是以奸诈小人的形象被写进了《宋史·奸臣传》。 但是，在那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善恶忠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笑到最后，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能掌握决定性的话语权。而新党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章惇不仅失去了翻案的机会，甚至就连他的文集和辩护词都没能流传下来。 我们打开《宋史·奸臣传》中一共有21人，其中都三分之一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其实编纂者的政治倾向一望便知。 关于章惇，我们也并不是说就一定要给他翻案。起码他没有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清正廉洁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他和那些骑在墙头上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不一样，他是新党中罕见的理想主义者，也极有主见。他被写进《奸臣传》多少还是有点冤的。 后来宋哲宗驾崩没有立储，向太后要让端王赵佶继承大统。 章惇直言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性好游乐，偏嗜书画小道，喜宠邪癖小人，若立为君，则大宗危矣。” 这句话虽说是神预言，但也把后来成为宋徽宗的赵佶给得罪得死死的，最后章惇被贬死在湖州。 其实越读历史我们就越能清醒地看到，留名史册的这些人，单用忠奸善恶来评判是远远不够的。 最近《满江红》正在热映，秦桧是板上钉钉的大奸臣没有什么争议吧？害死了尽忠报国的岳大帅。但是很显然，岳飞冤死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高宗赵构，没有皇帝的直接授意，秦桧能以“莫须有”杀掉统天下兵马七分之五的岳飞？那高宗赵构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秦桧坏，皇帝傻？还是因为他们有必须这么做的原因呢？但不管怎么说，既然秦桧要当皇帝的黑手套，帮皇帝干了他想干但不方便干的事情，那就也得替皇帝背着这口黑锅，在岳王庙里跪上千年，遭万世唾骂。 一贬再贬 我们说回苏轼。 1093年，苏轼以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兼步兵军都总管，就是当地军政一把手。按照惯例，大臣赴任边境，都要向皇帝当面辞行。但是哲宗皇帝连他的面都不见，几句话就打发走了。这当然是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对自己这个曾经伴读的多年的老师并无好感。后来事实也证明，直到哲宗去世，东坡都没机会重返朝廷。 随后，新党以苏轼在起草的诏书中讽刺神宗皇帝为借口，对他开始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政治打击。 1094年夏，接连两道诏命下达，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等头衔统统撤销，定州知州职务撤销，由原来的三品大员一巴掌就拍到六品。也不给在定州待着了，让他去四千里外的英州任职。当时苏轼已经57岁了，三伏酷暑的天气，迢迢数千里路。要去的英州是今天的广东英德，五岭以南，在古代是令中原文人胆寒的瘴气横行之地。 在路上，第三道诏命又追过来了，按照宋朝官职，官员如果没有重大过错，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升官，但是苏轼往后都不得升迁。 紧接着第四道诏命，一降到底。英州也不用去了，去更远的海边惠州，不是任职，而是安置。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在15年之后，苏轼又重新回到了被贬黄州时的境遇，失去了所有的权力，成了一个被地方官监视居住的犯人。 接到被贬诏命之后苏轼毅然决定，不再让一家老小跟随他，而是独自承受所有的苦难，只带着小儿子苏过南下，朝云也愿追随，便一同奔赴岭南。这一趟足足走了有半年，长途劳顿，4月份出发直到10月份才抵达。 苏东坡在惠州居住了3年，觉得这辈子应该就这样了吧，山高皇帝远，朝中也应该也没有人还记得我这个花甲老人，于是倾尽最后的钱财，买了块地，建了房子，把一家老小唤来身边，准备就在这里了此残生。 可是房子刚刚建好，家刚刚安置好，1097年朝廷的第五道诏命下达，被贬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岛可不是今天的旅游胜地，是天涯海角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怎么会这样？据说是因为苏轼写了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了京城，朝中有人无法忍受苏轼在惠州还能生活得如此快活，你个老东西还春睡美，把你弄去儋州海南，看你还怎么睡。 从这5道贬谪诏命可以看出，政敌有多么痛恨他，皇帝有多么厌恶他。这时他已经60岁了“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觉得自己没有活着回来的希望了。与家人诀别，跟长子苏迈吩咐了后事，这时朝云也已患病离世，他和苏过二人一叶扁舟去往海南。 自我拯救 苏东坡是如何度过被贬惠州与儋州的时光的呢？ 如果说当年被贬黄州，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如今花甲之年被一贬再贬，名利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所要寻求无非是如何解脱自己的心灵，超越现实的苦难。 话说苏轼在惠州的时候，住在嘉祐寺，时常登山远望，每一次他都拄杖疾行，一口气登上山顶。可是有一天，刚走到一半就觉得十分疲惫。抬头仰望，忽觉山顶遥不可及，心底泄气，暗自愁苦。但是转念又一想，爬到山顶又如何？能上就上，不能我就地休息甚至转身回去又有什么不行？想到这里，顿时“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人生就是如此，总是不自觉地画地为牢，在自设的陷阱中难以自拔。人生并非只能一味的往上攀爬，只要自己愿意，暂停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有何不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换一种思考角度，就能从盲目荒谬的自我桎梏中忽得解脱，重获自由。 此前重返中原的念头一直萦绕心间，现在他突然觉得，在惠州待着不也挺好吗？大不了就把自己当做惠州当地一个屡考不中的老秀才，就在家乡安度一生；大不了就把自己当做隐退乡里的穷和尚，在小破庙里，吃糙米过一辈子。 “此心安处是吾乡”虽然是东坡给别人的寄语，却代表着他自己的坦然之态，心安则可随遇而安。 那个位高权重的苏轼又回归成我们所深深喜爱的潇洒东坡，他开始享受惠州的点滴美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当地市井寥落，每天只杀一只羊，他不敢与官员争买羊肉，也买不起，就专买别人都不要的羊脊骨。拿回去煮熟之后，用米酒一泡，撒点盐，烤一烤，可以啃半天，慢慢享受从骨头缝里挑出来一丁半点的羊肉。 研究出了这个做法，他还专门写信分享给苏辙，让他也照着做，羊骨头可好吃了。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旁边的狗看着你吃这么香，它一定很不开心。或许苏轼就是在说狗，也可能是在笑骂打压自己的政敌。 去到儋州，生活更加艰难：“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凉泉”。刚到海南的时候，东坡真的是度日如年。 无处可居，好在地方官让他住在官舍里面，但没过几天朝廷就派人把他给撵了出去，帮助他的官员也遭到罢黜。后来父子俩在十几个学生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才有了能遮蔽风雨的茅屋。 更要命的是没有东西吃，粮食全靠内陆海运过来，一旦天气不好，船只过不来就要断粮。那真叫“得米如得珠”。 没得吃了，就想办法挖点芋头来充饥，苏轼吃得还挺高兴，说这东西真的是色香味俱全，人间的美味啊。 后来他又发现了烤生蚝，抛开生蚝，淋上酒用火烤，从未有过的鲜美，大喜过望。他在家信中跟儿子说，你可不要把这个好东西宣扬出去啊，我怕被朝廷里的人知道了，都跑来海南跟我抢东西吃。 我们当然明白，不管芋头也好，烤生蚝也好，都是苦中作乐。 一段时间之后，苏轼消瘦了好多，而当时弟弟苏辙也被贬到了雷州，与他隔海相望，处境也跟他相去不远。他写了一首诗跟弟弟打趣，大意是：我们两个现在都瘦到戴帽子都会往下掉了，如果再这么瘦下去，就能变成两个清瘦的仙人，驾着黄鹤飞回故乡了。瘦就瘦吧，只要能够安居而闲适，便是千金难买的福气。 在海南这苦绝之地苏轼始终在努力地开解自己，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刚刚来海南岛的时候，始终盼望着离开这座孤岛，后来一想，这方圆九洲，中华大地，所有的人不都在这大海的包围之中吗？不都是生活在一个更大一点的岛上吗？ 自己就像是只不慎跌入一片水洼的蚂蚁，自以为落入了大海，慌慌张张地爬上一片小树叶，心中惶恐，不知会漂向何方。不一会，水洼干涸了。小蚂蚁生还之后向同伴哭诉：“我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其实在人类看来，小蚂蚁何其的可笑。 同样的道理，今天我被贬到儋州，何其不幸，难免暗自神伤，但从更广阔的天地宇宙看来，我的自怨自艾不也和这小蚂蚁一样可笑吗？ 就这样，苏轼在苦难中一次次地超脱，一次次地完成自我拯救。 以旷达出世之心，成为民入世之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从来都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次被贬惠州儋州，让他远离庙堂，而更加接近百姓。一个人想要真正地摆脱孤独与苦难，需要和人在一起，去关心帮助周围的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周围的人捆绑在一起，进而完成超越。 在惠州，作为被贬犯官没有权力，但他有一个表兄叫做程正辅，任广东提刑相当于省公安厅长。他就借着程正辅在位帮当地百姓解决了很多的困难，像是纳粮问题，交通问题等等，最大的举动是张罗了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解决了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 当年在黄州的时候，苏轼见当地农民使用一种叫做秧马的插秧工具，方便省力，很好。于是就向当地的农民介绍这种工具，并由官府出面推广，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岭南那个地方闷热潮湿，疾病横行，当地文明不昌，缺医少药。苏轼频频给他在中原的朋友写信，让他们多寄点药材过来，然后施舍给周围的人。 “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很奇怪，其实都是“劳己以为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生病的人得到救治，善饮者能喝到酒，这让我自己非常的开心，其实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我自己罢了，别人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 这就是苏轼，以超然旷达的出世精神做孤忠为民的入世事业。我们常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是无论穷达，都努力兼济天下“不以一身福祸，易其忧国之心”。 在所有元祐大臣中，苏轼是被贬最远的一个。但是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做是“天其以我为箕子”。据说当年周武王将箕子分封到朝鲜，而箕子就将华夏文明传播到了那里，开启当地民智。苏轼把自己看做是海南岛上的箕子，尽力帮助这片蛮荒之地文明开化。 海南岛上农业落后，粮食都靠内陆供应，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人开荒种地，重视农业生产，教他们耕种的方法，帮他们引进中原的优良品种。 他还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讲学明道，吸引了众多的学子。 其中有一位叫做姜唐佐的年轻人，前来求学半年之久。临别时，他请求苏轼赠诗一首，苏轼提笔写道：“沧海何尝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写了两句苏轼说：“等你考中进士，我再为你补齐后面的两句。” 姜唐佐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1109年高中进士。但这个时候苏轼已经去世8年了。苏辙代笔完成了当年哥哥的承诺：“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在苏轼最后的人生时光里，他始终的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古代文人“兼济天下”的品行与操守。 而就在这个时候，庙堂之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政局再次突变。已身处天涯海角的苏东坡，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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