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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牛人曾国藩说：“人才以陶冶而成”。 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曾合上书本感叹：曾公办事，确有门道。他正是靠善于识人、养人、用人，在体制外重新打造出一支劲旅“湘军”，才最终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把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后来读《毛选》，读到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爱护干部的办法，方才发现人外有人。比起历史上所有培养人才的论述，毛主席高出了一个维度。 何出此言？ 中国古人有比较严重的“自留地”思想，农业时代的人有样好思想好技术，就要藏着掖着，生怕被人抢了饭碗，在传承上讲究“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因此很多东西传着传着就失传了，没失传的，也仅仅闷在自己的肚子里，失去交流升级的机会，以致逐渐脱离时代了。 当然，历史上也难免有个别例外的存在，比如孔夫子有教无类、开风气之先，竟成圣人。但这样的背景之下，培养人才更多是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偶有讲方法的也是只言片语，并局限在个体和片面，难以形成培养人才的完整体系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毛主席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把培养人才从某个阶级的价值观，转变为最广大群众可学可用的，既是价值观又是方法论的人才培养思想体系，为培养人才增加一个维度，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员”。
毛主席对办教育情有独钟，从青年时期开办工人夜校，到走上革命道路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校，许多优秀的人才在学习的过程中被培养、被发现。1927年，他在上井冈山之前，花费大半个月的时间搞调研不说，还办了个训练教导大队，后来这个教导大队竟然成为国防大学的前身。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他不仅推荐经过自己严格筛选的学习书目，还亲自编写教材，他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起先就是红军大学的教材。 长征胜利后，他专门让人收集老红军的信息，要把这些经受过重重考验的、大字不识的“革命宝贵财富”调到大后方补习文化课；延安时期，为了让更多的人识字、有文化，他亲自编写文化普及读物。 毛主席除了擅长搞教育，还善于做总结，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工作方法，并教会他们工作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用简明易行的语言把调查研究的方法讲得清楚透彻，既有高度的理论性，又有切实的可行性。在《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他教领导干部要善于“当班长”、学会“弹钢琴”等工作方法，形象生动又简明实用，让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他培养人的每一步，都直指“三观”，改造升级其“底层系统”，达到唤醒其沉睡的力量之目的。 一是指导他们的工作，提升他们的理论和工作能力。毛主席的指导，是让他们在敢于负责的基础上去放手工作，在关键时、关键点给予指导以到达“收”的效果，做到有收有放。这方面，他的老对手蒋介石就是反面教材，蒋公把什么都抱得紧紧地，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在培养能力方面，注重传帮带。毛主席在延安成立了一些研究哲学的团体，有的研究会他还亲任会长，目的只有一个：先进带后进。团体之外，他还组织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黎平、叶子龙等，每周活动，活动之前他会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1951年，他支持成立由约 300名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学习组，并亲任组长。 二是及时检查监督，说服教育，帮助进步。1940年8月，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但有同志在会上批评彭德怀有野心、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实力。会后，彭德怀找到毛主席、周总理说明情况。 在窑洞里，毛主席一开口就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才讲出有同志不满的原因，指出了双方各自的错误，让彭德怀心服口服。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毛主席吸取以前“左”倾错误的血的教训，定下了“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的规矩，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整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造成了党内的整齐划一。 三是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同志。我党早期靠游击战起家，各个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山头”，为解决宗派主义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五湖四海”的方针，要求不以我划线、不搞团团伙伙，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从而团结了大多数人。 说到团结，毛主席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为了求团结而积极地忍耐，是在他培养人才中的创举，也是他博大胸怀的体现。 就这样，毛主席用培养人上增加的维度，实现了对古今中外所有人才培养上的“降维打击”。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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