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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文革前后
4、石门乡石门乡是是江北区最后一个建镇乡，它所管辖的范围东接猫儿石乡，西接石马河乡，在南桥寺交界玉带山，盘溪、大石坝一带。这个乡主要的大厂是第十兵工厂，也是最大的国营企业，之后改为江陵机器厂。石门乡辖区内还有西南财贸学校。乡长赵文贞是个农民，原是大地主石廷荣的丫鬟，初识文化，工作积极，投身革命，忘我劳动，是市妇联竖的典型标兵，群众选她为乡长，深得群众信任。为了辅助她工作，区上派我为石门乡的文书兼财粮科干事，后来，干脆任命我为副乡长，也好进行工作。连同民兵队长詹青云，炊事员叫张四娘，乡政府人员一共五人。为了好发工资，我给张四娘改了个名字叫张仕良。张仕良四十几岁，是个寡妇，善良勤劳，她热心照管我们的一日三餐，还帮我们洗衣服、洗被子，像长辈一样照顾我们的生活。
说到张仕良，就会引来她几次看管和爱护文物的事。由于我为她解决了工作问题，虽是供给制，也纳入了正规编制，还发了一套列宁装，成了工作同志，老有所归，她很感谢我，便在空闲时，开了一大片土地，种上四时蔬菜，还有四时鲜花。赵文贞也高兴，四孃四孃的喊，很敬重她。乡政府的地址在石廷荣的公馆里，房子都空着，人进乡政府就像进入了一天，张仕良跑来告诉我，她发现了石廷荣的酒窖。我跟着到了阴森森的酒窖地下室，一排排的绍兴黄酒，足足有上百坛，每坛酒都记有年号，远的是光绪四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这简直是酒的宝库。地窖里还有十几大缸用泥封存的酒。民兵队长詹海云叫两个民兵把其中一缸的封泥撬开，一阵酒香扑鼻而来，喷得人昏昏欲睡，大家都嚷嚷着用瓢掐点来尝尝。人够进缸，一勺下去，空的。按住脚，再往深处去，捞起一瓢，一看，一大半瓢红黑色的酒浓浆，如同浓鼻涕似的，用手蘸点一尝，浓烈的酒香充满口腔，像是水草的浓缩品。大家都想尝尝新鲜，拿凉水来勾兑，原来是一缸缸果酒。兑好后没有下酒菜，就这么你一碗我一碗，大吃起来，吃得满身发热，脸颊发红，醉得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将这一发现赶快通知区委区府。刘政委指示：“不能乱动，把酒库封存好，等候处理。”赵文贞说：“这是张四婶的功劳，我曾听石老虎说过，“这是陈年果酒，名贵的馈赠品，是好东西，应该送给刘邓首长吃。”在写封条时，张仕良细声地神秘地对我说：“我已弄了两桶，封存放在你寝室里。”这酒派民兵送到区委，又送到市委，然后到了西南局，区上领导吃过这酒的人都说：“小张饱了我们的口福，那么多的好酒，一辈子也没见过，也未尝过。小张应记大功。”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是张仕良的功劳，不是我贪功，而是同志们的误传。我到处申明：“美酒我们炊事员发现的，莫栽在我头上。”我知道刘政委、余区长、魏科长等几个顶头上司都喜欢喝一杯，便将张仕良送给我的木桶酒分装成陶石荣廷公馆大门外，盘溪河边，就是我们乡政府的菜地。一天，张仕良摘菜时，发现有人在撬地边的堡坎石头，有人还去推倒了大石碑。她上前阻拦：“公家的东西，随便乱整么，放倒！”那人见是个中年妇女，穿一身列宁服，一个四不像干部，根本不畏惧。“叫你放倒！聋了吗？乡政府的东西动不得！”张仕良大声呵斥，惊动了值勤民兵，提起枪跑过来吼道：“叫你搁倒，你莫看这个老太婆，她是乡政府的工作同志，莫看她不起眼，不信玄就来试试。”那人怯生生地说：“几块烂石头，我想撬去修猪圈，又不是什么宝贝。”说着，灰溜溜地离开了。等我下村回来，大家都笑谈此事，四婶真威风，像个工作同志。我去探究竟，跑去一看，硬是个宝贝。那是一块风化模糊的大石碑，与其他石碑不同，上面还有个大石盖，像是屋宇的房盖。基座的龙虎纹还依稀能辩。我返区时，闲谈中与文教科的同志说起这事，他们便将这事汇报给余区长。余区长是文化人，觉得盘溪的这块石碑有来头，说不定是块“汉阙”，急忙叫文教科打报告，请市文化局的文物专家来鉴定。果然，那是块汉阙，文化局派人拨专款修复了汉阙，并定为市一级文物保护，迄今，汉阙仍挺立在那里，但谁会想到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发现的呢。石公馆实在是太大了，乡政府几个人哪里能住这么宽大的房舍。自从发现酒窖，发现“汉阙”之后，这儿也引起了市文化局的关注。一天，我从区上开会回来，老远就听到乒乒乓乓的响声，声音传得很远。那声音是从石公馆内传出的。我三步并成两步跑回乡政府。果然又是张仕良，这次她几乎惹了大祸。她领着几个民兵，正在砸一箱一箱的书橱，有的人对砸不开的书匣还使用斧头敲打。他们私自打开了石荣廷的书库，民兵看见一匣一匣的书放在大木匣子内保存很好，便给张仕良说：“四婶，这盒盒很扎实，我们想拿去当板凳，送给我们吧！”张仕良见书匣子多的是，正好用书发火煮饭，便满口答应：“这些盒盒，只要你们打得开就拿走，留下书我要用来发火煮饭。”这些无知的民兵，那里打得开书匣子啊，书匣子是很硬的红木做的，还有暗栓，难怪他们使足了吃奶的气力也打不开，于是就想用斧头砍，用铁锤砸，这才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一见这光景，赶快制止：“那个叫你们乱整的，放回原位。这些书是无价之宝，这些盒子也是宝贝，亏你们想得出来，拿去当板凳，拿去发火！”我把张仕良叫来责备道：“你放牛娃儿就敢跟主人把家当了。这些书值价得很，已经报告给文化局了，不久就有人来清理，这偌大的石公馆宝贝多得很，你怎么能随便作主，想砸就砸，想烧就烧呢？”张仕良忙说：“小张同志，我错了，下回再不敢了，我没有给你这个老板讲，是我的错。”我生气地说：“你还不懂，我不是老板，人民才是老板！真无知啊！”我不得不给张仕良和民兵上了一堂保护文物的课。不久，文化局果然来了专家和工作人员，一一清理石公馆的书籍文物。他们也在乡政府搭伙，派人帮助张仕良搞后勤。在与文化人接触中，张仕良也略知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是国宝，不能随便处理，要爱惜保护。今天重庆市图书馆的古本善本藏书，很大部分就是那时从石公馆中收集来的。后来，公安局看中了石公馆，把它改为劳改队的看守所，我们乡政府便迁到盘溪河边的曾公馆。这是一栋小洋楼，是一个姓曾的地主的别墅，有十来间房，有临近溪河的庭院，风景秀丽。庭院内有四季不榭的花，八节长青之草，住起来真安逸舒适。这时，赵文贞已调到市妇联，我这个副乡长也就成了代乡长，管理乡里的日常行政工作，迎来了土改。土改定江北区为实验区，西南局派来了土改工作团，第四分团的一个工作队进驻。这个工作队的成员都是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同志。队长是作家艾芜，副队长是经济学家陈豹隐先生。工作队直接与我打交道，我便与艾芜同志熟悉起来，他收集了不少石荣廷的素材，我也给他提供了许多斗争地主的事情，在此基础上，艾芜同志写了一篇小说《石老虎》，发表在《西南文艺》杂志上。我们一起谈到乡长赵文贞，从一个丫头成长为女乡长，当上了市妇联的领导干部，他也有心向人民介绍这个巾帼女英雄，只是无缘，她调走了。他说：“小张，你熟悉她，你写她吧！”我的文化只是个高中生，哪敢去担当作家的任务呢？不是谦虚，是不敢。经过艾芜同志的多次鼓励，我那狗脚鸡文章敷衍出来了。与其说是文艺作品还不如说是工作简报，那里上得台面，几经艾芜的修改，每改一次，艾芜同志就给我上一次文艺创作课，这样，便由艾芜同志帮助发表在《西南文艺》上，题目叫《女乡长》。因为认识了艾芜，我对文艺才有了点兴趣。我跟他讲了我的家庭，讲了我如何参加革命，讲了余区长、刘政委对我的关心，他们是我的老师、诤友和父辈。艾芜对我也很感兴趣：“小伙子干练，有魄力，好好工作有前途，如果喜欢写作，我当你老师，好吗？”我向他谈到我的两个国文老师也是作家，他们是何建熏和黄碧野。
艾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何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当系主任，黄先生在武汉作家协会当主席，后来我上大学，就是奔着何老师去的。由于没有缘分，艾先生回省城成都再无联系，阴差阳错，我失去了做文艺工作者的机会，只要一想起来，就不免后悔和惋惜。这个曾公馆的主人，原是杭州美专的学生，徐悲鸿先生的高足。抗战时，徐悲鸿先生逃难到重庆就住在这里。曾家的财产没收后，没有动过，我们乡政府驻进时就贴上了封条。大家都注意保护这院子内的藏书。可是土改工作队的炊事员就不那么注意了，有人将藏书拿来生火煮饭，又有人在花梨木的八仙桌上切肉，砍肉斩馅包饺子。这下子惹恼了张仕良，她大声吼叫：“没文化，包谷杆、高粱杆有的是，瞎了吗？敢烧书？这桌子是文物，拿刀砍成路路，是在搞破坏。”她一吵，惊动了工作队的文化人，他们都责怪炊事员，连忙赔礼道歉，还夸奖张仕良有胆识，有眼力。说也奇怪，张仕良一个普通农家妇女，懂得了道理后，竟能挺身而出，保护起文物来。如今，那些家财万贯的开发商，为了商业利益，竟然肆意破坏文化遗产，相比之下，不应惭愧吗？由于这些文化人的关注，我们清理出了徐悲鸿先生的留下的遗画。如今，重庆市博物馆里陈列的徐先生的《嘉陵江吸水图》，就是从这里寻到的。市文化局的同志还从这里找到徐先生的许多草图原件，这也是土改中的意外收获。土改工作结束后，区财粮科要搞夏征公粮了，还要发放土地证，需要作大量准备工作，财粮科迫切需要我回去。区政府的调令来了，改派办公室的秘书郑裕同志来替换我的工作。郑裕同志是地下党员，对农村工作很熟悉。就这样，我结束了石门乡代乡长的这段生活。(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汝航，重庆人，（1931---2023.1）。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市第九中学）、重庆第三十七中学任教。晚年投入成人高校教学，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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