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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这一集拟通过3个有关德黑兰人的小故事说一说两伊战争后伊朗中产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也便于读者与现在情况进行对比以更多地了解现在的伊朗。 在伊朗遭受国际制裁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在人们印象中，伊朗人生活很是困难，近些年来尤甚，但以前可不是这样，而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伊朗那个时候更非如此。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伊朗人生活虽然清贫，但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可以说，两伊战争后伊朗经济一直还可以，特别是在与伊朗打了八年战争的萨达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遭到国际制裁之后，原本因美国人质事件而在世界上孤立的伊朗反而获得了埋头发展经济的极好机会。只是在十多年后，即本世纪初，因伊朗坚持进行核武级别铀浓缩并发展核武器而遭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谴责和制裁，此时伊朗的经济才开始变坏，伊朗人的生活也才开始变得愈益困难了。 其间，因伊核协议的签订，伊朗经济困境自2015年起曾有缓解。但是仅仅3年后，即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坚持在中东地区输出伊斯兰什叶派原教旨主义革命的伊朗进行石油制裁，致使外国公司纷纷撤出，伊朗经济又开始恶化，还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根据资料，伊朗货币里亚尔（Rial）兑美元已从制裁前的4.2万比1贬至2019年10月份的18万比1，黑市价格更是无以计数。货币贬值导致物价飞涨。据说自那以后在德黑兰，1碗方便面都要卖到几十万里亚尔，1公斤羊肉更是数以百万计了。 但是我在伊朗期间，也就是1990-1993年间，感觉伊朗人的生活总体上还是挺不错的，稳定而又可能充满希望。那时由于有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政府有条件给伊朗中低收入阶层民众以大量的生活补贴（这在《伊朗杂记》第二集一文中对此有较多的分析和叙述——作者注），加上伊朗的人均GDP那时就有2200多美元，伊朗人的生活显然还是比较好过的。要知道，1990年我们中国的人均GDP仅317美元，而且还在使用粮票（直到1993年粮票才被取消）可以说，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虽然存有很多问题，但就中产阶层而言，虽然也有贫困和拮据，但他们中不少人的生活还是平静的且充满了希望。 我那时主要生活在德黑兰。德黑兰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位于东西走向、平均海拔3000余米且冬天积雪的厄尔布尔士山的一大片南坡上，地形北高南低，海拔平均约为1500米左右。德黑兰市的南部多古老而低矮的建筑，绝大部分中低社会阶层老百姓居住在那里，也是伊朗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规模宏大的陵墓也建于德黑兰南城。德黑兰中部则多是商业区，有很多商店，还有著名的大巴扎（源于波斯语：Bazaar，意为大集市）。一条快速路将德黑兰北区与中南部地区连接起来了。
德黑兰北城属于所谓富人区，多现代化建筑，巴列维皇宫等原皇家建筑物也多在那里，还有许多成片的私人别墅和公寓，高级饭店和各种高档商品专营商店也很多。当然，那些销售欧美高档商品的商店因西方品牌被禁几乎一个不剩地关门大吉，而所谓的高档饭店在革命后均改了名并因管理不善也不再高档了。如德黑兰希尔顿大酒店，革命后改为独立大酒店，由于管理上不去，里面的设施都已陈旧不堪。中国来的代表团多住在那里，我也常去，曾见过有的房间的柜门都关不上了。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德黑兰北区建筑物与大多建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坡的坡度较缓的山地上，土地也比较金贵。这些私人别墅和公寓几乎都是栉比鳞次、围墙相连地盖起来的，也都很漂亮，院子则大小不一，但多有游泳池和花园。从这一点看，德黑兰有钱人的生活方式，至少在住宅条件方面与西方没有什么区别。 德黑兰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南城还是北城，其居民都喜欢养花种草，几乎所有住宅的院子里大多是一圈乔木庇荫下的一片青翠的草地，或在围墙四周栽植一些花期较长、也可以攀爬高处的蔷薇科各色鲜花。所以，无论春秋，德黑兰都是一座色彩丰富的城市。既然开场白谈到了德黑兰人的住宅，那么下面的小故事就从我们租房谈起吧。 壹
作者（左一）与泽塔先生夫妇（中间两人）及谭国保先生，摄于1990年春 1990年我去伊朗不久就在北城偏东某处一条溪水旁租了一套面积不大、装潢也很普通的房子权且安身。这套房三室一厅，位于一楼，房东住在楼上，互不干扰，房租每月350美元。 那位房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泽塔先生，当年约60多岁，据说还曾担任过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某任文化部长（或副部长，这是房屋中介私下里说的。我们最终租下这套位于偏僻地带、层高较低、装饰也比较陈旧的房子也考虑了这个因素：房东是有文化且有身份的人，也好相处和交流——作者注），很有学识，然而他已经老了，又是前朝人，从居住条件看他们的生活显然比较清贫。与泽塔先生相比，泽塔夫人看起来年轻不少，或者说保养得很好，而且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典雅的贵族气息。 泽塔先生老俩口很好客，有好几次邀请我和助手，也是波斯语翻译小谭（即谭国保先生，后曾任中国海洋石油伊朗分公司总经理——《伊朗杂记》第四集对其有所介绍——作者注）上楼去他家喝茶聊天。我们居然还曾聊过围棋！他在听我说了有着黑白两色棋子的围棋的变化比银河系基本粒子总数还多几百次方之后曾惊叹地说：围棋是安拉与魔鬼的战斗！这也是我在伊朗期间唯一主动与我聊围棋的伊朗人（详见《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作者注）。但出于尊重和谨慎（那时我只是一个外国商人而又身处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国度），我在与泽塔夫妇俩聊天时总是避免提及有关巴列维时期的话题，结果对泽塔先生的历史情况知之甚少。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遗憾的。 其实，或许是因为伊斯兰革命期间巴列维王朝政府并没有对毛拉们及其拥趸，即那些贫困的底层民众进行过残酷镇压，再加上萨达姆的伊拉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刚成功就开始在两伊边境上制造摩擦，大战一触即发（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第二年，即1980年9月两伊战争便爆发了——作者注），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巴列维旧政府成员也采取了相对比较温和的政策，除了清洗少数没能及时逃到国外去的王室重臣和高层军官外，对其余高级官员没有杀戮或长期关押，只是不再续用，而对旧政府的中层和基层官员及军队的中低级别军官则只要归顺就大多留用。泽塔先生去职后能够留在德黑兰并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的背景也许就是如此吧？ 我们每次应邀去楼上泽塔先生家，泽塔夫人都拿出一些点心犒劳我们，其中有一种用麦芽糖、面粉、奶酪和橄榄油做成的小吃，味道很好，绵软细糯，还有一股独特的清香。印象中泽塔夫人将这种甜点称之为萨曼糯（Samano？），说是她亲手做的。聊天时还得知，泽塔先生老夫妻俩没有子女，主要靠原来的积蓄和楼下这套空闲房子的房租过日子，好在他们老俩口也花费不多。 我们那时自己做吃的，也时不时卤些牛腱牛杂之类的熟菜吃，每次卤好后，也总是切上一盘子牛肉送上楼去给房东老夫妻俩尝尝。投桃报李嘛。他们也总是对我们的手艺表示赞赏说：Chinese foods，nice！（中国菜，好吃） 泽塔先生有一部汽车，牌子是培康（Paykan），很旧了，车身也到处掉漆，露出锈色来。他经常开这部旧车出门办事，包括采买什么的。这种培康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本土国产的汽车品牌（可能与德国合资生产的），外形很土，扁方头，塌屁股，有点像很早以前在中国生产的德国大众捷达。我没有开过，但听说很皮实，伊朗的中低收入人家，有条件的都喜欢或者说其经济条件决定他们也只能买这个品牌的车。当时的德黑兰满大街都是培康，出租车也多是培康。国外进口品牌的汽车也有一些，甚至还常见到一些豪车，除了宝马或奔驰外，保时捷和兰博基尼等时尚品牌的跑车也偶有所见，敞着车篷，里面坐着衣着考究或华丽的年轻人（女子）在街头呼啸着驰过，很拉风，但不是很多。 不过，伊朗的汽油也真是便宜。当年我们加1升汽油，即便没有补贴，也仅要50里亚尔，合人民币0.3元，加满油箱约15元人民币（补贴的汽油更便宜，每升30里亚尔）。现在据说也不贵，每升汽油约为人民币1元多吧。 有一次，我看泽塔先生又要开那部培康车出门就问他，你这车是哪年买的？他说有10多年了。看那车破旧的样子，我都有点怕他开车出门会出事故，就问：伊朗汽车要不要每年都检测（Annual inspection）一下？年检？他听了有点不懂。我就说，在中国，所有汽车每年都要由政府检测一下车子的性能，比如车刹（brake）什么的，检测没有通过的车子就不能上街。他听了就笑着说：我这车刹很好，你放心吧。 说着那老先生便坐进车里，一只脚踩刹，另一只脚则猛蹬油门，这时随着一阵轰鸣声，那汽车抖动起来，车后也喷出一股浓厚的青色烟雾，然后他一松车刹，那汽车就像脱弦之箭猛地窜了出去，开走了。此时我看见泽塔先生从车窗伸出左手，还打了一个响指……
伊朗培康汽车，网图 看着他那种很酷的样子，我在想，这位平时看起来很平和的泽塔老先生开起车来居然还有如此激情？这与其平时的温文尔雅做派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呀！真是老当益壮呀。 后来因实施的项目多了，项目组也多了，陆续来德黑兰的工程师和专家也越来越多，泽塔先生家所在地又比较偏僻，不方便项目管理，加上公司办事处又拟增添几位员工和雇员，此地房子太小不合住，更不适合办公。于是在租房合约到期时，虽经泽塔先生诚意挽留，我们也只能在一再表示谢意和遗憾后搬离了他家。 搬走后，谭国保还去过泽塔先生家2-3次，记得其中一次是送去了一份我做的粤式白斩鸡。再后来，由于忙于工作，我们就没有回去过了。现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泽塔先生如还健在，也有90多岁了吧。谨以此文祝福他们夫妇！ 我们后来租住的房子位于德黑兰北城米尔达马德大街附近的纳夫特街（Naft，波斯语意石油），算是别墅，房间又大又高，院子也比较大，还有一个约40平方米的游泳池，环境不错，距离几个项目组及其项目业主公司都不远，但房租也贵些，每月租金600美元。我们也是与房东合住，后者住楼上。 这家房东因有儿子在德国，生活条件显然比泽塔先生要好，而且他们夫妻俩还经常去国外旅游，与我们不经常见面。租住初期，我也只上楼一次，还是拜访。不过，打扫院落、拾掇花草以及清洗游泳池等活计都不包括在租房合约条款中而是由房东负责雇人打理，所以我们住得也省心。 米尔达马德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很长的大街，位于其北面的纳夫特街区有很多条东西行街道，由南到北从纳夫特1街一直到纳夫特9街，每个街区沿街建造的都是一个个围墙相连的2~3层独立屋或别墅，间杂着一些公寓式多层小楼。走在这些街区之间，还能时不时看到有的地段正在翻建房屋。 可能出于抗震需要（伊朗多地震，1990年6月也就是我去伊朗没多久，在距德黑兰西边100多公里处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死伤了约25万人，德黑兰也有房屋倒塌，尤其南城。当时我住的房屋在北城，靠近我驻伊经济商务处，是一个联排别墅，摇晃得很厉害。我心知地震了，想往门外跑，可就是站不稳，门也打不开，很紧张，勉强站在房间中间也不知所措。好在最后房子终于不晃了，我们也最终打开房门跑到了大街上。大街上已经满是惊慌失措的伊朗人了。那次确实很危险——作者注），这些新建的房屋大多是采用钢架式结构，即先用工字钢搭成建筑物框架，然后再敷上各种轻型建筑材料。这种防震抗震式的钢结构建筑技术就是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先进的。 由此可见，住在这些街区的德黑兰人大多是伊朗中上阶层人士，或者说他们大多属于当时革命后伊朗比较富裕的那部分人。而对于伊朗很多中低收入阶层人士来说，期望在德黑兰北城区像纳夫特街区那样的地方购买或拥有一套住房可能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个梦想，一个伊朗梦。当然，这话也不能说绝对了。我就碰到过一件事说明住在纳夫特街区的人并不都是有钱人，其中有些人可能还很贫困。 贰
我太太站在雪后德黑兰纳夫特7街街头，摄于1991年冬 那是1991年春的一天，我开着那辆紫红色、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雅阁汽车从外面办完事回家，经过纳夫特7街由西向东靠路右侧缓慢行驶时，从路北，即从路左侧一栋公寓的临街大门里，也不知为何，突然倒着开出一辆甲壳虫小汽车，车速很快，一下子就冲过了道路的中线。我看不妙，立刻就踩了刹车，但也来不及了，只听“嘭”的一声，那辆小汽车的车尾直接撞到了我的车头左侧：车祸发生了。 我下车一看，我的车头左侧大灯裂了，灯旁的车壳也撞瘪了。这时那辆显得较旧的甲壳虫车上也下来一个穿着深灰色恰朵儿、披着淡色头巾但打扮得比较整洁的中年女人，看到这一切知道自己闯祸了，就站在那里紧张地看着我，不停地说着“I’m Sorry”。此时附近正好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当年德黑兰的警察也是浅青色装束，脚蹬士兵靴，与革命卫队服装差不多。不知为何，我直到离开伊朗也没有搞清楚伊朗的警察和革命卫队制服有何区别——作者），好像看到了这一幕，就走过来用英语说：先生你无责，那位夫人负全责。然后他拿出一个本子，记下了那女人和我的姓名、电话以及各自的车牌号码，又对我说，这位夫人负责修车，你签字后由她交到警署去就可以了。那女子见状也用英语连声说道：OK，OK！ 那是我第一次在德黑兰出车祸（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感觉伊朗警察处理的效率很高，对那女人的态度也表示满意，于是就给了那女人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及住址（我的住所就在这条街上，距车祸现场仅有200米远——作者注），然后说：我自己去修理汽车，你只要偿付实际修理费就可以了。 那女人连声说着“Thank you！Thank you”，也给我留了电话。我在对那位警察表示感谢后就开车回家去了。 回家后我就打电话找了一位熟悉的伊朗朋友，是不久前修理我住宅院子里的深井水泵时认识的，请他将我的车开到他熟悉的一家修车铺去修车了（那时我们从未修过汽车，也不知道德黑兰哪里有修车铺，当年似乎也没有4S 店的概念——作者注）。 两天后他就将车子开回来说修好了。我看那车修得确实不错：坏掉的大灯换了，钣金和漆面处理得也很好，就问他修这车花了多少钱。他递过一个清单，上面打印的都是波斯文及其数字。小谭看了说，换一个大灯15万里亚尔，不算贵。按当时黑市汇率，那笔费用约为100美元多一点。不过，在当下的中国，换个大灯加上钣金烤漆可能还不止吧？ 当时，修好的汽车已经开进院子，停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面，我们就站在居所的院子大门口说话。十分凑巧的是，就在那时，那个前两天撞了我的车的女人也登门拜访来了。 寒暄之后，小谭给她看了那张修理费清单，我看到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然后她拿出一个钱包，取出里面所有的钱说，这是5万里亚尔，剩下的钱她分期付款行不行？看她亲自登门还款很有诚意，我随口就答应了。然后，她就和那位伊朗朋友用波斯语说了起来，说到后来有点激动，居然抽出一个手绢擦起眼睛来。那个伊朗朋友似乎在安慰她。 这时小谭低声告诉我，这女子说她没钱了，她的丈夫是个军官，上校什么的，前几年与伊拉克打仗时战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没有工作…… 当时听了，我心一软，想了一下就对小谭说：如这样我们就不要她还那修车余款了如何？看她说的也不像假话。那10万里亚尔我们自己消化吧。小谭说好。于是我就拿过一张纸，由小谭用波斯文写上汽车修理费多少已付清，就签了字，由小谭交给了那个女人说：这事过去了。那女人接过那张纸一看，又惊讶，又高兴，连声说道：海力玛目农，海力玛目农（波斯语意思：非常感谢）。 两伊战争爆发于1980年9月，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年。这事儿直接起因就是底格里斯河和与幼发拉底河入海口及其附近波斯湾上的几个小岛的领土纠纷，但这场旷日持久且死伤累累战争的政治背景还有很多，比如：人种不同：伊朗是波斯人，伊拉克则是阿拉伯人；政权性质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则是萨达姆的世俗独裁政权；穆斯林派别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什叶派穆斯林搞的，而伊拉克则是逊尼派穆斯林掌权。反正两伊战争因素很多，不一一足。 不过，两伊战争的主战场就在《伊朗杂记》第四集所描述的那片神奇土地——胡泽斯坦地区及其与之相邻的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下游。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几经拉锯，互为攻防，双方都死伤惨重。比如，伊拉克死伤近50万人，而伊朗的死伤人数更是高达105万人，而且从1980年9月至1988年8月，两国互相攻伐防守，整整打了8年。 两伊战争中伊朗的老国防军几乎伤亡殆尽。巴列维时期装备了大量美式武器的伊朗军队的军官多是在英美军事院校学习并受训的。前文也说了，由于伊斯兰革命时巴列维王朝并没有对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煽动造反的教士集团残酷镇压，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政权也没有对巴列维王朝政府和军队的中低级别军官和官员追责或赶尽杀绝，而是只要效忠新政权就继续留用。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不是前文提及的那种被伊斯兰革命新政权留任的巴列维时期的旧军官，也不知他是在哪一年或在什么地方战死的，但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也知道，在伊朗这么一个如此歧视女人的国家，一个女人中年守寡并带着孩子生活确实不容易。就凭这一点，给她豁免掉那笔修车余款就算是做一次慈善吧，而且是当时我们唯一可做的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两伊战争到后期，双方军队在前线呈胶着状态，但却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导弹袭城战，即互相向对方的城市无针对性地发射中程地对地导弹，炸死平民，以制造恐怖气氛。伊拉克的导弹相对多些，德黑兰就曾被众多导弹炸过，死了很多人。我们所居住的纳夫特街区也曾经被导弹炸过，炸塌了不少楼房，也死了不少居民。其实，就在我们聚在院子门口讨论修车事宜的当时，我们所租住的那个别墅的每一扇窗户的玻璃上都还贴着一根根米字型的防玻璃破碎的白色胶条。只要我们一回头，昔日战争的气氛依然可见。 不过说实话，这笔修车款的账目如何做平也很让我们伤脑筋，因为10万里亚尔（约70美元）在那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我在国内的工资才200元人民币不到，合20多个美元。我们在伊朗的伙食费每人每月也只有50美元，大家都不容易，这笔修车款做了慈善，但总不能从我们自己的牙缝中省钱来还吧——作者注）。后来，我们便利用办事处当时还比较宽松的居住条件，想办法通过驻伊使馆经商处介绍，主动接待了国内来访问的一个商务代表团。虽然我们那些天的采买和做饭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包括我在内的办事处每个工作人员也很辛苦，但好歹手上也有了一点活钱，这才最后把这笔10万里亚尔的账目给冲销掉了。 这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也让我感到，即便是住在德黑兰北城这片富人区的伊朗人也不都是有钱人。他们中也会有一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步入了贫困。 按当时国内标准看，那10万里亚尔（约合70美元）更不是一个小数（那时国内工资平均不到100元人民币，合10多个美元），但在当时人均GDP已有2000多美元的伊朗，白领阶层人均月薪一般都有100美元（14万里亚尔）或以上，可是一个住在德黑兰北城富人区公寓楼里而且开着德国甲壳虫汽车的女人却拿不出这笔钱。我想，这应该也是当年伊朗部分中产阶层人士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吧。 叁
德黑兰西北区，背后是厄尔布尔士山脉一角，网图 这个第三个故事是说我公司驻伊朗办事处聘用的会计礼萨·米法尔先生的。这也许算是一个年轻人在大城市逆袭的故事吧。米法尔先生当年30岁出头，印象中他是伊朗西北某偏远省份的人，父亲是个手艺人（记不得是做什么手艺了），他本人年轻时不喜欢继承父业做个手艺人，而是努力读书，后来考上了德黑兰大学学习财会，毕业后又努力考了注册会计师，结果被德黑兰一家国有大公司所雇佣。后通过一位伊朗朋友推荐，他就兼职当了我们公司的会计。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觉得这位年轻人不错，中等个儿，敦实的身材，皮肤很白，剃个平头，胡须刮得铁青，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不知为何，伊朗大部分男人，无论官员还是平民，似乎都习惯于穿西装却不打领带，衬衣领子也就那么敞开着），脸上总是露着笑容。我告诉他：我们这儿是办事处，即分公司，主要是一些流水账，项目合同款都是由伊朗业主方面或通过伊朗政府各部门财务局定期直接支付给我公司总部，不经过这里。所以要求不高，只要将办事处的账目做得干净（clean）就可以了。他眨着眼睛问我什么叫“干净”？我说，就像你今天的衣着装束一样，让人看起来爽心悦目。他立刻笑着说，OK！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办事处，也不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子公司，本身就没有什么复杂财务可做。这位礼萨先生便每个星期来办事处做一次账，一般1-2个小时。他人很老实，不多话，但账目做得确实很干净，向伊朗税务部门申报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于是与对待秘书海达丽一样，我在给他正常薪水之外也经常给他发奖金。 因为礼萨·米法尔是兼职，也无须坐班，一开始我给他开的报酬是每月100美元。也许有读者会说，怎么才给人家这么一点钱呀？其实30年前，无论伊朗还是中国，人们的收入都是不高的，而且美元也不是现在的概念。我那时在国内工资就算高的了，换算成美元也只合20多个美元。伊朗人表面上看人均GDP2200多美元，六七倍于中国（中国那时人均GDP才370美元，工资大多还是几十元人民币），一般工薪阶层收入也不高，月收入能有100美元就算不错的了。 而且他是兼职。米法尔利用业余时间还兼任了好几家外国公司的会计。但他有一个好，那就是有话就跟我们直说，但从来不评论其他任何人或公司的事，嘴紧。我问过他，这么辛苦赚钱干什么？他说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现在租房子住总不是长久之计。他的最大理想是在德黑兰买一套房子。 我不知道当时德黑兰的房价是多少（经查，2018年德黑兰北区房价约为每平米2000美元），但我知道不会便宜，否则我们的秘书海达丽小姐早就买房子了，不至于那时30多岁了还单身一人并住在她姑姑家。但如果按照我们当时国内的收入衡量，那时德黑兰北区的房价就绝对是一个天价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房子还没有商品化，而且人均收入很低。1993年从伊朗回国后正逢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我在合肥居住的面积并不大的三室一厅住房单元才由所在单位按照福利房价格卖给我，我只付了3000多元人民币。但10多年后这套房子市场价就值上百万元了。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大约是1992年秋，也是礼萨·米法尔先生受聘我公司任会计2年后的一天，他来到办事处，很高兴但也有点局促的样子对我说：他想邀请我和我太太以及谭国保先生到他的新家去做客。他们一家人都会很高兴的。我一听立刻惊讶地问他：你终于在德黑兰买房子了？在什么地方呀？ 他见我很关心他买新房这件事，就自豪地说“是的”，还说了一个街区的名字。我现在忘记了，但当时我知道那个街区位于德黑兰西北部，也曾经开车从那里走过，是一个新开发的街区，有很多建筑工地，大多是住宅，也有不少新建的建筑物。在那里买房者多为近些年在德黑兰发展比较好的白领工薪人士。我听了当即表示祝贺，说我们有时间一定会去他的新房登门拜访的。 与聚居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南城不同，德黑兰的北城多为富人区。原巴列维皇宫、外国使领馆和高级酒店也都位于北城区。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经济的多年快速发展，那一段厄尔布尔士山的南坡上几乎建满了各式各样的高档住宅等建筑物，而且地皮也因逐步稀少而日渐金贵。那年我为了租一套比较好的住宅房曾经开车将偌大的德黑兰北城区几乎跑了个遍，所以还比较熟悉。 于是，后来新建的公寓式多层或高层住宅多建在德黑兰新辟的西区，或叫西北区，与原来位于其东边的老北城区隔了一个较大的山脊。后德黑兰当局又建了一条新的快速路将其与老北城区连接起来了。在西区那里购买住房的大多属于德黑兰的中等收入工薪阶层，即那些收入相对还行但仍买不起北城区独立屋或联排别墅的白领人士。礼萨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记得那个星期天我和我太太以及谭国保先生按他给的地址开车去他的位于德黑兰西北区的新家拜访。他家位于一栋刚落成的多层公寓楼上，周围还有好几栋正在建设的同样建筑物，似乎是一个没有完全竣工的住宅小区。 上楼梯进他家一看，房子挺大，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墙上及天花板的边角上均有白色石膏压出的雕花，似乎还闻出房间里的那股淡淡的石灰味儿。一切都是新的，家居、窗帘、地毯及餐具等。米法尔和他太太高兴地领着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参观，介绍的同时脸上一直露着难以自抑的自豪的笑容。说实话，当时我们也都羡慕他们能住上这么大的新房子。 我们在向他和他太太表示乔迁新居的祝贺后，拿出了一幅较大的真丝织锦桌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礼萨太太将那块绚丽多彩的真丝桌布捧在手里边翻看着边高兴得不停地说着：“秦，斯尔克，哈桑吉（中国，丝绸，漂亮），海力哈桑吉！”...... 回顾那段历史后可以说，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从1988年至2008年这20年，也是安拉给予伊朗的最好也是最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在伊朗的那三年，伊朗正处于两伊战争的恢复期，还没有条件执着于输出其原教旨主义伊斯兰革命和发展核武器，加上伊拉克在两伊战争结束后立即入侵科威特，一下子成了世界公敌。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时曾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西方人质事件，但那时的伊朗并没有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更多制裁（1996年的美国达马托法案也只是限制外国公司对伊朗石油采掘和精炼领域的投资，没有影响到伊朗的石油输出——作者注）。 那些年里，伊朗的石油美元收入滚滚而来，国内货币汇率和物价却很平稳（我在伊朗的三年中，即1990-1993年，黑市里亚尔兑美元一直稳定在1400：1左右——作者注），伊朗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生活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据资料显示，伊朗GDP从1988年的120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4000多亿美元，20年里翻了近2番。伊朗人的生活也因此而水涨船高，并且各个阶层的人们对未来也都充满了希望。礼萨·米法尔先生多方打工兼职挣钱并很快便在德黑兰西北区成功买房子的故事就很有说服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之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石油美元的大幅增多，伊朗当权者开始膨胀，尤其是在艾哈迈德·内贾德当选总统后，伊朗对中东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发展核武级别的铀浓缩活动开始有增无减，且一意孤行，结果于2010年6月9日伊朗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的“史上最严厉制裁”。自那以后。伊朗经济一落千丈，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那年的GDP则从5000多忆美元一下子跌落到3800亿美元。2018年伊朗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居然取消了已经实施了30多年的给每个国民每月约12美元的食品补贴。这让中低阶层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当然，伊朗普通民众生活陷于困境并不代表伊朗权贵们的生活水平就降低了。有资料显示，伊朗经济总量的85%以上掌握在当权者集团手里，这些人包括但不限于那些大小毛拉、政府高官以及宗教军队——革命卫队的高层。 伊朗的教士集团，即那些毛拉们，以宗教慈善名义办有很多资金雄厚的宗教基金会，其中仅一个马什哈德基金会的现金流据说就有上千亿美元之多。而伊朗的革命卫队则乐于创办公司，有说其办有数百个公司，还控制了所有边境口岸和大约一半的出口贸易（前几年仅革命卫队所属公司的进口额每年就有120亿美元）。伊朗的支柱产业如能源、电信以及军事工业等也都在革命卫队掌控之中。 说到这里，这三个有关德黑兰中产人士的小故事也就说完了，此文该结束了。我不知道在伊朗的货币贬值、物价猛涨以及失业潮水之下，礼萨·米法尔先生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但我期望也祝福此文提及的所有伊朗朋友及其家人一切安好。愿安拉保佑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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