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假命题

“农民起义”的基本定义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起义，也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也即是，农民起义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以农民为领导，二，参与者应大多数为农民，三，有明确的纲领或实际达成为农民谋福利的目标。

在这一定义下，中国数千年来，相对比较有影响力的起义，几乎无一是符合定义的“农民起义。”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汉时绿林、赤眉、黄巾起义，再到唐末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宋时梁山泊起义军、王小波、李顺起义，明时的李自成、清时的洪秀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各朝各代的“规上起义”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三个基本特征中，符合“以农民为领导”的条件的，几乎没有。刘邦、窦建德是官吏；黄巢盐商；方腊是“家有漆园之饶”的地主；陈硕真是地主家的丫鬟；陈胜、吴广是军人；项羽的历史相对比较辉煌，《史记》中记载：“项氏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李密是西魏名将李弼的曾孙，祖宗三代从来都是货真价实的贵族。

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出于耕读世家，教书先生出身；杨秀清：上数三代都是烧炭工；萧朝贵是店铺杂役，还当过富户家的保镖打手，后来江湖不好混，无奈隐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冯云山家境富裕，和洪秀全同为教书先生；韦昌辉出身地主；石达开则是富农。

捻军首领张乐行出身豪强地主，黑旗军首领苏天福是放羊娃，白莲教首领茅子元是和尚，红灯照首领林黑儿是船家女。

有人会说，朱元璋出身赤贫，总该算是农民了吧？恰恰不是，农民无论是自家田还是给地主打工，至少还有田可种，朱元璋就是个要饭的，种田都不会，不仅无田可种，也没人肯雇他种田，因为他除了认识铜板，连苗和草都傻傻分不清，更不会是农民了。

参与者就更不以农民为主了。首先，起义军相当于军队，除了一级领导如刘邦、陈胜、宋江外，还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手工艺人、铁匠、参谋、将领，更要有地方豪强的参与以达成其政治影响力和财力支撑，比如梁山好汉中的罗成、卢俊义等，甚至要得到朝中重臣的资助。而基层士兵也是各行各业都有，中国虽是农类大国，有大量的农民，但这些人虽然艰苦，但仍以耕作为生，军队天下游走，也极少亲自种田打粮，粮草多来自抢夺。基层战斗员的主要构成还是多来自非农业手工业户和游牧民族。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中，核心人员是戍卒军人，项羽起事的主力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宋江梁山之军则是土匪流寇和身负重罪的犯人。而这些人起事不是只攻城拨寨，更多的是对平民烧杀抢掠，他们“劫富”没有“济贫”，“除暴”并不“安良”。不仅不“济贫”“安良”，甚至对平民大肆杀戮，史书记载，李自成在偃师（今洛阳）屠城，张献忠入川则“人类几灭”，黄巢直事时原来富庶的中原之地千里无鸡鸣，隋军攻入长安时，黄巢与后来的太平天国入南京一样，把长安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从此长安再没有成为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首都。这些受害者基本全是小业主、平民和农民。而他们“劫富”所得多为一己私有，张献忠的沉金船、玉平天国在南京的地库都成为富可敌国的财富，后世人们寻到之时，就如同面对阿里巴巴的山洞。

为农民服务的纲领倒是出现了不少，比如王仙芝、黄巢提出的“冲天”、“均平”；王小波、李顺提出的“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平买平卖”；太平天国更是出台了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无一例外的，这些制度和口号只是用来吸引观众而已，其真实目的，陈胜吴广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昭然若揭：跟老子反了吧，成了，咱就都称王称侯出将入相。这些首领起事的原因各异，但没有一个是真正想替农民行天道人伦的。比如黄巢等人，本身便是出身富奢之家，起义并非生活所迫，也不会替天行道，说穿了还是一己私利。

就如民国名人吴稚晖所说：“政治就像女人的生殖器，哪个男人逮着机会都想碰一碰。”

故，仅以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影响力、民国以前的那些戴着“农民起义”帽子起事的，一非农民领导，二非大多数农民参与，三非为农民谋利益，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以农民利益为号召，推翻旧政权，建立以自已为核心的新的国家机器，“群雄逐鹿”的下一句永远是“问鼎中原”，而不是“农民当家作主人”。

由此，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中，所有的“农民起义”大多数都是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