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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奔赴华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军委为实现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三个师：由原红一方面军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编为第一二○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编为第一二九师，迅速展开于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 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先后展开于华中敌后抗日前线。 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罗炳辉，得知战友们相继奔赴抗日前线，他的心早已向往着前线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军委确定罗炳辉到华中工作。 临行前，罗炳辉去看望老部队，同大家告别。他原来率领的红三十二军整编为第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后，奉命留在延安，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罗炳辉语重心长地对七一八团的指战员们说：“党中央，毛主席把保卫延安的任务交给你们，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大家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啊！” 指战员们表示：“罗军团长，我们一定牢记你的指示，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罗炳辉满意地点点头，走出窑洞，跨上战马，向大家挥手告别，指战员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含着热泪，送别了敬爱的军团长。 一九三八年一月，罗炳辉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八办”设在旧日租界的大石洋行内，刚展开工作。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秦邦宪）等领导下，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先后与张爱萍、孔石泉、张经武、边章伍、聂鹤亭等一起，进行统一战线和招收知识青年等工作。 抗战初期，南方进步青年抗日热情高涨，追求革命真理，许多学生经武汉转赴延安学习或直接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罗炳辉碰到这些情况，往往亲自接谈，宣传党的政策，介绍情况，告知行走的路线，或出具证明，使一些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月的一天，武汉“八办”的传达室里来了一位小青年，问“这里有没有一位叫罗炳辉的人？”当告知有这个人时，青年十分高兴，要求见罗炳辉。 这时，住在三楼的罗炳辉，听说有人找他，立即走到传达室接谈，先招呼小青年坐下，然后才询问其姓名和来意。 小青年先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左仲平，十七岁，初中学生，云南省祥云县人，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说八路军在延安招收学生，所以到这里打听怎样去法。稍停，左仲平不大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我是左又新的儿子。 罗炳辉是很重义气的人。他一见小青年是云南同乡，又是他的好友左又新的儿子，非常高兴。原来，左又新是滇军炮兵的军需官，和罗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多年，交谊甚密。于是，罗炳辉和左仲平进一步叙谈起来。 罗炳辉在询问了左又新的情况以后，接着问左仲平：“当八路军很艰苦，你吃得消吗？” 左仲平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怎么吃不消？别人吃得消，我也就能吃得消！” 罗炳辉看到左仲平的态度很坚决，便要他第二天把行李搬来。 第二天，左仲平来了以后，罗炳辉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武汉到西安的火车已经不通了，延安去不成了，是否到新四军办的训练队里学习？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学习内容都差不多。” 左仲平听父亲讲过罗炳辉的为人，对他很信任，因而迅速表示：“可以。铁路不通了，八路军那里不能去，到新四军办的训练队去学习也一样。” 隔了一天，左仲平持着罗炳辉亲笔写给新四军第四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聂鹤亭的介绍信，到湖北黄安（今称红安）学习了两个月，从而成为新四军的一员，后来逐步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陆军一个军的副政治委员。 同年三月，罗炳辉奉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从武汉到河南信阳，看望由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向他们传达了党的指示，欢送他们开赴抗日前线。当时，罗炳辉身穿朴素的灰色旧军衣，腰上扎着宽皮带，还打着绑腿，穿着草鞋，是标准的红军形象，八团指战员深为敬佩。 罗炳辉在武汉“八办”工作期间，忙得最多的还是从事统战工作。由于他在滇军里干的时间久，熟悉的老关系多，就运用这个有利条件来进行统战工作。他向滇军的老朋友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争取了一些军官对八路军、 新四军抗日的同情心，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事工作，以至于获取情报和弹药、医药器械等物资。 在武汉，罗炳辉认识了民族资本家李岳嵩先生。那时，李先生在武汉、重庆等地经商。他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做李先生的工作，使李先生抗日的觉悟提高，民族观念增强，自觉地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提供了许多物质的帮助，还接济和保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为一位对革命有贡献的开明人士。 罗炳辉到新四军以后，还时常收到李先生想方设法运来的云南白药，为抢救伤病员起了很好的作用。 同年四月，张国焘叛变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党中央开除党籍。当周恩来副主席询问罗炳辉对这件事的看法时，罗炳辉当即明确表示：张国焘叛变革命，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绝不会有好下场；我们的党开除他的党籍，只会使党更纯洁、更伟大，不会损害我们党的光辉；对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我表示完全拥护。 同年十月，日军进攻武汉，“八办”从武汉撤至重庆，改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罗炳辉要求去前线，被批准到新四军工作。 同年十一月，罗炳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是陈毅。 那时，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率领的军队节节溃退，日军气焰正盛。罗炳辉和陈毅一起，指挥部队在苏南建立根据地，打击日伪军，威胁着敌人的指挥中心——南京，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日信心。 五十二挺进路东 一九三九年春，日本侵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在加紧对蒋介石诱降活动的同时，加紧了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诬蔑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积极抗战为“越界活动”、“游而不击”，限制、缩小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抢先恢复敌后政权，收编地方武装。 这就造成了尔后敌、顽和新四军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 同年五月，为了发展江北抗战的大好形势，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新四军在安徽庐江的东汤池，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由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调整和整顿了第四支队；以原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由罗炳辉组建了第五支队。 从那时起，罗炳辉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津浦路东和路西地区，同日、伪、顽进行了紧张激烈的斗争，参加了创建、发展、巩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同年七月一日，五支队在定远东南的藕塘正式建立，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共三个团。除第八团外，第十团由挺进团改编，第十五由舒城、庐江等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改编，共三千余人。 在五支队成立大会上，罗炳辉发表了誓师东进的讲话。他说：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新四军第五支队正式成立了：我们这个支队，虽然国民党不承认，但人民群众承认。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为了更好地完成东进抗日的任务，必须搞好整训，提高杀敌本领。当时江北指挥部赋予五支队的任务是：挺进到皖东来安东北的半塔集，并以此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所以确定以半塔集为中心，是因为它是苏皖两省交界的一个农村集镇，北面紧邻盱眙，东面是天长，南面与六合接壤，是一个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 支队党委一面抓组建，一面迅速研究了执行东进的方针和部署。在罗炳辉的带领下，立即展开了东进的准备工作。 首先，派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带领第八团第二营（营长朱绍清)及侦察连、民运组等组成的先遣队到津浦路东侦察。罗炳辉考虑到，津浦路以东地区处于苏、皖两省交界地区，南到长江边，北到洪泽湖，东到高邮湖，西到津浦路（包括今安徽的来安、嘉山、天长和江苏的扬州市及六合、仪征、盱眙等县地区)，均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势力范围之内，情况十分复杂。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各县保安团虽矛盾很重，但均怕新四军东进；为韩德勤及地主控制的“小刀会”，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对共产党、新四军也抱有敌意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游击军”、“忠救军”、“三番子”和土匪武装。 因此，罗炳辉在先遣队出发之前，专门将方毅找去，反复强调执行侦察任务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到敌后如何开展工作。为了使先遣队及时和支队联系，罗炳辉还决定 让方毅带去一部电台。在五支队组建过程中，方毅率先遣队于五月十九日，从张八岭、沙河集之间跨越津浦铁路，到路东侦察情况。 与此同时，罗炳辉利用行动前的时机，积极抓紧部队的整训。他心里明白，五支队几个团的底子都比较新，过去训练比较少，不抓紧时间整训，就难以完成任务。· 五支队在藕塘地区整训过程中，罗炳辉经常深入现场进行检查指导。那时虽是盛夏季节，天气炎热，但他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腰上挂着左轮手枪，那形象，那风度，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不仅抓连队，还亲自抓机关。 七月的一天清早，罗炳辉走到了支队政治部驻的庄子边上，正巧碰到支队政治部机关的队伍在出早操。罗炳辉先和警卫员耳语了几句，然后很和气地对带队的组织科长朱云谦说：“你站到排头去，我来替你一会。”随即，他便放开噪门，喊起口令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抗战，反对分裂！”这雄壮的口令声，在广阔的田野上空回荡，一百多人的队伍随声呼应。 队伍跑了几圈，罗炳辉指挥队伍带出操场，向野地里一道约两米宽、一米多深的排水沟跑去，眼看就要到水沟边了，还没有下“立定”或“转弯”的口令。站在排头的朱云谦，这年只有二十岁，似乎明白了罗炳辉的用意，到沟边一纵身就带头跳了过去。后面的也一个一个地跟着跳过去，个别的掉到沟里，溅了两脚泥水，但也过去了。 接着，罗炳辉命令队伍绕回来。突然水沟上出现了另外一种新情况：罗炳辉的警卫员把碗口粗的木棒横担在沟沿上。朱云谦带头走了过去，但一些学生出身、参军时间不久的同志迟疑起来，犹豫着不敢过。罗炳辉高声喊道：“不要怕！拿出胆量来，大不了是掉落沟里湿湿鞋！”说着，他自己便大步在独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 队伍回到操场以后，罗炳辉作了讲评。他用洪亮的噪门讲道： “你们今天的早操，我的评价是'及格’！下一次如果还是这么个水平，那就不及格喽！我们支队不久就要东进，那里的环境要比这里艰苦得多，政治干部光会宣传鼓动、摇笔杆子是不够的，军事上也得有点功夫！艺高人胆大，功夫全靠练。 野外训练也是一样，练多了，熟就能生巧，巧能壮胆，'胆'就是真功夫。有了这个'胆'，环境再艰苦，也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同志们，我说的对不对呀！” “对！”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着，一百多人全身的劲都集中到“对”字上。 队伍解散后，罗炳辉叫住朱云谦，说：“你的军事素养不错呀！”他还勉励机关的训练要搞得更好，为部队做出好样子。 罗炳辉在抓部队整训的同时，还派出小分队到津浦铁路南段活动，寻找有利战机，打些小仗，歼灭敌人，锻炼部队。 支队警卫营两个连，由营长张翼翔、教导员程启文率领，在明光车站附近，以突然的动作，打下一个据点，消灭伪军一个中队，缴获步枪四十多支、轻机枪一挺，子弹近万发，而警卫营却无一伤亡。罗炳辉在支队直属队大会上，对这次战斗作了表扬，还让战士把机关枪举起来给大家看，弄得营长、教导员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 方毅率先遣队赴浦路东进行了一个月的侦察后，返回路西。罗炳辉认真听取了汇报，并根据路东的具体情况，对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作了安排。 同年八月下旬，罗炳辉和郭述申政委率八团、十五团向东挺进。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通过了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封锁线——津浦铁路，到达半塔集。接着，十团也于十月到达路东。按照预定的部署，八团第一、第三营进至来安一带，二营进至天长、扬州附近；十团进至盱眙、嘉山地区，十五团进至六合的竹镇一带，分兵展开工作。 接着，各团分别在路东各县，配合由大批干部和战地服务团人员组成的民运队(组)，深入农村，相继建立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扩大部队，建立游击队。 在五支队进到路东之初，罗炳辉在指挥部队分兵的同时，亲自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进步人士，消除中间派的疑虑。当时国民党嘉山县的县长周少藩，作恶比较少，比较开明，罗炳辉亲自做工作，使周少藩愿意与新四军合作，为五支队最初的展开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在那期间，罗炳辉几乎跑遍路东七个县每个大的集镇，做士绅和商人的工作。一天，罗炳辉来到六合县的竹镇集，同那里的士绅、商人开座谈会。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以及士绅、商人的疑虑心理，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开门见山地说： “列位都是通史达理、耳目灵通的人士，我新四军自进驻以来，所作所为，有目共睹，可有谁见到我军打过几个土豪，占过多少地盘？请诸位不要听信顽固派的谣言，谁在真抗战，谁在搞摩擦，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能看得清！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一切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罗炳辉开诚布公的一番话，说得士绅、商人频频点头，消除了疑虑，对立情绪缓和了，还为五支队捐了二十几担粮食、二千多块钱。一位姓马的回族士绅，还办了三桌素席招待。在这以后不久，五支队在竹镇集附近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成员多数是回民，那位姓马的回族士绅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到当年年底，罗炳辉率领的五支队已完成了在路东地区展开的任务，并已扎下了根，各项工作有很大进展。所属三个团都得到了充实和扩大，组建了支队教导大队。各县的游击队已组建起来，各种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从而使津浦路东地区的抗战局面迅速打开，使五支队在尔后同敌、伪、顽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五十三 三打来安 来安县城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东侧，是苏皖边境军事上敌我争夺的一个要点。日军几次想占领它，以作为津浦铁路南段交通安全的东部屏障。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当五支队在来安、盱眙两县交界地区活动时，了解到驻滁县和张八岭的日伪军各一部准备分两路进犯来安城。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罗炳辉等决定狠狠“教训”一下来犯的敌人。 部队冒着蒙蒙细雨，在来安城西南、西北的大路两侧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准备以伏击战法打击敌人。罗炳辉亲自带领十团和支队警卫营，进至舜山集附近的梁庄。这里是张八岭到来安的必经之路，公路在这里通过一段山凹，是伏击的理想阵地。 此时，来安城仍是国民党的势力控制着，县政府和常备大队龟缩在城里。鉴于当时和国民党有统一战线的关系，罗炳辉便派参谋去来安城通报消息，那知来安县长和常备大队已经弃城逃跑。罗炳辉非常气愤地说：“他们那有一点抗日的样子，真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第二天下午，从张八岭出动的日军一个大队、伪军两个大队，共约七八百人，打着太阳旗，趾高气扬地向来安进发。 当进至伏击地区后，十团在路北，警卫营在路南，突然猛烈开火，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死伤了一大堆。战斗持续到黄昏，敌人夺路窜进了来安县城。 当天夜里，罗炳辉趁敌人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派十团侦察排夜袭来安城。三十多个侦察员，身穿便衣，携带短枪，半夜摸进城里，在日伪军驻地中间，分别袭扰了一阵，然后安全撤出。日伪军白天的惊恐未息，晚上又遭到袭击，吓昏了头，惊破了胆，不敢轻易出来，只是向袭扰的方向打枪、放炮，以致日伪军互相打起来，急骤的枪声、小炮声响了一夜。 日、伪军由于白天和夜间连遭痛击，又看到增援的部队迟迟未到，军心惊慌。罗炳辉判断这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立即作了新的部署。果然不出所料，这股敌人在来安只蹲了一个晚上，就在次日中午放了几把大火，弃城向滁县逃窜。当日伪军逃到八仙山时，正在那里准备打击滁县援敌的八团，立即对逃敌迎头痛击。十团的部队又尾追而来，前后夹击，日伪军伤亡惨重，逃回滁县，好久都喘不过气来。 第一次打来安，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二十四小时，干脆利落，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也使“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不攻自破。 当罗炳辉判断敌人可能要逃离来安时，就派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朱云谦，去找国民党的来安县长回来。罗炳辉对朱云谦说： “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带上一个连，去把来安县长张北非找回来。根据情况判断，进犯来安之敌可能要逃跑，来安城今天可能拿下来，这个县长现在还由他来干。” 罗炳辉看到朱云谦对这个任务的兴致不很浓，又继续说：“这任务没有打冲锋痛快，是吧？搞统一战线嘛，要敢打，还得会拉。来安是新区，我们建立政权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张北非这个人民愤不大，拉过他一个，能影响一大片。 找回来，先干着。搞团结，欢迎。搞摩擦，不怕。反正是我们网里的鱼。” 朱云谦听了司令员这番话，笑了起来。他立即带上一个连队，顺着张北非及其常备大队逃跑的方向，一直赶到城北三十里处的屯仓，在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这位国民党的县太爷。朱云谦对张北非说：“张县长，我们奉罗炳辉司令员的命令，前来接你回县城。”新四军的一片诚意，使惊魄不定的张北非安定下来，急忙集合手下的队伍，可他那个常备大队不打自溃，身边的人、枪已寥寥无几。 张北非在担任来安县长以前，曾在天长县干过一段时间的县长，群众讥笑他是：“天长不长，来安不安。”加上他当时那副“光杆县长”的样子，使人们不禁对国民党高声喧嚷的“抗日救国”嗤之以鼻。 这天下午，当朱云谦带着张北非及其残部返回时，来安县城已为新四军五支队占领了，并且扑灭了大火。 张北非见到罗炳辉，露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连称“久闻罗公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贵军驱走日伪，救了县城黎民，张某感激不尽！日后请罗公多多吩咐，愿为抗战效卑微之力……”罗炳辉向他讲述了抗战形势，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为了在士绅和群众中给他一点面子，还让他主持了当晚在来安城内召开的群众大会。 罗炳辉对张北非的扶植，在来安的中、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北非在这以后继任县长期间，也为新四军说了一些公道话,办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还为驻来安附近的部队筹办了一些粮食和款子。 第二次打来安，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当时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不在来安附近，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四百多人，偷偷地摸进了来安城。敌人为了准备对来攻城的新四军实行突然袭击，消耗新四军的有生力量，将主力撤至离城十多里的八仙山设伏。 罗炳辉根据侦察到的情报，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比较，提出趁敌主力外出，袭击来安城的作战方案。 他指出：“敌人虽然占据着地主豪绅的深宅大院，但他们对周围情况不熟，而我军则可依靠人民群众和本地战士熟悉情况，深夜拆开城墙，从暗道中进入敌心脏，给它来个中心开花。” 他提出的方案，立即得到支队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按照罗炳辉的部署，五支队经过猛烈攻击，一举攻占了来安城。埋伏在八仙山的日伪军慌了手脚，企图回援，在遭到打援部队的痛击后，仓皇向滁县逃窜，丢下的尸体就有二十多具。 第三次打来安，是一九四0年五月。当月二十七日，对津浦路东“扫荡”的日伪军一千余人，再次侵占了来安，并带来汽车三十余辆及其它运输工具，准备抢夺粮食。 当时正率领部队开辟高邮湖西根据地的罗炳辉，闻讯敌人再次占领来安，立即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对付办法。罗炳辉说： “麦子就要熟了。粮食是宝中宝。没有粮食，群众就无法生活。我们要打击抢粮的敌人，保护群众麦收。” 干部们不约而同地说：“那我们得先下手！”罗炳辉继续说：“正是要这样。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这伙敌人蛮凶的，仅日军就有六百多，好几门炮，十几挺重机枪，但它是拼凑起来的。我们要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保卫夏收。” 接着罗炳辉交代了任务，由八团一、二营和十团一营攻城，八团三营和特务连负责阻击滁县增援之敌。规定攻城各营以第一连为攻击队，第二连为增援队，第三连为掩护队。 五月二十八日夜，攻城各营轻装疾进，抵达来安城郊。战斗于二十九日一时打响，八团一营首先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接着，八团二营和十团一营也相继攻入城内，轻、重机枪齐放，手榴弹、炸药包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日伪军遭到突然打击，晕头转向，仓皇应战，退居到几个四合院里顽抗。 当时五支队没有火炮，对这些四合院既高又厚的墙没有办法。八团一营的战士们急中生智，将炸药包里放进硫磺，或将炸药包外面用破布、稻草捆扎，或浇上煤油，投入敌阵后既爆炸又燃烧。 这个火攻的经验，迅速传播到八团二营和十团一营。转眼功夫，敌人占据的院落火光四起，烈焰腾空，瓦片乱飞。敌人在火焰里踉跄奔命，鬼哭狼，有些冲出火场的也被打死。就这样，数百名日伪军连同他们的“扫荡”计划，随着一场大火而灰飞烟灭了。当时跟随部队指挥战斗的罗炳辉，风趣地说：“日本侵略军喜欢火葬，这次是真的'火葬’了！” 拂晓，当攻城部队撤出战斗后，残余的日伪军没有捞到一粒粮食，狼狈逃往滁县。 八团一营首先使用火攻的战法，罗炳辉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营长吴华夺说：“一个指挥员不但要坚决执行命令，还要根据随时变化的战斗情况，机动灵活地决定变化后的战略战术。” 第三次打来安，由于以火攻而闻名，因而又称火烧来安城。 罗炳辉亲自指挥的三打来安城，使日伪军心惊胆寒，使新四军的声威大振，也使罗炳辉的名声广为流传。从那以后，敌人慑于新四军的声威，再不敢轻易来犯了，路东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至今，在淮南地区的人民群众中，还到处流传着“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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