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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踪迹|当今阜阳人,多数是明代移民的后裔

 颍州西湖会老堂 2023-02-20 发布于安徽

●元末明初战争导致百姓大量死亡逃遁,赤地千里,仅剩故家旧人,寥寥村落

●明初朱元璋皇帝幸汴过颍,命令颍州卫指挥佥事李胜招辑流亡,促民复业

●朝廷下旨开启山东、山西、江苏、湖北等地向颍州境内大规模移民的重建史

●家族宗谱、古树名木、古井旧物,印证了移民群众默默奉献阜阳的历史功勋

●阜阳自古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今日的阜阳人多数是明代移民的后裔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先居在哪?山东兖州枣林庄

只所以说,今日阜阳人多数是明代移民的后裔,这是由阜阳历史过往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蒙元统治时期,天灾人祸,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最终酿成了元代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烽火摧残,导致百姓大量死亡和逃亡,出现了全国性的人口锐减。尤以古代颍州是元末至正十一年(1371)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的策源地,人口数量减少情况更加严重。

明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登上皇位的朱元璋幸汴(今河南开封)过颍,感念颍州曾是自己化缘游食过的地方,而如今因战争所致,城廓圮毁,田野丘墟,满目疮痍,民生凋敞,深感痛心,遂命随行的大将军李胜为颍州卫(颍川卫)指挥佥事镇守颍州。《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六)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是月,置颍州卫。命指挥佥事李胜守之。颍州自元季韩咬儿作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上因如汴道,过其地,遂命胜筑城立卫,招辑流亡,民始复业。”李胜,定远(今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人。洪武元年(1368)授颍州卫指挥佥事,后以武功晋升为骠骑将军,左军都督府流官都督佥事,官至陕西都督等职。明太祖朱元璋驻跸颍州,赋予了李胜军政兼管的“两项职能”,并下达了“三项任务”:一是“招辑流亡”,助民复业,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经济恢复;二是“立卫”,创立颍川卫军事机构,保卫既得政权和胜利果实;三是“筑城”,修缮残破不堪的城墙,加强城墙防御功能。

面对颍州百废待举的颓象,李胜将军把“招辑流亡,助民复业”放在优先位置。招募聚集逃亡的民众,这是鉴于颍州当时的土著居民锐减的严峻状况,而采取的增加人口的重要措施之一。明正德《颍州志校笺》(卷之三·版图)记载:明初虽天下大定,而颍州境内却“故家旧人,寥寥村落,十余年间,遗民稍复,又为黄河荡析。”自“洪武十四年辛酉(1381),人口一千七百户,分置十四里”(里,为古代地方行政组织,或相当于如今的行政村),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辛未,一如旧额”。明初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也就是说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四年间(1381),颍州城厢人口若以每户5人计算,1700户也仅8500人,再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户额及人口总数竟然没有明显增加。偌大颍州城厢不到一万人口,地广人稀之甚,由此可窥一斑。      

除了当地官府采取各项优抚政策招集流民,还将缺人的情况奏报朝廷,希望采取从外地移民等措施,以增加凤阳府所属州县的人口基数。这就“开启了明初由山东、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等地向颍州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历史,从而形成了颍州特有的移民史和重组、重创史。”(张宁等著《阜阳通史》黄山书社1998年12月第1版)。颍州境内属县土著锐减及移民情况旧志也有记载。民国《太和县志》(卷四·食货志)记载:“洪武初,户:二千二百一十一;口:五千二百九十九。”到了明嘉靖年间,增至“户:四千二百五十七;口:五万四千七百八十二。”民国《颍上县志》(民族书第二·血统)记载更详:“县境以丧乱频仍,土著殊少。”颍上《各大族概况一览表》(民族书)统计:土著在县东叶家井、县西陈家瓦房,南照集东北各村、县南周家瓦围等地,总计400余户,约2000多人口。民国《颍上县志》(大事记)记载:明“洪武七年(1374),徙江南十四万屯垦凤阳诸州县。”这当然包括颍州及属县。迁居颍上的各地移民主要来自:山东诸城枣林冈、曹县、老观巷、曲阜、桑坡、渤海;江西安福县;浙江桐乡;福建龙溪县、莆田县、连江县;江苏句容县、南京、金坛县、无锡县;河南固始县;湖北襄阳县;安徽徽州等8个省18个县移民约12200户,人口约61000人。驻守颍州的军事机构“颍州卫”(颍川卫)在当地的军屯活动,也为颍州人口的增加做出了贡献。如明嘉靖年间官方的编审显示,驻扎太和县的“军户:三百二十五;口:一万六百七十二。”始立于明洪武初年的颍上守御千户所,其十个伍所人员的军屯活动,也为增加当地人口多有贡献。

明代的移民活动,给阜阳留下了一些颇具史料价值的文物遗迹。在颍州区程集镇西刘寨北陈庄附近的旧官道旁,有一条东西沟,沟边一眼明代古井在砖砌的围台之上,台南壁上镶嵌着“十里井”三字石刻,北面立有《十里井刘氏先祠碑记》。这就是有着“井留(筷)住”典故的“刘氏家族纪念井”。

此井圈高30厘米,井口直径约60厘米,外径约110厘米,水面离井口约2米。碑文内容源自大清光绪二年(1876)的《刘氏族谱》的记载:“始迁祖讳海,妣张氏,四子:长子应袭,次子通,三子清,四子溺。原籍山东兖州府峄县,住枣林庄二郞庙之侧。海于明洪武时,授千户,后卒,长子应袭,袭父职,守故土。至十三年,张氏奉诏率次子通、三子清,四子溺,挟海骨迁颍。清择居颍上王岗铺,溺托迹正阳关,通随母适颍州西三十里河东十里井,树下饭时,落箸井中自立,随卜居于此地。故后代族人称井刘(留)。”

由此可知,当时向颍州移民,不仅有普通百姓,而且官员及家属等均有涉及,他们响应朝廷号召,起了表率带头作用。“张氏奉诏率次子通、三子清,四子溺,挟海骨迁颍”,是接受朝廷的命令移民颍州的,并且安置的范围很广,仅刘氏一支当时就涉及了颍州、颍上、正阳关等地,目前支系已遍及阜阳各地和外地。

据临泉《韦小庄村志(杂技专业村)》(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黄山书社2016年11月第1版)记载:“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乱,淮河流域人丁伤亡严重,土地荒芜。朱元璋称帝后,制定了移民政策。洪武四年(1037)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人韦沱兄弟五人,老大留老家,其余兄弟四人往淮河流域迁移。……老三韦沱携家人至淮河流域沈丘(今临泉县)的延河北岸落户,建立了砖井沿村。”韦小庄的母村砖井沿村东路边有一口井,即是明初韦氏祖先从山西省到此村落户,率领族人挖掘的第一口井,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该村故名“砖井沿”。

古树名木,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记录者,被誉为“活文物”、“活化石”。《阜阳古树名木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收录了多株与明代移民颍州相关的古树,亦是印证这一历史的实物资料。明洪武九年(1376),一批山西移民颍上县安家落户,当地官府将荒地按人户分给移民耕作。移民则用栽树苗、插木桩的办法明确各自的地块。今颍上县润河镇徐铺庄,有一株600余年树龄的古柿树,即为当年移民划分地界时所栽植,被人们誉为“山西移民”纪念树。

太和县宫集镇刘营村有一株600余年古柘树,见证了明朝洪武年间刘氏祖先从山东兖州移民迁徙太和后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历史。

颍州区九龙镇叶寨村有一株植于明代洪武年间的“移民纪念槐”,见证了山东枣连庄村民移民颍州,奉献阜阳的历史。

阜阳城区东关清真寺内一株古银杏树,为答氏十八代先人从湖北迁来阜阳时所栽植。这些古树目前均已列入国家一级古树进行保护。

据官方统计,到了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全国总人口数:1065万2870户, 6054万5812人。朝廷各级官府的移民政策,对于均衡人口、繁衍生息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福建、江苏、湖南、湖北等外省及安徽本省部分州县移民,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迁徙至颍州境内,使当时因战争灾荒造成的颍州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情况得到显著改变。

我市著名作家、文史学者张殿兵先生所著《阜阳姓氏迁徙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一书,也对明代16个姓氏迁徙颍州的历史进行了专题考证。可以说,贯穿整个明代的、大量的官方或非官方的移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地耕耘在阜阳这片土地上,为阜阳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人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历史功勋。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个流传甚广、响彻中国大地的古老民谣,让山西洪洞大槐树,包括山东兖州枣林庄(移民史专家据明代石碑记载和实地调查考证,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安邱王府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两处重要的移民集散地,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祖籍文化寻根符号,同时也成为了无数阜阳人魂牵梦绕之地。因此,可以说阜阳自古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今日的阜阳人多数是明代移民的后裔。相信今天的阜阳人,大多数人应能从宗族家谱中寻根溯源,找到自己的祖籍和根脉所在。

(声明:本人独创文史作品,仅供喜好者阅读,无意参与任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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