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君的姐姐是遂宁某局的公务员，四清运动开始后，被委派到遂宁永兴区搞社教,蹲点该区联盟公社。联盟公社离遂宁县城不远，约十一二公里，大路可乘车直达，步行经永兴镇往城，过兩道撑渡的河后，就到了遂宁人新近称之为的犀牛堤。顺该堤堤沿踱走几十米，就到了往县城中心的必经之路----沙坝。将“沙坝”拽出来，是为后文拟下乡到联盟公社张本。据老人们回忆说，在冷兵器时期，“沙坝"被用作了刑场，当年那些死刑罪犯大多在此被斩首处决。孩提时代，我等稚幼儿经常在此玩耍，诸如，爬堤，堆沙，搬石鱼，耍弹繃，捉猫猫，下到河里游"狗刨骚”等。当然，若是知晓了"沙坝"是砍了很多人脑壳的地方，我等幼稚就不会去了。到了槍弹时代，沙坝再作刑场不适宜了，改作了修造船舶和停靠过往船只的船坞基地，成了上下游行船卸货载货和船工歇泊的码头。迄今为止，我已四十多年未再到过那个地方。改革开放后，那儿恐怕早就被地产商开发，面目全非了吧。解放后？不，应该是滿清覆亡后的民国时期吧，淘汰了砍头处决死犯，改为枪决。使用枪决，沙坝再作刑场已不宜，于是刑场改址，设在了现在的船山公园。该公园背靠船山，船山坡背可以阻挡枪弹误击误射。五十年代，在我兩三岁时，外祖母曾带我到船山公园看“敲沙罐儿"。只记得当时人挺多，一个蛮形彪悍的红臉大汉，被几个佩枪的解放军连推带抬地冲开看闹热的人群，押到了宣判现场。至今，那彪悍死犯的神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母亲回忆说，开始时，船山刑场还是用步枪和手枪处决犯人，后來，改用机枪扫射，每天三十个。我在想，用机枪扫射是比手枪步枪更有效更方便更简单些，规模化的处决人犯，只有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才有吧？果然，在解秘档案后，某杂志上公布了全国镇反处决人数，仅1950年10月至1951年11月，就达到71.2万人。加之十数日前笔者浏览某网站发文，述叶剑英同志主政广东和广西期间，因镇反不力(处决人数太少)，被领导批评。领导说，在原处人数上加十倍不算多。看來，当时的镇反是用了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架势和霹雳的手段。如此，母亲说"用机枪扫”，恐怕是确有其事了。走过沙坝，顺石階朝上，就进入了城区。城区并不大，但有所谓的“十里平川八万人”或“斗城”的称谓。我的家和付君付君姐的家相隔不远，是邻居，都住在一个叫紫东街的街上。紫东街离涪江河离沙坝及距城中心的距离，均不过两三百米左右。紫东街还有个水井巷，我与稍后提到的吳君均在该巷出生。我出生在该巷的拐角处，吳君出生在街巷的中截。前面提到的付君及付君姐，他们家是我父母搬离水井巷后的六十年代初，从其他街道搬到水井巷的，离我出生的老屋，仅两间屋面的间隔，大概只有十來米吧？离吳君出生的老屋，大概仅有二十来米吧？我家在水井巷住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几个年头。随后，父母将家搬到紫东街正街。在正街，我的父母又将家搬了好几次。如，曾租住在紫东街李吉富家(隔壁)，租住在紫东街谢道桂(女)家和紫东街刘宁时家。还有租住在杨家巷和朝阳街的经历，因租住时间短促，就不一一细说了。1968年底，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因我当时在外做零工，或叫临时工(那时尚未有打工两字出现)，临工做得好好的，街道不知是谁知晓了我做工的地址，向做工单位了连发來了几道公函，催促我尽快回家，立即迁户下乡，不去不行，躲避，更不行。没办法，只好立即返回，立即联系农村社队，立即找到接收的社队。好在朋友付君的姐姐在联盟公社搞过社教，经付君串掇，付君姐就带了我和付君与另一朋友吳君一起，步行十几公里到了永兴区联盟公社，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把我们引荐给公社，被考察吧。联盟公社山峦迭宕起伏，盛产红薯，小麦，豌豆，油菜，玉米和水稻等粮食主产，况且，那儿有一条叫联盟河的河，贯穿于公社各个大队。时该处的水稻产量就到达千斤/亩以上，是远近闻名的旱涝保收之地，简言之，是较富裕的村社吧。亏了付姐的牵线搭桥，联盟公社同意我等三人入社,并出具了接收函。(未完待续)【作者简介】蒲方弟(笔名丽原君)，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写作者，出版有文集《校长的女儿》等，现居四川绵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