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建军始末

新四军建军始末

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支抗日劲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军队。1937年10月组建后，新四军在随后的10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复杂和尖锐的斗争过程。

三年生死坚守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撤离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由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陈丕显等组成的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率领红军游击队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胜利成果，以备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反攻。

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

中央苏区靠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地带，直接威胁着南京方向。因此，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继续对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清剿”，叫嚣要“挖地三尺”“斩草除根”。

尽管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战斗，但在敌人凶猛进攻下，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瑞金、于都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入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

陈毅等及时总结了实行阵地战遭受损失的教训，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建议，被中央分局采纳。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接连发出指示，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活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中央分局随即将留守红军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开展游击战。但由于敌军装备精良，人数超过红军游击队数十倍，这些游击力量处于被包围、分割状态，与组织失联。

经过不断地战斗、转移，分散在闽、浙、赣、鄂、豫、皖、粤、湘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逐渐形成拥有14个游击区和数十支独立作战队伍的局面。

三年的游击战中，大多数红军游击区没有巩固的后方，游击队员常年鏖战于崇山峻岭之中，穿梭于茅草密林之间，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天当房，地为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一切行动不能走大路，甚至只能走没人走过的路。面对异常艰苦的环境，游击队员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斗争精神，依靠人民，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军事“清剿”，有力配合和支援了红军长征。

叶挺出任军长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一方面下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加紧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进行谈判。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全民族的抗日力量聚合。10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国民党想借改编之机，削弱和控制红军游击队，所以不肯给正式的番号和必要的武器装备，在薪饷和装备上借口经费吃紧、武器困难，拒绝我党提出的新四军必须同国民党中央军待遇一致的要求。经过我党据理力争，国民党勉强同意，每月拨给新四军6.5万元经费。这些经费，维持新四军的伙食费都还差1万元，武器装备更是没着落。

关于新四军军长人选，蒋介石曾提议陈诚或张发奎，二人长期以来都是“剿共”积极分子，我党坚决反对。蒋介石蛮横地提出要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来当军长，否则他不同意。

谈判僵持不下时，叶挺出现了。叶挺在北伐战争时立下赫赫战功，是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也是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受到诬陷和不公正的指责，愤而出走德国，脱离了党组织，后在澳门定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满怀爱国热情，回到上海请缨杀敌。

叶挺接受周恩来委托后，利用自己的威望，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他向蒋介石表明，自己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也由他亲自敲定。

北伐时期，叶挺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被誉为“铁军”。叶挺显然希望新四军能够传承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让“铁军”精神复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短短几个月时间，除广东琼崖地区的游击队外，分散在南方八省40多个县的红军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下山、开进，集中整编的艰巨任务。新四军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人数超过1万，配备6200多支枪。

韦岗首战告捷

1938年，占领安徽巢县的日军，经常到附近村庄骚扰抢掠。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得知后，决定歼灭这股敌人。

蒋家河口位于巢县东南，距离县城10多里，岸边芦苇茂密，树丛交错。高敬亭决定由4支队9团2营前往该处设伏。

5月12日清晨，2营长黄仁庭、参谋郭思进率团侦察队和4连，悄悄来到蒋家河口，选好伏击地伺机行动。

上午9点左右，20多名日军分乘两艘小汽艇来到蒋家河口岸边。刚爬上岸，设伏的新四军战士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在敌群爆炸。日军死伤过半，少数人奔向汽艇准备逃窜。这时，我机枪手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口，切断退路。侦察队战士趁机从堤后一跃而出，投弹炸翻汽艇。日军退入河中垂死挣扎，被新四军战士击毙。

这一仗只用了约20分钟，25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无一伤亡。我军缴获长枪11支、手枪2支、日本军旗1面和一些战利品。

蒋家河口首战告捷的喜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上报，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5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专门刊发了这一胜利的消息。蒋介石也于当日给叶挺、项英发来祝贺电报。

不久，挺进江南敌后战场的新四军部队，在陈毅、粟裕等人的巧妙指挥下，在韦岗村设伏重创日军。

韦岗位于江苏镇江与句容交界处，扼守南京至镇江的必经要道，日军车队来往频繁，平均每天有二三十辆车经过此处。这里层峦起伏，树木茂密，道路狭窄，非常适合部队打伏击。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带领部队侦察地形后，详细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埋伏于公路两侧，准备截击日军汽车队。

6月17日上午8点，日军多辆汽车从镇江方向驶来。刚进入伏击圈，就遭到先遣支队的猛烈袭击。日军慌忙跳下车，有的蹿到公路边上的草丛里负隅反抗，有的跳到水沟里或钻到车底下。新四军战士端着刺刀奋勇冲向日军，经过半小时的白刃战，顽抗之敌被全歼，我军无一伤亡。

此战，新四军共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敌13名，伤敌78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辎重。

新四军在韦岗初战告捷，威震江南。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打败仗，苏州、镇江、南京等大中城市相继失陷的形势下，此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新四军是完全能够战胜日军的。陈毅接到捷报，当即赋诗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此后，新四军先后组织了竹子岗战斗、新丰战斗、句容战役、牛角湾战斗等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但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人民心中也树立起崇高威望。

黄桥决战挫败顽固派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到处挑起反共摩擦事件。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依靠其嫡系主力第89军和独立第6旅，占据着苏北广大地区，坚持反共立场，极力镇压爱国运动，压制苏北国民党军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其打击苏北抗日军民的统治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来，狼狈为奸。

江南的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指出新四军应“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陈毅和粟裕非常拥护。苏北地区人口密集，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可以有效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另外，苏北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新四军向南发展，可以和江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相呼应，遏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的日新四军建军始末

■王树元

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支抗日劲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军队。1937年10月组建后，新四军在随后的10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复杂和尖锐的斗争过程。

三年生死坚守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撤离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由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陈丕显等组成的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率领红军游击队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胜利成果，以备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反攻。

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

中央苏区靠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地带，直接威胁着南京方向。因此，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继续对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清剿”，叫嚣要“挖地三尺”“斩草除根”。

尽管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战斗，但在敌人凶猛进攻下，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瑞金、于都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入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

陈毅等及时总结了实行阵地战遭受损失的教训，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建议，被中央分局采纳。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接连发出指示，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活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中央分局随即将留守红军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开展游击战。但由于敌军装备精良，人数超过红军游击队数十倍，这些游击力量处于被包围、分割状态，与组织失联。

经过不断地战斗、转移，分散在闽、浙、赣、鄂、豫、皖、粤、湘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逐渐形成拥有14个游击区和数十支独立作战队伍的局面。

三年的游击战中，大多数红军游击区没有巩固的后方，游击队员常年鏖战于崇山峻岭之中，穿梭于茅草密林之间，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天当房，地为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一切行动不能走大路，甚至只能走没人走过的路。面对异常艰苦的环境，游击队员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斗争精神，依靠人民，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军事“清剿”，有力配合和支援了红军长征。

叶挺出任军长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一方面下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加紧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进行谈判。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全民族的抗日力量聚合。10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国民党想借改编之机，削弱和控制红军游击队，所以不肯给正式的番号和必要的武器装备，在薪饷和装备上借口经费吃紧、武器困难，拒绝我党提出的新四军必须同国民党中央军待遇一致的要求。经过我党据理力争，国民党勉强同意，每月拨给新四军6.5万元经费。这些经费，维持新四军的伙食费都还差1万元，武器装备更是没着落。

关于新四军军长人选，蒋介石曾提议陈诚或张发奎，二人长期以来都是“剿共”积极分子，我党坚决反对。蒋介石蛮横地提出要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来当军长，否则他不同意。

谈判僵持不下时，叶挺出现了。叶挺在北伐战争时立下赫赫战功，是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也是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受到诬陷和不公正的指责，愤而出走德国，脱离了党组织，后在澳门定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满怀爱国热情，回到上海请缨杀敌。

叶挺接受周恩来委托后，利用自己的威望，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他向蒋介石表明，自己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也由他亲自敲定。

北伐时期，叶挺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被誉为“铁军”。叶挺显然希望新四军能够传承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让“铁军”精神复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短短几个月时间，除广东琼崖地区的游击队外，分散在南方八省40多个县的红军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下山、开进，集中整编的艰巨任务。新四军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人数超过1万，配备6200多支枪。

韦岗首战告捷

1938年，占领安徽巢县的日军，经常到附近村庄骚扰抢掠。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得知后，决定歼灭这股敌人。

蒋家河口位于巢县东南，距离县城10多里，岸边芦苇茂密，树丛交错。高敬亭决定由4支队9团2营前往该处设伏。

5月12日清晨，2营长黄仁庭、参谋郭思进率团侦察队和4连，悄悄来到蒋家河口，选好伏击地伺机行动。

上午9点左右，20多名日军分乘两艘小汽艇来到蒋家河口岸边。刚爬上岸，设伏的新四军战士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在敌群爆炸。日军死伤过半，少数人奔向汽艇准备逃窜。这时，我机枪手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口，切断退路。侦察队战士趁机从堤后一跃而出，投弹炸翻汽艇。日军退入河中垂死挣扎，被新四军战士击毙。

这一仗只用了约20分钟，25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无一伤亡。我军缴获长枪11支、手枪2支、日本军旗1面和一些战利品。

蒋家河口首战告捷的喜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上报，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5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专门刊发了这一胜利的消息。蒋介石也于当日给叶挺、项英发来祝贺电报。

不久，挺进江南敌后战场的新四军部队，在陈毅、粟裕等人的巧妙指挥下，在韦岗村设伏重创日军。

韦岗位于江苏镇江与句容交界处，扼守南京至镇江的必经要道，日军车队来往频繁，平均每天有二三十辆车经过此处。这里层峦起伏，树木茂密，道路狭窄，非常适合部队打伏击。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带领部队侦察地形后，详细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埋伏于公路两侧，准备截击日军汽车队。

6月17日上午8点，日军多辆汽车从镇江方向驶来。刚进入伏击圈，就遭到先遣支队的猛烈袭击。日军慌忙跳下车，有的蹿到公路边上的草丛里负隅反抗，有的跳到水沟里或钻到车底下。新四军战士端着刺刀奋勇冲向日军，经过半小时的白刃战，顽抗之敌被全歼，我军无一伤亡。

此战，新四军共击毁日军汽车4辆，毙敌13名，伤敌78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辎重。

新四军在韦岗初战告捷，威震江南。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打败仗，苏州、镇江、南京等大中城市相继失陷的形势下，此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新四军是完全能够战胜日军的。陈毅接到捷报，当即赋诗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此后，新四军先后组织了竹子岗战斗、新丰战斗、句容战役、牛角湾战斗等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但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人民心中也树立起崇高威望。

黄桥决战挫败顽固派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到处挑起反共摩擦事件。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依靠其嫡系主力第89军和独立第6旅，占据着苏北广大地区，坚持反共立场，极力镇压爱国运动，压制苏北国民党军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其打击苏北抗日军民的统治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来，狼狈为奸。

江南的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指出新四军应“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陈毅和粟裕非常拥护。苏北地区人口密集，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可以有效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另外，苏北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新四军向南发展，可以和江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相呼应，遏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的日军和汪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同山东、淮南、淮北的抗日根据地相连。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向苏北挺进，占领黄桥。随后，我军一面休整，一面以黄桥为中心向外扩展，建立抗日政权。同时，我军同韩德勤部积极联络，提出“停止反共，共同抗日”的建议，并主动后退让出部分防区，以便与韩德勤分区抗日。但是，韩德勤视而不见，公然要求新四军必须撤回江南。

10月3日，韩德勤调集26个团，总兵力3万余人，分三路向黄桥扑来。苏北新四军总共7000人，战斗部队不过5000人。陈毅和粟裕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以黄桥为中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并以顽敌独立6旅为首歼对象。

新四军以四分之三的兵力在黄桥以北设伏，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守黄桥主力部署在东门，北门放1个班，西门、南门只派非战斗人员警戒；粟裕督守黄桥，陈毅坐镇黄桥西北的严徐庄，掌控全局。

4日凌晨，顽军33师开始进攻，11点发动总攻，被我3纵击退。14点，顽独立6旅从北面接近黄桥，粟裕亲自赶到北门观察。当顽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陈毅、粟裕下令出击，叶飞率1纵突然杀出，将顽军分割成五段，逐一歼灭。顽33师闻听到北方枪声大作，判定我主力在与独立6旅作战，于是急攻东门，一度突入我防线。

粟裕振臂高呼：“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全军振奋，3纵司令陶勇身先士卒，挥舞马刀，冲进敌阵，将顽军逼出东门。

4日午夜，王必成率2纵切断顽军退路。5日下午，新四军对顽军主力第89军发起总攻，战至21点，将其全歼。又乘胜追击，接连攻下海安、东台、南通、如皋、启东等地。10日，苏北新四军部队与南下八路军在东台胜利会师。至此，形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态势。

皖南事变破坏统一战线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大发展如鲠在喉。黄桥战役后，便开始策划皖南袭击新四军的阴谋。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中共中央拒绝了部队北移的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941年1月7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不畏强敌，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一部分被打散外，大部牺牲或被捕。叶挺前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牺牲。对此，蒋介石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展开反击。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并强烈要求释放叶挺，严惩肇事的祸首，停止反共战争。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为对抗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原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重新任命新四军领导人、组建军部的同时，新四军还对全军部队进行了整编扩员，整编后的新四军下辖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

重建后的新四军，尽管力量壮大了，但面临的华中敌后抗战形势却非常严峻。一方面，日本侵略军总部为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水陆交通线，巩固华中占领区，加强了在华中的作战力量。日军在华的总兵力达到26万余人，正面与新四军作战的有11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5万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反共气焰虽然有收敛，但消灭华中新四军的初衷未改。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多支国民党军继续进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敌人和伪顽夹击的严重形势，新四军开始进入困难的坚持时期。

新四军的重新组建，使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企图完全破灭，他们仍然把江南新四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趁其尚未恢复元气之时，一举消灭。

陈毅、刘少奇临危受命，力挽危局，带领重建后的新四军，杀出重围。

铁军重建走向辉煌

1941年1月下旬，盘踞在镇江地区的日军第12旅团，移至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并侵占黄桥镇。2月上旬，日军以盐城新四军军部为主要目标，向我苏中、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2月15日，地方军阀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当上了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为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陈毅于2月18日指挥新四军第1师，果断对泰州发起总攻，彻底歼灭李长江的主力，俘虏其官兵5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泰州之战是新四军第1师自组建以来，首次与日伪军作战，不仅给日、汪、蒋联合反共的逆流当头一棒，而且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的阴谋，并为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捷报传到延安后，中央领导欣喜无比。毛泽东特意致电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以示祝贺，并要求在全军广为宣传。

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人，奉命阻击3000多日军的突然“扫荡”，阵地选在苏北淮阴的刘老庄。敌人用炮轰击，用机枪扫射，用骑兵、步兵蜂拥冲锋。82勇士为了掩护刘老庄地区党政机关和当地群众安全转移，决然放弃预定的转移计划，与敌展开了浴血奋战。

他们从一个连打到剩下一个排，从一个排又打到不足一个班。子弹打光了，就端着刺刀同敌人白刃战。从早打到晚，共歼敌300多人。最后，由于敌众我寡，82位勇士全部阵亡。

为了给82位烈士报仇，淮阴人民立即从地方武装中抽调82人组成一个新的4连，继承烈士遗志，同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战斗。此后，19团第4连被称为“刘老庄连”。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广泛袭击日军，破坏铁路、公路，拔除日伪军据点，消耗和牵制日伪军大量兵力。据统计，新四军先后发起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自身也付出了伤亡8.2万余人的惨重代价。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近10万人，民兵近百万人，解放人口3400万人。新四军曾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在华中占领区不得脱身，不仅削弱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推进的势头，而且迟滞了日军南进太平洋的步伐，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和盟军的对日作战。

1945年下半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江南新四军撤退到江北，而华中新四军则以部分主力北进东北和山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的人民军队，进入山东的新四军与留在山东的八路军编成山东野战军，留在华东的新四军编成华中野战军。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为突破口，向全国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从而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解放战争初期，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等，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苏北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1月21日，根据形势需要，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番号至此全部撤销。

　　                      —— （摘自《 红岩春秋》202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