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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史书的开篇都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春秋》的开篇，仅仅六个字，却让两千多年来无数人都始终搞不明白，关于这六个字产生的争议可太多了，这六个字就是： 元年春王正月 毫不夸张的说，用这六个字写一本书的人大有人在。 大家好，我是子泓 如果将这六个字拆开揉碎的话，很容易理解，每个字都认识，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倘若将它们连在一起，就实在让人迷惑，尤其是，用这六个字作为开篇，到底是为什么？ 元年指的是鲁隐公元年，大家都知道，《春秋》记载的正是从鲁隐公一直到鲁哀公时期的十二代君主、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但问题在于，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写？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鲁国的史官，想要记载鲁国的历史，那你起码也要从鲁国的第一代君主开始写起，而鲁隐公别说不是第一代了，事实上，他是鲁国的第十四代君主。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了解一下鲁隐公这个人了，而鲁隐公的故事也挺有意思。  他在刚刚到了娶媳妇的年龄时，他爹鲁惠公就为他娶了一个宋国的妹子，可是等这个妹子到了鲁国后，他爹一看，长得挺好看，就自己给享用了，俩人还捣鼓出了一个孩子，就是公子允。 而且，鲁隐公的母亲和公子允的母亲，都不是鲁惠公的正妻，但是由于正妻没生孩子，而鲁隐公的年龄又比公子允大多了，你想，要不是鲁惠公从中横插一杠，鲁隐公才应该是公子允的爹。 本来应该做父子，结果却做成了兄弟。从你的爹地变成了你的兄弟。 可是，虽然鲁隐公的年龄大，但他母亲的身份却没有公子允母亲的身份高，确切的说，只差那么一丢丢，但是，按照法理，王位也得由公子允来继承。 因为“母以子贵，子以母贵”。 等到了鲁惠公死后，大夫们就推荐年长而且贤能的鲁隐公继位，并且，口头上说的是，他的这个王位，只是暂代公子允坐一会儿而已，等公子允长大了，你该还给人家还得还给人家。 在鲁隐公继位的第十一年的时候，此时的公子允已经十四岁了，差不多到了可以继位的年纪了。 这时候，有一个鲁国大臣找到鲁隐公，对他说：“现在公子允都长这么大了，你看，要不然我帮你把他宰了去吧，你就安心当你的老大，只要能给我封个高官就行。” 鲁隐公听到这话就很诧异，说：“你咋能有这种想法呢，公子允当国君是理所当然，我不过是帮他管理几年而已，现在他长大了，我自然就得把国君之位让出来了呀。” 那个鲁国大臣听到这话，心想自己这倒霉催的，害怕鲁隐公告诉公子允，以后公子允继位杀了自己，所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去找到了公子允，想要两头下注。 他对公子允说：“我听说你大哥想把你宰了，要不然我帮你把你大哥宰了去吧，到时你当国君，让我当个高官。” 公子允就同意了这件事，那个人也就因此找到了个机会，杀死了鲁隐公。 然后公子允继位，他就是鲁桓公。  如果大家历史学的比较不错的话，会知道，周王朝实在是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因为这个朝代被分成了两段，那就是西周和东周，而东周又被分成了春秋和战国两部分。 在西周和东周之间的一个分界点就是，周幽王被杀，周平王即位，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时期。 因此，晋代经学家杜预说，由于鲁隐公和周平王生活的时期差不多，所以《春秋》选择了以他为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杜预所谓的两人所处时代相近，究竟是相近多少呢？ 周平王是公元前770年即位的，而这一年，在鲁国是鲁孝公二十六年，鲁孝公是鲁隐公的爷爷。 过了几年，鲁孝公死了，儿子鲁惠公即位，而鲁惠公元年，是周平王三年。 若是按照杜预的说法，周平王即位时，鲁国的掌门人应当是鲁孝公，这样的话，《春秋》的开篇就该定在鲁孝公元年才合理，哪怕是用鲁惠公元年来作为开篇，也要比鲁隐公合适的多。 因为鲁隐公元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时的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再过两年，周平王就死了。 有人就说了，那是因为孔子看周平王那时候已经快嗝屁了，本来大家希望他可以中兴周朝，结果却一事无成，所以就以这个年份为开始了，这代表周王朝彻底完蛋了。 可是，一个周平王不行，就能代表东周以后的所有君主都不行了吗？这个解释实在是太牵强了啊。  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争议不休，因为如果说时代相近，那鲁惠公要比鲁隐公的时代更为接近；要是说鲁隐公是让国的贤君，可他的国家并不是让出去的，而是被弟弟杀死抢走的。 读经书，必须要配合传书，《经》和《传》的区别，就像今天的报纸标题和内容报道，你读《经》就只相当于看了一些新闻标题，如果不看报道内容的《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啥事。 读《春秋》，有三本经典传书，分别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其中，在《公羊传》里，就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要从隐公元年写起呢？ 那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事情，是孔子祖辈所能了解到的上限，意思是孔子也知道应该从鲁惠公开始写，但那段历史他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 在《公羊传》里，将《春秋》这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划分成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所见、所闻、所传闻”，其中“所见”指的是孔子亲身经历过的事；“所闻”是他听说过的；“所传闻”指的就是所能听说过的极限了，而鲁隐公就是“所传闻”的阶段。 可是到了汉代，谶纬之风盛行，汉朝学者翻阅《春秋》，突然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事：《春秋》里一共写了鲁国的十二个君主，十二这个数字可能是孔子的有意为之，因为一年也恰好是十二个月！ 古人认为，木星每十二年会绕天一周，因此周天有十二次，所以十二是“天之大数”。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里为了凑足十二本纪，硬生生把项羽和吕后这两个应该进入传的人，写进了本纪；并且，其实《秦本纪》也应该写成《秦世家》才对。 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明明写了十三个诸侯国，却还是取了这么个标题。 甚至就连“二百四十二”这个数字，也是有深意的。  上古时期，有这样一个说法：上寿一百年，中寿八十年，下寿六十年。 汉代学者认为，孔子是选取了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的《春秋》，但是我们知道，三八二十四，3*80并不等于242，对此，他们也有一番自己的解释。 在他们看来，若是死卡着二百四十二这个数字的话，那么就得从鲁隐公三年写起了，可是这也太不端不正了，因此，孔子将初始年份定在了隐公元年。 总之，孔子选取的这个年份实在是尴尬，太让后世的读者们伤脑筋了，若是周平王东迁那年恰好是鲁隐公元年，或者孔子干脆就是从鲁惠公开始写起的多好。 然后清朝学者就认为，为什么《春秋》必须要从鲁隐公写起呢？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本讨伐乱臣贼子的书，我们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俱”，而鲁隐公正是被乱臣贼子杀死的，所以，孔子选择了这个君主作为开篇。 并且，孔子生活的时期正是鲁国“三桓”势力甚嚣尘上的时代，其中，“三桓”的季孙氏最过分，甚至还曾经用过天子的礼乐，“八佾舞于庭”，搞得孔老夫子怒骂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三桓”之所以被称为“三桓”，是因为他们都是从鲁桓公时期诞生并慢慢兴起的，而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 所以，若是想要说清楚孔子自己所处的时代，就必须要谈“三桓”，如果想搞明白“三桓”，就一定得从鲁隐公讲起才行。 不过，针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像是顾炎武就认为，《春秋》并非是从鲁隐公开始写起的，在鲁隐公之前，鲁国是有史书记载的，而且十分完备，只是从鲁隐公之后的历史，由于进入了春秋时期，没人修缮，或者写的也不好，孔子才选择了修这部分历史。 到了后来，鲁隐公之前的历史丢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看到孔子写的这本《春秋》了。 说法无数，又似乎每种说法都极有道理，两千年来无数专家学者都没搞明白，我当然更搞不明白，总之，孔子确实是这么写的，或者说，《春秋》这本书，确实就是这么写的。 不管怎么说吧，起码我们搞明白了的就是，元年指的是隐公元年。 因为我们知道，古代天子即位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而隐公元年正是鲁隐公即位的第一年。 发现什么问题了没？ 鲁隐公不是天子，而诸侯是没有资格称“元年”的……  哎呀太乱了。 就这一个字，就又诞生出了无数无数种说法，有人从儒家的角度解释，说“元，乃是仁的意思”，说得不错，挺好听，但唯独没说“元”为什么就是“仁”的意思？ 有人说，在孔子之前，鲁国史官就是这么写的，孔子不过是照抄而已； 还有人说，用“元”这个字，代表孔子认为周王室的天命已经没有了，而孔子认为这个天命已经转移到了鲁国，因此就用了这个字。 反正细说起来，学派众多，而且每种说法都又充满了无数矛盾，咱拿第三种来说，说是孔子认为鲁国可以像齐桓公或者晋文公那样，代替周王朝行使赏罚，所以就把这个本来属于周王朝的权柄给了鲁国。 但问题是，第一，你孔子有什么资格转交权柄？你说给谁就给谁？你算老几呀？ 其次，既然你认为鲁国应该像齐桓公那样，那你为啥不直接给齐桓公？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能确定的就是，元年指的就是鲁隐公即位的第一年。 然后咱们再看，“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断句。 一般来说，会断成“元年，春，王正月。” 首先要普及一个常识，那就是《春秋》的写法都是这样，会严格标注出四个季节的初始月份，比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等等。 不过有个问题，说“夏四月”“秋七月”，大家都能理解，可是“春王正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个“王”？ 有人说，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因为周文王制定了周历，所以这叫“王的正月”。 说“王正月”代表这是周文王的正月，表明了大一统的含义。 不过还是有问题，前面刚说完，“元年”的意思是孔子认为周王室失去了天命，这所谓的大一统跟周王室还有什么关系呢？ 并且，杨伯峻老先生又发现了几条新证据，在今天出土的一个楚国铭文上，赫然有着“唯王正月”这样的字眼，这里的王指的是楚成王自称，而且，楚国用的是楚历，并不是周历。 甚至来说，在出土的晋国铭文上写着的“唯王九月”的“王”，可能也是晋国国君，而且，晋国也没有用周历，而是用的夏朝的历法。 若是再深入剖析下去，没有个几万字写不完，况且即使写完了，我也只能通过这几万字给你增加更多的谜团，最后告诉你，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为啥。  接下来我们看，《春秋》的开篇六个字，只写了一下这年春天，却并没有写发生了什么事，紧接着就写了三月发生的事了。 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这年正月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记录的事。 是这样吗？ 事实上，在这年正月，不但发生了一件事，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年正月，鲁隐公即位。 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这可不是我自己瞎捉摸替孔子写的啊，因为就在他后面的鲁桓公，就是这样写的。 为啥要写成这样呢？有人解释道，是因为“元”是天地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而“公即位”是人事的开始。 可是为啥就没有写鲁隐公即位呢？ 事实上，孔子也并不是只单独没有写鲁隐公，按照顺序的话，除了鲁隐公之外，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以及鲁定公的即位，孔子都没有写“公即位”这件事。 尤其是鲁定公，居然直接是从三月开始的，连正月都没写。 关于这块儿，当然也有解释，我们先不说别人，只说一下鲁隐公，《公羊传》里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没有写鲁隐公即位呢？ 那是为了成全鲁隐公。 啥叫成全鲁隐公？ 因为鲁隐公即位的目的只是先替弟弟坐坐这个王位，而并不是真的想自己当国君。 《谷梁传》对这一段的前半段解释跟《公羊传》差不多，不过，《谷梁传》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鲁隐公想让弟弟公子允当君主，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样做真的对吗？ 《谷梁传》给出了明确答案：这样做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鲁隐公这样做是属于置国家于不顾，一个国家突然换老板，肯定是不合适的。 可是为什么明明鲁隐公做得不对，《春秋》却还是要成全他，没有写他即位呢？ 因为这是要贬斥鲁桓公。 鲁隐公做了一段时间君主之后，正想把位置让给弟弟，结果没想到，弟弟等不及了，将哥哥给杀了。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我们知道，《春秋》曾经有一个很经典的评价：笔则笔，削则削。 而这里面的“公即位”显然是被孔子给有意削去了，不仅如此，若是用心的话，会发现，《春秋》共记载了鲁隐公十一年，可是除了第一年之外，其余十年，连正月都没写。 唐朝学者就据此总结：只有元年有正月，是因为孔子认为这年鲁隐公应当即位；后面十年没有正月，是由于鲁隐公在应当即位的时候，没有举办即位大典。 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流传比较广的是：我们看，鲁隐公是没有资格即位的，但他为什么当上了君主呢？ 是在大臣的推举之下，由于当时的法定继承人公子允年纪实在太小了，还没断奶呢，所以大臣们就推荐鲁隐公先代替他弟弟干几年。 可问题是，你没有资格继承，大臣们推举你，你就接受了；那明天大臣推举我，是不是我也可以？后天大臣们又推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行吗？ 因此，鲁隐公可以说是开了个坏头，后来鲁国经常发生弑君篡位的事，就是由于有了这个坏头。 所以，孔子不但从鲁隐公开始写起，还没有写鲁隐公即位，就是有借此批判鲁隐公的含义。 当然，无论怎么说，一切都是推测。 不过，有没有可能，孔子就是瞎写的，这些推测都是凭空揣测呢？ 这是没可能的。 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 就凭这一句话，我们就得断定，《春秋》里的每个字都是经过了孔子的字斟句酌，他当时深处乱世，面对着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他曾周游列国，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然而，与时代的宏大比起来，个体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微不足道。 因此，他选择了一条当时知识分子普遍选择的道路，写了这样一本微言大义的书，这本书看似是历史书，实则是政治书。 然而，由于这本书实在是太过隐晦，况且，由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背景，这些背景又造就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通过这些不同的思想去解读《春秋》，结果当然也会各种各样。 然而，写到这里，我脑子里的一个疑惑突然又变得更深了，那就是： 《春秋》真的是孔子写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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