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张卫平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为了与朋友开怀痛饮，居然置个人的荣辱仕进不顾而以布衣终老一生。不过，为酒不图官的孟浩然，最终以人格的魅力得到李白的赞颂与敬仰。 儿时,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读到“范进中举”的故事时，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古代文人为功名利禄而神魂颠倒。 本来以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做梦都想当官，可后来读了李白的诗《赠孟浩然》，才知道这世上还有爱酒不图官的文人。  唐开元27年（公元739年），李白游历到襄阳，在与孟浩然推杯换盏至半酣时，写下了《赠孟浩然》，诗中云: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在诗中赞颂孟浩然洒脱地面对人生，不刻意地去求官，最后成为著名的隐士。 有人说，中国的隐士类似于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其实不然，隐士并非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太关心、太投入，所谓希望越大，也就失望越多。既然不能做“中流砥柱”，也就只要“独善其身”了。所以说，隐士表面上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尽的痛苦。 孟浩然就是如此。但有一点，隐士之所以能成为隐士，还在于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性情主义者，他们的棱角分明，他们是钢是铁，折断了就接不上，而不是芦苇，哪边风吹哪边倒。所以，孟浩然为了与朋友开怀痛饮，能置个人荣辱仕进而不顾，失约于荐引入仕的襄州刺史韩朝宗，以布衣终老一生；同样因与朋友畅怀痛饮，“浪情宴谑”，引发旧疾而了终了一生。 只要翻开《新唐书》和《旧唐书》，我们就会看到，书中一反常规地为没有任何功名的布衣诗人孟浩然立了传。  孟浩然（公元689年-740年），名不祥，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孟浩然出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唐代以科举选仕，一般文人都有官位，即使科举不中，也会因诗文的优异而获重用。孟浩然是当时影响极大的文人。 可这位“唐代大量写作山水诗的第一位诗人”，却视富贵如浮云，隐迹于山林，以布衣终老一生。有评论认为，他是“继张说、张九龄之后，开王维的山水诗的先声”。出生在唐代早期的孟浩然，不但比李白年长十多岁，而他的作品，“就其诗的格调来说已显然是盛唐之音了”，是“从陈子昂到李白、王维这个过渡时期中最有成就的诗人”。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孟浩然虽然才情高卓，但直到40来岁才离开襄阳，优游京师。有一天，在太学与人联句，孟浩然所联的句子是，“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描绘了一幅云淡雨疏的夜色图景：薄薄的云层暗淡了银河的光亮，稀疏的雨点滴落在梧桐的枝叶上。不仅描写准确，意境悠远清淡，而且对仗工整自然，有如信手拈来一般。句子一出，四座皆惊。《新唐书》对此的描述是“一座嗟伏，无敢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往下续联了。因此，深得当时文人的好评。孟浩然高超的才情，虽然为当世所公认，但是他的仕途则不通。这种不通，是因为他不善逢迎，也耻于逢迎。就在他初游京师时，他与在皇帝身边为官的王维交情颇深。当时不是没有机会，只是他不善于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罢了。 在《唐才子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天，在皇帝身边供职的王维，私自邀请孟浩然入官署内闲谈。突然，外面传来“皇上驾到”之声。按当时的法律，在这么重要的官署出现外人，是要被杀头的。所以，情急之下孟浩然钻入床底。但是，有人匿藏在内署而不报，又会犯下欺君之罪。于是，王维只得硬着头皮如实报告，说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在这里。 也许是因为玄宗皇帝想见见这位鼎鼎大名的诗人，所以不但没有怪罪他们，反倒非常高兴地叫孟浩然出来见见：“朕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何不请出来见见。” 听说皇帝要见，孟浩然战战兢兢地从床下爬出来，忙向皇帝叩头谢罪。玄宗说：“你的诗名早已传到朕的耳里，今天既然见到朕，有什么好诗就念给朕听听。”  孟浩然忙咏诵了一首自认为得意的《岁暮归南山》，当他念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玄宗皇帝原来微笑的脸陡然阴了下来，非常不高兴地说：“是你自己不要求做官的嘛，怎么怪我弃你呢？”说完拂袖而去。 无人荐引的孟浩然，这次好不容易见到“天颜”，一次极有可能得到的封官，因为孟浩然的应对失误，就这样轻易丧失了。孟浩然只得“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有些垂头丧气地回到违别一年多的故乡。 其实，机会永远都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孟浩然长安求仕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善于抓住机遇。 玄宗皇帝要听他吟诵新诗，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可他却没有做足案头功夫，最后只能黯然离开长安。可是，孟浩然并不这么看，他在《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一诗中，曾经向张九龄感叹： “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 入仕为官，荐引固然十分重要，但机遇更为重要。他与皇帝的偶遇，极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一生，但他白白地丧失了这次极好的机遇，不得不去当一名隐士。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归隐后的孟浩然，把酒与隐居生活和谐地统一起来，酒酣灵感生，妙诗频繁出，使他成为令李白大加赞颂的天才诗人。 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酿酒业空前发展，既是酒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诗坛发展登峰造极的时代。诗人们把酒当可乐，把写诗当成了唱卡拉OK，传世佳作就在休闲玩耍中应运而生。 孟浩然作为著名的隐者，田园山水诗当然成为其主要内容。不过，他还写了不少饮酒游赏的诗作，豪放、酒意都在自然界的花鸟丛林中自然流露。比如《过故人庄》，诗中云：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连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圊，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在当时家喻户晓的诗，几乎被所有的唐诗选本录入，而诗中流露的情感，谁不“心有戚戚焉”？  古代社会远不象多元化的当代社会，文人除了做官别无他路。在太平盛世的唐代，但凡有点文化的，几乎人人都想入仕，就连李白也非常希望得到皇帝的重用，孟浩然当然不会例外。只是，他作为性情中人，太重感情，太爱酒了，曾经因与朋友欢饮，主动放弃了可能改变他命运的一次重要机遇。 那是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正月，唐玄宗广纳人才，诏令州郡，凡“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当时的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明宗，深识孟浩然的才学，准备在朝廷用人之际向上推荐，便约他一起去长安。 不巧的是，当那天孟浩然正准备如约与韩朝宗同上京城时，一位老朋友的突然来访打破了他的计划。老友相见，当然十分高兴，两人纵酒阔论，情致勃发，真是酒逢知己千怀少啊！ 正当酒至半酣，兴致正高时，家人提醒他道：“君与韩公有期！”孟浩然听了，当时就大发脾气，大声叱责道：“已经喝上酒了，还管他有约无约！” 当时，孟浩然只顾与友人对酌，没有按时赴约。韩朝宗见孟浩然沉湎于酒，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这样，一次极有可能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被贪杯的孟浩然放弃了。据说，当时他曾说过：“酒香沾襟百事轻，管他赴京不赴京。” 结果，孟浩然以丧失政治生命的高昂代价，博得了“好乐忘名”的美誉。 也许，在孟浩然的心目中，与朋友在一起饮酒，是最重要的事，哪怕无官无禄也在所不惜。其实，因贪杯失去施展抱负的机会而抱憾终身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举不胜举。最为突出的是三国的曹植，曾被他父亲曹操看做是“最可定大事”的人，准备传位于他，然而终因其“饮酒不节”，失去了曹操的信任，与君王的宝座失之交臂，最后在抑郁中死去。 这时的孟浩然，出仕之心并没有彻底根绝。孟浩然的老朋友张九龄担任宰相后，他写了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诗投赠过去，委婉地表达了希冀得到录用的心迹。 后来，张九龄被贬出长安，到荆州任长史。张九龄便邀孟浩然入他的慕府任从事。孟浩然欣然捧檄出慕，曾陪同张九龄到松滋等地巡视，并在饮酒赋诗中写下了《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迥张参军》《秋日陪李侍御渡松滋江》。 然而，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孟浩然不能忍受整日与尔虞我诈的卒吏打交道，从此断了“冲天”愿望，毅然辞职归乡。正如南宋诗人张元年的诗中所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  孟浩然因嗜酒而自由，超然而碌碌尘世之外。他彻底地摆脱了仕途羁糜而引来的苦恼，将全部身心、情意投入到青山绿水之中。他的诗，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率真地抒写了个人怀抱和士人的欢乐与哀愁，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之先河，给盛唐诗坛带来了新鲜空气与活力。孟浩然虽然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了一生，但一杯浊酒却浇出了他不息的生命之火。 孟浩然不是那种钻营的小人，所以他的不得志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他虽然也希望吏部能给他安排一个官职，但又不屑拍马屁、送礼请客。因沉湎于酒而丧失机会后，他虽介意却不消沉，宁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当个隐者。后人有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孟浩然虽布衣一生，但却永久地活在历史的长空里，活在他的诗文酒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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