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怪物。它作为色情小说的魁首，本来不值得研究者为它多费心力。 事实是除此之外，它还有更其重要的一面。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市井人物为主角、以世俗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以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魔鬼怪为主角和题材的小说相比，它对今天的读者无疑更为接近，具有明显的近代色彩。 就小说艺术而论，它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开放型小说，打破了在它之前小说结构单线发展的格局。同时它又是我国第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长篇小说。 如果对它的成书过程缺乏理解，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就会显得轮廓模糊，真相不明。  明代三大名著 中国长篇小说的产生源于话本。感谢五四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以及其它前辈学者的劳绩，这一结论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接受。 可惜世人对话本的理解仍然偏而不全。话本中说话的成份较早受到注目，而对它的唱的成份却一直未予重视。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说“吐谈万卷曲和诗”；《水浒传》引首词的结尾说“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都是说和唱并重。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白秀英献演话本，“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明明白白唱是她上演话本的两大成份之一。 有的学者却不加任何说明，径直以为《水浒传》这一回描写的不是话本，而是诸宫调在上演①。 我只是在同行的批评和督促下，才认真考虑到这一点，并提出简明的结论：词话就是话本，两者并无本质区别。词话可说是话本的早期形态，在它由说唱兼重发展成为说话为主时才通称为话本②。 按照这样的观点，《金瓶梅》词话是元明世代累积型小说唱的成份保留得最多的一个标本，不妨称之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块活化石。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但它们现存的都是各自的最终完成形态。 它们都不曾留下在此之前某一阶段的某一形态，如同《金瓶梅》词话本一样。这是《金瓶梅》值得重视的又一原因。 近年来，《金瓶梅》研究随着四个现代化和开放政策的推行而得到活力。一方面这是长期冻结后出现的物极必反的现象，另一方面则由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所决定。 由于后面的原因，看来它不会是一阵风的短暂现象。争论正在展开，许多工作有待着手。 加深对《金瓶梅》的微观认识，必将加深对中国小说史的宏观认识。反过来也一样。 刘辉、吴敢同志的《金瓶梅会评本》可说是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金瓶梅》节本的姊妹版。 会校、会注、会评原是古籍研究和整理的一种传统方式，它们在唐宋之后得到发展。以宋版九经、十一经为基础的《十三经注疏》、朱熹的《四书集注》都是儒家经典的标准本。 六臣注《文选》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刊本说明有数的典籍享有这样的荣誉。 《金瓶梅会评本》是这种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继《聊斋》《儒林外史》之后，在古代小说领域中的又一次推广。 会评本兼收李渔、张竹坡和文龙三种评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比张竹坡评本早。它出于李渔的改定，并有他的评语。这是会评本编者新近得出的结论。 这使相传已久的李渔创作《金瓶梅》说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详见刘辉同志的论文《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作评者及其刊刻年代》。 李渔的写定本是后来通行的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本的依据。他的写定比他的评语重要。  《会评会校金瓶梅》书脊 会评本编者刘辉同志在上述论文中把李渔的改本看作是《金瓶梅》的最后写定本，名之为说散本，即世代累积型的《金瓶梅》词话至此才完成它的流传创作过程。 他的理由综述如下： 一、说、唱并行的词话本至此改成以散文为主的小说。如果说散文在词话本中已占压倒地位，在改本中韵文及别的引文又进一步得到压缩。 二、词话本以武松打虎开始，改本第一回作《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依傍《水浒传》的痕迹已尽可能加以消除。 三、情节、人物上的明显破绽得到修补，回目对仗工整，行文经过润饰。这些说法都是对李渔改本的公正评价。但是对这些观点我仍然有所保留。 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尽管有不少例证足以说明它并未最后完工，但世代累积的流传创作过程已经到此结束。 隆庆(1567-1571年)前后的晚明社会同小说之间存在着最后的血肉联系的纽带(别的学者则认为还可以推后二三十年)。 这是决定一个作品是否已经最后完成的重要左证。在此之后，李渔的改写一般只限于技术性的加工，对全书的思想和艺术影响不大。对它略有改进，却以同等程度的失真作为代价。 在1932年词话本被发现之前，李渔改本成为唯一的通行本。它对扩大此书的流传和影响起了不小作用。但在词话本重新出现以后，它就不再具有它以前那样的重要性。 会评本编者刘辉同志的另一论文《从词话本到说散本》指出李渔写定本即张竹坡评本第二十四回原文“几句说经济”、第二十八回原文“好，省恐人家不知道”，都是误将评语刊入正文之内；而第八十二回评语说，“原评谓此处插入春梅”——论文作者据此作出判断：“在词话本没有刊刻问世以前，《金瓶梅》还在抄本流传时，有的抄写者已经写下了批语。” 这表明在李渔改本之前，除词话本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或另一系统的抄本。 它的时代下限在张竹坡作批评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之前。 它究竟完成于明末或清初，如果成于明末，是万历或天启、崇祯，抑或早在隆庆年间，那就难说了。这是探索早期《金瓶梅》抄本的又一线索。 会评本编者刘辉同志认为李渔改本在“不少细节上作了增饰，描写得更加具体生动。”他曾以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家初次约会的一节文字为例，比较《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本和李渔改本的异同。他指出： “《词话》本的描写已不同于《水浒传》，而说散本(即李渔改本)增饰则较多，细腻深刻、真实生动，活画出两人初次会面时的情态。 尤其是潘金莲，'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又一面咬着袖衫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儿。’更是绘声绘色，真实入微地刻画出她当时的心理状态。 怪不得张竹坡在此处十分欣赏又相当得意地批道：'《水浒传》有此追魂摄魄之笔乎？’确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我只能同意他意见中的一半。 我认为与其说词话本比《水浒》的同一片段好，李渔改本比词话本的同一片段好，不如说它们的描写一本比一本细致。 细致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可以变得更加形象化更加生动，也可以变得过于琐细详尽而不留给读者以想象的余地，反而不如从前。 这是说细比粗好，但也有相反情况：浑成自然有时比雕琢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描写愈是精细，愈容易因偶一不慎而露出破绽。 按照《水浒》的描写：“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的这一动作出于无心，尽管这次相会是他的有意安排。 词话本改为：“这西门庆故意把袖子在桌上一拂，将那双箸拂落在地下来。”拂箸下地既是出于有意，后文“也是缘法凑巧”，依然照抄《水浒》，这就前后不相对应了。  《小说考信编》 由简而繁，在艺术上的效果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部分因趋向详尽琐细而得到提高，另外部分则可能相反。 增之一二分或三四分，有时有画龙点睛之妙，有时则成为画蛇添足之累。从一个角度看来，它是锦上添花；从另一角度看来，它又恰恰带来不虞之毁。 在中国话本，特别是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在由简而繁的发展过程中，有的片段得到提高，有的片段则相反，难以简单地分出优劣。 晚明李贽对《忠义水浒传》，其后金圣叹对《水浒传》、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以及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在小说批评史上异军突起，后来称为评点派。 它们对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贡献很大，这一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阅读作品而探求微言大义，这原是汉儒攻读经典著作的重要手法。 后来由儒家推广到三教九流，由经书扩大到史、子、集各部，成为传统治学的一大法门。求之过深、牵强附会是评点派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 李贽评《水浒》意在“发抒其愤懑”(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自然偏重思想内容。他的某些评语涉及小说的结构以及人物塑造，但语焉不详，未作进一步阐发。 据李开先《词谑》的记载，他的友人崔铣、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最早以《水浒传》同《史记》的“叙事之法”相比。 虽然仍然未能把小说和《史记》加以区别，他们为探求小说艺术毕竟跨出了第一步。 金圣叹评《水浒》是小说评点派的划时代成就。他的全书总论、读法、回评以及眉批、夹批等各个层次的综合成为后来的规范，如同《汉书》以后的许多正史都遵从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书一样。 他所命名的诸如倒插、夹叙、草蛇灰线、大落墨、绵针泥刺、背面敷粉、弄引、獭尾、正犯、略犯、极不省、极省、欲合纵、横云断山、鸾胶续弦等等手法实际上都是从以《史记》为代表的古文笔法中演变而来。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读法》说:“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这里说的“文法”指的是八股文的技法。 把以《史记》为代表的古文、科举制的八股文和小说的创作手法混为一谈，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通病。但它毕竟为古代小说艺术的研究和评论开辟了道路。 由于先天的缺陷，评点派的成就不及他们一度起的作用那么大，但也不宜轻易加以否定。 上面关于评点派的一些基本认识，同样适用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看来张竹坡并未见到词话本。否则，他是不会在评语中不置一词的。他没有想到《全瓶梅》对任何前人作品的引录和袭用。他在全然缺乏有关资料的情况下开始他的评论。 据他《第一奇书凡例》的自述，评语的写作成于十数日之内，缺少从容斟酌的余裕。 他为《金瓶梅》作批评时，虚龄二十六岁。诗人年少在文学史上并不为奇，批评家却只有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杜勃罗留波夫比张竹坡还少一二年，就以他的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而惊世骇俗。 张竹坡除了依恃他自己的文学才能外，他的前面只有李渔的改本和评语，以及金圣叹、毛宗岗所树立的评点派的榜样供他借鉴。 张竹坡对小说艺术手法的研究有一段精辟的见解: “故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第二回评语) 小说艺术手法由不被承认、不加理会到引起重视、加以认真研究，这是一大进步。其中评点派起了重大作用。在《金瓶梅》，则是张竹坡作了开创性的探索。  《竹坡闲话》 同多数评点派名家一样，由于他把小说艺术手法同古文、八股文笔法混为一谈，往往真伪不辨，主次不分，势必把小说研究引入歧途而后已。 他在小说卷首有一篇《冷热金针》说，金针指的是理解整本小说的关键。这无异指出现实社会的炎凉世态是小说的主题所在。这句话可以说简明扼要，一语破的。 显然，李渔改本第一回的标目以冷热相对曾给他以有益的启发。但他接着就说:“夫点睛处安在？曰：在温秀才韩伙计。” 以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温必古和韩道国的姓氏强解为寒(韩)温冷热，并把它作为全书的关键，显然出于牵强附会。 中外古代小说戏剧中都有以人物姓氏暗示他们个性的手法。如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卡冈都亚原意大肚量，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人物福尔斯德夫可意译为不可信赖的侍从，南戏和元杂剧中的胡子传(胡厮缠)，《五伦全备记》中的伍伦全、伍伦备以及《红楼梦》的卜世仁(不是人)也都是这样的例子。偶一用之，足以令人解颐。但至多只能算是低级的艺术手法。 《金瓶梅》有同样的癖好，而在程度上则远非其它作品所能相比。以温必古暗示男人的同性恋爱，韩道国可能讥笑他的贫寒。作者本意充其量不过是逗笑取乐而已。 把他们这一对姓名看作全书主题的暗示，那只是评点者乱加穿凿，同小说本身无关。张竹坡又以西门庆之“庆”同罄字相通，“瓶(李瓶儿)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生(声)一哭。” 张竹坡在这上面建立了他的“寓意说”。西门庆的姓名始于《水浒传》，《金瓶梅》只是照搬不改而已。照他这样说，岂不是《水浒传》就已经确定了《金瓶梅》的主题。 张竹坡把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姓名以同音谐声加以解释。有的是可信的，如应伯爵(白爵)、谢希大(携带)之类；有的看起来不无道理，本身却有争论，如韩道国，有人以为是捣鬼的谐音，有人则以为是寒到骨。 成问题的是他的这种并不完全正确的说法还在滥加扩大。如永福寺见于《清平山堂话本·戒指儿记》，这原是《金瓶梅》因袭话本的一例而已。 而他却想入非非地解释说：“夫永福寺， 涌(永)于腹(福)下，此何物也？”他又以为安忱(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人，二人共一寓意也”(以上见《寓意说》)。 他俩都是宋代实有的历史人物，并不由《金瓶梅》所命名。小说根本没有提到他们因色欲而戕害身体的事。 又如第六十一回评语说:“二姐者，二为少阴，六为老阴，明对六儿而言之也。”六儿指潘金莲和王六儿。春梅原叫庞二姐。 张竹坡认为这是暗喻小说的结局：春梅继潘金莲而代兴。按照诸如此类的逻辑，小说创作必然等同于灯谜的制作，而小说研究将降低为猜灯谜、问卜、起课、打卦、圆梦之类的玩意儿了。 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说法曾盛行一时，但在晚明并未见于记载。 廿公《金瓶梅跋》指出作者“为世庙时一巨公”，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也只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都没有具体姓名。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卷八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但他并不认为收藏者就是它的作者。因为这句话之前，他还说:“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王世贞的父亲死于严嵩的“诬奏”，同陆炳无关，他并未受到抄家处分，这两点都同记载不合。 屠本畯同王世贞本人有来往，不至于错到这样地步，可见他说的不是王世贞。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上《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在记载王世贞的父亲被严嵩所杀害之后说： 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 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篮本。 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 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贿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 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寝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修脚的传说，后来变成王世贞把砒霜粉涂在书页上，趁严世蕃不时以唾液润湿手指翻书时，使他中毒而死。 这则故事是名实相符的只供消暑纳凉的闲话，一点也经不起查证。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王世贞在他的父亲处死后，就护丧回家，直到七年之后新君即位，他才为亡父申请昭雪而重到北京，这时严世蕃早就被杀。 王世贞父丧之后，根本没有机会同严世蕃相见，更不要说他们一起闲聊看什么小说好。 《金瓶梅》长达八十万字，绝对不是“数日”之内所能完成。严世蕃不能随父入值，史书有明确记载，不是因为他害病，而是他因母亲去世，本当奔丧回籍，虽然批准他留居北京，侍候父亲，却为礼法所规定不得“入直”办公。  《明代文学史》 这里我不妨举一条《金瓶梅》不出于王世贞之手的反证。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宝剑记》很不尊重，当面对李开先说：“第使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改字，妥，乃可传。”李开先听了“怫然不乐而罢”。 王世贞的《国朝诗评》《文评》评论明代诗人作者一百六十人以上，李开先不在其内。 如果《金瓶梅》出于同一王世贞之手，为什么他又对李开先如此尊崇，把《宝剑记》第五十出的〔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全文引录在小说第七十回，另外还有多处袭用《宝剑记》？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消夏闲记摘钞》有乾隆五十年(1785年)作者六十四岁时的自序。它晚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九十年。 张竹坡《读法》说:“故(严世蕃)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概置不问。”可见顾公燮所采用的原始记载当也是张竹坡“苦孝说”的依据。 这条原始记载，如果没有张竹坡为它推波助澜，可能早就被人遗忘了。 除最近雷威安的法译本和即将问世的芮效卫的英译本外，所有以前的外语译本都以张竹坡评本作为依据：因此王世贞创作《金瓶梅》说也在国外流传较广。 为《金瓶梅》作者提出一种说法以供采择，即使错了，本来也不是坏事。引以为憾的是张竹坡未作任何论证，随意附和一说而大事宣扬，则造成谬种流传。 张竹坡《苦孝说》指出小说作者“其亲为仇所算”，“痛之不已，酿成奇酸”，“《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 第九十八回夹批又说:“总结众人，又暗合东楼父子，则此书当成于严氏败事之后。”第一百回夹批说：“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笔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他没有一个字提到王世贞，而他所说的这些情况，除王世贞外再没有另一个人同它们吻合。 《苦孝说》没有任何书内或书外的事实作为论据，却把外来的封建伦常观念强加在作品身上，这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坏的一种手法，只有所谓王四作《琵琶记》的说法可以同它比“美”。 也许有人要为张竹坡叫屈。他的《读法》第三十六条，十分鄙夷地提到王四作《琵琶记》说，他还责问道，小说作者既然隐姓埋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名姓，何哉？”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写这几句话的是张竹坡，写《苦孝说》的也是张竹坡。前言不对后语，只能说明他行文草率，并无主见。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按照他的《冷热金针》，《金瓶梅》是一部写实小说；按照《苦孝说》，它是作者为亡父报仇的影射小说；按照第七十回的评语，《金瓶梅》是“一部群芳谱之寓言”；第一百回评语则又以为孟玉楼是作者自喻。 对过高赞扬他的学者专家们，张竹坡出尔反尔，信口开河，未免太不领情了。 张竹坡《第一奇书凡例》说:“此书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时文兴，借此一试目力。”我想事实倒可能相反，还是《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说得比较坦率:“不过为糊口之计”(这是作者前后自相矛盾的又一例)。 只有这样才会使他失去鉴别力，把《金瓶梅》说得十全十美。 有第二十回的评语为证：“乃用一百颗明珠，刺入看者心目。见得其一百回，乃一线穿来，无一附会易安之笔。而一百回如一百颗珠，字字圆活。” 现在不少人指出，《金瓶梅》后二十回，草草收场，大不如前。我看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文学艺术不能依靠空气为生，当然有一个经营管理的问题，但若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张竹坡评本的得失可以为我们今天文艺界的体制改革提供教训。 后 记 1992年末，承王汝梅教授示以大作《李渔评改金瓶梅考辨》，指出首都图书馆藏绣像本第一○一幅回道人的题词为吕洞宾《渔父词》二首，非李渔作，是。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论文又说：“现存《金瓶梅词话》为十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二十卷。崇祯本在刊印之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 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谢肇淛看到的这种抄本应是崇祯本前身，说明崇祯本改写评点在词话本刊刻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前后就进行了。 崇祯本至晚在崇祯初年即刊行，刊印于崇祯元年（1629年）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提到'不习《金瓶梅》之闺情’，崇祯二年（1629年）编纂的《幽怪诗谭小引》将《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同时提出……以上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崇祯初年已刊印流传。 此时李渔十一岁左右……尚不具备评改《金瓶梅》的环境与条件。”鄙意以为李渔评改《金瓶梅》的正反两说都带有推测或推论性质，未可作为定论。 近承王汝梅教授赠以《幽怪诗谭小引》复印件。文云：“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 鄙意以为此小引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所云《金瓶梅》皆《金瓶梅词话》之简称，未可据以论定“《幽怪诗谭小引》将《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同时提出”。 不悉王汝梅教授高见何如？  《徐朔方 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封面 注释： ①见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40页，北京中华书局版。 ②批评文章见李时人《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我的答辩《再论〈水浒〉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后收入《徐朔方、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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