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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庄 一、 双十协定 东北的角逐才刚刚开始，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就要结束了。 离开重庆的前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两人这一生中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蒋说，国共两党，缺一不可，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了土地革命。蒋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再一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 你看，人民这两个字说起来总是容易的，谁都可以去说。可是说和做是两回事，做和做得到又是两回事，这中间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我常常遇到一些人，他们对各种政策和条款都十分的熟悉，你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能从这些文件和条款中给你找出答案来。可是他们却总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写进文件里的东西，不一定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即使是真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能不能被执行下去，则往往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问题。这一点，将在随后几年里，由国民党自己掀起的土地改革所彻底的证明。 历时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以《双十协定》的签订，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两党和平建国的方针。 和平协议的签订，已然成为一个事实。可是在这个协定签订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双方的战争仍然还在继续。不仅是刚刚打完的上党战役，其他解放区都还在继续打，而且打得还很剧烈，东北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华北在打，华中在打，山东也在打，各条国民党北上运兵的铁路沿线上都正在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战争。 这似乎是两个完全矛盾的事实，为什么一边谈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另一边大仗小仗又持续的进行着？ 其实这并不矛盾。 尽管双方达成了协议，都承认要和平不要战争，可是真正触及原则性的问题，根本就一个也没有谈成。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谈成，军队的问题也没有谈成，因此尽管毛泽东回到了重庆，但是这些问题还需要两党的代表继续谈判。 既然原则性的问题还没有谈成，那么战争就不可能真正的避免。 而且协议往往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意味着某种共识，很多时候它还意味着仅仅只是纸上的东西。什么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往往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牺牲。 但是纸上的东西又是否是毫无意义的呢？当然也不是。 既然双方都向全国人民承认了要和平建国，要团结一致，那么以后谁先撕毁这个协定，就等于谁先背叛了和平，那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另一方就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自卫战争。 《双十协定》签署完以后的一个短暂的历史时间里，是一个十分混乱而又微妙的历史段落。混乱是因为双方的战争一直在持续着，微妙是因为双方都不完全确定正在进行着的战争到底是局部战争，还是全面内战，到底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战，还是你死我活的角逐，这个短暂的历史段落从1945年10月10日，维持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的6月下旬的中原突围。 很多后来的历史专家，在谈到解放战争时，好像都成为了历史的穿梭者，也好像个个都是历史前沿的预判者，他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国共之间的全面内战是毫无疑义的，是必然发生的。 可是历史的真相却并不是如此，至少在那个短暂的，混乱而又微妙的8个多月的时间里，连同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领导者们，几乎普遍认为国共之间是有很大的可能迎来和平的。 毛泽东认为，军事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可能要打大仗，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可是他同时还认为，蒋想要消灭我们是一回事，能不能消灭是另一回事，蒋想要发动全面内战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国统区的人民还承受着极大的剥削和生活的艰难处境，全国人民都不支持内战，就连美帝国主义其实也并不支持中国发生内战，这一切因素都预示着这样一个可能，那就是只要蒋胆敢发动全面的内战，那么迎接他们的不但不是胜利，而且恰恰是事物的反面——灭亡。 所以，只要蒋不想使自己灭亡，那么蒋就不会发动全面的内战。 有时候最了解你的，往往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对手，你的敌人。历史的这一刻同样如此，最了解蒋的恰恰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一直认为的敌人——毛泽东。 从最终的解放战争的结局来看，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惊人的准确的。 可是恰恰又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判断，所以在那个混乱而微妙的8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坚信，现阶段的军事冲突，并不是全面内战，而是双方为了争夺更多城市而爆发的局部战争。 所以他说“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是内战阶段已经到来”，只要我们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的方针，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电文“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式和任务”，对和平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只要战胜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敌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于是，在这8个月的历史阶段里，毛泽东把战争的性质，定义成了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全面的内战。 这一战争的定义，将直接决定着未来八个月的时间里，一系列战役和战争准备的走向。 也正是因为这种定性，所以才会有接下来四平战役那种极具争议的一场战役。 这就好像两个人打架，我看到了对方强大外表下的虚弱，看到了他真老虎背后纸老虎的一面，看到了他要打我所面临的危险，甚至看到了他要打我所将会面临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认为他不想找死的话，应该是不会打的。 因此，我作出了他不会真打的判断，这一判断将直接决定我接下来的应对决策是什么，而应对的决策又将直接影响接下来的战争走向。 大家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后面的几场战役为什么是那样的打法了。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和平是可能实现的，一方面是因为蒋本身面临着的困境和矛盾，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人的态度。 二、 和平的曙光 美国人当然是拥护蒋介石的，可是他们同样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 这一点原因十分简单，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是深得民心。如果真正的打起来，胜负犹未可知，甚至国民政府极有可能会是失败的那一方。那时候美国在华利益将更加难以保障，苏联阵营又将会进一步的扩大。 而美国出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绝不想让自己卷入中国的内战，更不想因此而导致可能卷入到的与苏联的战争中，所以他们绝不会亲自下场去帮助这个已经颓势尽显的国民政府去打内战。他们只能从各种侧面支援和帮助国民党去赢得在中国的绝对领导地位，只有如此，才是美国利益的最安全和最大化的保障。 所以，在那一个混乱而微妙的时间段里，美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的愿望同样是真诚的，尽管这种真诚仅仅是出于利益，但是出于利益的真诚往往比纸上的真诚还要靠谱一些。 于是，美国对于蒋政府的界限就在于：既要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支持蒋的统治，但是又不要把自己卷入其中。 所以，他们同样希望中国可以通过谈判和双方的让步实现和平，而不是内战。 这种希望在当时看起来是在帮共产党，但其实质却是在帮国民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派出了一个新的和平大使——服役了四十二年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这个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带着和平使者的身份和任务，飞往了中国。 他希望通过美国的态度和力量，帮助两党达成真正的妥协。 他一边警告蒋，如果蒋不对共产党作出妥协，那么美国就会停止对蒋的帮助。但是同时，他又要让毛泽东知道：如果共产党不肯作出让步，美国就将全力支持国民党。 而国民党之所以胆敢发动内战，真正的底气并不是来源于自己，而是来源于美国。只要美国提出的让步条件，不要触及根本的原则，那么共产党就会为了争取和平做出全部的努力。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就病倒了，这是他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身体不适。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候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 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苏联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 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还是让毛泽东一下子振奋起来，他从休养院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的王家坪。 和平，和平，还是和平，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全力争取一切可能实现的和平。这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不应该再经受战火的摧残。 马歇尔的到来，最具直接作用的效果就是，双方在《双十协定》的基础上，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这个停战协定规定了，除了东北还正处于接收阶段，不在范围之内，其余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全部停战。 在这个《停战协定》的基础上，经过周恩来等人激烈的谈判角逐，双方通过了若干关于和平建国、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的一致方案。这些方案，在马歇尔到来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系列方案的实质在于：不仅承认了解放区的合法地位，而且还争取到了改组政府和实行“三三制”的承诺，即：中共和民盟共同占组成政府的三分之一的名额，这个名额的关键点在于，它已经达到了实施否决权的法定数字。 当蒋介石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物的法令”时，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按照这样的方案，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想要发布政策和法令，还必须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还能拥有否决法令的权力。 从蒋的角度去看，他简直怀疑马歇尔是共产党那一边的人，帮助共产党完成了他们自己都不敢想的政治任务。这个美国人难道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蒋十分的痛苦，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照这样的法案去执行的话，以共产党的政治攻势和政策力量，国民政府颇有被颠覆的可能。 此时，时间已经是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夜。周恩来在给蒋介石拜年的时候，专门送上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也故作大方的表示欢迎。可是，夜晚，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 周恩来也把这一系列在《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基础上谈判出来的方案带回了延安，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周恩来，至少在那一刻，大家都对和平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当晚，大家听了周恩来的报告，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这种高兴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的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 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当时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今天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却是真实的发生过，大家还一致商定了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毛泽东年谱》记录下了这一幕：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协议签完了以后，马歇尔亲自到延安看望了毛泽东。 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毛泽东还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了一双皮鞋。 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十分融洽，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等等，双方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当晚的欢迎晚宴上达到了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马歇尔对当晚筵席上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养了一群奶牛。”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中共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马歇尔的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的效应就是给予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至少在那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他们对和平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尽管随后的历史证明，这种信心将会给他们的处境带来极大的危险和造成极其被动的局面。 共产党人对和平的期待是有着极大的诚意的，这个诚意就突出的表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法案》。 在这个法案签署以后，共产党人行动非常积极，他们开始裁减自己的军队和着手官兵复原。并且裁减的规模和复原的速度，恰好与国民党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历史在那一刻出现了极其的荒诞和撕裂。 一方面是共产党开始着手裁军，履行协议；而另一方面却是国民党军队加紧扩军备战。 解放区给除了东北之外的各军区下达的缩编指标是：在三个月内复原和转业的官兵要达到三分之一。按照这一指示，解放区至少要裁军二十四万人。 而同一时刻，国民党军也采取了“复原计划”，可是他们的复原计划却是采用的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也就是将一个军的名称改为一个师，一个师的名称改为一个团，但是人数不变。非但不变，还要求整编中要扩充人员。 蒋介石对马歇尔是非常不满的，在他看来，马歇尔是在帮助共产党，但是他却不知道，即使是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马歇尔的身份所要帮助的，也只会是蒋介石。不打，才是保全蒋的国民政府最好的办法，可是很显然，那一时刻的蒋并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这一点。 也可能他意识到了，可是作为当时旧中国最腐朽没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的总代表，他们根本无法接受任何威胁到他们统治下去的力量存在。这既是源于某种恐惧，也是源于某种自大。恐惧和自大这一对矛盾体，岂不又常常都是如影随形的？ 而毛泽东，正因为对和平有了期待和信心，所以在看待东北问题的时候，视角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此时的局部战争，其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推翻蒋政权，而是为了争取到和平前提下的最大解放区范围。所以就必须要夺取大城市，必须要占据尽可能多的东北地域，以形成我方政权巩固的基础。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是为了彻底推翻蒋介石，是在和平已经彻底无望的前提下双方的战争，那么就必然是以最终的胜利为目标，那么就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就会充分运用解放军与人民战争的特点，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役之根本目的，就会有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一系列精彩的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 可是相反，如果是建立在争取和平的基础上，对和平充满期待和信心的基础上的决策，那么就会在东北问题上采取坚决争取大城市的方针，因为此时东北还不在停战协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你放弃了大城市，那么就意味着和平协定全部落实以后，你再没有理由发动战争去争夺大城市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的战场呈现出了很多人看不懂的一面，四平之战也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此时，当和平的乐观情绪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时，东北的漫天风雪中，东北民主联军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里苦苦煎熬。很多年以后，他们回忆起那年的冬天，真是刻骨铭心：那年的冬天，冷得真他妈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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