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领导文化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摘 要】中国领导文化具有丰富内涵，是领导者共同秉承的观念集合体，是领导者共同信守的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他律性的制度体系。中国领导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显著的人本性、丰富的实践性等多元特征，且在中华民族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导向作用、显著的规范作用、明显的教化作用、重要的调适作用。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系统性建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原则，必须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根本方法，必须以社会主体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关 键 词】中国领导文化；领导者；领导行为模式 【作者简介】陈伟涛（1979— ），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文化、领导行为模式。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2）09-0071-05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点上，对我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领导文化进行系统性回顾和展望，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有助于党和政府在社会转型期加强领导文化建设，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领导文化的总结和回顾本身还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于领导者观念和行为的重塑，以及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领导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领导文化的内涵，既包括客观成分，也具有主观内容，属于主客观统一的综合性产物。从文化的类别属性上来看，中国领导文化是与领导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属于文化在领导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形式，集中体现着文化的引领功能。具体而言，中国领导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领导文化是领导者共同秉承的观念集合体 中国领导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的集合体，首先体现在价值观念的层面上。从领导文化的底层逻辑来说，领导文化的核心是支配领导行为的价值观念，是体现着社会发展方式和领导实践活动的价值体系。“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天理、国法”等古今中外彼此交融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中国领导文化的价值观念集合。［1］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奠基石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熏陶下，不同岗位的领导者在内心高度认同和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推动行为层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高度统一，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所有领导者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念基础。事实上，价值观才是领导力的真正本源和基石，也是领导者开展任何活动的基础。同时，正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指引下，社会主义的领导文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观，持续创新和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领导文化。 中国领导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的集合体，还体现在领导观念的层面上。从文化的主体出发，领导文化更侧重于领导者通过领导活动和不断反思形成的反映领导实践的各种观念。事实上，作为领导文化深层次内涵的领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领导文化的基本性质、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并对组织制度的特性、发展和变革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其驳斥“以物为本”或“以权为本”的观念，摆脱高高在上的姿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和合与共”的包容观念。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阶层、集团和个体，彼此的利益诉求并不统一，作为具有包容观念的领导文化，不仅要承认不同主体的利益，而且要在领导实践活动中体现出对不同利益的考量，从而体现出执政为公的原则。三是“兼容并蓄”的开放观念。中国当前面临着西方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客观环境要求中国领导文化必须具有开放的观念。正如毛泽东所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领导文化立足于对人类文明的理性思考，一直大力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领导文化观念和成果，兼容并蓄，扬长避短，破除时弊，适时革新。 （二）中国领导文化是领导者共同信守的一种行为模式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领导文化主要体现为权力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式的行为模式，该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与当前主流的民主法治精神也不太符合。因此，时代要求中国领导文化必须变革自身的行为模式，从自上而下的专制型行为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型行为模式。当然，中国领导文化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在不同领域领导者的实践活动中，还创造出了许多其他类型的行为模式，比如，任务型领导行为模式、CPM［（character（个人品德），performance（绩效），maintenance（维持）］领导行为模式权变型领导行为模式等。 （三）中国领导文化是一种他律性的制度体系 中国领导文化在丰富价值观念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领导实践活动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领导行为模式，最终为领导制度体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领导文化的制度体系是一种他律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含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中，并对其他的社会制度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引领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文化已经构建出了内容较为丰富、结构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党领导文化事业发展的制度体系等。然而，传统领导文化中的落后制度，如家长制、等级制、特权制等，仍然以各种方式不时体现在领导实践活动中，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中国领导文化制度建设，推进民主集中制的深入实施，不断完善各种协调性制度，健全保障领导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操作性制度，打造出一个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良性领导文化制度体系。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把以上观点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将领导文化的内涵界定为领导成员在领导实践活动中产生的领导观念、领导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观、领导成员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和制度体系。［2］由此可见，领导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同时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 二、中国领导文化的多元特征 （一）中国领导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领导文化在国家形态消亡之前，往往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论是行政机关的领导者，还是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都与政治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领导者所处的职位和所担负的职责，领导实践活动所关涉的公众福祉等内容，都要求领导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站在政治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事实上，领导文化的政治性就是领导者对自身的政治特性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认知、选择和确认，包括领导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等内容。这些不仅体现在领导者的政治价值取向上，而且体现在领导者的工作态度、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代表着领导者群体的共同政治行为标准，从而形成了领导者群体共有的政治人格。 （二）中国领导文化具有显著的人本性 中国领导文化素来不缺少人本主义的传统，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流传已久的政治箴言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领导文化就具备了显著的人本性特征。中国古代历次的朝代更迭，更是验证了以上政治箴言的正确性，也给予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者以警醒和提示，提醒领导者必须关注民生，切实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更加重视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普遍福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治表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所以，以人为本就是社会主义领导文化的根本特点和内在要求。各级领导者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走群众路线，更加深入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中国领导文化具有丰富的实践性 中国领导文化历史悠久，拥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显著的实践特征。中国领导文化的实践性特征来自领导者的领导实践过程，不仅包括领导者自身的领导实践经验，而且包括对他人的领导实践经验的学习和领会，主要指的是领导者对以往发生的领导实践和领导事例的认识、评价和思考，是领导者对以往领导知识和领导智慧的总结和提升、继承和发展。领导文化的实践性对领导者开展科学的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以往成功的领导实践经验可以作为未来领导实践活动的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如果二者之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直接模仿和推广，实行“拿来主义”政策。另外，以往失败的领导实践事例可以为领导者寻找新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带来一定的启发。更进一步说，无论是成功的领导实践经验，还是失败的领导实践教训，从中一定能反映出领导工作内在的共性规律，有助于领导者把握领导工作的规律性内容，对未来的领导实践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除以上特征以外，中国领导文化还具有其他的衍生型特征，如模式性、连续性、变化性、服务性、包容性、权力距离性、系统性、民主性、法制性、发展性和学习性等。［3］实际上，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岗位所强调的领导文化特征也存在着不同，需要领导者结合工作实际，灵活运用不同的领导文化特征开展创造性的领导实践活动。 三、中国领导文化的重要功能 （一）中国领导文化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 个体的信仰和思想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领导活动的方向，因此，中国领导文化向来重视价值观和信仰层面的培养。古代的中国领导文化强调“忠孝仁义”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的引领下，忠臣良将层出不穷，忠义之士屡见不鲜，对于民众的社会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导向性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中国领导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文化必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共同的信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科学性和信仰性的完美结合，确保领导实践活动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当然，不同类型的领导文化会产生不同性质的导向作用，优秀的领导文化能够对领导实践活动产生正确的导向作用，而低俗的领导文化则会对领导实践活动产生错误的导向作用。 （二）中国领导文化具有显著的规范作用 与法律法规等制度性规定相比，领导文化属于隐性的领导元素，但其一旦形成，就会对领导者的领导实践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这是因为，领导文化的内涵指向组织成员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领导文化不仅会规范领导者的社会行为，而且会对被领导者的行为起到明显的规范作用。这种规范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励作用，遵守领导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人将受到领导者的奖励与组织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制约作用，违背领导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将受到组织的惩罚，从而使其行为与领导文化的指向性行为保持一致。 （三）中国领导文化具有明显的教化作用 文化具有重要的感化与教化功能，领导文化也不例外。领导者通过以文化人，可以对被领导者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以领导者的独特个人魅力，营造出相互尊重、互相支持的团队精神，塑造出魅力型的领导风格，从而不断提升领导效能。当然，不同类型的领导文化能够发挥不同的激励作用。关注伦理的感性领导文化有助于树立被领导者的自信心，营造出良好的组织氛围，更有利于凝聚人心、协同一致，顺利实现组织目标。关注效率的理性领导文化则有助于增强被领导者的纪律意识和自我效能感，有利于提升组织的工作效能和促进组织目标的快速实现。领导者应该针对当前组织领导文化的不足，选择适合的领导文化，以查漏补缺、纠偏扶正，达到激励或团结被领导者的目的。 （四）中国领导文化具有重要的调适作用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和社会规范等均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领导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领导文化可以自身独有的方式调节领导者的领导实践活动，因此，领导文化在这个调整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当领导者的行为不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出现失控时，领导文化就可以对领导者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调适和校正，以帮助领导者维持内心的平衡，增强领导者应对组织变革的能力。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具有务实精进、刚柔并济等重要特征，当领导者遇到较大的困境时，党的领导文化有助于强化领导者的价值观与领导观，使其一往无前；党的领导文化还有助于领导者意识到自身综合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促使其努力学习、砥砺奋进；党的领导文化还有助于领导者自动向标杆和榜样看齐，为自己的领导实践活动找准方向与目标，进而起到调适领导者的行为和目标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领导文化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导向作用、规范作用、教化作用和调适作用，团结带领被领导者，凝聚力量，通力协作，推动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 四、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系统性建构路径 （一）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指导一切实践的根本理论，领导文化的构建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原则。一方面，由于时代变迁，新形势要求领导文化在实现对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超越的基础上，注入更多的价值理性和道德理性。同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断弘扬公共性的治理理念和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推动权力下放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这些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供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另一方面，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强化领导行为的示范作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清除残存于领导者头脑中的陈腐意识，为破解当前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出谋划策，而且要引导群众确立适度的政治期望值，提高群众的政治评价能力和政治参与水平，增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原则必然要求中国领导文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一，中国领导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把握领导文化发展的政治方向。其二，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不断拓展领导文化的内容。其三，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加强领导者的领导文化修养。总之，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辩证思维，对现代中国领导文化进行整体的、系统的思考，通过对现代中国领导文化的把握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根本方法 中国古代产生和发展了许多优秀的领导文化，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在批判式继承中西领导文化的基础上，弃其糟粕，扬其精华，着力于领导文化的自主创新，建设一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领导文化。其一，要做到价值观层面的创新。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在领导价值观念的构建上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扬弃“仁政”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生成新型的以人为本的领导文化理念。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领导文化理念包括人自身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三个方面。基于此，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树立以人为本的领导文化，聚集人才、凝聚力量，以发展为重、以民生为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实现社会转型所需的各项能力。其二，要做到观念层面的创新。从将领导视为上对下的“统御”或下对上的“接受”的领导观念，转变为将领导视为上下互动的“影响”的领导观念。其三，要做到行为模式的创新。在革新观念的基础上，强调“悟道用德”的社会治理理念，提倡“上善若水”式的领导模式。从只重“发政施仁”的输出的领导行为模式，转变为兼重参政议政的输入的领导行为模式。同时，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创新领导行为模式，在寻求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中推进领导文化发展。其四，要推动领导制度体系的创新。中国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强化依章治事的制度文化，不断创新思路和制度内容，完善领导制度的创新机制，进一步完善领导制度体系。 （三）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构建必须以社会主体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只有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为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领导文化的构建也是如此，领导文化的主体向度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必须是社会主体的全面发展。基于此，中国领导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也就是必须重视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领导文化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把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构建融入促进社会主体全面发展的服务进程中。社会主体的全面发展不仅意味着要提升社会主体的社会地位和保障公民权利，更意味着社会主体自身能力的全面提升。事实上，构建现代领导文化的基础工程就是社会主体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构建中国领导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把“知行合一”作为现代领导文化的根基，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性。 五、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中国领导文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具有立意高远、角度多元、观点丰富等特点。然而，与现实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相比，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对中国领导文化的内涵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深度内涵层面的研究成果。其二，对中国领导文化的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不太全面，对于中国领导文化在“一带一路”等领域中所能发挥出来的作用缺乏必要的分析。其三，缺乏针对中国领导文化之不足的研究成果，虽然少数学者从官本位价值观念、重人治轻法治的思维方式和官僚主义作风等方面探讨了中国领导文化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稍显不足。其四，在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构建路径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宏观探讨有余而微观剖析不足，研究的针对性不太强。基于此，未来应结合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深度剖析中国领导文化的内涵，不断拓展中国领导文化的社会功能，深入研判中国领导文化存在的弊端，并围绕中国现代领导文化的建构提出更多可操作性较强的措施和对策。 参考文献： ［1］聂世军.增强领导科学研究想象力的思考［J］.领导科学论坛（理论），2013（11）：27-30. ［2］陈志龙.试探哲学语境下和谐——现代领导文化的构建模式［J］.大连干部学刊，2009，25（9）：45-47. ［3］孙维，王怀明.家长式领导与员工敬业度：领导公正感的作用［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3，26（6）：73-79. （选自《领导科学》2022年第9期） 责编：姜佩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