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年2月 作者与妹妹父母在院内家门口合影。  多少年前，我们家居住在鼓楼前东边的一条死胡同里，俗称小辛寺儿，官称辛安里胡同，20号就是我家住过的院子。从我上小学到出嫁到父母最后搬出，也有40年的光景在这里度过。2004年春私房腾退我们家经历了一次搬家，因为要尽快的把人家的房子腾出来，而父母要搬过去住的房子还没有交房，所以选择了搬到我家对面院子的小东屋里暂住。 搬家就像是把一棵老树连根拔起，连根带土再移植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十分的艰难，几十年的积累，破七烂八的东西很多，那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家里的东西全是年迈的父亲母亲的。  1992年8月父亲与他的大孙子在家屋门前留影。（夺目垃圾桶是平房人家的标配。） 父母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扔掉的，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出现了痴呆的迹象，即使父亲没有生病，父亲也是不管家的，家里的东西只有书籍还有收藏的旧报纸是他的，其他的东西均由母亲来支配。 娘家的东西我只对父亲的东西感兴趣。在搬家之前，父亲的那些书籍等物都被我拉到自己家去了，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大辞海两套，各种杂书，父亲的文稿纪念册等等，这些东西被我搬走了减轻了娘家搬家的一部分负荷。当时还有一大箱子收存的很好的北京晚报，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当废纸给卖掉了，现在想起来，十分的可惜，邓拓的“燕山夜话”应该一期不少。  1996年3月12日母亲过生日，图为父母与两个外孙一个家孙在吹蜡烛。和顺多福！ （时年母亲63岁。） 搬家的那个时候母亲也是70岁的人了，看着满地的东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妹妹每收拾一样东西都要请示一下老妈：要吗？放哪儿？搬走啦！搞的老妈不胜其烦，老妈好长时间不说话！也不动，呆坐。整的我们姐妹俩儿干着急，面对堆积如山的东西，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搬也不是不搬也不是。好大一会儿老妈才恢复了常态，果断的说，搬！ 对面老黄家的小东屋，我和妹妹都量好了尺寸，10平米的小屋，我们把常用的家具和日用品都尽可能的放进去。小东屋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个薄薄的书柜一个写字台，一个折叠床一个折叠桌。而东屋的南边有一个自己搭建的简易棚子可以放些不常用的东西。其余的东西一律给人或者扔掉。 搬家行动开始啦！一咬牙一跺脚该扔的扔该搬的搬。 那些老妈刚退休在北京饭店看电梯时搞来的大碟大碗，多少年了放床底下都派不上用场，扔到胡同墙根下好大一堆，尽管我们轻轻的放好，以防破损，想着会有人拿走用上，但是胡同里的人们过来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拿回家去。过几天再看就有碎的了，再过几天运垃圾的来了给运走了。 破床破柜子一律处理掉。 有个黑色的衣柜特别有故事，母亲说那是他们结婚时老爸从北城根旧货市场买的，上下两开门，中间是两个抽屉。那个衣柜是我和妹妹打小放衣服杂物的柜子，中间的两个抽屉放着我们姐妹俩个零七八碎的东西，小时候母亲还会把买回来的糖果一人一份放到里面。那时候做梦经常梦见那个黑色的衣柜，两个抽屉拉出来竟然变成了一架钢琴，黑白的琴键，但是怎么按都按不响。结婚后还经常梦到那个黑柜子里整齐地放着自己的衣服，十分的清晰，穿哪件好呢？  1999年2月母女三人在家合影照 那个年代，大衣柜算是家具里的大件儿了，但凡有了它都要放在屋里显眼的位置。我家的大衣柜一直摆在外屋西北角的位置，衣柜上一扇门有穿衣镜，一进门就能看到，显得屋子豁亮。最初那个黄色的两开门的大衣柜是我结婚时用家具票买的，因为我们小家的家具都是婆家给预备好了的，所以这个衣柜就给了妈家，后来那个大衣柜又搬到了妹家，而照片上的大衣柜是后来姨夫和弟弟共同打制的，纯木框三合板贴面，还是摆放在那个位置。 几十年了，父母家竟然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早先住在鼓楼东大街，老妈说:在对面山货店买了一块床板用砖头搭上就是床了，后来搬到鼓楼前辛寺胡同，将这块木板，加了个床头，有点床的模样了。我生孩子的时候，讲究满月挪骚窝，儿子也曾经跟我睡在这张靠在窗边的床上。床支的老高，下边是一个大木箱子。家里后来有了一张像样的床了，床头床架子床垫子一应俱全，棕红色的，那是姨夫在北京饭店工作时，客房更新换下来处理给职工的单人床。这张床现在还在，父亲在世时一直是父亲用着。 照片上，老妈坐着的长沙发底下有一块板子，那可是老妈20岁来京住在王姥姥家，人家给老妈在门道搭的一块板子，也就是来北京的第一张床了，王姥姥把老妈的户口上在了她家，那块板子就是老妈最初在北京的安身之处。老妈觉得那块板子挺齐整的就一直没有扔掉，而且还用上了。  1995年10月1日母亲坐在写字台边的长沙发上拍照 （时年母亲62岁） 家里“大手笔”的家具要算是弟弟做的写字台了，绘图下料组装一点一点的“磨叽”出来的。弟弟当年，想起来了就做一点想起来了再做一点，纯粹是拿它消磨时间，我们过来过去的，从不敢碰他的东西。有一天，我家住在鼓楼东大街的邻居陈大爷带着木匠家什来到我家，在院子里摆开了阵势，帮助弟弟给写字台上门放抽屉安把手，弟弟毕竟是个外行，必须请个内行来帮忙。陈大爷跟父亲一样都是山西人，他个子不高墩墩实实，穿着有点儿邋遢，一笑露出水碱黄的锈牙，口音比父亲还重，我们恭恭敬敬地给陈大爷沏上茶水，递上纸烟，看着陈大爷做活儿，有时候是刨，有时候是锯，有时候是凿，叮叮当当，我们姐妹盼望的是陈大爷快点把弟弟的写字台攒起来，家里好利索点。要上桌面了，没想到比门还宽了一点点，这可不行，做好了这写字台没法搬到屋子去了，于是，写字台的底座搬到屋子里才上了面，面上好了，各种压，生怕起翘。看着陈大爷做木匠活儿真是有点大气都不敢出，像看盖房子上大梁那般紧张。那些年，爱写东西的父亲还是坐在小板凳上在那个小木茶几上写，这类似大班台的写字台上一直放着电视机，从黑白的到彩色的，写字台的边上应该放一把椅子才配套，然而没有，边上刚好放下一个长沙发，那个原本坐下放腿的地方被母亲放了杂物。“高档”写字台并没有物尽其用。搬家那天，这大家伙成了问题，卡在门口怎么也搬不出去，最后把窗户打开了，院里街坊来帮忙七手八脚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个贵重的大家伙请了出来。这个写字台也是非常有历史的，至今还在。  搬家时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细软”分给了我和妹妹，一人一半。您猜是什么？毛主席纪念章还有老邮票。至今还在我和妹妹的手里。 老树挪窝，断了许多根须折了许多枝干，从生长了40年的老窝顺利的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几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的秋天，父母的家我们的娘家从暂时租住的老黄家从辛安里胡同彻底搬走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来到这条胡同的时候，我家的房子住上了别的人家，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回忆中的回忆。 一直想写个关于搬家话题的文章，那些个因为搬家而丢失的家具丢失的衣物，现在来说不值几个钱，但是有一种情感不能割舍，这里边有岁月、有亲情，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让曾经与之相伴的人，一经想起滑入脑海便会掀起片片涟漪。 父母老了，倒是不断的搬家，他们要离女儿近一点再近一点。人常说：妈在哪儿儿女的家就在哪儿。对于老人来说：女儿在哪儿父母的家就在哪儿。照顾老人还是女儿最贴心。父亲去世后，母亲基本生活在女儿身边。母亲说她已经没有家了。说的也是，母亲这一生除了辛安里胡同20号是她自己的家外，后来跟哪儿住都不能说是自己的家。18年前搬家时，母亲坐在长沙发上一言不发，我们姐俩一个劲儿的催问：搬不搬啊？这东西还要吗？老妈像没听见一样犯呆。我和妹妹小声嘀咕，妈不会抑郁了吧。 人一生，其实需要不了多少东西，老妈讲话：那时候一辈儿一辈儿的农村人住在土房子里，一床被子盖一辈子。想想也是，人一生其实需要不了太多的东西，而是攀比欲占有欲让人非要占有许多的东西，好像人最后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吧，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但是瞬间还要交还天与地。  2002年10月1日老妈穿着她喜爱的紫花裙子在景山公园花坛前拍照。（时年母亲69岁。） 多少年后，母亲更老了，我们也老了，母亲去了老年公寓，她的全部家当就是随身的衣物，老人家还有一个略显神秘的小包袱，我帮老妈收拾东西，经常会看到它，但是从未打开过。冬天的时候，老妈让我把那个包袱打开，说，里边有个碎花的红棉袄拿出来平时先穿穿，老妈告诉我，到时候她走了还给她穿上这件。我嗯嗯的答应着，打开包袱把棉袄拿出来，然后把余下的衣物又整理了一下，一身淡粉的秋衣秋裤，一条同样花色的棉裤，一双白袜子，一双绣花的黑布鞋，还有一条紫色的花裙子。这条裙子我熟悉，老妈曾经穿着她跟我们姐妹一起在景山公园花坛前拍照留影。包袱皮儿最底下是个硬硬的册子，我知道的，那是老妈在崇文门住着的时候我陪老妈在协和医院医科大学楼里做的遗体捐献证书，老妈让我留好电话，到时候通知人家来接她。手触到这些东西，心里空空的，酸酸的不是滋味，但是表面依旧平静地跟老妈唠着家常。老妈还说，什么时候把她的衣服再归置一下，看看谁能穿给谁。嗯，妈我知道了。 家在哪儿？在母亲的心里，她的家在河北滦县，她的家在鼓楼前的辛安里20号，她的家在崇文门，那边的人，那边的事，都是她所关注的，我们听她说陪她聊。许多年来，父母的家搬来搬去家里的东西所剩无几，可是亲情在记忆里一样也没少，她们在日子里发酵愈久弥香。 写于2022年5月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
公众号内容简介 北京人的生活回忆，校园生活回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同学情，朋友情，邻里情、家人亲情，各类生活趣事。长年征集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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