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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文字狱背景下探讨《满江红》版本的变化 历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教授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双季稻的种植促进了农业，茶叶，陶瓷的发展促进了海外贸易。 宋朝打通城市“坊”的封闭，发展商业。熙宁10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只32万贯。 例如，韩愈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替人家写墓志。标价是一匹马、鞍和玉带；或者是绢500匹（韩愈写墓志铭不是都收润笔，有 “妻俾奴抱婴儿从退之乞铭，遂得铭”）。 而苏东坡说：“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元祐中皇帝安排为人撰神道碑并书者，苏东坡上表推辞：“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辞，然终非本志，况臣老病废学，文词鄙陋，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 宋代之所以创造了高度发展的文化，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注意兴学、尊儒。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儒臣知州事”，太宗时期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来解决官吏来源问题。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至五统计，唐代289年间科举取士总计约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余名，年均约176 人。宋太宗即位后第一次科举，就选拔了500多名人才，这些人直接被安排到了朝廷和各州的关键位置。当年的状元吕蒙正，仅仅只用了6年时间，就做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 文化上出现《资治通鉴》《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太平圣惠方》《洗冤集录》宏篇巨著。诗词，绘画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是就是这样高度发展的宋朝仍然也出现了文字狱。所谓文字狱，《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下列举事实。 一， 苏轼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从徐州知府调任湖州。四月二十日，苏东坡到了湖州，上《湖州谢上表》。其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七月，御史台的官员李定等人连续弹劾苏东坡。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僎径入州廨，顾盼狰狞，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苏轼"供状"的涉及39人(首先是驸马王诜，其他如司马光、黄庭坚等)，诗文大约四十篇例如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承认是讽刺青苗法的。 御史台于是给苏东坡定下了五条罪行，并且给出了“杀”的审判建议。随后，案件被移交大理寺。《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将大理寺意见要点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就是说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由于当时当朝宰相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最后根据皇帝圣旨，仍然对苏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实际上是加重了处罚。。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驸马王诜勒令停职；苏辙贬官监州；王巩谪至宾州；收受讥讽文字的张方平等2人罚铜30斤，司马光等20人罚铜20斤。收受无讥讽文字者，无罪。苏东坡死里逃生，正月初一便从都城开封风里雪里往黄州赶。 二，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欧阳修牵连 “盗甥案” 欧阳修对有才学的后生竭力推荐，使一一脱颖而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有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就是这样“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欧阳修 在庆历五年春天卷入“盗甥案”名誉受到损失。 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有“奏邸之狱”案发：监进奏院苏舜钦（子美）因为卖废纸公款吃喝，集贤院校理王益柔吟《傲歌》狂悖而案发。《宋史》第四百四十二卷记载： 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苏舜钦岳父苏舜钦杜衍罢相，离京出任尚书左丞、知兖州。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 四个月以内主持庆历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 仁宗为了平衡利益关系，安排欧阳修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河北道的四长官之一）。《宋史》评价欧阳修“风节自持”，是非常遵守道德规矩的一名士大夫，从他身上寻找道德污点几乎不可能，欧阳修是谏官，《宋史》载“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但得罪人多，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欧阳修在河北，可他的家人还在京城。不久后开封府上报了一件通奸案牵连到欧阳修。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七》记载： 修既上疏论韩琦等不当罢，为党论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及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安世等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安世，开封人也。狱事起，诸怨修者必欲倾修，而安世独明其诬，虽忤执政意，与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当初，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张龟正，张龟正去世。留下一个前妻所生的女儿。生活无依，无奈，只得来投靠欧阳修。到及笄之年，欧阳修做主将她嫁给了自己一个族兄的儿子欧阳晟。结果这个张氏和家仆陈谏私通，事发之后被逮入开封府狱。这件事与欧阳修并无关系。但是当时的开封知府杨日严与欧阳修有旧怨，他以前任益州转运使的时候因为贪污受贿，被欧阳修弹劾，所以一直记恨着。张氏这件案子犯在他手里，自然要抓住机会。被杨日严一番讯问之后居然变成了欧阳修“盗甥”。 宋人王铚的《默记》中记载“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 军巡判官、著作佐郎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支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勘之，遂尽用张前后语成案。 其实四岁小孩何以私情？谏官钱勰（是反对“庆历新政”的急先锋，曾经一日之内连续弹劾范仲淹、富弼、杜衍，五年做到翰林学士）就举出所谓的“证据”，欧阳修的小词《江南柳》有“十四五，闲抱琵琶行，堂上簸钱堂下走。”张氏到了你家，正是可以簸钱的时候。欧阳修真是有口难辩。 《乐府余论》记：“初奸党诬公（欧阳修）盗甥，公上表自白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十岁。’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学簸钱时也。’按欧公此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丑诋之。其词之猥弱，必非公作，不足信也。正不必为欧公辩也。” 《江南柳》出钱氏私志，欧阳修虽然祖籍是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但是庆历五年（1045年）之前，欧阳修可能未到过江南。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又去随州（今湖北随州）投靠叔父，后进京参加科举，中举后在河南一带为官。景祐元年（1034年）又被贬去夷陵，这已经是欧阳修到的最南的地方了。欧阳修在庆历五年（1045年）之后被贬去滁州，又改去扬州、颍州，他的足迹才开始踏入江南。案件最后，“得无他”就是查无实据“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 用张氏的嫁妆钱买了块地，算侵占张家财产 “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奏之，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到了写《醉翁亭记》的地方。 三，皇帝亲自上场的文字狱 元佑七年(1092年)苏辙代理太尉、升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绍圣元年(1094年)初论殿试策问的时候被哲宗发难。文字记载见《宋史 列传第七十三》 范纯仁 ： 辙论殿试策问，引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众不敢仰视。纯仁从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事之始，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哲宗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辙竟落职知汝州。 范纯仁仗义执言：“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上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即便是苏东坡把先帝比作汉武帝，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再说了，皇上你刚刚亲政，对待大臣不应该像呵斥奴才一样无礼。”被贬知汝州。数月后，再贬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后来没有回京。癸丑，改元。白虹贯日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苏轼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八月，苏轼兼任哲宗皇帝的老师。哲宗年幼，高太后执政。弃用王安石变法派。苏东坡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了许多的诏书。8年以后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18岁亲政因为高太后对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逆反心理。章惇为相，任由御史弹劾苏东坡 “毁谤先王”，而罪证是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吕惠卿等一些人。而这些人是神宗皇帝任命的。哲宗皇帝再次勃然大怒。范纯仁说：“苏东坡写这篇公文已经八年之前的事情了，现在弹劾苏东坡的这帮御史，绝大部分八年前也都是御史。当年不说，现在来说，不就是准备两边倒吗？”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子言低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斌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态？ 宋哲宗上纲上线。没有任何师生之情。一连五贬，把苏东坡贬谪至海南。一代文豪回来一年多就去世了。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金国准备重新与宋议和。将死去的宋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四月下旬南宋朝廷解除了张俊、岳飞、韩世忠、刘錡等大将的兵权。张俊、韩世忠、岳飞被调离军队，到首都枢密院供职。五月，宋廷命张俊和岳飞出使淮东，岳飞“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欲就此分解此韩世忠军。楚州(山阳)城虽是要塞，但以前很破败。张俊却非常不满，他说城池欠修。岳飞说:“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收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岳飞回朝后，即遭万俟卨（xiè）、罗汝楫的弹劾，诬蔑岳飞、主张“弃守山阳”。 宋高宗有： “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亲自确认事实并且定性”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八月九日，罢岳飞枢密副使。任万寿观使的闲职。就是管理一个道观，可以不用上班。岳飞自请卸去军职、回到江州庐山旧居赋闲。 四，文字狱在宋朝增加的起原考 宋朝以杯酒释兵权军事政变起家，建政后，加强中央集权。“政出于一”，“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集中央大权于皇帝一身。三省、长官虽设，但都'不干预朝政'。在三省之外，另设'政事堂'为宰相办事机构，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其长官枢密使与宰相合称宰执。中书总政务、枢密院主军事， '实行'二府制'。并将兵权分隶三个机关，平时统帅归殿前马步三司都指挥；给养训练归兵部；调度征发大权以枢密院禀皇帝诏令执行，从此，将相不能专兵，兵权也直属皇帝。 设三司使专管财政，分宰相财权。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分宰相吏部人事权。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 《宋史食货志》里就提出“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 臣僚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 “兵数十万者，虚数也” 冗兵如此，冗官则 “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 北宋的人口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而常备兵数经常在百万以上，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但是北宋与边区少数民族政权的周旋，经常不能战，也难能言和。 对于文字狱起重要作用的是谏官和御史台的合流以及职责的转变。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其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 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对皇帝才称谏，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是宰相的属官，王夫之在《宋论》卷4有一段评论说：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有相互制约的作用。 而宋代则谏垣独立，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了。这样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御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 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 这是宰相的工作环境。对于平民还设有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等特务 司马光曾经有"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五，语言的模糊性与诗意。 因为汉语文字的模糊性，使得文字有多种解释，多种歧义。所以汉语创造了灿烂无比的诗篇，所谓诗境，就是介于实境与虚境之间。但是因为名词没有主宾格的变化，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所以有多种解释，模糊的空间比较大。也适合于创造一些新词以文过饰非；为断章取义、深文周纳的“文字狱”悲剧提供了方便。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之间的争论是低层次的争论，难以产生思想的交流碰撞。在宋代派系之争形成党同伐异，为争论而争论。对外上，庙堂争论不修，金兵已经渡河。在对内上容易形成文字狱，正义者的声音被屏蔽。 六，岳飞《满江红》版本争议的起源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学者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中指出《满江红》疑似明代人的伪作：《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他又说：岳飞的儿子岳霖、孙子岳珂，不遗余力，遍访岳飞的遗稿，编了《金陀粹编》，其中《岳王家集》（共十卷）没有收录这首词。这么一篇名作，怎么可能遗漏？ 杭州岳坟有《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碑，末行题“绍兴五年秋日，岳飞拜”。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跋这首诗说：《宋史·高宗纪》及张浚、岳飞传，绍兴五年都无张浚北伐之事。“署款尤非宋人体制。当时根本没有文臣张浚北伐、而武将岳飞相送之史实。岳飞称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张相公或张都督之类，不可能称紫岩先生。这是有破绽可指的传说的岳飞诗。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他的文章全面回复了怀疑派的问题，如：岳飞有无谱写歌词的能力问题； “踏破贺兰山缺”方位问题；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 家集》之中问题等等。邓广铭先生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态度公允持平有理有据。 邓广铭先生的文章道德令人钦佩，邓广铭先生的“四传二谱”（《岳飞传》、《辛弃疾传》、《王安石》、《陈龙川传》和《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先后修改了多次，直到九十一岁高龄生命的最后一年。说明文章是可以而且应当根据事实而修改的。 邓广铭先生文章发表于1982年，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赠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祝允哲曾任大制参，提督荆襄军务，曾上疏高宗，愿以全家七十多口乞保岳飞，由此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岳飞题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以下称《满江红》江山版，）其词云： 事实证明了邓广铭先生的判断，我们终于看到宋人记载的满江红。但是，从《满江红》江山版可知目前传世版《满江红》不是原始状态，是经过后人修改的。以下探讨在南宋“文字狱”时代传世版《满江红》可能有一些影响因素。 七，“三十功名尘与土” 先看历史事实：绍兴二年（1132）岳飞三十岁，任神武右副军都统制、权知潭州、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八月，任右相刚满一年的秦桧，就被高宗罢免。 第二年岳飞任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 绍兴四年（1134）岳飞三十二岁，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任清远军节度使、神武后军统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节度使就相当于正大军区级了，是宋代最高武职，再升级太尉已经是虚衔。宋代丞相辞职以后，往往外任节度使，例如岳飞的老东家、同乡韩琦（军中有一韩，西人之心胆寒）就是。神宗时期，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 “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实为诬告，将王陶罢职，但韩琦仍然坚决辞位。神宗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直到四年以后绍兴八年（1138）三月，高宗才任命秦桧为右丞相，位于赵鼎之后。岳飞“如果想练兵杀敌，收复失地，足可以施展抱负”成就事业。似不应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低沉之句。 实际上，岳飞因为张宪、岳云“谋反”牵连。到杭州大理寺“作证”而入狱。以后的判决书主要以“指斥乘舆”和“援淮西失机”而定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已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敌犯淮西前后亲受札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留，当斩。阆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张宪坐收飞、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 多人证明岳飞曾经讲过三十岁就做上节度使的只有宋太祖和我（岳飞），而这句话也成了日后岳飞的定案“证据”之一。岳珂《金陀粹编》有岳家军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这些事实似可以证明，岳飞当时的心情是意气风发，建功立业，而不是“三十功名尘与土”。 今人有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句解释：和抗金大业比较起来，功名就如同尘土。这样把抗金大业和“功名”对立起来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想法。难道没有功名反而更有利于抗金大业吗？ 八，靖康耻，犹未雪 “靖康耻，犹未雪”句太过实写犯忌。因为“靖康耻”实在太“耻”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二次南下，北宋王朝都城开封被攻陷除了割地，赔款，竟然把太后、皇后、后妃、公主、宗室女眷等上万女人折价抵押给金人。在给金军的赔偿中，有五十一位后妃公主之，还有一万一千多名妇女。 宋徽宗、宋钦宗和宗室被掳到北方之后，被金人施以牵羊礼，数千皇室被金兵用绳子牵着，像牵着羊一样被人展览、参观，还被封为“昏德公”、“重昏候”。宋钦宗的皇后朱琏，到达会宁后终于不堪受辱，自尽而亡，终年26岁。“韦（宋高宗生母）、邢（宋高宗妻子）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以示对南宋朝廷和皇帝的侮辱。 纵观宋代人记录靖康之变的，几无人敢用“耻”字，南宋时人对靖康二年记述与评价的词汇有：“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及“二帝北狩”这些为尊者讳的说法。“耻”字使用于礼、法皆不合。于“为尊者讳”传统教育不合。 史记有“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孔子评价这件事情说：“臣子召天王前来，不可以做为先例。“所以《春秋》记录这件事情为”天王狩于河阳“。岳飞自幼习读《左传》，深明春秋大义，不会犯这些明显的忌讳。退一步说，秦桧一党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下反而可以据此“愤词”诬陷岳飞欺君、心有怨恨治其罪何必用“莫须有”的托辞。 三，最早的《满江红》版本为“朝金阕”在南宋时代容易被上纲上线 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满江红》首次出现于徐阶之说，被否定。 但是汤阴岳庙岳飞刻石《满江红》词，末句作“朝金阙”在当时容易被陷害，引起文字狱。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记载：侯（岳飞）向万俟禼、罗振对天盟誓：”吾无所负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冥司与汝等面对不休众”御史中丞万俟禼等曰：”相公既不反记得游天竺日壁上留题曰寒门何载富贵乎“众人曰既出此题岂不是反也？ ”寒门何载富贵“成为谋反的证据，没有逻辑，成为“文字狱”的逻辑，奈何？ 虽然提出这些疑点，但是这些都是属于主观判断的问题。不像余嘉锡、夏承焘、张政烺诸先生学问大家，博览群书，可以从版本学方面提出客观质疑。但是作为学者，应当知道《满江红》原词在历史上可能经过多人的修改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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