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去吕贝克 | 王安忆《旅德故事》2

《旅德故事》（文汇出版社）：是王安忆于1988年到1992年三次旅居德国的游记散文集。全书一共17篇文章，从德国北部的历史名城吕贝克一路向南，经过汉堡、波恩、柏林穿越黑森林，到达慕尼黑。作者以小说家独特的视角和想象力，写人、写物、写己。表现了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思考与认识。

书中颇具特色的是对德国音乐的描写。德国是古典音乐的理想国，作者结合自己曾经是文工团大提琴手的经历，亲炙那些耳熟能详的乐曲的故乡，写出了音乐对一个民族与土地的影响。

本书也是作者少有的一次独自旅行，书中充满了小说家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之感，这孤寂也放大了作者的想象力，以至于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不仅会对作者的见闻好奇，也会时常产生阅读虚构小说般的另类体验。

选读

吕贝克（续）

王安忆

我穿进一条小巷，走到一座教堂跟前，这教堂名叫“St.Aegidien”，门口的牌子上写道，是初建于一二二七年，还写着开放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到四点。教堂对面有一座花园，黑漆的镂花的铁栅栏里有茵茵的草坪，在一整个寂寞的吕贝克的小街旁，显得分外艳丽。我绕了教堂一周，却迷了方向，走着走着，不觉走到了我的旅馆门前，旅馆紧闭着门，招牌上的老板永恒地微笑。我又重新出发，去寻找大城门。我慢慢地走到了郊外，走到一堵高大的城墙底下，城墙底下有绿茸茸的草地，一只羊羔似的小狗在啃着草坪。我认出这是昨天从汉堡进来的路，通向汉堡的公路坦荡荡的一去数里，昨日的事情回想起来如同隔世。我再转过头重新向前走，我走到了河湾，船帆很鲜艳地竖起在忽又晴朗了的蓝天下面，河上的凉风使我迈不开步子，我只能折回头去，看见了旅游者问讯处，一个旅游者徒然地敲着门，得不到一点回答。有一个男人一径地看我，对我做出殷勤的微笑，我过到马路的对面，绕过了他。我漫无目的一般地走着去寻找大城门。我漠然地看着路边形形色色的广告，有一块大幅的广告牌几乎是横在了路口，上面画着一个装腔作势的木偶，写道木偶博物馆。我心里漠然地想道，如实在无处可去了，便去这个木偶博物馆看看。这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个木偶博物馆会引出一个几乎是离奇的故事。这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地走了过去。我十分地丧气，再没有一个比我更丧气的观光者了。

渐渐地，我觉得我走着的这条马路似乎有一点异常，这马路的前方突然开阔起来。我首先看见的是太阳下自己的清晰的影子，然后又看见了许多别人的影子，太阳出来了。太阳下有许多旅游者朝着前面走去，我知道前边一定有着什么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便看见了大城门的雄浑敦实的尖顶。

走向大城门的时候，太阳一直在当空照耀。通向大城门的路径是鲜花夹道，绿茵铺地，这不由不令人振作起来。我先在纪念品小店买了一个大城门的浮雕。将浮雕塞进背包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在吕贝克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事情已经结束，我该回去了。我决定今晚就给梁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明天就乘火车回汉堡，如他能开车来接我，那就谢谢了。我穿过马路，走到城门下，望着那风格质朴又雄壮的古老的城门，心里异常地平静，甚至还有一点点快乐。

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说道：“这就是大城门。”那普通话的汉语响起得那么突兀，我竟没有立即反应过来；而那声音又说了一遍：“这就是大城门！”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吕贝克，在吕贝克的大城门前，竟有中国人。我回过头去，看见身后的台阶上一溜站了五个中国人，一看便知是从大陆来的。我想都不想就朝他们跑去，惊喜地问道：“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奇怪地看看我说：“辽宁。”我们立即搭上了话，他们是一个辽宁的贸易小组，在汉堡洽谈一桩生意，趁着过节坐火车来玩一日。我们互相帮着留了影，我忙着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些什么地方值得去，往海边每小时都有公共汽车，我顿时变得十分的饶舌。我非常地想与他们结伴，看来他们也不反对，不幸的是，仅仅三分钟之后，仅仅是我们同步走到城门下的那一段路程之后，便发生了分歧。城门上有一个博物馆，两马克一张票，那自然是要看的。他们先也说要看，可是商量了一会儿之后，却一致地说没有意思，不看了。而我是一定要看的。于是，我们只得分道扬镳。他们走他们的，我走我的。我独自买了票，上了那笔陡的螺旋形的石梯。那是一个关于吕贝克城市历史的博物馆，不曾想到城门上有这么大的容积，共有五层，每一层的墙上都有当年的枪眼与炮眼，我通过炮眼望着城下的绿草地，那五个辽宁人早已没了踪影。参观者里却有一个东方人，一个年轻的英俊的先生，带了一个德国女人，还有一个混血的男孩，男孩叫他爸爸。他总是向我微笑，而且有意无意地随了我。我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是个越南人，还是个中国人。不知出于什么心情，我没有同他搭话。好像是怕自己失望，如果他是个日本人，或者越南人，那么就好像要破灭一个幻想似的。我们不止一次地迎面走过，擦肩而去，在一件展品前流连，互让着走一段狭隘的石梯。他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情，也不同我搭话，或许也是避免失望？我不知道，总之，我们就好像互相都生怕破灭了幻想似的，始终没有搭话，只是永远地微笑。后来，我在另一个场合又遇见了他，我明白他是一个中国人了。可那时候，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者是越南人，于我已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且是后话。就这样，我仔细地看完这一个博物馆，已到了中午十一点半，我可以去上海餐馆吃午饭了。

我激情满怀地奔向那个上海餐馆，妤像是去赴约一般。天又阴沉了，风刮得很紧，我浑身几乎冻僵，可是我激动地想到，马上就要到上海餐馆了，那里一定会是非常非常的温暖。我终于又看见了那茶色玻璃内的披锦挂彩的笑弥佛，做着很洒脱的什么也不在乎的手势。我推开了玻璃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融融地包裹了我几乎冻僵了的身体。餐厅里很暗，没有开灯，只有一两张已坐上客人的桌上点了几支蜡烛。我就像是一个电影院的迟到者，一时什么也看不清。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渐渐地恢复了视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餐厅，四排座位由一道齐腰的护墙板隔着，一直伸延到看不见的深处。天花板上悬挂着大红大绿的宫灯，墙上挂了花鸟的国画。几位德国女招待悄无声息地走来走去，有人向我迎来，我只向她笑笑，却继续向前走，我以为那幽暗的纵深处一定有着中国人。可是直走到了最尽头，往左是厨房，往右是厕所的地方，依然只有德国人活动着。我不由得气馁，只得走了回来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我环顾着四周，希望能找到哪怕只有一个来吃饭的中国顾客，却没有。仅有的坐上客人的几张餐桌上全是表情肃穆的德国人，用刀叉吃着中餐。一个淡黄长发的女孩走过来点上了我面前的蜡烛，递上菜单，总算菜单上有一行中文：酸辣汤，什锦面，古老肉，宫保鸡丁，让我做了那么几秒钟的还乡梦。我要了一杯茶和一碗面，然后再向她要一双筷子，我用汉语和英语反复地说了几遍“筷子”，她均不明白，只得用手指沾了茶水在桌面上画给她看。她走开去， 留下我一个人对了一支摇曳的蜡烛。我不由得有些恍惚起来，我究竟是在了什么地方，这地方与我究竟有着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在这里，谁也不知道，那淡黄长发的女孩知道，她会说：今天有一个中国人来吃饭，要一杯茶、一碗面，还有一双筷子，仅此而已，而她第二天便忘了。我今天整个上午在吕贝克走来走去，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来做什么，于是，连我自己也有些动摇了。我好像是一个流浪汉似的，幸好手里有了一杯热茶，这是今天从早到现在第一次接触热的东西，早上那一口苦茶不算，而天气是那样的寒冷。面来了，我磨磨蹭蹭地吃着，拖延着时间，这里很暖和，暖气机无声地工作着，外面正刮着阴惨的北风。而我又不愿回旅馆，那旅馆里的阴森气氛令我无法安心。并且，我走在街上，毕竟还可有人看见我，似乎可为我的存在作旁证似的。一旦进了旅馆，进了我那三号公寓走廊底的单人房间，好像变成了一个一百年的隐士，再没人看见我了，知道我了，我就好像没有了似的。如果这世界没有了我，我又还有什么呢？我吃着油腻腻的已经变了种的什锦面，注意着有没有中国客人走进餐馆，像一个西方现代作品里的孤独英雄一样想着心事。而我无论多么不想出去到那寒冷的大街，出去的前途是多么的渺茫，我却怎么也安不下心来从容地吃面，这里终不是久留之处，我受着无形的催促似的，急急地结束了一切，急急地招来那女孩算账，付完账后急急地给了小费，然后急急地穿上大衣，急急地出了门去，就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等着我，就好像我有着什么要紧的去处。我急急地出了门，门外竟出了太阳，尽管风是十分料峭，可正午的太阳是暖烘烘的。心情豁朗了一些，我穿进了大街后面的小巷，不知不觉又到了我的旅馆面前，老板娘在门厅里拖洗地板，那旅馆终于有了些气氛，我便决心上楼小歇一会儿。可一旦进了房间，我却又急急地想要出来，怎么也坐不定似的。我不能在这房间里久留，久留了我便会被埋没了似的，我好像非得走到大街上，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证明我在场，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存在没有一点信心似的。我便又匆匆地走下了楼，走出了旅馆。总算太阳还在，照耀着旅馆门前的花坛。我沿了石子街面向前走，又到了那座建于一二二七年的St.Aegidien教堂。门口的牌子上写道，下午三到四点开门。教堂旁边，有三四个旅游者，在寒风中的太阳地里，抖抖索索地吃三明治。对面的绿草茵茵的花园里，二楼推开了窗，伸出一个姑娘的脑袋，对着楼下一个小伙子大声喊着什么，小伙子便大声地回答她，他们的声音在这正午的太阳里传得很远。我离开St.Aegigen教堂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圣·安妮博物馆（St.Annen）下午两点钟开馆。我看了看表，这时还不到一点，心里便想着去哪里消磨这一个来钟头。这一日是那么的漫长，每一分钟的逝去都那样艰难，好像每一分钟都在等待人做出决定。我慢慢地离去，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忽然想绕到我的旅馆的后面，去寻找我窗下的那一幅明媚的图画。我走上一座铁桥，铁桥上有自行车急速地行驶。我站在桥上，看见桥下，我的旅馆所在的那条街的后面，果然是一个湖泊，湖边是青草和绿树林。我怀了一种寻找梦境的惊喜的心情下了桥，走下台阶，走在草地的小径上，走到了湖边。湖水很平静，碧绿的湖水上果然漂有彩色的浮球。湖的那一岸，是一排房屋，我找到了我的那一座旅馆的公寓楼，楼的背面才露出了久远的年代，石灰好像有些剥落似的陈旧着，我甚至凭着感觉找到了我的那扇窗户。湖边的长椅上，坐了一对情人，年纪已不轻了。一个父亲带了一个孩子在路径上蹦跳着玩耍。露天咖啡座的椅子全空着，盛开的鲜花有一种凄艳，十分寂寞，没有一个人。我绕过湖，从那一头走上了铁桥，当我走上台阶的时候，忽然嗅到一股扑鼻的香味，那是一股熟到骨髓里的熟得已忘了名目的气息。我心里恍恍的，觉着有些奇怪，好像做梦似的。我寻找着那气味的来源，四处张望着看见了一个厨房的后门，像是一个餐馆的厨房。我好像有些明白，却又不很确定，疑疑狐狐地走上台阶，上了街道。这时候，我看见了就在我身边头顶上，有着金光灿灿三个大字：“陈家园”。我恍然大悟，这果然是一个中国餐馆，那一股油、辣、酸搅和一起的气息，实在是唯中国菜独有的气息。而我再不敢贸然闯入了，我知道我又会希望扫地，丧家犬一般溃逃出来。我弃下了“陈家园”往回走，这时已快到两点钟了。

圣·安妮博物馆原先一定是一个大教堂，高大的、宽阔的、漫长的回廊里，悬挂了宗教革命前十三、十四世纪的大幅圣像、圣画，还有圣坛、浮雕、雕塑。巨大的受难的耶稣睁着痛苦的眼睛，浑身血迹斑斑，血从钉子眼里渗出，顺了裸着的双足滴下。无数受难的耶稣挟制着人们从廊下走过，走进无数个展厅。许是那一昼夜里我郁闷暗淡的心境，许是吕贝克那寂寞的风景，许是那永恒的阴霾与短暂的阳光，许是圣·安妮教堂阴森庄严的气氛，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宗教恐惧感。所有的圣画几乎无一不是围绕着耶稣受难的内容，或是耶稣走上十字架前，马利亚镇定而悲恸的送别，或是耶稣复活时，马利亚将他像婴儿一样拥在膝上，抑或就是耶稣受难的一整个过程。那受难的细节，受难的部位，钉子扎进肉里渗出的鲜血永远是最突出，最强烈，最攫住人的魂魄的。我从受难的如排山倒海一般向我倾下的耶稣下面走过，他的双足正好在我的头顶，他的鲜血几乎要滴在我的肩上。耶稣温柔的痛苦的眼神不知为什么会有一种残酷的表情，他终究是要世人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一无宗教背景的孩子，我无法明白人们怎么会去笃信一件无形无声的东西，我曾十恶不赦地捉弄一个吃长素的女人，之后那惶惶的心情至今还留有灰暗的影子。我从威逼着我的耶稣脚下逃跑似的走过，心想着于他的受难自己其实是没有责任的。可是，他那眼睛，他那血迹，他那一整个悲壮的残忍的受苦的姿势却始终地逼迫着我。我感到由衷的恐惧，我又不知我是惧怕着什么。我渐渐地走到了一具楼梯旁边，溜上了楼梯。楼上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展览，展览着吕贝克悠久的文化。吕贝克的瓷器、木器、陶器、家具、工艺品，那展室是一个套着一个，如九连环，又如迷宫，没有终了。我从一走进二，再从二走进三，走进四、五、六，我不再关心展品，只想将这展室一间一间走穿，走到尽头。可是没有尽头，永远一个房间套着下一个房间：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室里有一个高大的女人，回头向我和蔼地微笑。我却几乎要叫喊起来地返身就走，退回到十二，再十一、十、九、八、七，我终于走了出来，好像从一个圈套里脱身，我下了楼，走过回廊。回廊的窗外是一个茵茵的草坪。我失魂落魄地喘息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高高地望着我，我总躲不开他的眼睛。这时候，远处和近处响起了当当的钟声。我心里生出了一个问题：宗教是什么？我惴惴地在钟声里想着：宗教是什么？在我离开吕贝克以后，在我以后的旅途中，我一直怀了这一个问题，我到处去寻找答案，逢人就要问，直把人问得走投无路而后已。而这时候，我实在是吓坏了，我又一次想到：我明天回汉堡。

我惶惶地走出圣·安妮，虽然已是三点，可St.Aegidien教堂依然没有开门，我从教堂前走过，走上前边的大街，又走到了中世纪的城堡底下。广场上聚满了人，很热闹，我找了一条太阳地里的长凳坐下，鸽子在我脚下啄食，太阳却又渐渐地没了。就在这时，遍地的鸽子呼啦一下腾飞起来，众人不由得一惊，它们却早已遮暗了天日，飞远了。它们化成一群密密的黑点，在远处教堂尖顶上盘旋，然后又往广场过来。天边就好像涌起了层层的乌云，成千上万只鸽子如鹞鹰般铺天盖地地，向着人们俯冲下来，人们惊得四处躲着。那鸽群又硕大，又强壮，有着一股特别的阴险之气，刷地又遍布在城堡下的广场上。风起劲地刮着，有冰凉的雨点落了下来。几秒钟的时间里，广场上的人们便散尽了。人们都回家了，而我去哪里呢？我就好像一个十九世纪的贫困的漂泊的彷徨的住顶楼的人，无处可去，前途茫茫。而雨点越来越大，我只得走了，我得去找一处屋檐避雨。我向我的旅馆走去，而我真不愿意去那里。雨忽然猛烈起来，远处还有响亮的闷雷。我只得走到一家大型服装商店宽阔的门廊里躲雨，那门廊里已有一个男人在了。天阴沉得好像晚上十一点钟，风将雨兜底扫起，一刮数十米。我木木地想着吕贝克的天气，心情竟十分地苦闷。我又觉着那男人在注意我，我明明知道是我神经过敏，他很有理由注意我，一个外国人，又是个女人，而我克制不了起心的恐惧。我是一定要回汉堡了，如再在这里逞强，我保不住我会疯了。雨好像小了点，我便走出了门廊，向前走去。即便是在这风雨交加的天气里，我也丝毫不觉着我那旅馆有什么温暖和可爱。雨又大了，我只得躲进一个咖啡馆，要了一杯热巧克力。

巧克力是温吞水似的不凉不热，咖啡馆里很嘈杂，不时有人进出。我喝完了巧克力，又坐了一会儿，等那雨停了，才走出去。太阳却又出来，街道竟干了一半，我绕着水洼走回了我的旅馆，那老板娘告诉我说，有我的电话，要我回电。我下楼到那老板娘的公寓里，看那电话留言，见是那一位旅行社的先生的名字，便与他拨了电话。他问我有什么困难吗？我简洁地告诉他，我明天就回汉堡。然后我又给梁先生打电话，家里和书店里都没有人，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我打算晚上再给他拨电话，便上楼收拾东西去了。教堂的钟声又当当地响起来。我迅速地收拾东西，心想着，收拾完了就出去吃饭，吃完饭就回来睡觉，明天一定要走了。我又想着吕贝克那满城的屋脊上就竖着两样东西，一是教堂的尖顶，二是电视的室外天线，便觉着十分的可恶，我 是一定要走了。

然而，就好像命中注定我还必得继续留在吕贝克，

就好像命中注定吕贝克一定要争得我的好感，

就好像命中注定我来吕贝克的旅行一定能成功，

就好像命中注定我与吕贝克有着什么联系。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决定了我与吕贝克一整个关系的事情，发生了一桩将我在吕贝克的命运一整个改变的事情，那就是——

门铃响了。

就像要回汉堡的决定壮了我的胆似的，就像冥冥中有什么在作祟似的，我一反以往的疑神疑鬼，不再害怕。我镇定地、坚决地走过走廊，走廊边那一间双人客房的门永远启开了一条缝，流出一线灯光，卫生间里永远地潺潺地漏着水。我走过走廊，打开了门，门口站着我在海德堡结识的朋友，啤酒恩和他的法国女朋友帕斯卡亚。

吕贝克出生的啤酒恩自从在海德堡听说我下一步要去吕贝克，心里就一直在想着一个计划，就是到吕贝克来找我。可是帕斯卡亚不同意，因为再过四个星期就要考试了，这是复习功课的关键时候，不知他是怎么说服了帕斯卡亚，又与黄凤祝先生取得了联系，知道了我的旅馆地址，一清早从波鸿出发，开了五个小时的汽车，到了吕贝克。

啤酒恩带着我，敲开了吕贝克的许多紧闭的门，走进了吕贝克的许多神秘的房间，用他那辆故障不断的破车跑遍了吕贝克美丽的郊外，美丽的与东德相邻的Wakenitz河，我们登上无数座教堂的尖顶和钟楼，在穷人和学生才去的饭店吃饭，在昔日水手云集的酒馆喝酒，我们去了托马斯·曼的博物馆和他就读的中学，立即被一名校工赶了出来，我这时方才想起了托马斯·曼，我早已将他忘了个干干净净。啤酒恩带了我从旧日的养老院门前走过，从宏伟的市政厅前走过，从他小时候的学校门前走过，他讲给我听许许多多的吕贝克的故事，他告诉我，那St.Aegidien教堂对面的铁栏护围的小楼前的绿草茵茵上，曾经是纳粹焚书的地方，他告诉我，吕贝克昔日是波罗的海的皇帝，这一句话从他嘴里听说与从教科书上看来是那么的大不相同。他每天早上来旅馆接我，深夜里则将我送回，他直送我到门口，然后再三地说：“你不要怕，你一定不要怕，吕贝克是非常非常的好。”而就在他到的那天晚上，我的三号公寓里那两个客房里分别住进了两对不同年纪却同是严肃而和蔼的夫妇。我从此逐渐和我的邻居们熟悉，早饭时，那一只恐怖的黑猫一旦走进，那打绑腿的老先生便替我驱猫，并学着我赶猫的声音说：“去，去！”教堂的钟声在每一刻里当当地敲响，好像在奏一曲古老的颂歌，街上再不那么空寂，大踏步地走着那么多的人，好像是在一秒钟内出现在啤酒恩的身后，好像是被啤酒恩率领出来的。啤酒恩就好像是一个将军，率了一整个吕贝克的二十二万人在中世纪的古堡下的古老的街道上雄赳赳地行军。

最后，还要说的，是第二天，我们从Ratzeburg回到吕贝克，商量着中午吃正餐，晚上吃汉堡包，还是中午吃汉堡包，晚上吃正餐。这一时，大家都很饿，便决定中午吃一顿正餐，帕斯卡亚很想吃中国菜，于是我们便到了陈家园。

一进门就看见两个中国跑堂在前后左右地招呼，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年长些的那一位将我们接到一张餐桌上，我们先用英语招呼，然后便互问会不会说中文，接着就一起说中文，他问我是不是从英国来的，因为英国离吕贝克很近，常有英国的旅游者过来。我说是从上海来，他竟说起了流利的上海话。他用上海话告诉我，他出来已有二十年了。他是那么小的时候，他用手在齐腰的地方比划了一下，被一个叔叔带出来的。我向他打听那一家上海餐馆的情况，他说那家老板是菲律宾华人，早已将餐馆给了儿子，儿子找了个代理人在这里，自己难得来看看，其实那里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他说吕贝克大约有十几家中国餐馆，却已都是外国人了。他迅速地记下我们点的菜，将我们桌上的蜡烛点燃，说完这些，就走了。走了再来的时候，他又告诉我，看见吗？那一张桌上的，是从北京来的。我回过头去，看见我们身后靠窗的长条桌上，坐满了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据说是个留学生，我猜想许就是梁先生要找来给我做伴的那女生。在她对面，坐着我在大城门见到的那一个东方人，他依然朝着我微笑，我也回以微笑。

这时候，好像是吕贝克所有的中国人，都出来了，都上场了。可是，昨天，他们在哪里呢？昨天，我多么多么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就好像有意地要给我安排一次磨炼，给我导演一幕身临其境的失落与寻找的现代剧。我们吃完了饭，各自付了各自的账单，与那中国跑堂道了再见，走进了吕贝克的蒙蒙细雨里。

当我急不可待地终于写完了这些，我如释重负，忽然地觉着一身轻松。这一段孤独的没有旁证的经历终于从我身上卸下来了，交给那些认识我的知道我的，也为我认识、为我知道的人们，我感到十分的快乐而且安慰。我想起当我从吕贝克回到汉堡，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很不平凡地走进天地书店，梁先生从书库里抱了一大堆书朝我走来，平淡地说道：“回来了？”就好像我是去隔壁喝了一杯咖啡回来的一般，不由得十分泄气。这一段无人知的经历横隔在我与一切人中间，使我感到孤寂。而这一刻里，我丢下我的笔时，却深深地体味到我所不可选择地选择了的这个文学的行当，是一个多么幸运而幸福的行当。（完）

作家王安忆，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