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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主义；个体性；异质性；精神分析学；符号论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09-10 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归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中，却恰恰忽略其思想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其实，就其思想渊源、内容、发展思路、多学科视野及其研究方法的多重复杂性而言，克里斯蒂娃都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其他女性主义的狭小专业领域，使她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一位新典范，名副其实地集中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和西方人文思潮的复杂性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内重建人类文化的重要价值。 一、女性主义思想的多重复杂性 女性主义不是单纯探讨“性”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探索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范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成果表明：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所应该深入探索的一种理论及其历史存在的维度，也是社会实践和当代实际生活所面临和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女性解放问题固然重要，也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给予解决，但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女性解放的问题，必须超出两性关系的范围，从人类文化及其历史整体以及多学科研究的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纳入人类文化和思想史的总体框架中，并紧密地与人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复杂生命体的创造活动联系在一起。 一般地说，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变革，经历了三个理论世代的转变。第一阶段是以西蒙・德波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阐明富有时代意义的“第二性”理论，旨在批判古典社会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质，并试图走出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西蒙・德波娃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并非自然的两性关系，并不是自然界的阳电和阴电之间的那种关系。“人类被说成是男性的；人和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自身、而是根据相对于他的关系来界定女人的。女人并不被当作是一个自律的生命生存物。”“女人，除了男人决定她以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当人们谈到'性’的时候，基本上是想说：女人主要是相对于男人才是一个有性的生命体；也就是说，只有对于男人，对于他，女人才是性的，才是绝对的女性。……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而她是'他者’。”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在实现了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和平等化的当代社会中，女人始终都是被当作男人的附属品，根据她同男人的关系而决定其社会文化地位。“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就是说，……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正因为这样，西蒙・德波娃说：“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变造出来的”；女人不单是“女性”，更确切地说，她是“第二性”。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第二波的“解构的女性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里达、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1932－)等；当时还年轻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经是这个思想队伍的一个成员。在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男性夫权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和语言霸权，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进行彻底的解构，试图颠覆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解构”成为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的基本范畴。 进人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两期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使理论探索向两个层面纵深发展：首先跳出二元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模式，不从“男女对立”的视野，也不再一般地围绕“女性”范畴进行研究，而是以特殊的“女性身份”，特别是“母亲功能”(fonctionmaternelle)为典范，通过一系列具体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以无以伦比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向世人展示贯穿人类历史的“女性效果”的无可辩驳性及其不可取代性，更广阔和更深刻地朝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结构进行分析，由此进一步揭示人的个体性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异质性；其次，在彻底批判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及其有限性的基础上，重新探索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女性在创建新型文化模式中的关键角色。 所以，在名目繁多的当代女性主义潮流中，克里斯蒂娃的杰出贡献，恰恰在于巧妙地处理女性主义思想与人类文化重建的内在关系，开创一种超越传统“一般／个别”、“主体／客体”、“真／假”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的新视野，以“现象学还原”方法，让“最原初的现象本身自我显现”，即“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也就是说，变成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以对抗社会的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 克里斯蒂娃总结了女性主义的历史经验，强调当代女性主义的内容和基本诉求已经不是重复古典女性主义单纯争取改善女子社会地位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口号，也不是像西蒙・德波娃那样停留于一般地分析女性的条件，而是发扬邓斯・司各托的个体化原则，主张把生命个体当做完善的存在，当做自然的真正目的，当做一个无法否定的独立实在，以便向人类整体文化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度结构进行全面探索，试图解决人类社会和文化创建以来长期埋伏在深层结构中的基本矛盾。 二、人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复杂异质性 克里斯蒂娃新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对近50年理论研究成果的深刻总结，尤以吸收精神分析学、符号论、宗教学、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的最新成果为重点。 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是法国思想界、特别是拉康和罗兰・巴特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和符号论新成果；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对女性精神心理特征的专门研究及其重要发现，而在这方面她又比法国同时期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更重点地吸收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克莱因等人的特殊观点。 1 “尽可能趋近话语” 克里斯蒂娃极端重视语言与精神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她引用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的话说：“正是在、并通过语言，人才建构起自己的主体。”克里斯蒂娃不把语言当成不可破解的密码防线，而是把它当成储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意义储藏库，也是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历史的和未来的、现存的和潜在的各种意义的海洋，又是过往的和即将创建的生命体的诞生摇篮。 因此，只有接近和深入语言，才能揭示进行思考和创作行动的个体的复杂思路，才能揭示其思想奥秘。 为此，克里斯蒂娃严厉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采用的传统线性时间观念，特别批判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痕迹”、“过度加工精制” 、“转移的解体”的概念，揭示了弗洛伊德采用“主体／客体”模式进行精神分析的“非文本间性”的实质。 克里斯蒂娃以新的文本间性符号论为核心，试图彻底摆脱深受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影响的古典语言学及其符号论基础。她认为，在文本间的所有穿梭和超越活动，正是为了实现“尽可能地趋近话语”。 她从符号研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拉康的后弗罗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将文本结构中符号相互关系所隐含的人类思想心态，当作是文本问及文本和非文本相互间进行穿插互动的基本动力和基本内容，从而将文本分析不但从单一文本内的封闭分析走脱出来，而且转向文本间及文本和非文本间的广阔领域。在文本间穿越结构的广阔分析中，她只是将文本符号当成作者、读者和非读者间的心态交流的中介，使符号分析也从单纯的“意义／符号”和段落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走脱出来，变成为符号、意义、心态、文学风格和社会文化间相互交流的场域。 文本，作为一个一个独立的文化生命体，虽然是各个不同的作者的精神产品，但它们比作者们更具有生命力，更含有恒久的再创造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本间性”不但不是简单地替代了原有的作者主体间性，而且，将主体间性进一步扩大，也进一步深化，使之成为文本间和各时代文本作者和读者以及非读者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穿越而进行创造的中介。 克里斯蒂娃关于文本间穿插性的概念，最早是在她的著作《符号单位研究：关于一种意义单位分析的探究》。中提出来的。她所说的“意义单位”(seme)也被译为“义素子”。任何由符号体系所构成的文本的基本内容，都具有上层和深层的双重结构。在内容的上层结构中，由义素子的相互关连，往往采取符号关系的语句结构表达出来。而在深层结构中，义素子始终是作为一种存在于内在体系的固定单元。但是，克里斯蒂娃等人并不把意义单位或义素子当成某种实体的东西，它的存在始终是靠它们乏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转化来保障的。因此，在她看来，文本是某种具有意义的符号不断地进行能指化的实践活动，它并不受到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约束。文本和文本间的运作方式采用某种类似于由语法和对话活动所混合构成的特殊方式。任何文本的内容和结构都必须在文本间加以考察，因为构成文本内容和意义的基础因素，并不仅仅是负载意义的符号及其关系网，而且还包含渗透于其间的对话要素，也就是文本间的生命交流性。文本中所运载的上述内容和意义的复杂性，使文本有可能采取符号及类似于符号的各种象征体系，包括各种姿态、嘉年华活动以及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等等。 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穿插性基本范畴，也使她进一步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型态的多种领域中，探讨多种形式的“说话的主体”及其运作和实践过程。她综合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深入分析画家基奥多和贝里尼的绘画形式，也研究阿尔托、乔易斯、瑟林、贝克特、巴岱和梭列尔等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以便透过会话和文学语言等多种符号运用方式，探索不同文学艺术和文化产品间进行文本间穿越性的运作的可能性。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概念，所有的文本，不管是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引用其它文本，都是以其它文本为基础而建构和不断生成的。因此，文本就是同它相对话的其它文本的阅读和再阅读。不仅如此，文本间性也把文本的生产力和自我更新超越文本语言结构的范围，从而使文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扩大到人类文化历史领域，使文本有可能超出语言的范围，成为超语言领域内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同语言文字网络相互渗透的中介。正如克里斯蒂娃本人所说，文本的文字结构不过是文本表面的交叉点，它实际上是多种文字的一种对话，它是创作者同接受者、同实际文化脉络以及同历史文化脉络之间的对话。 社会和历史一旦透过文本本身呈现出来，在对话中的各个主体也在文本的阅读中呈现出来。由此可见，文本间性的概念同时也包含着主体间性的概念。 这样一来，通过符号和文本间的广阔空间和视野，创作者可以自由地超越时间的一线性和单向性，超越“主体／客体”的二元维度，借助于“中性书写”的中介，利用语言文字以外的新符号，在“语言的潜意识”中释放出无限的创造能量，来回游戏于符号和文本间的结构夹缝中，以便充分发挥由幻觉和想象力所开拓的“无中心”和“无边界”的新思路王国的可能疆域，创造出各种适合于创作理念的新意义，把无穷无尽的符号创作游戏引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 创建“对于意义的渴望”新范畴 克里斯蒂娃不满足于单纯在精神分析学范围内研究人的异质性，把原本属于传统本体论的超越性和内在性，转换成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范畴，一方面使本来抽象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精神分析学的说明，另一方面又把精神分析学提升到形而上学的新高度。 她认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超越性和内在性实际上都源自人性中“对于意义的渴望”。 克里斯蒂娃强调指出：“对于意义的欲望”同基于性欲的“快感欲望”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本质上，人始终是受到“对于意义的渴望”和“对于快感的欲望”的双重驱使下的存在者，不断地追求具有文化审美价值的“崇高”，并由此持续地推动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创造活动。 3 在宗教信仰中揭示“原初心理基础” 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更集中在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方面。她指出，人不只是满足于现实的活动，也不满足于现实的欲望，而是不断寻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对不存在的世界的幻想”，而且，这种“作为幻想的幻想”，往往是人的各种信仰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实践的最初基础，也成为人类更复杂的创造活动的原初根基。 克里斯蒂娃强调了人在信仰中把“思想”、“行动”和“言说”统筹在一起的绝妙生存特征。换句话说，人是一个“在说话中思想和行动的创造者”，但人的这种特殊存在形式必须以“相信”(croire)为出发点。没有最起码的信念，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和生存，更无法开展思想和行动，也无法说话。所以，“说话的生存物就是相信的生存物”。 克里斯蒂娃说：“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世界隐含着能量无比的创造基因，这也就是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概念所要表述的人类固有的潜在创造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出发，通过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本和文本问的互动以及人类行动本身所不断发出的意义信号，在符号论和精神分析学的光辉照耀下，思想家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揭示宗教领域的各种奥秘，揭示在这些奥秘中所隐含的人类本身的奥秘。” 克里斯蒂娃认为，唯有通过宗教心理的分析才能使人类精神和身体的生命奥秘彻底地揭示出来。 作为人性的集中表现和特殊表现，女性对信仰的思想情感可以典型地展示人性信仰基础中的最复杂结构及其运作模式。正因为这样，在她最近的对话录中，克里斯蒂娃反复强调女性的个人生命创造能力，同时也突出女性心理结构中最能体现人类原初情感的“爱”的因素，凸现女性精神心理的优点和创造性品格。克里斯蒂娃指出：“女性的丰富多产性及妊娠期至今仍然是想象的极有魅力的对象，而且还是神圣性的一个隐居所。对当代宗教信仰来说，所谓'彼岸’不再是超越我们头顶的异处，而是在母 亲的肚子里。因此，成为一个母亲，在今天，就意味着面临真正的宗教情感的幸存者。” 为此，克里斯蒂娃除了在她的《才女系列》三卷本中探索女性的复杂而卓越的心理世界以外，还在《女性与神圣》。和《德列丝，我的爱》。等书中特别深入分析基督教历史上出现过的“圣女”的心理世界；正是在她们的特殊的心理世界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发现人性的纯洁性、高尚性和无限创造性及其信仰基础。 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娃把女性心理分析进一步朝向纵横两方面发展：一方面通过多学科的迂回和交错，延伸到更广阔的总体人类学研究和非人本中心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研究的结合，更深入地探讨人类的信仰和生活世界的“最原初”深层结构，把“母亲”与幼儿的最初心理和语言联系模式，当成人类个体和群体信仰的普遍性心理基础，更深入地说明人类创造活动的复杂性。 三、女人的独一无二性 为了更深入理解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性，我们不妨从她的《独自一个女人》。一书的基本思想谈起。 《独自一个女人》这个题目还向人们宣示：女人，突出地显示一切生命的独一无二性；女人，以其个体的特殊存在方式，以其独创卓绝的精神和肉体，是任何象征强权力量的男人所无法取代、不可化约和不可同一化的创造生命体；“独自”两字，不是表示“孤立无援”的绝望存在，而是强调她和她们的“独自不可取代的尊严”。 克里斯蒂娃由此一再地号召所有的女人：“你们要一再地使自己不再成为过去的自己，你们务必要以自身的奇特性，创造你及你们自身。”“女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不被同类化，不被一致化；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也有比其他生命体更优越的条件，使自身成为随时变动和随时创新的自由生命。” 克里斯蒂娃的特殊的女性主义，典型地体现在她的“女性天才系列”三卷本：《阿伦特》、《梅拉尼・克莱因》、《柯列特》。在谈到她的“女性天才系列”时，克里斯蒂娃明白地指出：“诉诸于每个男人或女人的天生才资，并不是低估历史的意义，而是试图超越女性的条件，就好像超越一般人的条件那样，超越生物学、社会和命定的界限；这也就是要强调主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反抗各种决定因素的规定而创造出来的价值。” 1 哈娜・阿伦特 克里斯蒂娃指出：“生命”是哈娜・阿伦特整个作品的核心，也是她的女性经验和犹太人遭遇的“不可动摇的支柱”。作为女性思想家，阿伦特极度热爱生命和非常珍视生活。阿伦特为此竭尽全力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生命，关注“积极的生活”和“深思熟虑的生活”；为此，宁要自由，宁愿死去，也不要奴颜婢膝地活着。她赞赏塞涅卡所说的一句话：“生活若缺乏懂得死去的美德，那无异于受奴役。” 克里斯蒂娃由此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而是在持续应对生活遭遇所提出的问题中寻求生存的意义。生命，作为生与死之间的空间，始终紧密地同行动联系在一起；所谓生命的自由，就植根于不断更新的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就是爱，爱普通的人和他人。正是女性的身份才有可能把生命的本质当成爱。女性的天性，把生儿育女，把生命的出生，当成对生命自身和对他人的生命的爱的集中体现。所以，阿伦特所理解的生命，除了对他人的爱，别无其他。 克里斯蒂娃通过对哈娜・阿伦特生平的记述和分析，强调母亲角色对形成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本体论意义。 2 梅拉尼・克莱因 克里斯蒂娃高度评价梅拉尼・克莱因的才女个人形象及其对发展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梅拉尼・克莱因首先通过其自身亲历的“不幸的母亲”的传奇式女英雄经验，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可颠覆的见证：一个女人，凭借她个人的天资才气和创造性力量的结合，通过其不可战胜的顽强气质和坚忍不拔的女性特有毅力，跨越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逾越现有制度的各种界限和禁忌，终于在对精神病和自闭症(autism)的研究中，一方面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另一方面又彻底地与传统精神分析学决裂。克里斯蒂娃认为：梅拉尼・克莱因是第一位揭示精神发展中的“弑母罪”(matricide)角色以及指明“母亲是一切创造和思想的真正源泉”的卓越思想家。 3 柯列特 选择柯列特作为典型的才女，目的在于：通过对柯列特的特殊的生命历程的描述，特别是针对柯列特极其浪漫的爱情故事，克里斯蒂娃试图重新估价柯列特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柯列特以作家的身份，突显出她描述自己所观察到的自然、世界和他人的奇妙写作技巧。克里斯蒂娃还注意到柯列特的特殊写作风格：往往通过她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显示柯列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神秘内容。 四、人的多元异质性 在多种多样的生命体中，人是唯一最复杂的多元异质性的典范。人的生命的多元异质性达到无法加以简单归纳的程度。 这里所谈到的，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指的“人的本质”，不是那种可以脱离人的具体属性而被抽象出来的“实体”，也不是已经从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中归纳概括出来的一般性范畴，而是一方面指人在身体和内心精神活动层面的双重多元异质性，另一方面又指个体及群体的人的思想文化创造活动及其产品的多重异质性，包括个体和群体的人所使用的语言的多元异质性。人及其思想文化活动的任何一个性质和特征，不管是易以清晰地在外表上呈现出来的表情、形态和动作，还是深深地掩藏在内心底层的心绪、深虑、想象、隐情和思念等“不可见性”，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人的身体和精神、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多重因素所复杂交错构成的生命运动。 人的多元异质性不只是表现在各个不同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人的内外世界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上，特别是表现在每个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世界及其万花筒式的变幻形象中。同时，构成人的各种内外因素虽然相互紧密相连，而且也相互独立，维持其各自的自律性和独立创造性。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各个具有独立生命体的个人及其生活世界，又在多维度的时空结构中，不断创造出多元异质的社会文化现象，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历史、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经济和政治等交错件领域。 1 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谈起 克里斯蒂娃在2007年出版的《对信仰的难以想象的渴望》一书中指出：“重要的问题是，思想的主体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他的思想同他'在世生存’中所遇到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将思想主体生命内外的一切因素都连贯起来，使之在人的生命运动中相互发生作用，进一步促进人本身的生命创造运动。” 人的内心世界是由精神和情感的无数因素所构成的；而且，这些无形的因素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产的能力，以致使它们能够远远地超出生产和运载它们的身体及其周在世界的有形结构；同时，这些内在因素，还能够在其运作的过程中形成某种独立于有形世界的“自律性”(autonomie)，反过来又对产生和运载它们的身体及其周在有形世界发生强大的反作用，不但牵引着、而且也决定着身体和有形世界的命运。 在涉及到有形和无形、有限和无限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物的逻辑就是如此怪异和富有讽刺性： 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无形的因素，原本根源于有形的和有限的身体及物体，但前者一旦产生和运作起来，却超出后者的范围及其约束，反过来成为后者的命运的决定者。其实，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处于“第二性”的事物，起初往往处于劣势和被宰制的地位，但它们却有望在其生存和运作中转弱为强或转劣为优，倒过来成为主宰实际生活的强大力量。而在男人与女人的相互关系上，上述逻辑尤其突出地表现出来。 2 信念和欲望的深不可测性及其顽强性 人的复杂本性的深不可测性，不但植根于生命深处的信念和欲望的相互交错性，而且还由于源自生命根底的欲望和信念的不可遏制性、自我生产性及其生生不息性。 信念和欲望是推动人的生命不断顽强地更新和发展的难以控制的动力和源泉。欲望和信念，作为人类心理精神的基础，不仅是实体性的心理因素，贯穿于生命的始终，也穿梭于人类生命的整个历史以及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整个人类文化体系。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欲望和信念首先是人类生命，包括其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这样，欲望和信念也协调了人类身体与精神心理世界的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使人的生命体的各种相互矛盾和相互交错的异质性的异质因素能够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包容地运作起来，保障人类生命的复杂要求的实现，也造成人类生命的复杂需求的不断更新和不断超越。 欲望和信念不只是在调整和推动人类生命体(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过程中扮演基础动力和协调力量，而且也成为人类生命体及其外在生存世界的极度复杂构成因素的中介性协调力量。因此，欲望和信念不只是留存在人的生命内部，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保障生命运动的不断更新和成长；而且也扩展到生命之外的人类生存世界，与环绕着人类生命存在的外在世界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因此，欲望和信念，使人有可能在生存世界中，超越自我封闭的独立生命体的身份，使人自身同他的外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生命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无形中把人自身嵌入到他的生存世界中，变成了其所处的生存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便有利于创建人的自我创造地位。 总而言之，欲望和信念既是生命的基础和动力，又是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两者在生命运动中的作用，向内可以无限地渗透到生命的深不可测的基础，向外则延伸到无限的生存世界，包括生存世界的现实性、可能性和神秘性的部分。 在自我中的无穷欲望促使人向自身心理底层和向生存的外在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和无止境的追求。但是，自我同他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欲望的发泄与更新的途径，最早是表现在幼儿同母亲的关系中，根据梅拉尼・克莱因的研究，幼儿在同母亲的关系中隐含着最早的双方互动欲望之间的模糊界限，使婴儿的自我中所隐含的欲望同母亲的心理欲望产生复杂的混淆过程，进一步隐含着人类心理发展一切复杂过程的最初原型。 3 信念和信仰的人类学基础 克里斯蒂娃在改造传统精神分析学欲望概念的同时，也创建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信念”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信念是作为一种虚幻的超越精神，作为一种消极的否定性生存力量，在向彼岸的宗教世界的过渡中呈现出来，具有消极的背离文明的意义。但在克里斯蒂娃的新型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经过了彻底改造的欲望概念同信念概念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范畴。克里斯蒂娃指出：人是说话的生命体，也是信仰的生命体。 在克里斯蒂娃的欲望概念中，既然对爱的对象的宽容力量超过使用暴力进行征服欲望对象的手段，那么，在对于欲望对象的爱的追求中，最原初的推动心理或心理冲力，就是对其所爱的“他者”的一种无可怀疑的信念，一种神秘不可测的信仰，一种对于他者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样一来，欲望和信念便同时产生于人类的最初心理。 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信念，虽然包含着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信念和信仰，但同时又远远超出它们的范围，具有哲学本体论和精神分析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 克里斯蒂娃认为，东西方哲学，从其开端便研究了人的信仰问题，并把人的信仰问题的奥秘性当成人性之奥秘的集中表现。人类为什么要信仰，也就是人为什么要生存的问题，也是人为什么要思考以及人为什么要说话的问题，最后，还是人为什么要相爱的问题。换句话说，人的生存、行动、思想、创造和爱情，都必须以具有某种对于其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绝对信仰为基础。只有相信他者才能够相信自己。自身的确定性，归根结底要靠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确定性来保证。所以，克里斯蒂娃从人的自恋出发，引导出人的信仰的欲望，论证了说话的人必然成为信仰的人。 人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使人的生存永远伴随着创造活动；而不停的创造又必定伴随着无止境的忧愁、烦恼、苦恼以及心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必然包含着创造与痛苦的双重矛盾中，人类渴望着信仰，渴望通过信仰来镇定自己，确立自身的生存基础。快乐与痛苦，必然绝望的期待和永远充满光明的烦恼，所有这些表明上极端矛盾的心理状态构成了人生在世的基本心态，也成为人类信仰的最初动力。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那里，信仰包含着幻想的性质，那么，克里斯蒂娃更多地把信念和信仰当成“确定性、充满激情和感性、具有超生意义的生存心态以及导致精神状态陷入创造性高潮的中介”。 当然，在克里斯蒂娃的信念概念中，也丝毫没有忽视宗教的作用，没有忽略宗教意识和信仰活动对人类文化建构以及对人的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基督教的圣经和神学中，爱是作为世界形成的最初条件。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起初是爱：论精神分析与信仰》充分肯定了基督教神学的“爱”的概念的正面意义，她强调：“爱”(agape)是人与神之间的最大中介。 基督教神学认为：假定上帝作为爱向人显示他自身，那么，这就意味着神是通过爱来促使人认识他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对神的认识是通过神对人的爱以及人对神的爱，而在这过程中，人也就实现了对他的“邻人”的爱，这也就是对“他人”的爱。 当然，对于人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对神的爱的爱，也就是说，人总是在寻找其自身的幸福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自身的爱，同时也通过他的欲望和激情的实现，完成他对他人的爱。 由此可见，通过对爱的概念的分析，克里斯蒂娃进一步论证了宗教的信仰与人的欲望之间的一致性，也由此发现：信仰和欲望一样构成为人性深处的最原初的基础。 五、母亲：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真正原型 克里斯蒂娃强调，在幼儿同母亲的既复杂又模糊的心理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爱的力量。传统精神分析学把爱的决定性意义几乎全部转移到性爱关系中，特别是强调了父亲在两性相爱关系中的决定性角色，从而产生了人类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一切文化创造模式的基础典范。与此相反，从梅拉尼・克莱因开始，再经过克里斯蒂娃的加工和发展，更进一步明确了在幼儿的欲望展现和追求过程中，决定着人类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以父亲的名义而形成的两性关系，更不是在父亲的权威的庇护下的男性性欲作为根底的创造性欲望，而是在幼儿同母亲的关爱关系中的“爱”的因素。这是真正树立人的心理精神结构的基础，也就是说，是人类形成个人的自我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相互连接 的基础。 同时，幼儿同母亲的爱的关系也是整个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典范，因为在其中指明了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过程始终离不开自我与他者的合理关系，同时也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宽容。作为人性最原初的模式，幼儿心理中最早形成的母子关系，尽管呈现出极其模糊和极其紊乱的形态，但它恰恰是任何个人、人类社会以及整个文化的不可否认的原型。这样一来，作为精神分析学基本概念的欲望，就从原来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逻辑框架中解脱出来，也从充满暴力潜能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转化成为有利于创建人类生命体本身的不断更新以及社会不断创新的仁慈生命力。 克里斯蒂娃还进一步把“母亲功能”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强调它在探索人性基础和人生意义方面的绝对重要性。克里斯蒂娃为此集中环绕“母性时间”和“母性语言”两个关键范畴，强调母性情感及其自然心理机制在建构人类文化方面的存在论意义。 克里斯蒂娃首先揭示母性时间的特殊意义。她指出：母性时间不像父性时间那样只注重单向的延续性、系统性和封闭性，而是极端重视原始性、循环性、重生性和开放性。在父性系列中时间是有始有终，是从生到死的系统。但在母性时间中，婴儿的诞生并不只是与死亡相对立的“初生”，而是作为“爱”和作为“与他者相融合”的新起点，是永远向多维度延伸和有可能重生的条件。克里斯蒂娃说：“母性时间既不是瞬间，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流；而男人比女人更易于执着那种不可逆转的时间流。母性时间则是尽其所能地导向重生的一种延续性。” 母性时间的上述特性也使母亲有可能真正把握人生的自由本质。克里斯蒂娃指出：“自由的逻辑并不像人们简单地认为那样，以为自由就是超越；相反，自由恰恰是开始的能力。”所有真正的好母亲，就是最善于为孩子留出自由思考的时间的妈妈。 克里斯蒂娃进一步集中研究母亲和幼儿的特殊语言，将它们当成揭破语言奥秘的主要途径。母亲与幼儿的互通语言是非常奇特的语言使用场域，在其中，母亲表面上是向幼儿教会说话，但实际上，母亲却是“不断重新学习新语言”的角色。克里斯蒂娃说：“儿童学习语言，对母亲来说，就是重新学习语言，就是对语言的再学习。”。正是在反复学习说话的过程中，母亲不断地将自身提升到新的高度，使自己脱出原来的主体的约束。人的更新，新生命的获得，都首先必须从旧的主体中跳出来；都必须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在使自己成为“他人的他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所以，克里斯蒂娃说：“我就是始终都怀有试图跳出原有自我的欲望的人。” 作为“他者”的幼儿，实际上，已经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原初存在，作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因素，产生和孕育于母亲体内、并自始至终得到母亲的身体和精神双方面细心滋润哺育而成为一种最基础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原型。母亲对幼儿的关系建立在纯粹的“爱”的基础上。“母爱”是一切“爱”的根基，它体现了爱的“无条件给予”的本质。这种原初的“爱”是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没有功利，没有计算，不计回报，乃是“付出本身”，因此，它永远都“无所丧失”。 一切人，不管是女还是男，都是由母亲生出和变来的，也是从母亲演变而来。母亲从女性的身体和心灵的审美活动中形成并不断巩固。克里斯蒂娃受到英国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学家维尼克特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启发，强调母亲同她的孩子之间的原始关系已经深深地包含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一切因素，同时也隐含了人的存在的奥秘。 克里斯蒂娃在她的《女性与神圣品》中指出：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存在的安详宁静特征”，恰恰植根于“母与子”的原初关系中。正是在母亲和幼儿的原初关系中，典型地体现出“人不断地学会使自己成为他者”的最珍贵的原初经验。克里斯蒂娃一再地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使自己异于自己；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地设想自己同时也是一个“异己者”。也就是说，如果要学会爱他者，善待别人，就首先必须时时体验自己的“异己性”，体验自己处于他人地位时的真正处境，切身体会到自己急需别人把自己当成“他人”的情景。这一切只有在母亲与婴儿的关系中才能淋漓尽致地“原形毕露”出来。 由此出发，人类才有可能进行各种创造活动。母亲就“在那儿”，她原初自然和直截了当地与其亲子保持共同存在和相互替换的关系。所以，在简单明了的“母亲”中，就包含了她自身与“他人”；母亲就是“与他人在那儿”的原型。她也是一切区分的开端，是存在和世界的所有差异的“黎明的曙光”。 在母亲那里，集中体现了“安详”、“感激”、“忠诚”、“献身精神”；开展行动的渴望，恰恰被悬挂在有效的仁慈情怀中。母爱是一种被推迟和被延缓的性爱，一种出于等候状态中的欲望。而就在延缓和等候中，它开启了生命的时间，也开启了精神心灵的时间以及开启语言的时间。所以，母亲的存在中所蕴含的，是一种无所认识、无所意指和无所区分的纯时间，在其中，无所谓“善与恶”、“真与假”的区分。而且，由于它的包容和慈善本质，它又悖论地已经包含了具有性欲满足倾向的“父亲”成分在内。 因此，女人具有高于男性的心理特质，这就是她们的坚韧性、宽容性、仁慈性和创造性。这是她们的高效率创造和生产的精神基础，也是她们在人类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关键地位的先决条件。 (责任编辑 曾 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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