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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龙山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2023~2~20日15:02~15:21~21:15分制作MP    共大分校的历程 ——从鸡冠山到万龙山 文/何建猷 1.《拓荒篇》 1960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按约定我正式去萍乡县教育局报到。在这里，我与来自全县各个公社“积极响应召唤”,“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老师们聚集一堂，听候指挥。会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再一次动员大家到山区去吃大苦，为山区建设贡献力量。另外，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做了简单介绍。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国营综合垦殖场是当年江西省的两面“红旗”,是以邵式平为首的江西省领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项创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南昌梅岭设有总校，在全省各县市山区设有若干所分校。邵式平、白栋材等领导在总校亲自挂帅。那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因为它招收的学生是高中毕业生，它招聘的教师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它使用的教材也是高校教材。它的目标主要是为各分校输送师资。分校就名不符实了，首先是在招收学生方面，开办初期分校还有个入学考试，而到后来，谁愿来，报个名就入学了。因而招进来的学生高中毕业的几乎没有，多半是初中毕业的，还有小学毕业的，甚至文盲半文盲。再说分校的老师:多数是从全县各乡村中小学教师中抽调来的，其中大多数人也就是中专或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者也不是个别。共大总校的毕业生由于数量有限，分配到各个分校任教者少得可怜，就连专业课教师也多半是从各有关部门拉伕凑数抽调来的。至于开课，分校不论基础课还是专业课，都不能与大学沾上边。专业设置一般是因地制宜，多半开设有农学、林学、畜牧兽医、医学、财会、师范等专业。学制一般规定为两年，实际上灵活性也挺大的。总之，不论从那个方面衡量，它都不能算大学，勉勉强强算中专吧。那么举办者为什么要将其冠之以“大学”之虚名呢?现在已死无对证。依我的胡乱猜想，这也要归功于“大跃进”。当时各行各业的跃进口号都喊得那么震天响，教育就不该跃进吗?!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的推动下，全国新办了一大批高等学校。但那些都是全日制学校，光有那些正规大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要求，也远远不能满足各行各业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要。然而国家不论从人力、物力、财力条件等，哪个方面都不可能办更多的中专和大学。邵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审时度势，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受教育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开发山区、建设山区，本着少花钱办大教育的方针，便像抗日战争期间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那样，办起了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产主义”是政治特色；“劳动”是本色刻画；“大学”是表层粉饰。实实在在地概括地描述应该是办在山区的半工半读中等职业学校。 在那次大会上，我与来自上栗公社的荣xx(上级指定的分校临时负责人)、桐木公社的李辉超、彭高公社的胡为(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福田公社的周平安、长平公社的周学贤、鸡冠山垦殖场的谢敬秀等(还有几位已经记不上姓名了)分配在江西共大鸡冠山分校。这大概是从照顾地域考虑的，因为这些公社正好是今天上栗县管辖的范围。学校设在鸡冠山脚下一个叫驲马冲的村子里。校舍除了驲马小学外，还占用了周边的几户村民的房子。 鸡冠山是杨岐山脉的巅峰。还在儿时父亲就教我唸过这样一首民谣：“杨岐四十八窝，饭少蕃薯多，捡(买)几块王豆腐，当过吃燕窝。”鸡冠山是一个山多地少人烟稀的贫困地区。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办一所半工半读学校似乎是一个正确的举措。可开锣以后才发现这里并不具备办这样学校的条件。首先是没有生产基地。杨岐山高坡陡耕地少，适宜植树造林的坡地固然不少，但植树造林是长效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投入大，周期长。再则学生毕竟不是林业工人，学校也不可能办成专业林场。同时，国营鸡冠山综合垦殖场本来就设有林场，配有足够的林业工人，正在进行有计划的林业生产活动，学校插进去，不仅是多余，而且是一种干扰。   其次是没有校舍。占了小学的校舍，把小学生赶到村民的屋子里去了；占了老百姓的房子，弄得村民居无定所；况且这点点房子只是勉强解决两三百师生吃、住、拉的场所，到什么地方上课呀! 再次是师资缺乏。现有的几个老师都是从中小学调来的，不要说开专业课，就是基础课也很难开。 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校教师队伍群龙无首，不要说学校没有建立党组织，可连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有，教职员工闹派性。一个这样的烂摊子，几个老师竟然分成两派争领导地盘。每开教师会就吵吵闹闹，总是议而决，不欢而散。 当时我和胡为住同一间宿舍。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让他们去争吧，哪一派我们都不参加。”我们俩成了中立派，两派都想拉我们入伙，我们都设法躲避。他们争来争去，斗了几个回合胜负不分，只是把个临时组合起来的、本来就松散的集体斗得几近瘫痪。 基于以上原因，萍乡县政府于1960年3月底作出决议：撤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鸡冠山分校，将其并入万龙山分校。 1960年3月31日一大早，我与原鸡冠山分校两百名左右的师生一起(少数学生留下来另作安排，荣XⅩ和李辉超等老师也留下了)，打点行装，从鸡冠山出发，步行百里去萍乡城。队伍熙熙攘攘，浩浩荡荡出发，远征似的行进在乡间马路上。 早春的山村，春寒料峭，身着单薄御寒衣的少男少女们虽然被冷得够呛，但仍硬挺着腰杆，不肯露出抗不住寒冷的猴相，可两排牙齿却不听使唤地打起架来，即便使劲咬紧牙关，可一丝丝气流硬是不由自主地从牙缝里急速地往外直喷，而且发出急促的“咝咝”声。小丫头辫子们更不愿在同伴面前显出怕冷的难堪样子，可是平日红扑扑的脸蛋，此时却变脸似的青一阵紫一阵的变换着，时不时偷偷地伸出巴掌往脸上狠狠地擦几下，企图磨平那讨厌的鸡皮疙瘩，但都无济于事。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埋怨起老天来了：“这都春天了，怎么还这么冷！” 其实，这或许是老天有意给这伙年轻人一个警告：春天才开始呢，谁叫你们把春天估计得那么温暖!年轻人多半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尤其是处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中，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包括作为老师的我在内，对此去何方，思想准备是不足的。   中午时分，我们走到了有“小南京”之称的上栗市。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逛街，因而“小南京”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好的印象。记得的一件事是我在这里买了一口麦绿色的帆布“皮箱”。是胡为同伴去买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添置的第一件高档生活用品。这口皮箱后来跟随我转战几十年，直到麦绿色变成淡绿色，淡绿色变成铁灰色，紧绷的盖子也瘪了，都还舍不得丢弃它。 第一，是因为带亲了，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是因为几十年来它不仅不是我的多余，而且是我用来装点门面的一件家具；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它是我这段人生的一件珍贵的见证物。父亲曾多次对我讲：“建猷，你是掖着一把伞出去谋生的。”话中既包含父亲对儿子的几分赞许，也流露出父辈的几分愧疚。其实，几十年来，为我挡风避雨的，不正是父母给我的那把“伞”吗!真值得愧疚的应该是作为儿子的我。 下午从上栗市出发，继续走路去萍乡城。寒气虽然早已消散，但队伍却越拉越长，稀稀拉拉有如从前线馈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埋怨者有之，撒娇者不少。怨声载道，不绝于耳。多数人脚上走起了血泡，肩上勒破了皮肉。有的越走越慢，有的走着走着，一个趔趄，席地而坐，干脆不走了。我们几个老师前呼后应，一边动员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到底；一边号召大家相互帮助，不让一个同学掉队。有的一人挑起了两三个人的行李；有的挑着担子赶一程，将担子寄在路边村民家里，又赶回去接应别人的担子；有的肩扛着重担，还搀扶着实在走不动的同学赶路。就这样走着、挨着、拖着、拉着，直到天黑才赶到萍乡城里的刘家祠(招待所性质的场所，也是干部开会的地点。现在记不起它的具体位置，解放初期萍乡城内所设，更找不着它的踪影了)。当天晚上县里还特意为我们在露天放映了电影，免费招待。影片是《南征北战》。这是否是苍天有意的暗示——此去万龙山将是一场艰苦的征战。隐若记得万龙山分校派来迎接我们的负责人是曾明星先生。当时他是学校后勤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位很能干又很厚道的同事。 第二天——1960年4月1日，全体师生从萍乡站坐火车到宣风车站下车去万龙山。好多人(包括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真是开洋荤呀!那个激动劲胜过后来我第一次坐飞机(去海南岛旅游，浏筱买的单)。好多人忘了一天的劳累，兴奋得深夜不得入眠，等不得天亮，整个招待所闹翻了天。 匆匆吃过早餐后，便争先恐后赶往萍乡火车站(后来人们称老火车站，在永昌寺附近)。大家挤上火车后都拼命往车窗边堆。座位是很难找到，只想占得一方窗口，以便享受与列车一起飞奔的欢乐。火车一启动，窗口边的人堆都稀里哗啦向后垮塌，一个个前仰后翻，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阵混乱平息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杂乱无章的喧哗声。大家最感新奇的是窗外远方的群山、村庄都在旋转，近处的电线杆、行人等一闪而过地向后飞驰，而自己却似乎老呆在原地不动。列车到达宣风车站时，领队的老师提醒我们下车，大家都感到遗憾，埋怨时间过得太快，火车跑得太快，因为屁股还没坐稳却就要下车了。   下车后，我们在宣风街上提前吃了午饭。领队老师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吃饱饭，因为“过了这个村前面就没有这个店了”。听了这个提醒之后，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呀!呀!”的惊叫声。 饭后，大家在领队老师的引领下，仅用几分钟的时间便走完了整个宣风街。出了街口再跨过一条铁路后，我们来到一片广阔的垄田，这里是宣风垄的一角——京口垄。从这里遥望天边，绵延起伏的山峦在云雾的遮掩下隐约可见，像一条奔腾着的长龙。领队老师挥手一指，脱口而出：“翻过远方那些山，便是万龙山。”大家听了，一个个直打寒颤。从宣风街经过京口、沂源，再到黄洲，这十多二十里路走得还算比较轻松。一是因为休息了一个晚上，昨天的疲劳已消除了许多，大家体力充足；二是坐火车引发的激动劲尚未消散；三是大家都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快点见到此去的目的地万龙山；四是这段路上的风景如画，分外宜人。尤其是那条河，时而与我们脚下的这条路酷似一对情侣，亲亲热热缠缠绵绵；间或又钻到一座林木葱茏的小山那边去了，让人苦苦思恋；然后小别重逢胜似新婚，河与路又更加紧密地相拥在一起了。难怪有人告诉我:“从宣风去万龙山不用问路，跟河进就是了。” 说到那条河，从初识到如今都快五十年了，回想起来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还历历在目。 先说这河中的水。清澈见底不用说，单说它的清甜可口吧。因为是从深山里流出来的，富含各种矿物质，捧一口喝下去，从舌根可以一直甜到心坎里去。因此，路过这里的人，无论是否口渴，谁都不肯错过机会，非喝个饱不可。以至赶起路来肚子里老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喉管里喝了啤酒似的老呕出一股股独有的香甜之气。(路旁有两架挽水筒车慢攸攸地旋转将河水挽上来灌溉农田过路人可在渡水槽里用手捧水喝。) 再说那水中的鱼。在那路抱着河，河挽着路一同拐弯的地方，你驻足朝河里望一眼，往往可以发现小至指头粗，大到两三斤重的一条条叫不齐名字的鱼儿，在深潭或浅滩里自由地遨游的画面。它们一会儿三三两两，一会儿四五成群，一会儿钻进石洞，一会儿潜入水草，一会沉到河底，一会儿窜出水面。在它们看来，这一池清泉纯属它们的自由天地，以至可以忽视岸上指手脚、大惊小怪、七嘴八舌的一群外地来客的存在。我们队伍中，有些机灵鬼按捺不住激动，不停地从路上捡起一些小石子往河里抛，它们还以为是天上掉下来馅饼，箭一般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抢“食物”，待到一无所获之后，再无怨无悔地自由散开。鱼儿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故技重演面前上当受骗，真是傻得可爱，弄得我们都忘记赶路了。 还有那沿着河中间一条水流湍急的四五米宽的航道飞速漂流而下的竹木排，更是一道亮眼的风景。八九板甚至十多板竹木排搭成一串，酷似一条骄龙从上游飞奔而来。第一板竹木排上站着一位舵手。他双手紧握一根下端套上了铁尖的四五米长的竹竿，直指航道两边的岩石，两眼目不斜视地直盯着前方。眼看排头向右边一块巨石撞去，险情在即，岸上的人真为他捏一把汗。可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用手中竹竿的铁竿尖在那巨石上轻轻一点，那飞速奔驰的排头立即乖乖地扭向正航道上。一次险情排除之后，排头往往又撞向左边的山崖，舵手的竹竿又是娴熟地轻轻一点。不过这一幕幕惊惊险的动作，并不是舵手一个人完成的。与舵手配合默契的还有一位站在排中间的手持竹竿的副手。他的主要职责是瞻前顾后，调控每一块竹木排规规矩矩行驶在安全的航道上。因此，他必须在竹木排上一会儿飞步流星地往前头赶，一会儿又要急急忙忙向后头奔。那个忙乎劲，一点也不比舵手轻松。到了竹木排通过水坝的时候，场面就更惊险了。为了灌溉农田，河道里筑有一些几米高的水坝。水坝的中央开有泄洪口，在这里会往往形成一道两三米高的瀑布。竹木排一到这种咽喉要道，须顺着瀑布俯冲而下。在这惊心动魄的一瞬间，竹木排上的工人连同竹木排一同钻进水坝脚下的深潭里，溅起一丈多高的水柱花。人和竹木排头老半天才从水坝下方几丈远的地方冒出来。可把我们这些岸上看客吓得目瞪口呆。然而他们却显得若无其事，只是抹一把脸上的水，顺手甩掉，然后安然无羌继续前行。其实他们内心很可能也有几分紧张。当年山里的竹子树木主要是靠这种古老的水运渠道源源不断向山外运输的。据说排工们受伤是常有的事，甚至有不少的人为此付出过生命。 黄洲过后可就没有几步好路可走了。 挡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山头，是当地人号称“七上八下”的葛埠岭。抬头一望，谷连着谷，峰叠着峰，直插云霄。我们一个个见了直吐舌头。领队用坚定的口吻鼓励大家：“快到了，山那边就是!” 在领队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用山石铺成的山路拾阶而上。那阶梯虽然是用不十分规则的石头铺的，但却铺得稳稳当当、严严实实、齐齐整整。当我走到阶梯前抬头往上一看，好几十级台阶堆砌起来的一条坡道像一架靠在山墙上的楼梯一样矗立在眼前。一级一级踏上去，满以为“楼梯”的顶端便是山顶了，可当我登到“楼梯”顶时才发现，绕过一段缠在山腰的盘山路后，又一乘更高的“楼梯”挡在跟前。这让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当我鼓足勇气登到“梯”顶仰头再往上看，只见一架人梯弯弯曲曲，歪歪扭扭在苍翠陡峭的谷峰间轻轻蠕动着；回头俯首一瞧，一条彩链层层叠叠，断断续续在明媚和煦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我不禁感叹：沉睡的大山，让我们来为你妆扮吧! 就这样攀上一峰又一峰，跨过一谷又一谷，约莫经过半个小时的攀爬，终于来到位于山顶的一个风雨亭。这个骑在路中间的简陋凉亭既非砖砌，也非土筑，而是用一块块四方八棱的厚实的山石条垒起来的。它的外观，俨似一座碉堡。亭顶用青瓦所盖，亭内两侧靠墙整齐地安放着长长的石条凳。显然是给过往行人小憇用的。座位有限，挤坐一下，总共也只能容得下十多二十个人。 今天来了这么一大批人马，因此，走在前头的人刚刚坐定，又不得不为后来者让个座。真是来去匆匆。穿过凉亭便是下坡道。下坡虽不像上坡那么费力，但也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俗话说“上坳碰累鬼，下坳脚打跪。”两天来的长途跋涉，没几个人不叫腰酸腿痛的。路还是那石阶梯，但就因为这石阶落差大，所以脚不光打跪，还打颤呢。一路下来又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才到达万龙山垦殖场总场(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机关)所在地——东坑。其实这里离真正的万龙山还得行走一天的功夫。但人们口头上的万龙山，其内涵所指也就是这百把户人家的村庄。共大万龙山分校后来的校舍就座落此地。同学们欢喜若狂，以为到了目的地。但那天我们要去的是另一个小山村——谭家坊。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了。领队告诉我们，从这里去谭家坊还要花一个多小时，而且多是上山路。这个消息几乎要了这些疲备不堪的学生们的小命。他们一个个唉声叹气，叫苦连天。但是，路还得走! 这条路与葛埠岭那条路一样，也是用山石铺成的。不同的是上了一段坡道之后有较长的一段平路。要知道走上坡路走苦了的人来说，走平路等于是休息。因此，大家每逢走到这种路段时，不但脚步走得轻快，还饶有兴致地欣赏起道路两旁的景色来。一旁的山坡上是密不透风的树木，树冠将整个一条路遮盖得严严实实，即使是直射的阳光也很难投射到地面上。此时的太阳已经落到山那边去了，因而更显得有些阴沉。好在人多，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路的另一旁是几十米深的悬崖峭壁，好在陡坡上也长满了树木，一点也不必担心会掉下悬崖去。悬崖下是一条河流。由于树木的遮掩，我们看不见河里的流水。可从那狮吼雷鸣般的轰鸣声中，我们听出了水流的湍急。这吼声，让我们交谈起来都必须提高八度嗓门。一个个令人感到震撼的声音，在这山谷里此起彼伏：“我们来了!”仿佛要与那流水的怒吼来个挑战。这种情景令人激动，让人觉得新鲜。而更加让大家觉得新鲜的，是那些在撑天大树上窜来窜去的小松鼠以及各种从未见过的鸟和野物类。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一个接着一个“伟大”的发现，让人目不暇接，一个个乐得脚直蹦手直舞。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更是大惊小怪，从她们口中发出的尖叫声一浪盖过一浪，把那些躲在路旁灌木丛中的各种奇珍异兽吓得四散逃窜，有的甚至慌不择路，窜到了一伙女孩子的脚下。有的人吓得差点将手中的行李抛到悬崖下去了。 直到天快黑了，我们这一支浩浩荡荡的师生队伍才来到谭家坊。 这两天来的磨爬滚打，实际上是我们来共大万龙山分校上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见面礼吧。它预示我们将要在这里经受一场严峻的洗礼。 和我一起来到这里接受洗礼的近两百名学生中，有一个女孩特别吸引我的眼球。她个头不过155公分左右，可由于她身材比较单薄均称，所以并不显矮；她长相虽算不上漂亮，可五官端庄，笑容可掬，让你觉得特别亮丽；尤其是圆圆的脸蛋上经常自然映染出的红润，仿如报春的桃花，透露出清纯、天真、娇艳、烂漫，令人动心；她四肢纤细，有些文弱态，好像手无缚鸡之力，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干起活来不但十分泼辣，俨然一个男孩子，自己的活自己干，还时不时照应着别人；她说一口浏阳话，相互交流起来不十分顺畅，但她待人落落大方、热情、诚恳、自信，以至让你听她说话的时候，会像欣赏音乐一样，忽略她在说些什么，只专注她说话的形态和那和谐的韵律，觉得悦耳动听就足夠了。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刘秀珍。真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2007年10月19日完稿于萍乡塞纳名城 (本文作者何建猷，原江西共大万龙山分校教师。本文总字数为7280字) [附]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办背景 (网文转载) 1950年代，江西在国营综合垦殖场的创建与发展中，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低，掌握技术有困难，不少地方办起了技术学校，但这并不能满足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提高文化素质的迫切愿望。为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运而生。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江西要办半工半读学校的指示，1958年6月9日，省委、省人委作出《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提出以原江西省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办学方针。6月16日，江西省劳动大学改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此后，全省各地以垦殖场为基础，积极筹备办校，创造了“哪里有垦殖场，哪里就有江西共大分校”的基本格局。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8月1日，设在南昌的共大总校和分布在全省各地的30所分校同时举行开学典礼，标志着一所以“半工半读”为特征的新型大学在江西诞生。经过短短一年多的发展，至1959年底，共大除总校外，分校发展到88所；学生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计5.5万余人。 江西共大的办学成就，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和赞扬。1959年8月，周恩来题写了校名。朱德先后多次来江西视察共大总校和井冈山、大茅山、云山等分校并题词。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亲笔给共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表示完全赞成共大的事业。毛泽东的信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江西共大闻名遐迩，举世瞩目。1963年，江西共大被列为对外开放单位，成为当时人们竞相前往考察学习的一方热土。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80年间，江西共大共接待8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567批、7496人次，国内各省市考察人员2691批、55424人次。 江西共大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改革农村教育结构、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一项突破性成果，并被载入教育史册。后来，江西共大虽然更名改制，但它的办学经验，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为发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农村教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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