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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国的政权是流民集团建立起来的，即从“盗贼”发展而来，其起源并非是从福建地区，而是江淮集团的外部势力构建而来。唐僖宗广明年间（880年正月至881年七月），由于黄巢打到京城一带，大唐帝国已是日暮途穷，江、淮一带盗贼蜂起。寿州的“亡命”王绪、刘行全就是其中之一，其纠合群盗占据寿州，接着进攻光州，拿下光州后迅速控制当地豪杰之士（“劫豪杰置军中”）。王绪和刘行全控制寿、光两州，形成一方势力，遂归附于当时的蔡州势力秦宗权。后来的闽国奠基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就是光州固始人，其父王务农，而史书也说其“世为农民”，可能是当地的大地主。《新唐书》记载：“五代祖晔为固始令，民爱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赀显。”王潮的家庭较为富裕，承蒙祖上恩惠，在当地也可能颇有名望，这些是被义军看重的原因。
史书载王潮被义军安排职务，“自县史署军正，主禀庾”，即为主张后勤保障之人，而且“军正”为古军中执法官名称，也许有执法之职（《新五代史》记载为“军校”，也差不多，此处取旧史）。王潮作为一个编外分子被迫进入义军之中任职，并且在义军中地位不低，也可以看出其为非常之人。这个集团的领袖王绪被秦宗权任命为光州刺史，也并非是朝廷官方的肯定，但王绪之后就和秦宗权闹翻，而当时秦宗权势力强盛，中原又大肆战乱，王绪选择朝向南方发展。关于此件事的原因说法不一，有2种。第1种是《新五代史》记载的说法，即“（秦宗权）召其兵会击黄巢。（王）绪迟留不行，宗权发兵攻绪”的事实；第2种是《新唐书》的说法，即“（王）绪提两州籍附秦宗权。它日，赋不如期，宗权切责，绪惧，与行全拔众南走……”，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肯定此种说法：“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即王绪没有提供到充足的“租赋”，表现为对秦宗权的不忠，《旧五代史》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基本肯定了“（秦宗权）遣兵攻之（王绪）”的说法（即秦宗权派兵进攻王绪）。考虑到当时秦宗权很可能已经投降黄巢，并且“寇掠邻道”，沦为盗贼，唐廷以秦宗权为患，自然不太可能去攻打黄巢（而且当时黄巢可能已经身亡），则第2种可能性极大。但不管是哪一种，王绪带着军队渡江南下另谋发展已成事实，王绪整编光州和寿州5000军队，驱赶吏民渡江，仍命刘行全为前锋，一路转战劫掠江、洪、虔州，于885年正月攻取汀、漳二州，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王绪集团并未攻克任何地方，此时攻克的汀、漳二州处于福建南部，完全可以以此为根据地。而就在此时，集团内部发生了分歧，可以概括总结为王绪集团的转化和王潮兄弟的夺权运动。首先是王绪日益的专横作风。王绪到达漳州后，认为“道险粮少”，下令说：“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军人纷纷听令，只有王潮兄弟并未听从，而是继续带着其母从军，王绪对此事情大为愤怒，训斥王潮兄弟并且要求无果后，下令斩杀其母，在将士的请求下作罢。从“将士皆为之请”可以看出王潮兄弟的行为赢得了将士们的归心，至少是赞许。而王绪又担心自己的专断行为招致不满，从而被有心者夺权，于是大批清洗将卒中才能卓著者，防止其造成威胁，刘行全也在此次清洗中被杀。刘行全是王绪的妹夫，而且也是集团的创始者之一和行军的先锋，他的被杀引发了军中的动荡，军中有着“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免，况吾属乎！”的议论，为王潮夺取政权取得良好的机会。而且军中有才干者纷纷被杀，王潮在此情况下就更能控制队伍。军队前行到南安时，王潮游说前锋将（应该是刘行全被杀后的新任者）说：“吾属违坟墓，捐妻子，羁旅外乡为群盗，岂所欲哉！乃为绪所迫胁故也。今绪猜刻不仁，妄杀无辜，军中孑孑者受诛且尽。子须眉若神，骑射绝伦，又为前锋，吾窃为子危之！”在煽动下前锋将选择和王潮合作，埋伏壮士抓住了王绪，并将其杀死，“军中皆呼万岁”。而王潮本想推举前锋将为主，但是前锋将又推举王潮为主，最终王潮成为这支军队的主人，为将军（《旧五代史》对此事有不同记载，此处采纳《资治通鉴》）。需要注意的是，王潮带领这支军队的发展路线是走向正规化的，与之前的劫掠不同，王潮决定严肃军纪，“约其属，所过秋豪无犯”，并且决定带领这支军队回到光州。行到沙县时，出现了偶然事件，泉州人张延鲁等因为刺史廖彦若贪婪残暴，于是带着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求王潮为州将，王潮听取意见，引兵围困泉州，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最终攻克，并且平了狼山贼帅薛蕴，兵势日盛。可以说，如果没有偶然因素，那么王潮将带领这支军队回到光州，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王氏闽国了；即使王潮夺取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权，但是没有及时严肃军纪，自然也不可能赢取泉州地区的豪强支持，没有泉州地区豪强的拉拢，王潮也不可能有攻取泉州的计划和可能。所以，命运就是这样的偶然。福建观察使陈岩没有选择与王潮作对，王潮也没有急于夺取福州，因此两人相处还算融洽，也就是在唐光启二年（886年），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当时的福建观察使是建州人陈岩，他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流官，而是地方团练组织的首领并且被最终进入体制中。当初黄巢南下，途中经过福建一带，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人保卫家乡，取号九龙军，被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成为官方承认的武装力量。之后泉州刺史、左厢都虞候李连因为犯罪，逃跑入溪洞为盗，聚众攻福州，从体制官沦为盗贼，而被陈岩击败。也许是这件事更加显出陈岩团队的实力，又或者是这件事之后陈岩开始谋取更高的地位，福建观察史郑镒“畏岩之逼，表岩自代”，实际上可能不是那么和睦，根据《资治通鉴考异》的其他记载来看，陈岩是将原任观察使逼走了。实录(唐僖宗实录)：“七月，泉州刺史陈己逐福建观察使郑镒，自知使务。”又曰：“十二月壬寅，以为福建观察使。己既逐镒，逼镒荐己为代，朝廷因命之。”新王潮传（《新唐书》的王潮传）：“黄巢将窃有福州，王师不能下，建人陈己帅众拔之。 又逐观察使郑镒，自领州，招即授刺史。”刘恕《闽录》：“黄巢陷闽越，己聚众千余人，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左厢都虞候李连骄慢不法，纵其徒为郡人患，己将按诛之，连奔豁洞中，合众攻福州，己击破之。镒表己自代，拜观察使。”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陈岩是地方势力构成的武装，并且成功驱逐了唐朝任命的“流官”，成功地割据福建地带，而唐廷于884年12月正式任命陈岩为福建观察使，接受了地方势力控制福建的事实，所谓的郑镒要求陈岩取代自己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追认。而陈岩还颇得民心，史书记载陈岩“为治有威惠，闽人安之”，说明陈岩对福建一带的控制较为有力。只要陈岩活着，那么王潮夺取福州一带就极为困难。或许是预料到自己的继承者难以维持局面，陈岩决定将自己的权力交由王潮继承，派遣使者持书召王潮来福州，“欲授以军政”。然后不巧的是，王潮还未到，陈岩就先病逝了，其妻弟（新旧五代史皆称“其婿”，但是经司马光和胡三省考证为妻弟最合适）都将范晖并不想放弃权力，讽喻将士推自己为留后（即自称留后，留后为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并且发兵对抗王潮的势力。但是范晖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统治者，史书载其“骄侈失众心”，当王潮派兵进攻时，“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可见王潮为众望所归。王潮派遣其堂弟王彦复为都统，其弟王审知为都监，带领军队攻打福州，最终将其攻下,于是尽有闽、岭五州之地.唐朝先是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而王潮任命其弟为副使。王潮采取恢复性和稳健的政策，“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根据某些族谱记载，王潮曾遗言说：“我刺闽泉，惠泽及民，诸邑良田分耕，亦足自乐矣”（《温陵郡王东氏谱》），而又记载王潮兄弟“惧众不附”“分田划地，安插诸人”（《惠安何氏族谱》），可能对象是针对跟随南下的队伍，稳定了老班底，从而使得闽地的局面逐渐安定。唐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王潮病逝，王审知上位，他作为新一任的福建观察使，将建设福建根据地作为自己的责任。《旧五代史》称王审知统治期间，“一境晏然”。王审知“以节俭自处”，《资治通鉴》也说他“性节俭，府舍皆卑陋”，“性俭约，常蹑麻屦，府舍卑陋，未尝营葺”。《五国故事》也提到王审知“性俭约”。其中记载故事说，王审知曾经因为裤子坏了，于是去酒库拿一个袋子将裤子补好；南方归来的使者献玻璃瓶给王审知，王审知看了很久，突然就将其摔倒地面，并且感叹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其节俭的说法甚至演变成传说，有一种说法是，等到王延钧称帝，将御用的服饰披到王审知的庙中，王审知居然托梦责怪王延钧，坚决不肯穿。王审知还“轻徭薄敛，与民休息”的政策，所谓“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当时局势动荡，流民遍地，王潮就曾“还流亡，订租税”（《十国春秋》），而王审知在泉州安抚百姓，“流民还者，假以牛犁，兴完庐舍”。而采取薄赋、轻徭的做法，减轻百姓负担，利于当时农业经济的恢复和改善民众生活。王审知虽然重视农业的发展，但也并未因此忽略其他方面的发展。王审知招来海外的蛮夷和商人，又开甘棠港，便利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他“为人俭约，好礼下士”的做法让当时南下的中原士大夫为之倾心，王淡、杨这些名士都到王审知门下做官，又建学四门，来教育闽地的士人。在同一时期，王审知和朝廷的关系也有发展。王审知并未放弃对中原王朝的进贡（也是当时南方统治者的普遍做法），后来唐朝以福州为威武军，任命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累迁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朝灭亡后，909年4月，朱温在封刘隐为南海王的同时，也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对贡赋一事极为重视，在与杨行密关系恶化后（909年9月），道路被遮挡，王审知仍坚持入贡，史载“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而当时梁国已经建立，此举无疑赢得了后梁朱温的好感。 唐广武王 王潮（原名王审潮）
闽地好尚巫鬼之术，是比较原始类型的宗教崇拜，而之后佛教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传入闽中，之后在隋唐时期得到发展，出现了许多高僧和寺院。因此，能否和当地的信仰习俗融合便成了当地统治者的考验。王潮在泉州担任刺史时，修建了文殊院，而王审知以及后来闽国统治者对佛、道甚至巫术的利用和推广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工作。《福建通史》说王审知“穷极土木，以兴梵宇”，突出了其在佛教领域的贡献。而且王审知还曾“设二十万人斋”，这种规模的佛教活动是十分罕见的。当代学者魏应麒引用保存在《全唐文》中的碑文材料，说明了在王审知治理下，闽国出现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和经文缮写活动。王审知并非单纯欣赏佛教理论，而是认为佛教理论有益于作为儒家的补充。因此学者杨涓指出：“王审知治闽期间，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佛教，推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以儒家为主，以佛教为辅，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统合儒释：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闽国统治者喜爱度民为僧，王审知在位就一次度民二万为僧，又一次度三千人为僧（《三山志》），后来的王延钧就一口气“度民二万为僧”，导致“闽中多僧”局面的出现，又王曦“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仅仅有记载就这么多，未记载的可想而知。不仅王审知大兴土木修建与佛教有关的建筑，王继鹏也曾修白马寺这种建筑，僧人影响亦大，后来闽国接近覆亡时，卓岩明因为得众心被李仁达拥立福州之主。 （泉涌寺。王审知延请国师主持修建该寺，建成之后御赐匾额“国师馆”，之后改名为泉涌寺）
闽国的寺庙经济也十分发达。上文提到一口气“度民二万为僧”的王延钧在位时期，实行分田的措施，《十国春秋》记载：“王弓量田土，第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因有寺田之名），其次以给土著，又其次以给流寓，科取之法大率仿唐两税而加重焉”。在此次分配中，以僧道为主的僧侣集团得到了上等土地，而本地的土著仅仅只是得到了中等土地，流民是得到下等土地，而税赋又比唐朝两税加重，则民众负担可想而知。从“民避重赋多为僧”也可以看出，闽国在赋税方面对僧人采取优待策略。王审知死后（925年去世），闽国就逐渐地走下坡路了，走向那个历史为它设定的终点。如果说王审知在世时还能够维持简朴的作风、清廉的吏治和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王审知死后，闽国就陷入了奢靡、腐化和内乱之中。事实上，王审知刚刚去世，就爆发了“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的事件，虽然迅速本其子，也就是继任者王继鹏平定，但是也说明当时并非完全稳定。而王审知的继任者王继鹏远不及其父，史称其“多取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并且在这件事上与其弟王延钧和王审知养子王延禀爆发冲突（当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为后两者所联手杀害。而后两者之后又爆发争斗，最后王延钧又将王延禀杀掉。而王延钧的作风就和他父亲甚至兄长相距甚远了。王延钧“好神仙之术”“好鬼神”，并且和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兴盛韬等人相近，在他们的诱引下修建了“极土木之盛”的宝皇宫，并且和中原王朝断绝了朝贡关系，谋划称帝。最终在933年正月，王延钧即皇帝位，国号大闽，更名璘（之后称王璘），称帝之后一改父亲的节俭居所，“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在此种情况下，闽国自然财用不足，于是王璘任用薛文杰为国计使（可以理解为财政部长），他采取“抢大户”“打击豪强”的手段来满足王璘的需求，“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又因意图谋取建州土豪吴光的财产，后者愤而率领手下万人投奔吴国，而且还用奸计害死枢密使吴勖，导致国人皆愤怒，士兵们利用吴国进攻的时机要挟皇帝，进而杀死了薛文杰。王璘死在一场政变之中。王璘手下有一位幸臣叫归守明，经常出入王璘的卧室，而王璘晚年得了风疾（风痹或中风），于是皇后陈氏和归守明以及百工院使李可殷通奸。李可殷曾经在王璘面前说皇城使李仿的坏话，陈皇后的族人陈匡胜曾经对王继鹏（王璘之子，应该是指定接班人）无礼，李仿和王继鹏都非常讨厌他们。由于王璘，王继鹏认为王璘情况不会好转了，于是在10月份率领壮士击杀了李可殷，就在这时，王璘病情好转，加上陈后诉苦，于是王璘强撑着上朝诘问此事，李仿害怕地跑出去，并且带着本部兵马入宫，将王璘刺成重伤，宫人不忍其受苦，于是将其杀死。李仿和王继鹏联手杀掉陈后及其族人以及归守明和王继鹏厌恶的弟弟（王继韬）。考虑到李仿是掌检校皇城启闭与警卫的皇城使，而王继鹏是接班人，两者又是联手合作，期间必然有诸多蹊跷之处，姑且信之。不管如何，王继鹏（改名王昶，下文称王昶）继承了其父的位置。根据“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定律，很快王继鹏和李仿很快就陷入相互猜忌之中，李仿“心常自疑，多养死士为备”“专制朝政”，王昶就更加猜忌李仿了，就和拱宸指挥使林延皓合作杀掉了李仿，而且引发了李仿本部兵马的兵变，最后这批人投靠了吴越国。王昶也并非贤能之君，他没有意识到父亲的错误，反倒是变本加厉地遵从父亲的信仰。他进一步推高了道士陈守元的地位，“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信重之”，甚至到了“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的地步，而这位天师也非廉洁贤能之辈，其“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他统治时期内，土木工程过于其父，达到“百役繁兴，用度不足”的地步，其“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又修白马寺。王昶曾作三清殿于禁中，用黄金数千斤来铸成玉皇大帝、天尊、老君的雕像，昼夜作乐，寻求仙丹，政务方面，事无大小，让巫士林兴“传宝皇命决之”，十分荒唐。王昶在对待宗室问题上也较为刻薄，比如因为忌惮宗室，将其叔父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连着五个儿子一起杀害。在王昶的任期内，闽国开始了卖官。王昶认为有关部门选拔官员都是收贿赂的，于是告诉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说：“有贤才能够选拔当然好，不贤能的人也别拒绝，交够钱就行了”，从而导致“除官但以货多寡为差”的现象，又让人带着空名堂牒（空白委任状）在外卖官，以求谋利。而简单的卖官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王昶就盯上了赋税方面的收入，严厉打击瞒报年龄，人口及逃亡行为，“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以至于“果菜鸡豚，皆重征之”，如此重税，自然是民不聊生。因为担心抗议，采取特务统治，派遣使者到民间打探消息，发掘隐藏的信息。当时后唐李从珂兵败于石敬瑭之手，身死国灭，福建人听说后感叹：“潞王的罪行，我们没有听说过，他比起我们的国君又能怎么样呢!”（潞王之罪，天下未之闻也，将如吾君何！）王昶的死因是因为禁军问题。当初闽惠宗（即王延钧，也就是王璘）把跟着王潮兄弟南下那批人设立为拱宸、按鹤都，但是等到闽康宗王继鹏即位后，又招募了壮士两千人作为心腹，称为宸卫都，并且待遇超过拱宸、按鹤都。这时候有人报告拱宸都和按鹤都不满，准备谋划叛乱，于是王昶打算将他们派往漳、泉两州，这更加激起两都军士的愤怒，加上王昶平日多次侮辱拱宸、控鹤军使朱文进、连重遇，两人心怀怨恨。恰好此时北宫发生大火，“焚宫殿殆尽”，王昶让连重遇率领内外营兵清扫残余物，士兵干得很辛苦。而且王昶还怀疑连重遇就是纵火的人，想要杀掉他，此消息被内学士陈郯通告，连重遇就率领两都兵发动政变，和宸卫都交战，王昶一系战败被杀，宸卫余众奔吴越。连重遇迎立王延羲为主，王延曦改名为曦，因此下称王曦。
王曦“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这引起其弟建州刺史王延政的劝谏，双方矛盾日益严重，最后引起双方的分裂，一方以建州为中心，分裂为殷国，另外一方以福州为中心，是原有的闽国，双方征战不已，导致福建一带“暴骨如莽”。943年2月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王延政控制区区建州一地，却“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杨思恭是殷国尚书仆射，录军国事，即管理军国大事，其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因为“善聚敛”（善于从民间掠夺财富）。杨思恭采取的措施是加税，不仅仅“增田亩山泽之税”、还实行“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称呼杨思恭为“杨剥皮”，后来南唐兵打入建州，建州人痛苦于王氏家族的内斗和杨思恭的重敛政策，纷纷喜迎王师。根据殷国宰相（同平章事）潘承佑的上书的内容，殷国“赋敛烦重，力役无节”（赋税和徭役都很重），“发民为兵，羁旅愁怨”（大量征发民众服兵役），“多置州县，增吏困民”（冗官太多），“括高赀户，财多者补官，逋负者被刑”（抢大户），“延平诸津，征果菜鱼米”（商税增加），“宫室台榭，崇饰无度”（皇室用度过多）。王延政看后大怒，将潘承佑罢免。王曦控制下的闽国地区也是十分萧条的。王曦喜爱喝酒，任用女宠，喜好滥杀，对待大臣已比较苛刻。因“淫侈无度，资用不给”，他让国计使陈匡范解决问题。陈匡范“请日进万金”，因此将商税增加了几倍，后来又借其他部门的钱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后来被王曦发现，愤而杀之。王曦又任命黄绍颇为国计使，黄绍颇采取了卖官政策。措施为：想要做官的，如果不是因为廕补（因先世荫庇补官），都可以用钱买官，按照资望和家庭人口来确定价格（“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房口多寡定其直”）。王曦曾让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担任泉州刺史，余廷英掠夺女子，而且还假托受诏，余廷英被王曦审问，准备将他下狱，但是余廷英献出财宝，而且又献钱给李后（此事之后，诸州别贡皇后物），如此以来避免了灾祸，后来还担任了宰相（应该是同平章事）。同时他延续了之前的度民政策，“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在货币政策方面，“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当铅钱百”。闽国的分裂使得闽国的国势衰败到了极点，不过此时偶然发生的一件意外让已经分裂的闽国有了新的希望。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之前发动政变杀掉王昶，拥立王曦，此时再次联起手杀掉了王曦。起因是王曦杀掉了控鹤指挥使魏从朗，而魏从朗是朱文进和连重遇的党羽。有一次，王曦喝醉了，吟诗说：“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朱文进和连重遇立刻离席再拜，哭着说自己绝无异心，王曦对此沉默不语，两个人大为惊恐。当时的皇后李氏嫉妒尚贤妃的宠爱，于是串联朱文进和连重遇杀害了王曦。朱文进、连重遇及其党羽又将王氏宗族王延喜以下五十多人杀掉，朱文进自称闽主，连重遇总六军，实行“出宫人，罢营造”来换取人心。又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朱文进“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许文稹，举郡降之。”如此以来，福州、泉州、漳州和汀州皆在朱文进控制下。然而，王氏毕竟统治福建日久，也有些势力。泉州散员指挥使桃林留从效和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一同起兵杀掉黄绍颇，拥立王继勋（王延政侄子）主军府，向王延政告命，漳州的将领程谟听说了这件事，也杀掉刺史程文纬，让王继成（也是王延政侄子）暂时管理州中事务。汀州刺史许文稹也上表向殷国投降，而福州则在里应外合下被王延政拿下，福建再次归于一统，由王延政主政。然而，此时已经是回光返照，闽国经过大乱，各地区行政体系和权力分配混乱，埋下了再度分裂的隐患，在外又有南唐入侵，使得本就脆弱的闽国再度解体。
南唐皇帝李璟是个有雄心的君主，而且他跟王延政的关系十分糟糕。曾经王延政和王曦相互攻伐时，李璟突然写信责怪双方兄弟相残。王曦回信表示这和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李建成、李元吉是一个性质，是正义之战。而王延政就比较直白，表示你们的皇位都是从杨氏手中夺走的，有啥脸面来说我。李璟异常生气，从此和殷国断绝来往。等到朱文进杀害王曦后，派遣使者到南唐示好，李璟囚禁使者，准备出兵攻打朱文进，但是因为天气炎热未果。等到944年12月时，就派遣枢密副使查文徽出兵伐殷，又任命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带领军队，而此时殷方面声张唐兵来帮助自己，所以福州民众尤为恐惧，倒戈到殷国麾下。这时候王延政有最后一次机会改变局势，闽国的臣子请求王延政迁都福州，而王延政认为有唐兵来犯，没有空暇迁都。就在王延政抵抗南唐军队时，福州将领李仁达对部下说：“现在南唐军队来犯，富沙王（指王延政）自身难保，怎么可能拥有福州”，于是杀掉了王延政留守福州的侄子王继昌，拥立僧人卓岩明（一说卓俨明)，后来又杀掉卓岩明，自立为主。而王延政也被南唐军队打败，成为南唐的俘虏，从此闽国彻底成为了历史，这一年是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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