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引言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愿余家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薪火永流传。

2022年10月，一个桂花飘香的午后，阳光直直地从天上照下来，我和父亲隔了约三米左右，坐在自家水井旁的阳光棚下，父亲在抽烟，我盯着门前的桂花树说了一声：“桂花树长得好快哟，都快有二层楼房那么高了，今年可是晚开了整整一个月呢。”父亲没有回应我。他抽完手上的香烟，自个儿嘀咕起来：“人长寿了不好，人不需要活那么久。”我愣了一下，问道：“老爸，你觉得自己很长寿了吗？活够了呀？现在过得不好吗？”“怎么不长寿，我都八十几了，可以走的年龄了。现在过得……还行吧，每天就那点事，天天如此。”他不咸不淡地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以为父亲现在享受着按月领取我给的养老金，四世同堂的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环绕他在身边，正盼着长命百岁呢。没曾想到父亲如此超脱，已经看淡了生死。

父亲似乎出生于1940年的某个月，家人所说的农历生日与他身份证的生日相差了4个月的样子，以家人公认的农历4月出生为准，今年已经82周岁，很快就83岁了。他比母亲大一岁，在当地算得上是个文化人，据说他念到了完小。他算盘打得溜溜响，还会开税票（现在的发票）。他犁田犁得又快又直，翻转的土块就像五线谱的音符那样一溜儿地快速翻页换行。他还有稍许的风流，会唱山歌，声音洪亮，现在唱起平江老歌“十秀”依然口齿清晰，“一秀秀万民，万民来朝廷，郎呀也秀那个天子，天子来管万民；二秀一笼鸡，鸡在笼中飞，郎呀也秀那个公鸡，公鸡赶母鸡……”歌声依然可以传得很远。有人说，我父亲长得有点像大导演张艺谋，五官端正，轮廓分明，略显沧桑。乡里有人称呼他为“昌矮子”，但父亲在同龄男人中属中等个儿，八十多岁仍然腰背笔直。他的发际线很高，脑门倍儿亮堂。八十多岁高龄上，黑发还占据着他脑袋顶的半壁江山。即使隆冬时节，他吃着滚烫的饭菜时，脑袋上方仍会冒着徐徐上升的热气。父亲最厉害的一招是他的Y基因超级强大，我母亲接二连三生下了五个儿子，我的爷爷是个“过房崽”，父亲也是我爷爷奶奶最终活到终老的单传儿子。

“昌油匠”和老油坊

我的父亲出生于平江县白米湖汨水河畔一个叫“车田”的小地方，那也是我的出生地。如今“车田”在手机地图上也能定位到。“车田”顾名思义就是车水进田。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种水稻为生。没有山，少有的一点旱坡地种些红薯和花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需要用脚踏水车接力从汨罗江里将灌溉用水引进稻田。现在早已改成抽水泵了。儿时的汨罗江，河水清澈，江面很宽。枯水期河水较浅，我们经常到河里洗衣嬉戏。涨水期河水会漫过河堤，淹没沿岸地势较低的人家。今年遇百年大旱，汨罗江“瘦”成了一根根“面条”连结成的水洼。河岸最显眼的建筑是包公庙，庙后有一棵空心的大树，树上常有鸟蛇出入。我刚上小学时，包公庙是我们的小学校，房子很破旧，我带着大弟和二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大弟二弟一个年级，我高一年级。夏天上课途中，时常有一两条小蛇从屋顶横梁掉下来，男同学会随手抓起小蛇吓唬女同学，然后象甩绳子一样扔出窗外。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批斗“地主婆”，在我们小学校门前的雪地上。

我家有个祖传的老油坊，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子承父业，父亲成年后大家都称他为“昌油匠”，父亲大名叫余昌林。印象中老屋的面积很大，榨油坊、横厅、竖厅、走廊、卧室和灶房大大小小一间连着一间。门前有一口又大又深的老井，相传是祖上为满足榨油坊用水而挖掘。老井百年来从未干涸过，后来加上井盖改成了手动压水井。至今，母亲仍认为这个井水更好喝，家人特意用来泡茶和煲汤。家里挑水的活自然都是父亲的，他将一桶又一桶的水从井里用绳子吊上来，一路小跑，一担接一担地挑到水缸里。

儿时老屋夏天的午后是静悄悄的，四周的门都是敞开的。父亲光着膀子睡在走廊的竹凉床上，爷爷在隔壁房间时起时伏的鼾声穿透墙壁飘进走廊。一阵穿堂风吹进来，凉丝丝的。夏天的傍晚，老屋刚刚暗下来，外面尚有微微的余辉。门槛上时常躺着一个不速之客——蛇，它远看像一根草绳，当走近准备捡起来的时候，它就哧溜一下了无踪影。有时访客会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记得有一次，母亲半夜梦醒，听到异常动静，点上洋油灯，发现床底下盘踞着一条菜花蛇，赶紧叫醒父亲。他们将蛇“请”了出去。老家人认为蛇有“蛇精”，进屋的蛇不能打死，只能送到外面。

仲夏夜是孩子们的天堂，一轮满月挂在天上，月亮粑粑“跌入”门前的水塘，我走它也“走”。月华透过树影泼洒在地面，斑斑驳驳；天上繁星点点，空中流萤飞舞，伸手可得。我们将大大小小的竹凉床搬到门外，或坐或卧或嬉戏，累了就在星星点灯的夜幕下睡着了。当第一滴露水落下来的时候，母亲提着灯，父亲将我们一个接一个抱回屋里，继续酣睡。

老油坊的冬天是热闹而忙碌的，榨油季开始了。爷爷负责炒籽和碾粉，炒籽是个技术活，火候决定了出油率。父亲则负责指挥请来的帮工，一起开炸，撞击声和号子声时断时续。奶奶、母亲和大姑则在大灶台边手脚不停地忙碌，准备一大帮子人的吃喝。人进人出，有如闹市。

另一个印象颇深的是爷爷用牛赶着碾盘，屋里不间断地飘着油菜籽香、油茶籽香和芝麻香。隔上三五天，爷爷总是挑着两个铁皮油桶出门，左边放着漏斗，右边放着量筒，走村串户售卖。有时换回来的是钱，有时换回来的是麻袋，麻袋里又装着油菜籽、油茶籽或芝麻，芝麻是极稀少的。如果收到了钱，爷爷就会买成粮食交给我母亲保管。家里人口多，在挨饿的年头，粮食是无价之宝。我爷爷、我父亲和后来我失学的二弟三代都是“油匠”，我二弟被称作“注油匠”。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的榨油坊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被迫交公了。榨油坊的设备也搬到了大队部，老屋变得空荡荡。父亲成了一名真正的“油匠”。他每天起早贪黑去上工，按包工计酬。当时一个壮劳力每天田间劳作10个工分，我父亲凭着榨油的手艺却能挣到30个工分。我二弟退学后，他也跟着父亲在大队部榨油坊学手艺，父子俩一起干能挣更多的工分。大队部离我家约有1里多路，都是泥泞小路，沿途有两个大水塘。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父亲深夜回到家，身上棉衣已结成冰，融化的水滴答滴答往下流。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雪太厚，看不到路，掉到塘里去了，还好爬上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机器榨油兴起后，大队上的老油坊也寿终正寝，原地盖起了一座二层楼的村办小学。至此，余家老油坊就踪影全无了，“注油匠”也成了“昌油匠”榨油手艺的最后一位传承人。

父亲与酒

俗话说，好水才可以酿好酒。我家的井水夏天凉丝丝的，沁人心脾。冬天刚吊上来时冒着丝丝的雾气，水温温的。当地盛产稻谷，从古至今都有民间蒸谷酒的传统。井水酿出的谷酒口感浓香，属于高度烈性酒，却是家庭日常和宴席的必备之品。家有客来，进门一支烟，坐下一杯茶，交谈甚欢再来两盅酒，也无需专门的下酒菜，酱干、花生、红薯片端上桌，推杯换盏中，半个时日就这样过去了。

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好酒。上世纪八十年代包田到户后，好种子加上尿素的出现，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种的粮食除了完成国家的“征粮”外，家家都有余粮了。家庭蒸酒坊应运而生。每当农闲时，父亲会约上三两个亲朋好友不时地到酒铺去喝两盅。紧随其后，家户养猪遍地开花流行开来，父亲很会识别母猪和仔猪，他就这样当上了“猪中介”，成天在买家和卖家间来回周旋，生意成交取得佣金的同时，推杯换盏免不了。他会做“猪中介”的名声传开后，生意越来越多，他手上的闲钱自然也多起来了。就这样，在买家喝，在卖家喝，自己再买着喝，不到三年，父亲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酒鬼”。父亲酗酒后，“猪中介”显然做不成了，他自己没有了收入，本地各酒铺赊账几次后，也不再赊酒给他。那时我奶奶也好几口，她有一个小酒瓶，通常是我大姑送给她的酒。她自己小酌一两口后会藏起来。父亲的鼻子就是一个酒精探测器，无论奶奶的酒藏在何处，他总能找到，总是趁其不在之机偷到酒，然后一口闷干，一滴不剩。我奶奶发现时也无力回天，只是咒骂几句了事。这种戏码反复上演，直到我奶奶寿终正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始，已分田到户，家里也没多少责任田要犁，父亲的算账、犁田、榨油手艺通通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农闲时节，村里胆子较大的男人纷纷往外走，去往南方各个建筑工地去做小工、去砖窑做红砖，父亲巍然不动固守在车田。自从失去了猪中介生意后，他就抛下挣钱养家的所有烦心事，沉迷于酒精，独自逍遥。他每天上午半醉半醒回到家，母亲帮他收拾干净后，他又安然入睡。睡醒了再出发，经常深夜还醉醺醺地在村里游荡。他有时睡在路边，有时睡在自家屋檐下，有时又睡在沟渠旁，发现他的人会第一时间报告给我二弟，我二弟就只好去把不省人事的他“捡”回来。

父亲在生病期间短暂地戒过酒。他迄今生了两次大病，第一次是1995年，本地县医院初诊怀疑是癌症，吓得他把酒戒了。随后我带他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复诊，确诊为肺结核。在我家吃药调理一周后，我送他回家，叮嘱按疗程服药。为了给父亲增强免疫力，按医嘱打丙种球蛋白（那时好像1支50元人民币），再配合肉蛋、墨鱼、西洋参经常吃着，大概半年后病也就痊愈了，这是我第一次用钱给父亲续命。但他病好还没几个月，酒虫满血复活。第二次是2016年，他脑袋上长出了带状疱疹，据说剧痛无比。剧烈的疼痛加上医生的吓唬，他害怕了，答应戒酒。我给他开出了1万元的戒酒奖励金，分两年发放。这下他才把酒真正给戒断了，我第二次用钱给父亲续了命。

我的父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这个世纪的2016年，就这样天当房、地当床地过了二十多年，却也安然地活着。

“千年屋”

据说我奶奶总共生过12个小孩，活到成年结婚成家的有4个。我大伯在结婚成家生育一儿子后，不幸因病去世，大伯妈随后改嫁，他们的儿子留给了我父母养育。我堂哥7岁那年得了急性脑膜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我小姑妈也在出嫁后，生育我表弟不久后，得急病去世。爷爷奶奶最终只剩下排行老大的大姑和排行最小的父亲一双儿女。

经家谱考证，爷爷奶奶同岁，均出生于清光绪戊申年正月。奶奶大概12岁被余家收做童养媳。奶奶一不认秤（那时是16两秤），二不识钱，是个名副其实的“睁眼瞎”。但奶奶很会纺纱，她纺的纱又细又均匀。我儿时都是在她咿呀咿呀纺车的转子声中安然入睡。

爷爷在我家非常艰难的1974年去世，终年67岁。爷爷去世那天，我和父亲到山上去捡柴，因为要准备办爷爷的后事了，我们还请了捡柴的帮手。我家到山里来回大概有50里的路程，我们天不亮就出发，穿草鞋，过浮桥，我捡的柴在一路走走停停中多数都转移到了父亲的肩上。下午4点多担着柴火回到家里，我们还没进家门，家里人就迎出来，说爷爷在等我父亲，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父亲踏进门就说：“他喜欢喝酒，快给他喝一口酒”，就这样，我爷爷享用着他儿子给他的最好礼物——酒，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爷爷去世是意料中的事，他已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得的是“痨病”。他经常性地咳痰，后来发展到不时地吐血。但家里既没有钱为他医病，更没有钱来为他准备“千年屋”。那一次安葬爷爷的棺材是找邻居家借来的，据说那个老人家不喜欢那个样式。

爷爷的离世，家里失去了一个顶梁柱。此时，奶奶在失去众多亲人后，也变成了一个“疯婆子”。父亲不得不接过爷爷肩上卸下的担子。

奶奶于1994年农历10月去世，终年87岁。这个受尽苦难的老人，在失去老油坊时，就已失去了她所信仰的也是她毕生辛劳挣来的物质财富，她一直在贫穷和饥饿中煎熬，但一生好像只上过一次医院。我很诧异，她居然也活了那么久。她生命中最后几年难得的幸福时光，是接过我给的压岁钱和礼品的时候。当得知奶奶即将油枯灯灭时，我将女儿托付给照看过她的邻居庄娭毑，独自带着办后事的钱，匆匆赶回家里，看着奶奶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一次，我们早已为老人准备好了“千年屋”，按照习俗用“瓦棺木套”，木套的油漆是最后几天赶工刷上去的。父亲依然酗酒，此时家里门庭冷落已多年，前来帮忙料理奶奶丧事的人手不多，只能我的五个弟弟挑起大梁。二弟当总指挥，大弟负责采买，其他弟弟也各司其职。我也被派了一个与军人身份极不相称的活，给奶奶做“道场”时，让我跟着道士给奶奶的灵位“专敬”。做“道场”的棚子搭在侧屋旁，我在鼓点和唢呐声中按照道士的诵经声和指引，跟着不停地转圈、下跪磕头，跪了又起，起了又跪，时间持续了差不多两天。办丧事自然不会缺酒，此时我的父亲正可大饱口福。他白天喝得不见踪影，晚上回到灵堂，和唱挽歌守灵的人一起乐呵。谁也别想让他作为孝子“披麻戴孝”，最终只得我母亲代替孝子履职。可怜的母亲穿着麻衣跪在奶奶的灵堂前迎客，完成“成服”和“上祭”等各套流程。夜深后，我躺在灵堂隔壁奶奶睡过的床上，隐隐还能听到我父亲的歌声。我不记得他作为孝子最后有没有扶灵送葬，亲自为奶奶铲下第一把土。最后一晚名为“化财”，就是将奶奶用过的所有床上用品、穿过的衣服和请匠人扎的纸房子、“金银山”和亲友送的纸钱一起焚烧，通通化为灰烬。当最后几点红光渐渐暗下去的时侯，天空飘起了小雨，几分钟后便是倾盆大雨。传说是奶奶上了西天，给她的孙子女送财来了。自此以后，随着我三弟和小弟大学毕业，余家这个大家和各自的小家也都走上了轨道。唯有我父亲还在酒精中逍遥自在，眼看着他的酒伙伴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告别人世。

我的母亲在刚满60岁那年，就自行购置了两人的“千年屋”，摆在家里至今已二十余载。今年，她闹腾着让我请人把油漆刷好，我买了最好的防水防腐高级木器漆，请人将两套“千年屋”刷得亮亮的，就等他们躺进去的那一天了。

我的求学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几乎家家都在挨饿，我们也不能幸免，仅有的一点大米经常要到山里的亲戚家那里交换红薯丝，饭锅内永远只有锅底一点米饭。我作为老大，自然不能和弟弟们争抢，很多年我的主食都是红薯丝，吃的时候很容易饱，过一会就饥肠辘辘。但我的父亲还算是一个有本事的人，靠着我外公和舅公接济，我们没有和邻居的同龄人一样去要饭，当时只要自己不言放弃念书的，即使学费拖拖欠欠，也都继续上学了。家里除了二弟和妹妹失学外，其他五人都念到了高中毕业，我和两个弟弟还上了大学。三弟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小弟大学毕业后进入卫生系统，现在则是一名“医保基金”的守护者，我则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改革开放后，大弟夫妻两人跟随南下打工潮在佛山开起了建材小店，做起了小老板。四弟则历练为一名富有经验的特种设备修理工。唯有二弟，终因没文化，一直没能走出车田，靠种田为生。在父亲酗酒的二十余年间，二弟反倒成了余家的顶梁柱，做了父母和留守侄儿侄女的守护人。

按下重放键，回到1978年，邓小平主政，中国走进了一个新时代。那一年，我以我们平江县大桥公社第一名的中考成绩考取了县重点中学平江县第一中学。我是家里的老大，又是个女孩，下面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此前我二弟因三元学费没拿到，闹脾气不肯去上学，我父母立即就默认了。就我是否应该继续上高中，亲友家包括我外婆和我大姑都是极力反对的，他们觉得女孩读书没有用，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本钱。而家里的确也拿不出我高中所需的学费和每月五元钱的伙食费。我也只是表达我要上学的意愿后，就默默地干活去了。正当父母愁眉不展时，我的小姑父来到我家，他很想要个女儿。如果我父母同意将我过继给他，他就继续供我读高中。我父母询问我的意见，我也没有多想，就想要读书，爽快地做了我小姑父的“女儿”。当我小姑父带我去学校报到时，却发现需要的金额远远超出他的预算，他也没有足够的钱供我上学。就这样，他悄悄地离开了，而我被留在了一中待处理。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又回到了父亲这里，我又重新成为了他们的女儿。正当父母犹豫不决时，我的小学兼村办初中的李介梅校长找到我父母，劝导他们无论如何应该让我上学。她又亲自找到平江一中我的班主任赵志华老师，讲了我家的困难，希望学校能想办法帮我解决一些助学金。那一年是全县高中统招的第二年，学校集中了全县所有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拼高考。同学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不在少数，学校百废待兴，一时也解决不了。同期，村里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开始翻盖房子了，主梁、檁条和瓦的供应很稀缺。我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有老屋，为了筹集我的上学费用，父亲找来买主，一起小心翼翼地拆掉了两间老屋，将拆下的横梁、檁条和瓦等卖掉。母亲将钱送到我手上，我得以继续完成高中学业。历年暑假，我都必须回家搞“双抢”。那个年代，男女同工并不同酬，母亲干一天只有6个工分，我干一天只有3个工分。为了多挣工分，母亲总是带着我专做割稻子和插秧的包工。母亲手脚极为麻利，我没干完的份额，她会补上或者最后我们母女俩一起干完。有一年暑假，一个异常炎热的中午，我因中暑和低血糖倒在了自己割下的一捆稻穗旁，幸亏母亲在旁及时施救。

高中求学的两年间，都是母亲挑着大米，从我家到一中的路上匆匆来匆匆去，准时将口粮送给我。有时还会送点炒米粉（大米炒熟磨成粉）和剁辣椒。只有毕业离校时，是父亲去接的我，他也没有问我考得如何。我和同学道别后，父亲挑着我不多的行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步行回家。从一中到车田大概20多里路，这是迄今我和父亲最后一次一起走的长路。我们都比平时走得快，此时的我与和父亲第一次去山里捡柴时的心情大不相同。我高中成绩很好，一直保持在年级前50名，通过考后估分，我知道我已能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我即将远走高飞，逃离这个贫穷杂乱吵闹的家，逃离繁重的农业劳动。我也知道邓小平爷爷的政策好，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还有助学金可以用来吃饭。父亲步履也是轻松的，家里即将减少一个需要供养的人口，也会省下一笔学费钱。那一年，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父母特别有面子，家里一改沉闷凄苦的氛围，大家都喜气洋洋的。

转眼间就到了1980年8月，我如愿收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年填报志愿时，我只是凭名字好听就自行填报了“成电”，没想到“成电”两个字伴随着我度过了人生最幸福的九年时光。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一说，“少年莫进广，老来莫进川”是当时乡民的口头语。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奶奶还对我说：“那么远，你要是丢了，我们就找不到你了，你还是不要去上学了吧。”父亲和我一样也只去过很少的几次县城，临行前，他也没有勇气送我去长沙，最后只好委托见过世面的堂伯父将我送到长沙。他帮我买好票，在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送我到长沙火车站。从此，我就独自一人踏上了漫长的求学和人生旅程。

进入大学校园后，过去老家的生活恍如另一个世界。偶尔的联系就是书信，都是大弟写的。我与父母基本处于失联状态。老家也没有电话，再说那时的电话费非常贵，一分钟要一块多人民币，而我当时在食堂吃的一份鱼香肉丝却只要3毛钱。大学期间我很少过问家事，我在学校吃得很好，体重由入学时的80斤长到了90多斤，身高也从一米五二长到了一米六，学习考试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大学寒暑假，我也没有多余的路费钱回家。再说回家的旅途也是非常的艰辛，绿皮火车从长沙到成都车程需要48小时，而且没有直达。需要三次换乘，坐汽车到长沙，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换乘，然后从株洲到贵阳，在贵阳换乘再到成都。大学四年间，我只回过两次或三次老家。耗时最长的一次火车晚点了8个多小时，最拥挤的一次好像是那年发大水，宝成铁路中断，我是通过从岳阳上车的老乡从长沙站的火车车窗里使劲拽进去的，十几个小时一直人挤人没吃没喝站到贵阳。大学毕业后，我如愿留在母校任教。

1986年9月，我顺利考取母校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潜心学习和研究，埋头于实验，几乎把千里之外的他们都给忘了。1989年2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并从成都回到了长沙工作，入职国防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此时大弟、二弟已成家分家单过，妹妹也已出嫁，我也结婚成家。父亲依然酗酒，母亲依然没有现金收入，这样我就不得不接过了父亲的担子，供养三弟和小弟上大学。幸好那些年大学不用交学费，学校也有部分助学金，再说我的收入还不错，我只需按时给三弟和小弟补足生活费，并带着四弟在身边，学习汽车发动机修理。

母亲的“顺”与“进”

母亲大名叫叶了英，她也是家中老大，有兄弟姐妹七个，她从没有进过学堂门。但母亲很聪明，她不识字，却记忆里超群。她是我们慈祥的妈妈，心地善良，性格温顺且宽厚，她几乎从没打骂过我们。她任劳任怨，终日劳作，儿女是她一生活着的基石，父亲却是她的君王。她嫁到余家，除了生儿育女外，似乎生来就是伺候父亲的。她几十年如一日，帮父亲收拾酒后的污秽，努力偿还父亲所欠的酒钱。她很爱面子，却不得不因为父亲惹下麻烦给一个个乡邻赔不是。她从没想到过反抗，始终不离不弃。她总是对我说：“妹子，你爸不喝酒时，是个好人。”犹记2018年11月，我邀请父母来重庆住一段时间，父亲死活不肯来，他也不准我母亲来，最终以我出钱2000元给父亲，把我母亲“租”来重庆住了20天。谁料想，我母亲刚一回到老家，父亲冷不丁甩来一句告白“了女子（老家男人对妻子直接称“x女子”），要是你先死了，我也不打算活了。”父亲戒酒前，父母之间很少有心平气和的对话，多半是以父亲高声叫骂，母亲快速离场而结束。现在不喝酒的父亲以沉默居多，他哪儿都不去，就只守着自家两栋楼房、鸡圈和菜园打转。就这样，父亲把母亲紧紧地拽在手里，相守了半个多世纪。

晚年的母亲迎来了她人生的高光时刻。1992年8月我的女儿出生时，我不得已让她作为家属在我的手术单上第一次写下“叶了英”三个字。我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写，字迹歪歪扭扭，签完字，她的手还在不停地发抖，还怯怯地问了一句：“妹子，这样要得吗？”汗水早已湿透了她的衣衫。从此，母亲开始学习认字、写字，她早已会写大家庭所有人的名字，而父亲现在连自己的名字也很难写了，她却能在银行取款单上端端正正签下自己的名字。她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刷抖音抢快手红包是她的日常。她会微信视频给她在外的子孙，报告家中发生的大小事。她通过电视知晓天下事。她学会了使用全自动洗衣机和智能电饭煲的各种功能，把自己从日常的洗衣做饭中解放出来。母亲总是伸长脖子探出头来向外张望，想着外面的花花世界。她跟着儿女的足迹，先后到过长沙、广州、佛山、深圳和重庆等地旅游。她已能操着夹生的平江普通话和城里的儿媳妇、孙辈及邻居交流。

母亲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儿女提供的富足晚年生活，怡然自得地安享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她对死亡和活着的认知没有差别，她总说：“人死心不死，尸体焚烧会很痛。”她坚持将来她死了一定要土葬。她还说：“我不能活得太久了，若等到我的儿女都老了我才死，他们难得下跪。”母亲仍然在伺候父亲，按时给父亲做好一日三餐，安排父亲洗澡，及时把父亲的衣服洗好叠好。

父亲的乐园

父亲自始至终最喜欢种的庄稼就是老三样：红薯、油菜和萝卜。他说有了这三样，农家人就不会挨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里终于分到了一点自留地，自留地是旱地，附近没有水源，只能用来轮种油菜和红薯，每年刚好收完油菜就是种红薯的季节。

去年五一期间，我和父亲第一次一起栽下红薯苗，父亲已经老了，单就给栽下的新苗浇水都很困难了，他放苗子我培土，我再帮着浇水。初冬时节打霜后，挖完红薯，母亲和我视频说：“妹子，今年的红薯长得特别好，大小归一，表面光刷，收获了几箩筐。”我回应母亲：“你不看是谁种的啦！”

关于油菜，萦绕在我心中的始终是那一把冬雪中清香爽脆的油菜苔。种油菜是为了开花结果榨油的，父亲也舍不得摘掉太多。口感最好的油菜苔差不多都得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去采摘。2010年以前的平江，冬天总是出奇的冷，老房子下还常吊着冰铃铛，池塘水面上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哪怕就离开火炉一步，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更别提到雪地里去挖油菜苔了。我若回家过年，大年前后某个不起眼的早上，总会发现父亲戴着斗笠，穿着雨鞋，身上还沾着雪花，手上拎着一把带雪的油菜苔回来，母亲一把接过就说：“妹子，你喜欢吃的东西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所有的土地都是村集体的，没有自留地，家家连块像样的菜地都没有。我家大人小孩十一个，父母只有想着法子找点边边角角多种点菜，用以充饥。最终父母总算寻觅到我家门前的水塘护坡边还空着一点地，就开出了一个小菜园。那个水塘还有一个很革命的名字叫“民主塘”，是两个水塘贯通的，面积很大很大。园田化改造后，民主塘改成的稻田大部分分给了我二弟，差不多有两亩地。民主塘的主要功能，一是储水灌溉四周规则不一的稻田，二是生产队养鱼。每年春节前十天左右，就是整个生产队大人小孩最欢喜的日子，因为要抽干水塘分鱼了，虽然塘里只有鲢子和草鱼，鱼儿也就吃点草，个儿都不大，却是那个年代过年难得的荤菜。关于这个水塘的记忆，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我带四弟在塘边玩耍时，四弟掉塘里了，满满的一塘水，四弟穿着棉袄没有沉下去，邻里及时赶来施救，四弟只是喝了一些水，并无大碍，那年他大概三岁。父亲庆幸不幸中之万幸，倒也没有责罚我。四弟出生时，母亲因产后“中风”无奶，四弟没有了口粮。家人本已同意送给江西木瓜余家做儿子，终因爷爷反悔，木瓜路途遥远，本家未能及时抱走而告终。四弟命中注定只能做父亲的儿子，做我的四弟，他一路辗转跟随着我从长沙到重庆。

小菜园里，父亲通常只种两种菜，一种是青梗菜，青梗菜长得又快又大。除了吃新鲜的外，每当有太阳的日子，母亲会采摘下来做酸菜。家里有很多象水缸一样大的酸菜坛子，母亲做的酸菜很好吃，放点剁辣椒一炒很下饭。另外种的就是白萝卜，父亲密密麻麻撒上种子，刚分出几片叶子的时候剪掉一些，直接清炒。等再长大一些，又剪掉一些，开水烫过，再放一点剁辣椒素炒。长出小萝卜的时候，又连萝卜带泥拔掉大多数，估算好间距让剩下的长成大萝卜。收回来的小萝卜带樱子又被母亲做成了酸菜。离春节还有个把月的时分，萝卜正式到了收获季，拔出来，洗干净，按大小分成两箩筐。小的用绳子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晾干，大的会切成萝卜丁，拌盐、滤水、晾晒、拌辣椒，然后入坛做成剁椒萝卜干。每到过年的头一天上午，父亲会像变戏法似的提着半个猪头回家。这时屋檐下半干的小萝卜（平江土话cao-luo-pai）就派上用场了。父亲把猪头清洗干净，晚上就会放入铁锅慢炖。第二天大年，母亲将洗干净的萝卜加进去，一起再炖上个把小时，中午的团年饭就开席了，有队上分的鱼，多数是鲢鱼，一般用干辣椒加新鲜萝卜切片或切丝，在一个小火炉上煮着。主菜自然是猪头肉炖萝卜，这是儿时过年的标配，也是很多年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唯一能大口吃到肉的一顿饭。

五年前，我特意给父母修了一个大菜园，约有七分地，还专门挖了一个小水塘，方便父亲浇菜。去年国庆回家，父亲种的韭菜、小白菜和萝卜菜绿油油的，吃起来香嫩可口。大弟二弟种的稻谷也迎来了史上大丰收，父亲在门前晒谷坪上翻晒稻谷，脸上带着笑意忙前忙后。今年迎来了百年大旱，雨水错过了夏天，又错过了秋天。我国庆假期回家，发现菜园只有干巴巴的几根萝卜菜，小水塘已无水，没有雨水的滋润，菜园几乎荒芜了。两个弟弟的稻谷也大幅减产，父亲面无表情依着惯性翻晒着薄薄一层的稻谷。我猛然惊觉，地球变暖后，老家的冬雪已少见，父亲也已老去。也许秋日艳阳下的门前晒谷坪，能看到父亲背影的时日已不多了。翻晒稻谷可是父亲一生的挚爱，也是他最后的一点用武之地。

地球在变，时代也在变，唯有父亲一直不变。他不用手机，不看电视。他晚上八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半夜起来抽根烟。每天清扫两次院子，再在菜地里消磨两三个小时。偶尔也到二弟的店子里坐一下，听听他人闲谈，他的日子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即使浴室装上电热水器已多年，他依然故我像婴儿那样坐在澡盆里洗澡。

现在的父亲犹如一口旧时光的老钟，每天滴滴答答走着，慢慢消磨着剩下不多的光阴。如今的父亲总是低着头，他低头抽烟，低头扫地，低头在菜园劳作。他低头看着脚下的这块黄土地，他生于斯，长于斯，也终将长眠于斯。

我的父亲可真够结实的，他酗酒二十多年，每天抽两包烟，却也安然地活着！父亲的内心也是极其强大的，我奶奶去世，他能和守灵的人一起唱山歌，而且拒绝披麻戴孝。我大姑去世时，让他这个唯一的亲弟弟去烧香告别，他丢出一句“人死了，有啥好看的”，然后拒绝参加葬礼。

我的父亲，这个我奶奶的不孝子，奶奶活着的时候，他偷她的酒喝。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也很少给他们去上坟。我的爷爷奶奶也许就是他的菩萨，是他一生的守护神。让他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健健康康地活着，开枝散叶生养后代。现在的他，四世同堂，现有子女七个，孙子女外孙女十个，曾孙子孙女曾外孙五个，可谓花开满园，香飘各地。

我的父亲在酒精沉迷中从中年步入了老年，失去了他发光发热的最好年华。但父亲也抓住了一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把母亲死死地拽住，陪伴至今。他有五个儿子，风也能挡一大岸。他让最大的女儿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安享富足的晚年。现在的他稳坐钓鱼台，躺赢了他的人生。

我内心隐隐地是恨过我父亲的。他在我们最需要他的年龄，抛弃了他的责任。同时，我也是心怀感恩的，我感恩他在我最重要的人生关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感恩他的基因强大，让我拥有了一个好使的大脑，超级健康的体格和稍许好看的脸蛋；我也感恩他让我历练出无所畏惧和处变不惊的性格；我感恩他通透豁达、超脱生死的人生观，当他有朝一日和这个世界告别时，我不会感到悲伤；我感恩他的健康，让我们省去了一笔巨额的医疗费。他前半生欠我们的，都在如今的抽烟、扫地、喂鸡、种菜的日子里一点一滴地偿还。

我何其有幸，能成为我父亲的女儿。“神”一样存在的父亲，作为凡人的我是无法超越的。我愿他无病无灾走完剩下的路，最终完成人“神”合一的杰作。

2022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