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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东阳  陈伯达的一个电话，使阎红彦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1月8日，是阎红彦来到小麦峪的第四天。 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的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了电话。 秘书曹贤桢哪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说：“省委办公厅王甸副秘书长转来了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哦？陈伯达……” 陈伯达是个气度狭小的人。自从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争吵后，一直对他没有好印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攀上了江青，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首长……”曹贤桢站在阎红彦面前等待指示。 “把电话接过来！” 不一会儿，电话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是听不懂，恰巧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当“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大声吼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说罢，陈伯达挂断了电话。 阎红彦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去接见“造反派”。 周兴劝他说：“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于是，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水一饮而尽，合衣熄灯上床。 凌晨四五点钟左右，一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叫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报告说：“'造反派’冲进来了！” 曹贤桢急忙跑进阎红彦的房间，催首长赶快起床，连喊几声却不见动静——阎红彦已经去世了。死前，阎红彦紧握着双手，显得极其痛苦。 阎红彦死后，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这一消息删去了，说不用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逝世的噩耗，很快传遍云南各地。林彪等人诬蔑阎红彦为“三反分子”，下令不准为其开追悼会。可是，云南的党、政、军机关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都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追悼会。 周恩来听到阎红彦的死讯，大吃一惊。在听完王银山、郭超的汇报后，他含着泪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 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 王银山难过地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安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阎红彦生前的许多战友听到阎红彦的不幸消息，都十分悲愤。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谭震林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就指着江青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啊！我一辈子没有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人间自有公理在，十年沉冤终昭雪！ 1978年1月24日，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阎红彦的骨灰被迎回到北京。 全文完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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