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大一统帝国
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组 秦统一中国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六国后，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开驰道、直道，筑长城，巩固国家的统一。由于徭役繁重，刑罚严酷，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反秦风暴席卷全国。公元前206年，秦朝被推翻。
秦 现存残石为竖直的长方体，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临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时，修琅琊台，勒石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刻石书体为秦篆，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刻辞全文。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凿下保存，已成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秦代统一事业的重要文献。 此残石为竖直的长方体，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胶南西北）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书体为秦篆，相传为李斯所书。现残存13行87字，前2行为公元前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从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 在琅琊刻石中，秦始皇热情歌颂了自己统一中国的功绩，强调了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作为办事的准则，重申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秦二世在补刻的诏书中则强调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绩，并表示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
陶马、陶俑 秦 明器 1974年陕西省临潼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陶俑高度一为188.57厘米、一为190厘米，陶马长215厘米、通首高163厘米 除1974年以来相继发现的一、二、三号3个秦兵马俑坑外，还有尚未建成的四号坑。根据已发掘的部分资料推算，3个兵马俑坑总共约有兵马俑8000余件，其中战车130余乘，架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0多匹，各类武士俑7000余件。陶俑、陶马的大小犹如真人真马。3个俑坑埋藏的大量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是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秦始皇即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兼并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第二组 西汉的强盛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西汉前期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侵犯，通西域；实行盐铁官营、货币官铸；兴修水利，推行先进的农业技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中央集权国家进入强盛时期。
汉 西汉 建筑材料 陕西省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直径17.5厘米 秦朝被推翻后，项羽和刘邦之间展开了长达4年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战争。经过大小数十次战役的较量，最后于公元前202年，刘邦的汉军联合反项的力量，围困项羽的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省固镇县濠城乡），项羽兵败援绝，自刎而死，刘邦取得胜利，建立汉朝。“汉并天下”瓦当，就是为纪念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这种瓦当还曾出土于汉武帝时修建的建章宫遗址中。
金缕玉衣 汉 西汉 殓服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 长182厘米 汉代人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玉衣被禁用。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第三组 王莽改制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为了摆脱困境，他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使社会经济生更加混乱。公元23年，新朝被推翻。
王莽货币 汉 新朝 西汉末年，王莽当政，企图通过货币改革，摆脱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公元7年摄政期间，王莽下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以外，另外增发“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三种货币，这些货币的面值分别相当于五十、五百和五千枚“五铢”青铜钱，同时宣布禁止列侯以下携带黄金，黄金归国所有。新朝建立后，王莽于公元9年废弃与刘字有关的“五铢”、“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货币，增发“小泉直一”这种货币，与前次发行的“大泉五十”货币同时流行，并下令禁止携带使用“五铢”钱，对新货币持反对意见的流放边境。公元10年，王莽推行最为滥恶的宝货制。所谓宝货制，就是把货币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即金、银、青铜、龟、贝五种不同的币材。六名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六种货币。二十八品包括泉货六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其中泉货六品，是在“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之间增铸“壮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幺泉一十”等货币。布货是一种平首平肩、长身方足的布钱。布货十品包括“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等货币。公元14年，王莽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改用“货泉”和“货布”两种货币，并允许“大泉五十”这种货币流通。由于“大泉五十”这种货币贬值太厉害，到公元20年王莽便予以废除，专用“货泉”和“货布”两种货币。 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荒唐，各类货币比值不合理，导致货币严重贬值；币材太滥，品类太多，尤其重新使用被历史淘汰的龟、贝，徒然制造了不少矛盾和混乱 ；十余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变动过速，给社会经济生活和货物的流通带来了很大困难。当然，王莽的货币铜质绝好，铸造精致，文字工整，风格纤秀，有的还错金，在古代货币的品相方面中堪称精品。
国宝金匮直万 汉 新朝 货币 1921年陕西省西安市城西北隅汉未央宫故址出土 长6.2厘米、重41.7克、圆部直径3.1厘米 此钱上半部为方孔圆形，铸出“国宝金匮”四字，下半部为一正方体，铸出“直万”二字，文字近王莽钱文风格。钱缘流铜参差不齐，显然出型后尚未经过打磨加工，可能未正式流通，所以仅在今天的陕西西安汉城一带出土过数枚。 汉代黄金每斤值万钱，所以此钱可代表黄金一斤，即与一枚金饼等值。王莽时期金禁甚严，自列侯至庶人均不得携带黄金，铸此钱的目的也可能是用以代替金饼。关于其用途，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王莽的货币，古泉家多持此观点；一种认为是“以副符传”的“符节”，“金匮”就是“金匮石室”的“金匮”，经史家多持这种观点。 长久以来，传世实物中，只有两枚半为真品，一枚仅存上部，一枚有残，一枚完整即此馆藏钱。此钱铸造精好，文字劲秀，保存完整，遍覆绿锈，为古钱币中难得的珍品。
新朝灭亡后，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豪族大姓往往世代高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
汉 东汉 明器 1956年山东省高唐县固河出土 高144厘米 此陶楼为泥质红陶，通体施绿釉，为方形四檐楼阁式。共四层，每层构造大致相同，由一斗三升斗栱支撑腰檐和菱形镂孔平座，平座施勾栏，上有镂空方窗。 西汉时期，木构楼阁逐渐出现。受技术水平限制，当时的楼阁常采用大木实叠而成的井榦式建筑，楼的外形缺乏变化。东汉时期，木构楼阁显著增多，楼阁的框架结构和施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斗栱在重要建筑上的普遍使用，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座和出檐也都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栱支承，斗栱成为了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有的陶楼在腰檐上置平座，平座上施勾栏，既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也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座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使建筑物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富有节奏感。 东汉以后，除了满足特殊的要求外，高台建筑逐渐减少，而木构楼阁显著增多。这种楼阁合理地运用木构建筑技术，满足了功能上遮阳、避雨和凭栏远眺的要求。同时各层腰檐和平座有节奏地挑出与收进，使楼的外观既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各部分虚实明暗的对比，成为中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这件陶楼是当时木构楼阁的一个典型缩影。
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水排、脚踏纺织机等工具的发明、众多新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时代风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组 农业这一时期，政府提倡牛耕，使牛耕在各地逐渐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类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犁的基本结构已经完善，还出现了以耧车为代表的新型农具。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农业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大铁铧和装有鐴土的铁铧 汉 西汉 农具 分别于辽宁省辽阳市和陕西省咸阳市出土 铁铧为耕犁破土的锋刃，鐴土是耕犁的翻土器。西汉时期耕作技术有很大发展，鐴土与犁铧组合，构成复合装置，能将耕起的士垡破碎和翻转，更适于耕翻土地和开沟作垄。大铁铧硕大沉重，与其配套的犁架必须加大加固，整架耕犁的重量也随之增大，通常需要两头或两头以上壮牛挽拉，用于开沟，也可用来窜垡、活地，是汉代铁器冶铸业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表现。 |
彩绘铜雁鱼灯
汉 西汉
照明用具
1985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高53厘米
汉代青铜灯具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巧实用，造型多取祥瑞题材，如雁足灯、朱雀灯、牛灯、羊灯等。这件彩绘铜雁鱼灯采用传统的禽鸟衔鱼的艺术造型。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构思设计巧妙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神木、山西襄汾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汉 西汉
酒器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
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在北方迅速减少，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
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这一时期，随着纺织业的高度发展，服饰质地愈加精良。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深衣是主要的服装款式，后逐渐为宽大的袍服和襜褕所取代。舒服方便的短衣也从平民阶层走向上流社会。贵族讲究服饰的整体效果，注意鞋、袜、手套和香囊与衣服的协调搭配。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
汉 东汉
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出土
长43.5厘米、宽17.3厘米
这是一具男尸穿的袜子，用东汉经锦中织法最复杂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制成。织物经线、纬线循环交错，提花综片繁多，是由具有提花设备的织机织成。这样的提花机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汉 东汉
193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楼兰遗址出土
长23.2厘米、宽7.5厘米
汉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经组织的高级提花织物，一般可分为二色、三色和多色锦3类。西汉时，锦的最主要的产地是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省睢县一带），到东汉后期蜀锦开始出名。中原地区因为潮湿，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很少出锦，但在新疆因为气候干燥，却屡有发现。汉代的锦曾远销罗马。这只锦鞋应当是内陆织造的高贵物品，在新疆出土，正好为当时存在的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提供了具体物证。
这一时期，以五谷杂粮为主的饮食传统依旧保留，肉食的比重有所增加，菜肴的品种不断创新，炙、腌、烩、酱、煎等各种烹饪技术均已使用。
大豆万石陶仓、大麦万石陶仓
汉 西汉
明器
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金谷园出土
各高43厘米、44厘米
此两件陶仓有盖，筒腹，圆肩，平底，三兽足，腹外壁饰四组凸起弦纹，上粉书隶体题记“大豆万石”、“大麦万石”。
西汉时期，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多，麻、黍、稷、麦、豆、稻等是当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中麦的种植逐渐普遍，品种有大麦和小麦，“旋麦”(春麦）和“宿麦”（冬麦）的区分。水稻在江南各地已广泛种植，在北方种植地区也渐多，出土汉简中常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粺米等各种稻米名称的记载。豆类有大豆、小豆、胡豆等不同品种，不仅作为主食，还兼作副食和调味品。麻则指大麻，雄雌异株，雄株纤维质量好，主要用于织布；雌株产籽，籽甘润宜人，然而产量低，逐渐退出重要谷物的行列。
金谷园出土的粮仓模型，外壁有粉书隶体题记，涉及粟、黍、大豆、大麦等农作物，显示了西汉农业的空前繁荣。
献食陶俑、庖厨陶俑
汉 东汉
明器
1957年四川省重庆市化龙桥出土
高38.5厘米、38.3厘米
东汉的豪强大户，往往领有成百上千的奴婢和依附农民。奴婢没有人身自由，从事着各种繁重的劳动。这两件陶俑就是东汉时期豪强家庭奴婢劳作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宫殿苑囿规模宏大，廊院和私人园林屡见不鲜，楼阁式建筑得到发展，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房布局已基本形成，为构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奠定了基础。
绿釉陶水亭
汉 东汉
明器
陕西省西安市新筑镇三里西村出土
高54.5厘米
此陶水亭位于圆形水池中，池周围环绕人物、马、鹅等。亭高两层，四阿顶，脊端与檐角均饰禽鸟。上层转角处从四根柱上各向两侧出两挑梁，接一斗三升斗栱承檐；下层也以同样结构承起平座。上层平座栏杆内四隅，有张弩控弦的武士守卫，中有男子扬袖起舞，旁有一人抚琴、三人拍手伴歌。亭下层有梯。
汉代官僚贵戚都拥有众多的倡优女乐，平时在家中或自娱自乐，或盛邀宾客同饮同乐，竞争豪奢。这件陶水亭就是豪强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
陶水亭位于陶圆形水地之中，环绕池周塑有人物、马、鹅等。陶亭高两层，下层置梯，以登顶层；上层平座栏杆之内，四角各塑有张弩控弦的武士。亭中塑有扬袖起舞、抚琴、拍子伴唱的人物。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纷纷建起坞壁，组织部曲家兵，陶水亭上的武士像正是当时普遍存在部曲家兵的一种写照
鎏金熊形铜镇
汉 西汉
压席用具
1952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
高5.2厘米
此镇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魏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镇。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四隅，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汉镇一般用金属铸造，体积不大。为避免牵羁衣物，镇体的基本造型往往接近于一个扁圆的半球。做成动物形的，为保持器体的半球形轮廓，常采取盘踞的姿势。这二件铜镇采用汉代人们喜爱的熊的造型，把肥大的熊体处理得憨厚可爱而并不蠢笨，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驰道、开河渠，初步建立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展。交通网络的发达，车船制造技术的提高，马车、牛车和舟船等多种交通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出行更为方便。
辎车画像砖
汉 东汉
墓室内装饰图像
1953年四川省成都市扬子山出土
宽46.5厘米、高39厘米、厚5.4厘米
此画像砖描绘了汉代妇女乘辎车出行的场面。画面中，辎车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车厢为重舆，分为前、后两部分，女主人坐于后舆，御者在前舆中执策驭马。车前驾一马，正扬蹄飞奔。车右一人持杖前驱，后一侍婢手执花状物跟随。辎车多为汉代妇女所乘坐。其最大特点是车厢与车盖相连接，将车厢屏蔽，车厢两侧开窗，后方开门，车厢内可坐卧休息。对于讲究身份及仪态的显贵男子来说，一般不会乘坐辎车。
汉代辎车的车箱很严密；两侧开窗；后方开门，车盖多呈蓬形。车箱分为前、
后两部分，主人坐在后舆，御者在前舆中执马。汉代辎车主要供妇女乘坐，史书中多处记载皇帝的母亲、皇后或后妃出门必乘辎车、軿车。
陶马车
汉 东汉
明器
1955年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出土
车长17厘米、高12.5厘米、马高15厘米
汉代的车型很多。这辆陶马车车厢之顶为蓬盖形，门开在车厢后面，当时叫做“辇车”，是妇女乘坐的，故车厢有帷幕封闭，外面看不到乘坐者。
秦汉时期，科学文化有很多重要成就。造纸术的发明，使人类书写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天文、历算、地震观测、医药等领域的研究，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汉代得到确立。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开创了纪传史体裁和断代为史的先河。汉代民歌、散文、辞赋富于时代内容。
扶风纸
汉 西汉
1978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
残长7.4厘米、宽6.8厘米
扶风麻纸原料为麻类纤维，呈乳黄色，有较多的麻纤维束和尚未完全打散的麻绳头，组织松散，纸浆分布不匀，纸质粗糙，但较坚韧、耐折，是纸的较为原始的形态，不宜书写。
松塔形墨
汉 东汉
文具
1974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郊出土
高6.2厘米、直径3厘米
此墨呈松塔形，黑腻如漆，烟细胶清，手感轻而坚致，虽埋藏地下近二千年，并未剥蚀龟裂，其完整程度几若新脱模者。
秦汉时期，丸状、颗粒状、片状的墨和模制成型的墨锭开始出现。汉代用松烟中的炭黑制墨，还喜欢把松烟墨做成皴皮状以便于研磨。隃麋（今陕西千阳）自古就生长有茂密的松林，松龄较长，松树枝条中含油脂高，适宜于燃烟制墨，为汉代著名的产墨区。当时朝廷每月都发给尚书令、仆、丞、郎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中国最初用粉末状墨，至迟到西汉初开始把墨制成小颗粒状，使用时要用研石把这种墨压在砚上研磨。后来把墨制成锭状，就可直接在砚上研磨。此松塔形墨黑腻如漆，烟细胶清，手感轻而坚致，虽埋于地下1800余年，仍未皴剥龟裂，其完整程度好像新脱模者，应是当时的极品。据《汉宫仪》，汉代隃麋（今陕西千阳）制墨最为有名。此墨出土地距古隃麋不远，很可能就是隃麋之墨。
这一时期，在天文、历法与算学方面有出现许多重大的发现、发明。其中有世界上关于太阳黑子和新星的最早记录。《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比较复杂的分数算法等数学成就。《九章算术》是周秦以至汉代我国算学发展的一部总结性的数学专著。东汉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
日晷
汉
计时仪器
1897年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出土
边长27.4厘米、厚3.5厘米
此日晷为方形，用致密泥质大理石制成。晷面中央有一直径1厘米的圆孔，不穿透，以此孔为中心刻出两个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占去圆面的大部分，其余的地方未刻。辐射线与外圆的交点上钻小孔，孔外刻汉篆体1—69的数字，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据补足未刻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另在两圆之间刻有一正方形，其外刻有所谓的TLV纹，有的纹饰掩去了部分数字。
汉代主要的计时工具是漏壶，但由于漏壶中的水位和水压无法保持平衡，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往往用日晷进行校正。
其使用方法是将晷体放正摆平，在晷心的大孔中立“正表”，在外圆的小孔中立“游仪”，将正表与游仪照准日出、日入时的太阳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当日的白昼长度，使掌漏的人员据以校准漏壶的流速、调整昼夜漏刻、确定换箭日期。
这件日晷用方形致密泥质大理石制成，正表、游仪虽均己遗失，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日晷，为研究古代计时仪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旧鱼网，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这种纸原料广、成本低，便于书写，逐渐取代缣帛和简牍，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墨的制作工艺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具有一定硬度和形状的墨锭，以隃麋（今陕西千阳）制墨最为有名。
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建立，在病理研究、诊治、草药以及针灸、体育健身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其中，张仲景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世界上最先施用全身药物麻醉以及进行大手术。
金医针
汉 西汉
医疗器具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刘胜墓出土
长6.5～7厘米、直径0.12～0.18厘米
此针细长，柄方形，柄上端有小孔，针身圆形，针尖呈尖锐形。此墓共出土4枚金医针、5枚银医针，其中金医针可分为3种：三棱形的为锋针，用作放血；尖锐的为毫针，用作针灸；圆钝的为鍉针，用作点刺。此枚金医针是用作针灸的毫针。
针灸学在汉代已渐趋成熟。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银医针，与《黄帝内经·灵枢》中关于“九针”的记载约略相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经脉》中论述了人体内十一经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四川绵阳双包山2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髹黑漆的小型木人，上面以红色线条绘出经脉,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人体经脉模型。在东汉时成书的《灵枢经》中，对经脉的循行、腧穴的部位及针刺之法也都有明确的叙述。
针灸是中国古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独创的一种治病方法。金医针的发现，为研究古代针灸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针灸画像石拓片局部
汉 东汉
墓室内装饰图像
画像石于山东省微山市两城出土
长94.5厘米、宽91.5厘米、厚24厘米
石刻画像共分3层，中层是针灸图。图左面有一个人面鸟身的神医，手执医针，正为病人作针刺治疗。把医者作成鸟像，正是为了象征战国名医扁鹊。
第四组 史学、文学和哲学
史学名著《史记》、《汉书》在汉代先后问世。汉代民歌生动活泼，富有生气。五言诗开始兴起。散文、汉赋都有不少佳作。汉武帝时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东汉王充阐发了唯物主义思想。
第五组 艺术
这一时期，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对精神需求的反映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主题，石雕、陶塑、绘画等成为引人注目的艺术类型，其写实风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圉人陶俑
汉 东汉
明器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
高56厘米
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武帝“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丞相田蚡“爱倡优巧匠之属”。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这些均可为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在四川的东汉墓中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说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
击鼓说唱陶俑
汉 东汉
明器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
高56厘米
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武帝“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丞相田蚡“爱倡优巧匠之属”。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这些均可为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这件陶俑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在四川的东汉墓中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说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
第四单元 秦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秦汉时期，除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族，西北的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组 匈奴
这一时期，匈奴具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势力。秦朝大将蒙恬曾率军出击匈奴。汉朝和匈奴之间也曾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但又长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立下盟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在一些匈奴人活动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草原文化特色和汉式风格并存，反映了两族人民密切交往的史实。
三人奏乐铜带钩
汉 西汉
佩饰物
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出土
长4.5厘米、宽1.9厘米
带钩亦称“师比”、“鲜卑”、“胥纰”、“犀毗”等，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音之译，是用于扣拢腰间革带的钩。其制一端曲首，背有圆钮，形式多样。匈奴人服装一般上着直襟衣，下穿长裤，在腰间束一条有扣的革带。传统意见认为带钩最早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春秋时传入中原，但最新考古发现在山东的西周晚期墓中已出现带钩。战国至汉代带钩极为流行，成为当时男子服装上的普遍用物。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汉 东汉
印章
1979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高2.9厘米、印面每边长2.3厘米
此印为驼钮，印面篆文阴刻“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上孙家寨地处河湟之间，古代称为“湟中”之地。在秦以前，这里为古羌人的活动场所，西汉宣帝以后，成为羌人、小月氏、汉人的杂居区。东汉前期，祁连山以南卢水一带居住着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一部分越过祁连山，与湟中地区的羌人、月氏胡杂处。此印所称匈奴，即指卢水胡而言。此印为东汉中央政府赠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印文形式承自西汉宜帝以来传统，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首，署'汉'字，下为民族名，并在民族名的前后加上'归义'等封号，又常以驼钮作为这种印的基本钮式。汉代匈奴的主体并没有到达青海，但有一支起源于甘肃张掖一带的匈奴别部'卢水胡'，在东汉时已越过祁连山和青海东部湟中一带的月氏胡与羌人杂处。此印所称的匈奴，即指卢水胡而言。
第二组 东北各族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分布着乌桓、鲜卑、夫余、沃沮、挹娄、高句骊、濊貊等族。在这些地区出土的遗物，有些与匈奴同类文物相似，又往往与汉式文物共存，表明各族的密切关系。
珠饰
汉 西汉
装饰品
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
西丰县西岔沟墓葬出土的大量玛瑙、碧色玉石、绿色石、白色石、各色玻璃质的管状珠、圆形珠、瓜棱形珠、扁方、长方形或菱形的石佩，构成了当时所称东胡部族所特有的装饰风格。
鎏金神兽铜牌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1980年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出土
长11.3厘米、宽7.2厘米
此牌饰正面铸出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魏书·序记》云：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据研究，牌饰上的神兽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榆树老河深在大兴安岭以东,并非拓跋鲜卑南迁时所经之地,这里的墓群应该属于东部鲜卑。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该墓群为夫余遗存。
此牌饰为汉代鲜卑族旧物。神兽形象近似飞马，吻部有一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云，双翼上展，作奔栩状，与《魏书·帝纪·序纪》所载“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大体相合。此神兽是据鲜卑族特有的神话设计的，对研究汉代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组 西域各族
汉代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中亚在内的广大地区。西汉初年，西域一带有乌孙、楼兰、若羌、精绝、于阗、车师、龟兹、疏勒等三十六个小国，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以游牧为主。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广大地区施行管辖。
“汉归义羌长”铜印
汉
195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于什格提出土
高3.5厘米、印面每边长2.3厘米
此印为卧羊钮，印面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5字，为汉政府发给羌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汉代羌族主要包括分布在今甘肃、四川西部的白马羌、青衣羌和旄牛羌等，分布在河西走廊以南、青海东部的黄河河曲及湟水流域一带的羌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内迁金城、陇西、汉阳诸郡的西羌和内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以至三辅地区的东羌，还有分布在西域南山中的葱茈羌、黄牛羌等。从出土地点判断，此印当是汉政府颁发给西域南山某羌族首领的。
汉代在西域昆仑山北麓分布有羌族，称南山羌，它与西城其他各族都接受汉政府的统辖。
毡帽
汉 西汉
殓服
193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楼兰城筑于西汉末或东汉初，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重要一站。早期楼兰墓葬分布于罗布泊北部的孔雀河两岸，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船棺葬。因气候干燥，墓中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干尸，一般头戴缀有羽毛和白鼬皮的毡帽，身着毛织披风，足穿牛皮短靴，腰部和腕部常佩戴石珠、蚌珠或玉珠。
第四组 百越
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和南方一带的百越各族，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地区的称东瓯、闽越，广东、广西一带的称南越、西瓯和雒越。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一些具有越文化特色，许多则具有汉式特点，呈现了汉与越人文化的融合。
陶匏壶
汉 西汉
盛酒器
1957年广东省广州市龙生岗出土
高27.2厘米、口径2厘米、底径12.5厘米
此类壶仿匏瓜制成，故名，在广州地区的西汉至东汉前期墓中均有出土,尤以西汉中后期为多，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此类壶后渐被陶瓶所代替。
提链铜壶
汉 西汉
盛酒器
195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
高30.5厘米、底径17.7厘米、口径11.5厘米
战国秦汉时期，江南和岭南各地居住着众多的越人，由于他们支系甚繁，故统称“百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置郡县，汉武帝时进一步扩展为9个郡，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传入百越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件提链铜壶具有汉式特点，反映了秦汉以来越汉两族杂居，相互影晌，逐渐融合的趋势。
第五组 西南各族
这一时期，居住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部一带的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冉駹、笮都、白马等族，当时统称西南夷。其中滇族处于发达的青铜文化阶段，铜器上有很多反映社会面貌的装饰。汉朝在西南地区设郡，密切了西南各族与汉族之间的往来。
滇王之印
汉 西汉
印章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金印印文分为凿制和铸制，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抵触，在技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此金印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汉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
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第五单元 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
秦汉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呈现新局面。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自首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直达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精美的中国丝绸输往西方国家，西方的物产也传入中国。这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当时还加强同四邻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开通了从西南通往今天缅甸、印度的陆上通道，开辟了从今天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通往今天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
碧琉璃杯
汉 东汉
盛饮料器
1955年厂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
高3.4厘米，口径5.9厘米
此杯系模压成型，成型后又经过抛光，淡绿色，透明，外壁饰有两道弦纹。经分析，此杯为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成份相符。
大约在西汉武帝时代，中国船队从今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等地出发，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被运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也被运往东方各国，其中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对汉朝合浦地区的玻璃制造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合浦人从罗马人那里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陆国产铅钡玻璃的钾玻璃。这件在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器皿，是汉朝和西方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佉卢文井栏残石
汉 东汉
1924年河南省洛阳市采集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开始译佛经、立佛寺，后来传播渐广，成为一种信仰广泛的宗教。此井栏残石上刻佉卢文所记佛教僧侣活动内容的题记，是东汉灵帝年间（公元168～189年）贵霜大月氏人流寓洛阳的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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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陶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