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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毛主席大舅子,上井冈山第一人,建国后却在工地“搬砖”

 铁血老枪 2023-02-25 发布于上海

前言

“同志……同志……您是不是认识彭德怀同志啊?”

1956年的一天,陕西省委秘书长火急火燎地跑到了一处工地,冲着一个穿着朴素、满脸皱纹,看着和普通工人没啥两样的男人轻声问道。

“认识啊,井冈山时期就认识了,怎么了?”

男人放下了手中的砖头,拍了拍袖子上的灰尘,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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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回答让秘书长吃了一剂定心丸,他一把拉住了这男人的胳膊说:

“敏学同志,可找到您了,彭德怀同志来西安了,正等着您参加汇报会呢,您快收拾跟我走吧……”

原来,这个满身灰尘,跟着工人们一起在工地里搬砖的男人,竟然是堂堂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的副局长——贺敏学。

而贺敏学除了这个身份外,他还有另两个身份:贺子珍的亲哥哥、毛主席的大舅子。

那么,贺敏学怎么被分配到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了呢?

身份如此特殊的人,陕西省委的领导们怎么会不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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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贺敏学:毛主席口中的“井冈山第一人”

在江西永新县境内,有一个颇为有名的店铺名曰:“海春天”。

这家店铺虽然装修颇为老旧,可好在店主人将店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

又因店铺的地址处于几条街道的交汇之处,所以“海春天”的生意倒也称得上兴隆。

1904年的一天,县上的人们忽然发现“海春天”的门帘上挂起了红布。

原来,就在那天,“海春天”的老板娘生下了一个胖小子。

又因这孩子是长子,所以店老板一家特别高兴,这才安排伙计在店门口挂上红布,烘托一下喜庆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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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在永新县城的舞龙大会上,几个富家子弟故意将爆竹扔进了一群小姑娘中间。

几个小姑娘被爆炸声吓得花容失色,可这些富家子弟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了起来。

正欲他们故技重施的时候,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把将为首一人的衣领薅住,还没等这人反应过来,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结结实实地砸到了他的脸上。

另外几人见“老大”受了欺负,纷纷向那打人的小子围了上去。

怎料,这小子竟还有一个帮手,两人好似懂些武艺,他们四五个人竟打不过这两个小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二人“事了拂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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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经过打听,这帮纨绔的富家子弟才弄明白:

那天路见不平的小子是“海春天”的大少爷,名叫贺敏学,而帮他出头的那人则他的同班同学袁文才。

贺敏学与袁文才虽为同班同学,但两人岁数上差了六七岁。

因为年纪比班级里的同学都要大一些,所以袁文才平日里并不怎么爱讲话。

可贺敏学却不一样,他出身富户家庭,自小做事就非常张扬,因小时候学过武艺所以喜欢打抱不平,在学校里非常出名。

本来,沉默寡言的袁文才并不怎么喜欢性格张扬的贺敏学。

可正是因为这一架,让贺敏学与袁文才这两个本以为不是“一路人”的少年变成了兄弟。

两人虽然相差六七岁,但心中都有一股子热血,喜欢打抱不平,见不得恃强凌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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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贺、袁二人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但贺敏学的父亲见袁文才这小子“心有城府,目有杀气”,曾多次告诫他:要少和袁文才接触。

贺敏学虽然嘴上答应了,可实际上却依旧和他打得火热。

此后,贺敏学离乡求学在南昌考入了军官子弟学校。

毕业之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此后又引导着北伐部队来到了永新县,赶走了大军阀,成为了国民党县党部常委。

但是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右倾”越来越严重,贺敏学认为在国民党内找不到前途,所以在1927年的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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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10日凌晨,贺敏学与一批党员干部、革命群众在国民党针对永新县的一次突袭中被捕入狱。

贺敏学在狱中里用各种机会接近其他同志,并最终成功组建了“狱中党支部”,他被选为党书记。

此后,贺敏学的小妹与舅妈利用探监的机会,将袁文才已经在宁冈扯起了“造反大旗”的消息告诉了他。

贺敏学大喜,立刻给袁文才写去了一封密信,请他出兵配合永新组织行动。

7月26日凌晨,几声刺耳的枪鸣打破了永新县的宁静,永新暴动爆发了!

战斗刚一打响,牢房里的贺敏学立刻带着八十余个狱友发动了暴动。

牢房外的狱卒见这阵仗被吓得抱头鼠窜,没过一会就束手就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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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门口,贺敏学与袁文才碰了个正着,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永新暴动”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对贺敏学、袁文才所部的围剿力度。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自知敌我力量悬殊的贺敏学果断放弃了“坚守县城”。

他将四县农民军分成了三路,化整为零,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与反动派斗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革命的火种。

安排完队伍人员的去留问题后,贺敏学亲自率领一部分党员、几百名农民自卫军,跟着好友袁文才上了井冈山。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部队也来到了井冈山,并且在这里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正因如此,1954年毛主席在一次接见贺敏学时称赞他道:

“你是'上井冈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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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从安排下基层

从参加革命开始,贺敏学就一直在部队中工作。

他所指挥的战役不胜枚举,直到去世之前,他的身体里还有两颗子弹没取出来。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被突然派遣到了地方工作。

1952年8月,贺敏学被正式告知,即将前往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部副部长。

刚一接到通知,就连贺敏学本人也有点不知所措。

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自己这大半辈子都是在军队里面度过的。如今突然叫他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的。

可即便如此,贺敏学也没有和上级领导讨价还价,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在任命下达的第二天就前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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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虽然解放战争已经结束,可蒋介石集团依旧时不时地派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唯恐上海被毁得不够彻底。

在这种大背景下,贺敏学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恢复上海的正常秩序,尽快复工复产、尽快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上海滩上重建家园。

想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光靠他以及其他几位建筑部的领导当然是不够的。

所以,党中央从全国范围内抽调了8个正规师,将这些部队集体转业成了“建筑部队”。

而在这8个师的“建筑部队”中,有3个被部署到了上海,帮助贺敏学完成上海的基建任务。

有了人,一直在为建设力量薄弱而发愁的贺敏学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此后,在贺敏学的统筹规划下,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上海市区内就多出了六十万平方米的新小区,足足有两万五千户居民的住房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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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底,上海市政府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尽量在一年的时间内建成一座大型的展览馆。

原来,中央为了促进和苏联的友好交流,决定在上海举办一次大型的展览,主题则是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

这个大型展览馆,是当时上海市内最大的建筑工程。

这座展览馆不光施工难度大,在政治层面也相当重要,所以贺敏学亲自兼任了这个工程的建设主任。

工程上马后,贺敏学心系工地,常到延安中路的工地与大家促膝谈心。

他的那些话,对从战场到建筑工地的指战员们来说受益匪浅。

在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团队遭遇到了技术、天气等各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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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施工过程中,上海竟然连续下了2个月的雨,可工程竣工的期限是规定好的,工人与专家们不得不想尽办法完成施工进度;

再比如,1953年冬季上海的温度竟然达到了零下十几度,这种严寒天气翻看上海近几十年的历史也实属罕见。

但在贺敏学的领导之下,施工团队仍然克服了这些苦难,在预定期限内保质保量地让工程正式交付了。

在现如今上海市的市中心,赫然矗立着一座恢弘的建筑。

这座大厦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洗礼,如今是上海市区内最闪耀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而它就是当年贺敏学亲自监督建造的那个“大型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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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到1955年初,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往日被战火摧残的破败之景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崭新的居民小区、恢宏的国际大厦,百姓们安居乐业,国民经济终于走向正轨。

而上海之所以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与贺敏学的付出有着莫大的联系。

可是,就在贺敏学在上海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中央又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苦寒贫瘠的大西北,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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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带着“建设军”亲赴大西北

“一五计划”出台后,苏联政府按照约定向我国派遣了一批技术专家,帮助我国建设一批以军事为核心的大型工业企业,时称:“一五六项工程”。

而在“一五六项工程”中陕西省的规划项目最多,有二十四项之多,这让贫瘠且苦寒的大西北成为了当时我国重点建设的战略后方。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党中央决定:

将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大部分施工力量迁陕,与西北建筑工程局合并组成国家建工部西安工程管理总局。

而这个部门的掌舵人就是在上海做出不小成绩的贺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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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贺敏学接到命令后,立刻带着一批技术人员赶赴西安。

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颠簸,贺敏学一行终于从上海来到了西安。

感受着迎面扑来的大西北的风沙,贺敏学的内心充满了斗志。

西安工程管理总局顺利地组建成立后,一件让原华东工程管理总局的干部和职工们大为不解的事情发生了。

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论资格、能力都该考虑由贺敏学来当这个局长,可贺敏学最后居然只是第一副局长。

负责指导全局的局长、局党委书记竟然是空降的一位领导。

贺敏学对此丝毫没有介意,可他手底下的“兵”们却不乐意了,吵着嚷着要上市委给贺敏学讨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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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这些干部职工们的情绪,贺敏学一个一个的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告诉手底下这些干部,上级这么做肯定有上级领导的考虑,他是来干工作的,不是来升官的,希望大家调整好情绪.

陕西自古苦寒,工业基础薄弱,建筑行业也比较落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贺敏学带头“从头学起”,倡导党员干部、技术人员、施工人员以及广大职工人员放下包袱,重新学习建筑技术、知识。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些重点工程,贺敏学几乎一大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甚至和普通建筑工人一样搬砖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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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彭德怀来到西安视察工作,在听完省委领导关于汇报会的准备工作后,突然问道:

“敏学同志来不来?”

这个问题把在场的省委领导给问懵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彭老总所说的这个“敏学同志”到底是谁。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终于知晓彭老总说的“敏学同志”,原来就是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的副局长贺敏学。

当省委秘书长将贺敏学带到会场后,彭老总立刻站了起来,紧紧地与贺敏学握手。

谈话中,彭德怀问了贺敏学到陕西后的情况。

得知他领导的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承建了国家“一五”计划安排在陕西的几乎所有重点项目,而且绝大部分是军工项目后,彭德怀显得很高兴,亲切地说了些慰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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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988年4月26日,为了党和国家无私奉献了几十载的贺敏学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在贺老的追悼会上,全国各地总共送来了两百多个花圈挽联。

在这其中,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赖少其送上的挽联,写得非常贴切贺老的一生,挽联是这样写的:

“论英雄数公为上,为革命至死方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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